历 史 反 思
21世纪以来，部分以“青春成长”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影片中，其主题并不是为了呈现“青春期”特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而是表现独特历史背景对于青春成长的压抑与扭曲，以控诉、反思时代的荒谬冷酷。如影片《美人草》（2003）、《青红》（2005）、《高考·1977》（2009）、《我11》（2012）等。
影片《美人草》有一个“文革”的背景，看起来具有“青春怀旧”的特点，讲述的是叶星雨在特定年代对于爱情的两难选择，但其实影片也在许多似是不经意处对那个年代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当叶星雨向团部打听如何办困退回城照顾半身不遂的父亲时，团部吴干事向她讲述了流程：“得有家属所在地地区级以上的医院诊断证明，还得有你家属所在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的介绍信，还得有你申请人本人所在连队的介绍信，把这些手续弄齐以后，到咱们团里领表，领完表回去填完再到你连队，全体民主讨论通过，再交回到团里，我们再政审、批准。”这个冗长而复杂的流程，虽然吴干事说得轻描淡写，但叶星雨显然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吴干事看叶星雨长得貌美动人，还不无深意地说：“叶星雨，从今以后，你有啥不清楚的地方，有啥困难，需要帮助的，尽管找组织，啊，组织。”这样，影片让观众看到了“文革”时期个体是如何深陷于“组织”“集体”中无力自拔，动弹不得。
此外，叶星雨青梅竹马的男友袁定国，看起来憨厚、踏实、勤劳肯干，但影片却通过他的言行折射出他被打上深重的时代烙印之后如何变得机械、呆板、僵硬，失去了作为青春个体所应有的个性、激情，以及诗意和想象。
叶星雨回连队时，袁定国驾着牛车来接她，叶星雨想与他多聊聊，但袁定国催促她：“赶紧回去吧，晚上还有会。”
在路上，叶星雨吐露心声：“在家的时候我挺惦记着你们的，你呀，卫红啊，林山呀。”
袁定国马上表态：“咱们这个集体啊，是该惦记。”
叶星雨只好放下矜持，直接挑明：“我说我惦记你。”
袁定国不愿接腔，大概是觉得这是小资产阶级作风，转移话题：“一会儿到了驻地，别忘跟连里报到，就说你按时回来了。”
叶星雨一时索然无味。
在这段恋人之间的对话中，我们既看到了“爱情”在那个集体主义的年代如何显得格格不入，更看到了袁定国作为时代的标签如何成为“革命的传声筒”，失去了对于个性、个体情感的直接表达，显得麻木而迂腐。如此，这段对话不仅暗示了时代对于“爱情”的压制，更体现了时代对于个体的扭曲与异化。
影片《高考·1977》的背景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前夕，而这种“思想解放”的前兆就是“人”的解放，即不再将“人”绑定于某个无法超脱的“体制”中，个人的命运不再被“公章”所决定，不再被“介绍信”左右，而是回归“人”的自由性。影片中“火车”“大火”“书籍”的意象，与“公章”“塔楼”“介绍信”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比，分别指向“解放”“自由”与“禁锢”“压制”等意义。
影片《我11》的时代背景是1975年，地点是中国西南三线建设的某兵工厂。1975年，时代性的荒谬正接近尾声，但其统治力依然显得强悍。影片通过无处不在的标语、毛主席瓷像、大幅的毛主席油画、革命歌曲来还原时代氛围和历史真实，同时也营造出一种时代性的压抑与虚伪。因为，那些通过官方各种媒体宣传的信仰只是一种僵硬刻板、虚假空洞的许诺，人们表面上尊敬它们，但心里早就漠视它们，并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我11》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展现了那个特定年代里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提供了观照并思考那个时代的独特角度，用“童真”触摸了历史深处隐秘而暧昧的忧伤。《我11》虽然没有激烈的情节冲突，但它用限制视点制造了一种叙述的逼真性，用清冷的场景和阴沉的色调还原了那种时代性的压抑与憋闷，更用疏离的观照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谬与悲哀。因此，影片中王憨要完成的“成长”不是青春记事的意义，而是时代给他投射的童年阴影：通过陈昆放的尸体，王憨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死亡”，并开始直面这个世界的另一副面容；通过爸爸的伤口，王憨隐约知道了正直善良的人在那个时代的一无所成；在谢觉红沉默隐忍的身影背后，王憨读懂了成人世界对一位少女的摧残与伤害；在那些为一位姑娘而打群架的青年工人那里，王憨看到了真实的暴力和青春冲动的无可排遣。
当然，身处中国特定的电影审查背景下，这类电影不可能以一种激烈的姿态对历史进行高调的批判与控诉，而是以隐晦、含蓄、克制的方式对时代进行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当前以都市年轻人为主力的电影观众对于那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真正经历了那些年代的人又不是这类电影的潜在观众。因此，这类影片不仅数量屈指可数，由于创作者各种思想顾忌以及艺术表达能力的匮乏，也造成了这类影片的苍白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