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中国战争片的新变化
自2001年以来，中国电影为了适应电影市场结构性的变化，在类型样式、营销方式、创作理念等方面都有了整体性的调整。战争片也无法躲在“主旋律”的保护伞下逃避市场挑战，而是必须以新的面貌完成与时代的对话，与观众的沟通与共鸣。由是，中国战争片开始呈现出新的变化，开始思考战争的本质，关注战争中的人、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战争中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像《紫日》（2001）、《我的长征》（2006）、《集结号》（2007）、《革命到底》（2008）、《南京！南京！》（2009）、《辛亥革命》（2011）、《金陵十三钗》（2011）等影片都呈现出与此前同类型影片明显不同的气质与特点：
1.宏大叙事的野心逐渐消退。
在“十七年时期”，《南征北战》（1952）、《红日》（1963）等影片都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呈现战争全貌的野心。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后来的《七七事变》（1995）、《大决战之辽沈战役》（1991）、《大决战之淮海战役》（1991）、《大决战之平津战役》（1992）、《大转折—挺进大别山》（1996）、《大转折—鏖战鲁西南》（1996）、《大进军—解放大西北》（1996）、《大进军—南线大追歼》（1997）、《大进军—席卷大西南》（1998）、《大进军—大战宁沪杭》（1999）等影片都力图凸显史诗气质，所欲完成的是对特定战役或者历史事件的全景式还原，对于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力求有史实依据，从而使影片彰显出“革命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样式特点。由于这些影片的创作都有政府背景，影片的市场回报从来不是创作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影片的历史感、教育意义才是它们横空出世的初衷。由于影片的这种创作定位，使得这些影片虽然显得极为厚重和真实，但大都缺乏一个情节剧所应有的集中流畅，甚至部分影片没有焦点人物，没有核心事件，多是一些历史场景的平行剪辑、交替出现，观众需要具备一种历史性的视野才能通过这些类似碎片化的历史场景拼凑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也需要对历史人物性格、生平有基本的认识才能对影片中那些如走马灯般上场下场的人物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些影片作为“主旋律影片”虽然历史文献意义和教育意义都极为突出，但在观赏性上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
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社会资本投资拍摄的战争影片开始有意识地远离“宏大叙事”，而是选择历史画卷中某一个细节、某一个局部，从而达到横截面“散点透视”的历史书写效果。这种艺术处理策略，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制作成本，使影片可以不需要调动大量的部队和物资，只需集中于少数几个人物，少量几个场景就可完成影片的创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人物集中”和“事件聚焦”使得影片情节更为紧凑凝练，能够以小切入口和深刻呈现吸引观众。
2001年冯小宁导演的《紫日》，仍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背景，但影片并没有多少战争场景，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而是围绕着三个身份和民族迥异的个体，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空间里，展开心灵交流的故事，探讨战争中的人性。虽然，影片用一种刻意的方式展开人性的探讨显得有些空洞，对于战争的背景虚化使影片显得空泛而虚假，但影片至少代表了一种艺术创作的新路径，即在一个更加微观的视角中关注宏大视野中被忽略的那些历史真相和人性真实。
这就可以理解，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战争片很少用宏大的历史事件作为片名，而是尽可能地突出“个体性”与“微观性”，《我的长征》（2006）、《我的战争》（2016）就是生动的例证。《我的长征》从“我”的视角来书写长征，使影片体现一种亲历性和个体性，使观众能够准确地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认同，并借助人物的视角去观察长征中伟人的风采，去亲历长征中的生离死别，苦难与成长。相比之下，此前的《长征》（1996）就是一种宏大视野，试图对长征的过程进行全景式的还原。《我的战争》的历史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但影片没有记录历史的野心，甚至连《英雄儿女》（1964）般的豪情都没有，而是关注战争中几个人物的命运，以及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个体化”的视角变迁，使得近年来中国战争片更亲切和感人，观众能够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追随主人公、主事件，同时也卸下了掌握历史全貌的重担，可以用更加放松的心态进行观影。
2.戏剧式结构渐成潮流。
电影对战争的书写可以有叙事式客观再现，传奇式命运表现，也可以有反思式理性思考与诗意抒情化的咏叹与歌颂。而且，在战争片中，戏剧式结构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让人物去完成一个特定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设置各种极富挑战性的障碍，可以极大地调动观众的观影积极性，也可以使观众在对核心悬念的追随中被剧情所吸引，同时还可以使影片具有集中而紧凑的剧情，使影片的娱乐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国此前的许多战争片虽然也不乏戏剧式结构，但常常因宏大叙事的野心而醉心于历史文献式的记录，追求多线并进式的交叉结构，将历史在场的多个阵营和几路人马通过平行蒙太奇的方式交织在银幕上，希望观众能由此对历史事件或者重大战役有一种全景式的扫描。此外，中国此前的战争片也不乏散文式结构和小说式结构。在这两种结构中，创作者要么通过事件的累积营造一种气氛，表达特定的情绪（散文式结构），要么通过事件的流程来刻画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呈现人物的成长轨迹或者命运历程（小说式结构）。
从艺术评价的角度来看，几种情节结构方式各有优劣，但戏剧式结构显然更适用于战争片。历史上一些极具观赏性的战争片也多采用戏剧式结构，如南斯拉夫的《桥》（1969），全片围绕游击队如何炸毁被德国人重兵把守的桥梁而展开情节的。美国的《遥远的桥》（1977）则表现盟军争夺德国人占领的桥而展开的军事行动。还有《U-571》（2000，美国）的核心情节是一队美国人如何驾驶一艘出了故障的德国潜艇躲过德国人的追杀，回到安全地带的惊险之旅。
近年来，中国的部分战争影片也开始尝试使用戏剧式结构，用紧张的悬念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来招徕观众。《诱狼》（201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影片并不试图表现八路军在山西的战斗经历，而是选取了其中最具传奇性的一段情节，即八路军“狼诱子”曾雍雅如何与阿部规秀斗智斗勇，将他一步步引入伏击圈，并最终让阿部规秀命殒太行山上。《刘老庄82壮士》（2013）、《勇士》（2016）等影片都有一个核心事件，或者是新四军一个连82人如何掩护大部队转移（《刘老庄82壮士》），或者是红军如何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走完240里山路并飞夺泸定桥（《勇士》）。因它们关注单一目标的达成，从而使影片具有强烈的悬念和激烈的冲突。
3.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怀开始逐渐凸显。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集体本位”的国家来说，战争的指挥、战争的进程都离不开集体领导与集体努力，向来不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在战争的背景下，过分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必然伴随着对集体力量的削弱，甚至因过分夸大个人的能力而违背战争的真相。但是，从观影的心理机制来说，“认同”心理非常重要，观众必须通过建立对人物的崇敬、理解、同情，才能对他的命运产生关切，对情节的发展产生好奇，并在人物成功或失败时投入情感。在一种集体的氛围中，观众很难对一个抽象的“集体”产生认同心理，从而容易导致观影过程过于疏离。
近年来，中国战争片也开始塑造极具个性和人格魅力，而且有着突出个人能力的英雄形象。这些个人英雄以前常常被淹没在群像之中，或者其光芒被领袖人物所遮蔽从而无法展示。现在的创作者开始将他们从群像中凸显出来，从领袖人物的阴影之下走出来，成为电影舞台的前景人物，成为情节的直接推动者，当然也成为观众的关注焦点。
在《战狼》（2015）以及《战狼Ⅱ》（2017）中，我们看到了类似于美国的《第一滴血》系列（1982，1985，1988，2008）的个人英雄。在《战狼》系列中，冷锋作为一名特种兵，不仅有着过硬的军事素质，而且极富个人魅力。在《战狼》中，冷锋对龙小云那种爱慕与挑逗，带着一点痞气，甚至有着一种挑衅与示威般的示爱，在战争的间隙也不忘与龙小云调情，让观众看到了更具烟火气息的特种兵，也看到了一个更为亲切的英雄。在《战狼Ⅱ》中，观众一方面看到了冷锋对龙小云的痴情思念，又在他与美国女医生的相处中看到了那种举重若轻的优雅，凌厉强悍的阳刚，更看到了铁汉柔情的一面。
4.对爱情戏的处理更加坦然和从容，并将其视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视为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
此前中国的战争片由于与“主旋律电影”的天然亲近性，除了部分影片因小切入口而可以在惊险、传奇、童趣等方面有所探索之外，大多数影片的立意都是为了表现一些宏大的主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军事面貌、军事才能、抗日意志和优良作风，甚至是为了证明人民战争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在这些影片中，“爱情”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亲情”也常常被一个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而被忽略或置换。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战争片在主题的表达上越来越克制，不再高调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是希望通过一个更富戏剧性的情节，一个更具感染力的人物，来表达一个更加平实但也更加感人的主题。由此，“爱情”也开始成为主人公必然会遭逢的一种情感经历甚至是情感考验。
在“十七年时期”的战争片中，“爱情”常常被视为一种个体性的情感追求，从而与集体性的政治理想产生冲突，并在境界的对比之中显得自私而狭隘。在近年来的战争片中，“爱情”已经成为更加日常性的人生内容，也成为调剂战争氛围的必要手段。而且，通过“爱情”的桥段，还可以刻画人物作为战士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即具有正常人性人情的普通人。
在影片《诱狼》中，除了情节主线之外，影片也在曾雍雅与张英之间建构了一种隐约的爱情关系。而且，两人的爱情符合经典爱情片中“欢喜冤家”的情节类型，即两个原本相互排斥甚至互相讨厌的男女，通过一段共同的经历，从相互了解到渐生爱慕。但是，《诱狼》在处理这两个人的爱情关系时，仍然显得有些保守，最后让张英突兀地牺牲，从而避免让“爱情”冲淡战争的庄严。在《百团大战》（2015）中，创作者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也铺陈了八路军女政委梁山与姚尚武之间互生情愫的过程。可惜，影片为了不让爱情线索冲淡战争主线，让梁山为了保护姚尚武而被飞机炸死，使得这条爱情线索因展开不够、中断突兀而显得多余。
2014年的谍战片《触不可及》中，核心情节是地下党员傅经年与舞蹈老师宁待之间的爱情故事。傅经年因为职责，一次次与宁待错过，并最终有缘无分。影片在波谲云诡的战争背景下强调使命与个人爱情之间的冲突，并让人物为成全使命而牺牲爱情，颇有让人动容的力量。虽然影片的立意仍然高调，但两个有情人之间兜兜转转中一次次错过的情境仍然让观众见证了这份爱情的深沉。还有《我的战争》中，观众除了关注战斗的进程，恐怕也对里面的几段爱情印象深刻：个性粗犷的孙北川与性格爽朗、嘴硬心软的文工团团长孟三夏在共同经历了战场的生死考验之后，两人内心的柔情被唤醒。与此同时，孙北川的好兄弟、司号员张洛东其实也对孟三夏暗生情愫。还有文工团员王文珺，用自己的生命向恋人刘诗文诠释了信任和支持。
在中国此前的战争片中，对友情的处理一般是从淳朴真挚的战友情出发，对亲情的处理一般也是置于战争的对照之中，以增加温情场面为目的，而对爱情的处理更是谨慎而空泛，甚至付之阙如。这对于刻画真实可感的人物来说未免显得狭隘。当然，我们并不赞成把战争片的“战争”特点弱化，甚至以战争为背景，只为上演一场爱情戏码（如美国的《珍珠港》，2001），但我们同样没必要忌讳对爱情的正面表现，更没必要回避爱情对于丰富剧情、丰满人物形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