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爱情电影的变化
21世纪以来，华语爱情电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这种变化，既是制作环境、制作体制的变化所致，也涉及创作观念的转变，更是受到特定时代思潮的影响所致。具体而言，21世纪以来华语爱情电影中爱情形态与爱情伦理的新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调爱情的自我感觉而非世俗的伦理观念，突出“主体性”和“个体性”。
纵观中国百年的电影史，爱情从来不是仅仅关乎个体的一己私情，而是必然与各种伦理观念、现实环境相关联，许多影片也正是通过爱情中天然具有的社会性和伦理内涵而去折射特定的时代语境，或者通过爱情过程中高尚、卑下的行为来映证人性的光明与阴暗。但是，在21世纪以来的爱情电影中，爱情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单薄，爱情似乎仅仅关乎男女之间的吸引、渴求，进而可以脱离现实社会和世俗环境而存在。甚至，有些影片刻意回避爱情的社会价值判断，而是深入探询情感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情感本身对于个体而言的生命感受和存在意义。
例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5，导演徐静蕾）书写了一份不求回报，执迷不悔的爱情，这份爱情因为男人的浑然不觉而更显其可贵。对于影片中的女人而言，爱情未必需要回报或者回应，而是可以“我爱你，但与你无关”。因为，“我爱你”仅仅是“我”的情感表达，它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自然的甚至生理性的情感涌动，它关乎的是“我”的生命激情，是“我”对于世界的另一种渴求和想象，它事关“我”的生命感受和人生完整。因此，这份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求偶”或者“生育”，而是个体在追求人生完满路途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个体需要通过这份“无望的爱”去深切地体验“爱”本身的全部感受，需要通过这份“不求回报的爱”去见证自我的高贵，甚至需要在这份“此生不渝”的爱情中超越对于爱情对象的仰视进而完成自我的重新发现和体认。这样，影片中飘浮的主要是一种怀旧的气息，一种抚慰的意味。因为，在一个真情已退位，爱情黏滞于现实而没有轻灵的飞翔，人心沉溺于俗世享乐而没有超拔的追求的现实世界里，这样一份纯净得近乎脆弱和虚幻的爱情是如此让人感动，又如此让人痛心，让人在为这份无望的爱伤怀时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幻觉。
影片《爱情的牙齿》（2007，导演庄宇新）中，钱叶红对于爱情的担当具有一种常人不及的豁达和坚韧，她所有的爱情经历都留下难以磨灭的身体伤痛使她永远铭记。她和已婚中年男人孟寒同居的日子里，可以忽略世人的偏见，可以在意外怀孕之后以轻松自然的态度自己堕胎。甚至，在时过境迁之后，与那个没有担当的男人意外重逢，女主人公仍然没有从道德上去否定他，鄙视他。因为，在那份爱情中她是主动的，是热烈的，这份爱情的完整并不需要一个婚姻的归宿，或者一个男人的牺牲，而是在“爱”的过程女主人公已经完成了对于“爱”的认识，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于男人的认识。在这段不符合世俗道德的爱情中，女主人公体现的不仅是勇敢和洒脱，更是在“爱情重伤”中完成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必要考验。
在影片《一场风花雪月的事》（2013，导演高群书）中，吕月月与金正熙之间的爱情更具有“惊世骇俗”的意味：作为一个警察，吕月月爱上了犯罪嫌疑人，并背叛同为警察的男友；在遭到同事们的误解之后，她却辞职并独自生下了金正熙的孩子。吕月月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无法用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去指责，而应放在一个主体性日益张扬的背景下去理解并尊重。因为，在吕月月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爱情本身的复杂性和身体感觉的正当性。在情感互相吸引之后，个体必然抛却种种现实的羁绊去追寻内心的召唤。或者说，对于吕月月而言，在逃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以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女人去体认与金正熙的爱情。而且，对于这段“孽情”，她没有表现出羞耻和自责，而是勇敢去面对，尊重内心的情感。
通过上述三部影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爱情电影中，爱情似乎越来越脱离社会情境而转向个体的身体和内心，爱情似乎越来越摆脱各种道德或世俗的约束而走向纯粹。在这种转向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个体性的张扬和主体性的彰显，其社会意义正是个体对于内心感受的重视和尊重。
2.营造一种具有超越性（超越现实、情欲、世俗偏见）的纯粹之爱，以抚慰观众内心的匮乏，呼应现实生活中爱情的苍白与脆弱。
关于这类爱情电影，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如《云水谣》（2006，导演尹力）、《理发师》（2006，导演陈逸飞）、《凤凰》（2007，导演金琛）、《不能说的秘密》（2007，导演周杰伦）、《李米的猜想》（2008，导演曹保平）、《爱有来生》（2009，导演俞飞鸿）、《康定情歌》（2010，导演江平）、《山楂树之恋》（2010，导演张艺谋）、《星空》（2011，导演林书宇）、《最爱》（2011，导演顾长卫）、《秋之白华》（2011，导演霍建起）、《第一次》（2012，导演韩延）、《分手合约》（2013，导演吴基焕）……
影片《山楂树之恋》（2010，导演张艺谋）就极力打造“史上最纯洁的爱情”，影片中老三和静秋的爱情已经超越生死，成为生者心中永恒的怀想，成为世间的不朽传奇。因为意外，或不可预知的命运，老三撒手而去。这是这份爱情的悲情结局，也是这份爱情因此永远美好的原因。—影片和观众都不愿看着一份纯净之爱在日常生活中日渐褪色，日渐庸常和恶俗。而且，因为离丧，老三反而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不能等你到25岁，但我等你一辈子”。影片中山楂树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乃至一种纯情的退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具有一种怀旧的品质，它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浮躁功利的年代里昭示出真情与纯情的价值。老三与静秋之间的那份深情，正因为其高贵与脆弱，将成为现代人可望不可即，但又永远渴慕的精神指标。
甚至，一些“主旋律电影”中的爱情也出现“泛悲剧化”的“苦情”倾向，似乎唯有爱情的不完满才能见证爱情的可贵、坚贞的纯度，进而使这份“不完满”但又完美的爱情成为观众心头永远的念想和精神上永远的渴求对象。在这些“主旋律电影”中，常常让一对相爱的人受尽磨难、生死相隔又坚贞守候，如《黄河绝恋》（1999，导演冯小宁）、《云水谣》（2006，导演尹力）、《沂濛六姐妹》（2009，导演王坪）、《唐山大地震》（2010，导演冯小刚）、《康定情歌》（2010，导演江平）等。
影片《云水谣》中有四个为了爱情而终生守候的男女（陈秋水、王碧云、王金娣、薛子路），他们或者为爱痴情，守候一生；或者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或者为了爱情默默等候，终其一生。尤其是王碧云对陈秋水的坚贞守候，令人感动，并令现代人自叹不如。虽然，陈秋水最终与王金娣结婚，但前提是王金娣改名为“王碧云”，并且用不逊色于王碧云的热情与执着打动了陈秋水。在结婚之夜，王金娣对陈秋水说，“王碧云在天上，她照顾不了你，我替她照顾你，在你身边，照顾你一辈子……你要真爱王碧云，你就爱我吧，我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照顾你，替她，好吗！”王金娣还对着不知身在何处的王碧云遥寄情思，“姐姐，他一直在等你。是我不让他等了，对不起……今生今世他要见不着你，来世……来世我一定陪着她去见你”。相较于王碧云用一生去等待陈秋水，薛子路也用不变的热情痴迷于王碧云。最终，这两对恋人都天水一方，生死相隔。
《云水谣》中的人物将爱情视为一种信念，一种信仰，显得真挚、深沉而唯美，并反衬了当下社会现实中爱情的苍白、易变、功利。影片中王碧云的侄女王晓芮是当代女性的代表，她活在一个“善变”的年代里，她的世界更为广阔，选择更为自由（影片中她自如地从纽约来到新加坡，又来到中国香港、上海、中国台北和西藏），但也因此容易遭逢“轻盈”，找不到令自己心仪一生的情怀和感动，她渴望的仍是她姑妈那样的爱情：一生一世，生死不渝。
再如影片《康定情歌》（2010，导演江平），它以新中国初期，解放军李苏杰跟藏族女孩达娃海枯石烂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时空的阻隔、历史的动荡和人为的破坏中，两位主人公怀揣着这份纯洁美好的爱情长达60年之久，但最终生死相隔。尤其令现代人扼腕的是，两人都一生未婚，守候或祭奠着60年前的那份感情，践行着60年前的那个承诺。同样，影片中也设置了一个现代女性婷婷，她作为新时代的都市女孩，对于爱情的表白更为直接和勇敢，似乎没有什么外在的障碍可以阻止她对爱情的追求，但影片却暗示在一个自由的时空里爱情真正的困难在于心灵的契合与情感的相通，以及一生不变的忠贞。
这些带着缺憾但又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正反衬了现实中爱情的苍白、短暂、功利，观众似乎只有在对完美爱情的缅怀和祭奠中才能重获对于爱情的信心，并重新想象爱情的美好与温暖。而且，在这些爱情中，男女主人公凭着一腔深情，可以超越历史、时空、现实羁绊，同样是将爱情成就为个人终生的事业。这些爱情中的历史和现实背景，都只是为了衬托爱情可以超越时代而永恒的力量。
3.正视“情欲”在爱情中的作用，呈现爱情本身的复杂情态。
在中国以往的爱情电影中，一般都极力淡化“情欲”的因素，这除了电影审查的考虑之外，恐怕也与创作者的爱情观念有关：爱情关乎情感的共鸣、心灵的吸引、情投意合的默契，而不是肉欲的沉醉和迷失。或者说，对于中国爱情电影来说，“情欲”似乎只与婚外性生活有关，而绝不能玷污神圣的“爱情”和婚姻。但是，从爱情本身的考量来看，外表的吸引或者性感度的彰显又确实是“一见钟情”的爱情的首要前提，尤其对于“造梦”的商业爱情电影来说，缺乏性吸引力的爱情很难与“浪漫”“美好”相提并论。
虽然，在21世纪的华语爱情电影中，“情欲”的因素仍然只有若隐若现的出场，但其意义却在某些影片中得到了确证和正面肯定。例如，影片《色·戒》（2007，导演李安）中，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情感之间，“情欲”就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最初，王佳芝和易先生的男欢女爱仍然出于“工作”的需要，是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工具和武器去完成“爱国”的壮举，但是，在多次投入的肉体欢愉之后，王佳芝的身体感觉被唤醒了，作为一个女性的肉体渴求被激发出来了，她和易先生都在这种完全坦诚、完全私密的性爱中获得一种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松弛。在那些时刻里，他们都暂时远离了政治和信仰，而是恢复为两个单纯的男女，两人在动荡不安的时世里绝望地从对方身体攫取温暖和温情，两人在身体的全心投入中体验一种自我的存在感和瞬间的安全感。
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中，吕月月也是在内心的召唤下，在身体的感觉中沉醉，并抛却了世间的道德和作为警察的职责。因此，无论是在王佳芝还是吕月月身上，都可以看到影片对于女性感觉、女性意识的尊重与理解。这也再次说明，在21世纪的部分华语爱情电影（将这两部电影定义为爱情电影都有些牵强）中，“爱情”需要操心的已不再是现实的道德或伦理秩序，对爱情对象的考察甚至也很少从性格、能力、品质方面来立论，甚至也淡化对爱情对象金钱、权力、地位的衡量，而是从女性的身体和内心感觉出发，完成一场“私人的、纯粹的爱情”。
如果从更为宽泛的文化角度来分析，《色·戒》中的王佳芝还经历了一个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的觉醒过程。王佳芝最初答应色诱易先生，她的身体被当作“抗日救国”的工具和武器，不主张有个体性的情绪流露。后来，王佳芝在与易先生有了肉体之欢之后，身体的感觉似乎开始苏醒，并最终依从身体的感觉作出了选择，叫易先生“快走”。王佳芝的变化，实际上也暗示了身体感觉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但也是偶然的、瞬间的、片段的。
确实，“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伦理的品质之一”[5]。在这种伦理背景下，个体身体回到了自身，没有需要操心的他者关系，没有让人难过的与过去或未来的时间关系，而是依身体感觉的自然权利为自己订立道德准则，将社会的人伦秩序感觉化。但是，影片中的人物可能没有想到，所谓自由伦理不是自我放纵，而是个人承负自己的伦理抉择。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自由伦理中，也需要用理性的良知、意志的向善来引领自己。对此，王佳芝和吕月月似乎都准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