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
一、何为“历史”？
要说有什么学科，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人士，都能说上几句，甚至争辩起来的，历史一定是其中之一。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不同地域、国家、群体、时段的历史，也热爱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分析历史，但是历史究竟是什么，却极少有人深思过。
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英文是history，近年来有人简单拆分为his story，只是想当然的臆造。那么它的实际词源是什么呢？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历地中海周边，考察了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等地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各种民间故事，编写了数卷书籍。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的“历史之父”，此后的历史类书籍多沿用类似书名，罗马人将之转写为historia，后又被英语定义为history。
汉语词汇“历史”的源头又是什么呢？历，甲骨文字形“
”看，上半部分为林，意为山野，下半部分是一只脚的形状，表示人穿过丛林。金文在甲骨文上加“厂”，代表石崖，表示攀崖过岭。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说：“历，过也。”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补充得更为完整：“过也，传也。”意思是“历”不仅是空间上的移动，也代表着时间流逝。史，甲骨文字形为上“中”下“又”，一说“中”字甲骨文字形像一根旗杆，代指中心，所以《说文解字》将其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为秉承中正的态度记事。而王国维则考证，“中”在甲骨文、金文中本义为盛放简书的容器，后引申为“薄书”, “史”的字形就如同一个手持书简的人，正是史官的形象刻画。[1]
历、史二字连用的“历史”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用《吴书》, “吴王浮江万艘……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葛剑雄教授认为此处的“历史”是偏正结构的名词，“历”字仅做“史”的定语。[2]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学术一般也只用“史”来表示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科。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名词以及作为现代学科分类名称的“历史”，则来自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首先用“历史”来翻译英语history，之后传入中国。
二、历史的真相
从历史一词的本义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故事，故去之事。这些故去之事能被今天的我们所知道，都仰赖各种各样的记录，而记录者毕竟是人，有各自的立场、情感和手段，因此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历史，带有记录者主观选择和叙述角度，同时，稀松平常的细枝末节，不太具有记录价值的事也会在记录时被筛选掉。故而，过去发生之所有事的历史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正如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过去的现象如果完全没有与当代相通之处，未经事先筛选，不可能成为有条理的知识。[3]
那么，历史学的对象是什么呢？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R.G．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将其定义为活动事迹（resgestae），人类的活动轨迹。而人类的作为，都是由他自身理性或非理性的思维来指导，因此究其本质，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历史学是人性的科学。这样的解释似乎看起来与心理学有重合之处，但实际上，心理学更关注的是心灵，包括感觉、情绪等，研究的内容是人类的心理现象及其影响下的精神功能和行为活动。而历史学研究的，是“认知能力、思想、理解力或理性的知识”，总而言之是关注思想的轨迹。[4]这个探究的过程，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过程，表面上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影响现在，但其本质上探究的是起源和去向，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抛开颇显深沉的哲学气质，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给历史下一个一目了然、容易理解的定义。葛剑雄认为，历史是有取舍的，“历史不仅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5]也就是说，过去发生之事是历史，人类对它的记载、整理、分析，以及形成的研究理论，都是历史。
但这其中仍然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我们总是试图在历史事实中寻找规律，企图用一种或多种范式去解释历史，揭示历史。然而这个规律真的存在吗？
葛剑雄曾以史书所载“玄武门之变”内容，说明真实历史是否存在的问题。玄武门之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场政变，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大致经过是太子李建成嫉妒秦王李世民功勋卓著，意图刺杀，反被李世民识破。李世民本不忍手足相残，最终是在手下众谋士的劝说下发动兵变，杀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夺权上位。中间还有李建成企图用毒酒谋害的插曲。这一番记载，似乎很吻合李世民登基后开明纳谏、勤政爱民的形象。但是据《唐会要》《资治通鉴》等记载，李世民曾三次要求观看记录起居言行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无奈只得呈上删改后的实录。那么根据删改后的实录编纂的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一段“史实”的可信度可想而知。根据后世史学家的研究比照，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可能远比官方记载要残酷得多。葛剑雄指出，一般书写者出于以下几个目的故意不实记录：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二是为了迎合某种主义或理论；三是为政治服务，维护“国家利益”。坦白地说，任何有实权的政治团体都可以对历史造成影响。[6]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确实如此。因此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离真相相去几何，有些我们能够还原，有些则永远无法得知。
除去可能被修正删改的官方史料，各种历史著述、报道、回忆录以及私人的日记、信件、自编年谱，还有墓志、碑铭等，都是我们能够研究的历史材料。公开发行的著作、报道一般被认为带有作者的意图，企图左右后世的视听，而私人信物则被认为是“无意”的，相对可靠。比如一个人的日记，会被认为是记录他真实的生活和内心想法。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有些留名青史的人物，他们的日记、年谱虽然给后人提供了许多研究依据，但有些日记主要就是写给别人看的，多少带着修饰、塑造自我的基因。即便是自用的日记，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也总会有些当事人讳莫如深的内容。
晚清著名史学家、经学家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山长。他忧国忧民，思想徘徊于洋务和保守之间，治学主张趋重实务。但在其自编年谱中，仍因个人原因对当时的重大事件有所回避。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只写了一条“主讲岳麓书院”，没有提及中日甲午战争。他主张中体西用，反对变法，抨击康有为志在谋逆，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特允廷臣之请，仿照外洋办理立宪，期以十年成立。令各省设咨议局为自治基础，先立筹办处于会城”，主动搞起维新、宪政，面对此情，王先谦年谱中又未提及预备立宪之事，只说因病“从此闭门谢客，不敢出户庭一步矣”。通篇未提“咨议局”字样，或许是心里抗拒，故刻意为之。在年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末尾，才提及去年谕设咨议局一事。到了宣统一年（1909年），溥仪登基，其父载沣摄政，重申立宪组阁。在这一年的年谱里，他又对立宪只字不提，仍只说了捐让地方自治筹办处（咨议局改）会办的夫马银。而《庄子集解》的刊印及其序则是该年记事中的主要内容。[7]
也正如杨天石教授评价蒋介石日记的可信度时，说道：“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8]即使假设留存下来的史料没有受到人为篡改，或者说记录者尽量客观、忠于现实地记录，是不是我们就能还原客观事实，并探究出其中的内在逻辑呢？初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修改，后又再版数次的畅销书《如何阅读一本书》，虽然并不是史学理论的专业书籍，但它在《如何阅读历史》这一章节中，道出了不少人的疑惑和争论。正如前文所述，受限于记录者自身的立场、情感、目的等因素，即便他尽最大努力摒除这些影响，史实本身和记录中的史实仍然是有差别的。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学的本质是叙事，由于叙述的逻辑要求，历史学家必定用自己的理解去填补史实的空白。犹如面对一幅残缺的拼图，我们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做出猜测，修补空缺处，而不同的人所做的修补可能是不同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学家在假设自己知道事件原因和行为动机，再用这一套逻辑去叙述和解释史实。这套逻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范式或框架。
出于知其所以然的求知欲驱动，人们总想尽可能理性地理解一件事的发生和结局。在我们多年所受的各学科教育中，各种范式、框架、理论，屡见不鲜。持实证主义的涂尔干学派认为，一个学科的研究价值应以能否促进行动为标准，并且认为任何事务都可以被理性地理解和分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将随机、非理性行为和事件排除在历史之外。[9]这是一种自以为理性的做法。然而人总是理性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的固有出发点是收益原则，将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起作为理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事实。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的错漏。在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和行为经济学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所著的畅销书《怪诞行为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人群非理性行为的实例。显而易见，非理性不仅体现在经济行为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非理性的痕迹。回到历史上来，由于人类的部分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那么成功地用理性分析历史，在历史事实中发现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就是一个伪命题。再加上记录者无意的修饰甚至故意为之的篡改，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愈发不可能为我们所知。因此有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索性认为，历史事实只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想象。此说法全盘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以及我们通过各种方法接近史实的可能，未免偏激，反倒落入了虚无主义的陷阱。
对于历史事件中存在因果关系的看法，古已有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严格、准确采集史料，客观分析因果关系而著称，这一治史特征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体现得十分突出。他是第一个尝试揭示历史因果关系的历史学家，从多种方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对比同时代希罗多德对于希波战争的记叙，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的解读有多么不同。希罗多德忠于记述史实但并不加以评判分析，他笔下的历史仿佛是一串随机因素的结合。他说自己只是把人们传说的写下来，无论他自己相信与否。希罗多德对于史料的运用是不加批判和筛选的。修昔底德则主张考证、分析。[10]
尽管将历史框于某种规律之内，多多少少违背客观现实，但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或多种理论来理解历史，或者说如果没有任何理论，理解历史也就无从谈起。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谈到国际政治理论时，明确指出“40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11]。为了有效地理解，简化是必不可少的，范式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实用性。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也指明一种理论想要被接受成为一种范式，只需要强于竞争对手，而不必解释所有事实。历史学亦然。由于认知的局限性、记录中的偏差和分析的困难程度，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发生的原因，甚至不可能完美而正确地述说一件事。但是历史学家秉持的理论，虽然带有他自身的意图，若在竭力接近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对于我们理解过去、预测未来，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三、为什么读历史
为什么要读历史？读历史有什么用？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历史可以说是群众基础非常广泛的学科，无论男女老少、专业或业余人士，只要感兴趣，都可以说道一二。很多人读历史，也就是因为历史有趣。不必否认，历史具有娱乐的价值，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一段史实在发生时或许有不尽的曲折、伤痛与苦难，但千百年后作为看客的我们，仿佛也不过是在观看一出精彩的戏剧。
毛泽东主席一生酷爱读史，尤以《资治通鉴》为最。199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曾用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毛泽东读过的原书珍本，影印出版《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海量的批注可见主席读史之用心。他曾数次道出自己酷爱读史的原因。一是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二是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三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四是1964年1月会见外宾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五是1964年7月会见外宾说，“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12]
历史有什么意义，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四个字足以概括：经世致用。历史也曾经是过去的未来，因此研读历史，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有助于我们预测和选择未来。梁启超曾说，“度量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通过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的强弱对比来预测历史前途之歧向，而使人能知所择[13]。钱穆将之总结为把握历史个性，然后来判断此历史的前途，并且指导历史，使其更理想，更前进。[14]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出重大决策，多数人只希望平安平凡地过完一生，历史在政治上的指导意义对他们来说好像并不那么重要。对于个人而言，历史阅读的意义主要有提升公民意识、提升内在修养和提升能力素质。[15]前文已述，历史是人性的学科，是人类自我认知的途径，是关于人类思维的知识。因此阅读历史能够让我们了解并理解人类在各时各地的行为，有助于我们建立自我认知。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认识作为人的本性；二是我所在群体的特征；三是我的特征。这些必定要通过曾经的历史作为来认知。[16]所以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做过什么，人类是什么。历史对于人群有更为广泛普遍的影响。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以后，历史在塑造民族共同情感、加强民族认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民族”是什么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将它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该定义的核心是集体认同，“想象”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的必要认知过程。“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而历史为这个“想象”提供了材料，是集体认同心理形成的推手。[17]
历史对于群体意识的塑造，已经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说：教育要培养一代人的精神，必须先使历史进驻个人，使个人从历史中汲取养分。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文明的文法》序言中说，“历史学不应当热衷于民族主义的编造（民族主义是常常应当受到谴责的），也不应当只沉缅于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消失，国民意识也将因此不能存续，而如果丧失了这种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18]。指明了历史学对于培养和维系国民意识的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将历史著作解释为一种历史记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和不同思路造就的往事回忆，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他认为历史给人们提供着关于“故乡”的回忆，不一定是具体事物，而是一种乡情，使得互不相识的人们滋生“同乡”甚至“同根”的感觉。历史的价值，就是创造共同的眷恋，而这种眷恋，又造就了我们，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实际上就是历史孕育了我们的性格，决定了我们的样子。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也在《国史大纲》开篇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19]
历史阅读的对象，自然是各种历史文献。因此在谈如何阅读历史之前，需要先明确一下历史文献的定义。一般主流有三种释义：一是认为历史文献指历史上的文献，并非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该观点持有者以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黄永年为代表。[20]二是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等为代表，认为“历史文献作为文献的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21]。三是目前最广受认可的说法，认为历史文献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而言，所有对过去的历史知识和信息的记录都属于历史文献范围，包含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狭义而言，一切有关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就是历史文献”[22]。
由于大多数读者不是专业出身，也没有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因此本书谈论的历史阅读主要是针对历史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论著或其他阅读材料，原始史料的阅读方法不在此做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