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好，阅读滋养心灵
一、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知识从被接受到被传播被组织被创新，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学术、文化和科学的进步，让人类生活在一个不断向着和谐美好境界进取的社会之中，“止于至善”。[1]而书籍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人类知识的首要载体和主要渊薮。王余光在《中国文献史》自序中指出：“作为人类知识载体的文献典籍，它不仅记录着人类的过去，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因此，学者们总力图从中推演历史的轨迹，并解释历史的成因；也希望从中探寻先民的古训和文化的传统，为新时代的价值观念确立基础。文献作为人类文明的卓越创造物，它的发展进程也可表明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和人类知识与理性增长的过程。”[2]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阅读是我们获取知识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书籍的重要性，说到底，其实是阅读书籍的重要性。书籍只能通过人们的阅读，才能发挥其价值，体现其意义，将书本知识真正转化为精神力量。不同的书带来不同的知识，更能塑造人的性格。“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大众耳熟能详的劝学名句，出自培根《谈读书》（Of Studies），经我国著名翻译家、英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王佐良教授之手翻译，形神兼备，读起来朗朗上口，别有韵味。
我们不妨来品读一下全文：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慕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做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慢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3]
《谈读书》译成中文不足七百字，却广为传颂，许多读书人从中深受启发。读“史”明智，读“诗”灵秀，“数学”周密，“科学”深刻，“伦理学”庄重，“逻辑修辞之学”善辩，一句“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作总结，大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意。同时，培根不仅仅认识到读不同的书籍可以养成不同的性格，也认识到缺少什么样的素质则应该读什么样的书籍弥补，即有针对性地选择读物。
我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荀子平生博览群书，于读书治学颇多精辟之言，其名篇《劝学》较系统地论述了读书学习的理论。文中阐述道：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学习究竟应从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答：按其途径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记》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这样长期积累，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到死方能后已。对于不同类别的书籍，荀子总结道：《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心声的归结，《礼记》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要学到《礼记》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道德的顶峰。《礼记》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读书须得博采众长，才能“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读书之道中西各异，但书籍在对于人的才能、性格和精神的养成这一点上，古今中外学者有不约而同的一致性。一个人的一生有限，不可能事事经历，也不需事事经历。阅读便是获得知识、丰富阅历的重要途径。阅读可以驰骋古今、视通四海，与智者交谈、与伟人对话，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
二、腹有诗书气自华
孔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温文尔雅、博学多才自古就是读书人向往的气质和追求的目标。涵养儒雅之气，对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不仅可以增长知识，还可以提升精神境界与气质修为。这句话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轼写给朋友董传的一首留别诗《和董传留别》：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
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
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董传曾与苏轼相从。董传当时生活贫困，衣衫朴素，但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平凡的衣着掩盖不住他乐观向上的风骨。苏轼在诗中既称许了董传的志向，同时预祝他黄榜得中。“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重心在于“自”，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
一个人的智慧、修养与气质，往往跟长期、大量的阅读是分不开的。“读书的功用在储知蓄理，扩充眼界，改变气质。读的范围愈广，知识愈丰富，审辨愈精当，胸襟也愈恢阔。”[4]美学家朱光潜如此论读书的作用，阅读首先丰富知识开拓眼界，从而提升处世及工作能力，并进而外化于行，养成志存高远、厚德载物的从容与大气。
与苏轼同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有语：“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梁实秋在《漫谈读书》中分析其中因果关系：
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5]
梁实秋文中所提到的“书卷气”，通常被用来形容读书人所具有的独特气质。这是个地地道道的褒义词，代表一种高雅的气质和风度，可具体表现出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进退有度、言行有节、处变不惊、理性斯文、从容不迫等气质，让人们无限神往。
“书卷气”一词，原本是古代书籍装帧理论里的概念，后被演化成为书法、绘画等艺术活动中所体现的文化底蕴，表现为气、神、韵、趣诸种情致与境界。可视为是与“商业气”相对应的气质。晚清学者陈其元有言：“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则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原是就书法而论，但因其植根于“敦品励学”，这就道出了根本，因而对读书人而言具有参考性。[6]
坐拥江山、万人之上的古代帝王也钟爱书卷之气。乾隆皇帝“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他称自己为“书生”，还强调“王大臣为朕所倚任，亦皆书生也”。并认为“书气”二字尤为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7]人如果没有读书造就的儒雅浩然之气，就容易表现出粗野庸俗之气、商贾狡诈之气。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对儿子们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8]曾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教育、文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得不说与其重视读书、以更高远的格局看待读书的理念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