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阅读的冷与热

第二节 历史阅读的冷与热

一、走向大众的历史

历史是一门很奇妙的学科，有时门槛很高，居于庙堂之上艰深难懂，有时却又平易近人，街头巷尾都能说道一二。中国的史学非常发达，发端极早，源远流长，早在夏商时期就已正式设立史官，记录时事。而另一方面，史学走向大众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学者研究，早在先秦时就有面向大众的通俗性讲史活动，将专业精深的史学普惠众人。[23]到了商业发达的宋代，通俗讲史活动的商业化水平也大幅发展，可以说形成了一门产业。[24]直到今天，历史与大众的交流从未间断。

在谈大众历史阅读之前，需要先厘清几个概念，即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粗略看来，这几个概念的涵义有些相近，都是与学院派史学相对的概念。通俗史学即“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并且“带有很大的原生性质，和俗文学分不开。……常常保留许多古代和近现代的民间传说，以及民间对历史、对刚过去的现实的看法或评议”[25]。通俗史学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有趣易懂，缺点则是范畴较小，立意不够高远，“有强调史学的娱乐作用而忽略史学对社会建设高层次功能之倾向”。如果不加以注意，容易被“香艳”“八卦”等因素占据。[26]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学会会长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曾说道：“把历史看作对曾经存在的现实的一种节略的、不完美的再现，看作一种为满足那些以史为鉴的人的需求而对不稳定的记忆模型所做的重新设计和粉饰，既无损于历史的价值，也无损于历史的尊严。我们所能完成的目标是有限的，我们的贡献也只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意义，但这并不影响对我们的劳动做出高度的评价。”因此他在1931年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就职演说中，提出“人人都是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观念，强调每个人皆有其对历史的主观。[27]1973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创办杂志Public Historian, “public history”的观念逐渐发展起来。2003年，台湾中兴大学周梁楷教授将“public history”的观念引进中国，将其翻译并扩充为“大众史学”。它包括大众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ublic）、写给大众阅读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public）和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history by the public）。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大众阅读。[28]大众史学突出了“大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缺点则与通俗史学类似，难以体现历史学的高度和对社会的规划作用。

“公共史学”是对“public history”的另一种翻译，美国学界对“public history”的定义也存在争论。20世纪90年代，学界综合各方给出了一个定义，即：“公共史学通常指的是史学家在学界以外从事的与历史相关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或与公众一起再释和重现历史的工作。”公共史学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形式，既面向大众，又注重历史观念和意义的构建，科普与专业价值兼具。“真正体现了‘人人都是史学家’的观念，模糊了职业史学家与非职业史学家、学者和公众的界限；在和学院派史学的关系上，既较为清晰地将彼此分野，又显示出二者的紧密关系。”[29]

总而言之，史学一直在探索发掘走向大众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保证原本的社会价值。从现实情况看，史学贴近大众的探索一直没有中断，但是如何保证史学的专业性，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构建史学观念与意识，寓教于乐，却实实在在是个难题。

二、大众历史阅读

近年来，历史类书籍再度成为大众阅读的新宠儿。虽然曾经历过低迷时期，但历史类书籍基本长期在畅销书榜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6年，随着《百家讲坛》节目的大热，《易中天品三国》一书首印一举推出了55万册。同年，《明朝那些事儿》在天涯论坛连载并创下近2000万的点击率，一下将史学带进了大众视野。此后，梅毅《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曹昇《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等通俗史学书籍层出不穷。大众历史阅读的取向以“有趣”“通俗”为主，呈现娱乐化、“轻学术”的特点。

互动出版网历史类畅销书排行榜

从几大网站历年历史类畅销书排行榜可以看出，早几年的大众历史阅读“通俗化”程度非常高。无论是易中天等知名学者，还是以当年明月为代表的民间写手，其推出的作品都力求通俗、亲民、趣味，意图用一种大众感兴趣的方式来讲述历史。这种“趣”说历史的风格对后来的历史类书籍影响不小。这类历史图书叙事性强，阅读起来轻松愉快，在保证引用史料客观真实的前提下，也能正确了解不少历史知识，受到读者推崇。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即便不考虑史学的社会价值，部分图书本身的质量也堪忧。热潮掀起后，出版社争相跟风出版通俗历史读物，难免鱼目混珠，内容同质化、粗制滥造的弊端实在难被掩盖。对于非历史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讲，由于甄别能力欠缺或者不佳，阅读者的史观势必受到影响，有所偏差。由于出版的是非学术类书籍不需要学术界评判，即使科班出身的作者，也可能在专业和严谨程度上自我放松，甚至忽视历史的尊严，造成了历史类图书一度淡出畅销行列。

可喜的是，史学阅读重回大众视野，通俗历史读物仍然广受欢迎。2013年森林鹿《唐朝穿越指南》出版以后，又掀起了一波穿越体叙史的热潮。《先秦穿越生存手册》《秦朝穿越指南》《清朝穿越指南》等类似书籍层见叠出。从特征看，穿越体可以说与当年《明朝那些事儿》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以史料为基础，用小说的笔法，重构古代人物生平、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图景。其次是漫画类历史图书开始流行。比如“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半小时漫画世界史”系列、《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等作品，以漫画的形式讲述简史，画面可爱，内容精练，阅读起来十分轻松，阅读时间又短，能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娱教兼收，很快成为大众新宠。另一方面，史学本身的沉稳、专业气质也在逐渐回归。许多出版社的策划也不再一味追求“趣”说以求畅销，而是精选专业历史书籍，选出一批既不失学术性，又不至于具有太高门槛的史学著作，给予推广策划，从市场反响看，效果不错。这一转变过程甚至可以在同一作者身上看到。熊逸，一位通晓中西方历史并且对中外政治、哲学、社会学颇有研究的作者，2006年推出《周易江湖》和《孟子他说》系列丛书，便是用小说、大话的写法讲述思想史，研究扎实，文风趣味横生。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数本关于思想史的书籍，虽然也不乏《八戒说禅：〈六祖坛经〉新释》这样仍然比较诙谐幽默的作品，但是《春秋大义》系列已经回归严肃史学的行列，学术气息大幅增加，全书所述内容翔实，史料丰富，思辨内容较多，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已存在阅读难度。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也被大众青睐，国外的有《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耶路撒冷三千年》《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国内有吕思勉《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尤其是钱穆和黄仁宇两位著名学者，非常受普通读者欢迎。

有学者总结该趋势为“轻学术”，既有学术专业性，又不至于太高冷，令人难以亲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曾指出，近年的“历史热”是思想解放在历史领域的表现。对于大众而言，通俗历史读物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了起来，令读者有代入感。而2013年前后学术书籍的回归，说明公众历史素养有所提升。同时，从畅销书榜可以看出，大众历史阅读的内容从中国史学扩展到了西方史学，西方史学的内容一般为世界史、文明史和西方历史学家眼中的中国，表明“国人的全球意识愈来愈强，‘外效’与‘自视’成为阅读需求的重要心理因素”[30]。

也有不少学者对“历史热”表达忧虑之情，将通俗历史读物的畅行评价为“时尚史学”，提出要警惕庸俗化的趋势。主要因为通俗历史读物以及相关影视剧题材中充斥着大量“戏说”“恶搞”“八卦”成分，动不动就“颠覆”思维模式，加上部分媒体炒作，难免有损历史学本身的威信。一开始，民间写手作为写作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群体，确实被打上了不少与官方书史对立的标签：官方是专业的，民间是业余的；官方是正说，民间是娱乐；官方重教育，民间只是为了娱乐；官方的是死历史，民间的才鲜活。民间写手被认为缺乏历史学专业训练，在专业写作上有所欠缺，内容质量上先天“低人一等”。客观来看，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史实讹误；二是内容庸俗、猎奇；三是史观错误，过分强调帝王将相等阶层。[31]迎合市场、内容碎片化、降低史学价值，部分作品内容庸俗、曲解历史，都需要警惕。[32]这样的作品大行其道，不仅无助教化，反而会误导读者，建立错误观念，贻害无穷。因此学界认为，低劣的通俗史学反而妨害大众史学、公共史学的发展。要避免这一点，就需要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肃的学术评价和必要的社会监督。[33]

其实无论通俗史学、大众史学还是公共史学或者别的概念定义，“public history”就是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过程，而专业与普及从来就存在着矛盾。任何专业的知识或内容，一旦走向大众，其面貌必然有所改变，不可能维持原样。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控制的，而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适应结果。那么，专业与普及，或者说史学社会化与严肃的学院史学是不是就完全是对立的呢？从前文所举“公众史学”的概念看，并不一定。历史学家参与面向公众的历史相关工作，或者对非专业历史爱好者加以训练和监督，都可以有效提升通俗历史读物的质量，提高大众历史阅读的品位与素养。从现实看，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学者参与到史学社会化的工作中来。例如百家讲坛等各种由专业学者主讲的文化类节目以及相关书籍。民间写手也可能被纳入学院派。例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已经加入中国明史学会，在明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毛佩琦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明史。

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或者说从来没有停止，史学走向大众也自有其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教授认为，大众史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大众史学的优点是文学性与阅读性，学术研究是它的根基。好的史学必须经受良心和学术史的考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高鑫教授则提出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准确性，要向社会大众普及准确的历史知识；二是通俗性，要用当代人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历史知识；三是教育性，要重视所普及历史知识内涵的教育价值；四是蓄德性，既要重视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平，又要重视以史开启民智；五是多途性，这是从普及方式而言的，包括历史知识社会化具体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普及主体的多类性。”[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