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姓氏
图腾作为某一族群特有的崇拜对象,时间一久,称为氏族部落的标志,也成为氏族部落的名称。例如,以羊为图腾的氏族,称为羊氏族,以犬为图腾的氏族为犬氏族。这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名称,也是同氏族内部每个人的姓氏。法国学者涂尔干云,图腾群体“自信出自图腾,图腾既做徽帜,亦做他们共有的姓。若图腾为狼者,氏族成员皆信他们曾有过狼祖,他们亦各有狼性,于是他们就自称为狼”[444]。我国古代多有以图腾命名氏族之制度,据《左传》记载,少昊部落的氏族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等。朱天顺认为,殷墟甲骨卜辞中殷人称呼周围的民族为“马方”“羊方”“虎方”“林方”,可能来源于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对象——马、羊、虎、林等动植物的名称[445]。
具体到姓氏,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古姓渊源于图腾。李玄伯先生认为姓氏为图腾之结果,凤为风姓的图腾,羊为姜姓的图腾,茝为姬姓的图腾[446],巳姓的图腾为蛇,妘姓图腾为虫类,彭姓图腾为鼓,斟姓图腾为桑葚,曹姓图腾为枣,姒姓图腾为薏苡等[447]。
与黎族同源的古代夜郎人也以图腾为姓。常璩《华阳国志》载:“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氏以竹为姓。”黎族所来源之骆越,亦以图腾为姓。因其奉鸟为图腾,称呼“雁”的发音近似“雒”,故汉字记录为“雒民”,其首领为“雒王”“雒侯”“雒将”,后以“雒”为姓氏,“雒”与“骆”同音,又称为“骆”,是为“骆越”。
据黎语之称谓,黎族之姓氏大多与图腾相关。前文所比较研究过的“龙的孩子”“竹的孩子”“芭蕉的孩子”“木棉的孩子”“小陶缸的孩子”等二十余种姓氏,都标明了其图腾族属。而且,在传统的黎族社区,一个小峒,常常包括几个村,各村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单一血缘的,一个村一般有二三十户,五六十户的很少,村名大都以动物、植物命名[448]。
牛为黎族图腾,如三亚台楼乡(今名台楼村)三用、林加二、抱加山三个村的麦姓黎族,出自共同的祖先,认为黄牛是他们的祖先[449]。黎族关于杀牛分姓氏的传说,形象地说明了其姓氏与图腾之间的关系。天涯海角流传一则杀牛分姓的传说。相传在远古时候,人类是不分姓氏的。有一次,人们牵牛穿过天涯海角的天涯石时,由于牛角长得太长,被卡在石头的中间动弹不得,最后死去。人们只好就地杀牛。眼看大雨马上就要来临,人们纷纷散开,各自寻找地方避雨。有的人认为,雨不会下大,躲在竹子下就行了; 有的认为,下雨时伴着刮大风,躲在田埂下面,能避风就能避雨; 有的则认为还是搭个架子,上面盖上茅草,躲在下面保险些,于是抓把刀去砍茅草。后来,躲在竹子下面的被称为“竹的孩子”,躲在芭蕉下的被称为“芭蕉的孩子”,而蹲在田埂下面的被称为“田的孩子”,拿着刀砍茅草的被称为“砍种的孩子”。显然,这些姓氏是从牛图腾氏族分支出去的。海南黎族的氏族繁衍到一定程度,就要分裂出新的支系。例如乐东千家镇高氏,本为“薯的孩子”或“砍茅草人的孩子”,高泽强教授认为,由于“砍茅草人的孩子”,有劈、砍、割的意思,叫喊起来难听,像是发誓砍尽劈绝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所以后来人们把“po:i55”音变成“voi55”音,成为“甘薯的孩子”。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一个氏族拥有两个以上的图腾也是合理的[450]。“高”氏族黎语称为“德威”,原先同属一个血缘集团,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实行族外婚。后来,原氏族分裂,形成三支各自独立的氏族,一是德威宏韬,“宏韬”意即“扣口锅”; 二是德威腊韬,“腊韬”意为“仰口锅”; 三是德威操毫,“操毫”意即“山脚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三支氏族后来可以相互通婚[451]。
前面所述避雨分姓氏的故事,在野外杀牛,其历史背景反映的正是妇女采集、男子狩猎的远古时期,因避雨而产生氏族,“反映的也正是人类开始由原始群体过渡到氏族社会时代”[452]。因杀牛而下大雨,刮大风,具有象征意义,是黎族后人在追忆杀图腾祖先时幻想出来的情节,是上天的示警与感应。在另外的版本中,还有雨过之后神仙谕示天命的情节。
关于分姓氏,另外一则传说与分牛肉直接关联,暗示所有分支由牛图腾孕育而产生。故事是这样的:牛被杀死以后,就在天涯海角的沙滩上分牛肉,当时派一个人一路走回去通知各村各峒,有远有近,如果来晚了就不一定有份。只要通知到了,来晚了的人分不到食物是不能埋怨的。据说王姓先人最先到,但不急着吃牛肉,他把牛肠子洗干净以后灌入牛血和米,以及捣碎的野菜,做成血肠,煮熟以后,一圈一圈地盘在帽子和脖子上,边走边吃,vaeng,是“圈”的意思,vaeng cuens 就是“血肠圈”的意思,vaeng 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旺”,因此vaeng 姓用汉字谐音字“王”。黄姓先人随后赶到,吃到肚子鼓鼓的,被称为大肚黄; 甫姓先人来迟了一步,吃到焦黄的牛肉,被分为gin 姓氏,是黎语“烤焦”之义; 董姓先人也来晚了,只能闻一闻切肉的砧板和别人吃剩下的骨头,黎语读haei ra haei rin。因此,董姓被称为la haei,la 无义,haei 是“闻”的意思[453]。
黎族的图腾姓氏,后来受到汉族影响,全采用汉姓,主要有以下几种改变方式:
第一,直接以图腾取汉姓,这种转变形式在黎族中少见。昌江县美孚方言区重合盆地重合村羊姓家族,因其祖先吃羊乳长大,后代都姓羊[454]。同样,壮族有以鸡为图腾者,其人仍然姓鸡[455]。我国南方民族多有此俗,如白族,虎为图腾的氏族姓虎,以鸡为图腾的姓鸡,以鱼为图腾的姓鱼; 傈僳族霜氏族姓霜,熊氏族姓熊[456]。
第二,由图腾物的汉字书写取其音同或音近字。美孚方言重合村袁姓,其祖先据说从尖峰岭的猿猴进化而来,取同音字“袁”为姓氏。赵姓祖先出生于三石灶之中,“灶”与“赵”读音近似,故后人以赵为姓。这当是受汉族影响的结果,采用“猿”“灶”为姓显得不雅,与汉姓靠近一下,用“袁”“赵”以代替。这种取姓习俗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颇为常见。如赫哲族,虎氏族改为“胡”姓,铜氏族改为“佟”姓,河沟子氏族改为“何”姓[457]; 白族鸡姓改为“姬”,鱼姓改为“余”,虎姓改为“胡”[458],皆与黎族近似。
第三,以图腾黎语的音译为汉姓。黎族中有以“登”树为图腾之族群,黎语音为di:n53,他们为“登的孩子”。登为汉语借词,其姓怪诞,因与陈、邓音相近,所以取“陈、邓”为姓[459]。黎族以风为图腾之族群,风的黎语发音是viu,发音与汉语的liu 接近,所以风氏族以“刘”为姓。黎族以血肠圈为标志的族群,因为黎语圈的发音是vaeng,与汉语的“王”字发音相近,故取为“王”姓。在壮族中此种改姓方式颇为常见。状语称呼牛为mo2,牛图腾氏族改为“莫”姓; 状语中鸟称呼rok8 或lok8,鸟图腾氏族改为“陆”姓或“骆”姓。状语狗称呼ma1,因此取音近之“马、麻”为姓,壮族土俗字狗写作“犸”。广西田林县有马郎村,其意为“老母狗村”。黎族白沙有风马村,也有狗之意义。蛇,壮语读ŋɯ2 或ŋɯə2,因取以为“吴”姓。状语猴子叫li:ŋ2,因取为“零、凌”二姓。同样,布依族也有猴图腾氏族,也取“零、凌”二姓。
第四,黎语意译为汉姓。黎语的“竹子”发音为ruenx,兼顾音义取带竹字头的“符”为姓。三亚高峰地区“林”姓,黎语读为hlɯx ma,村名取为“林家村”[460]。黎语“芭蕉的孩子”称为“勒威”,本应取“蕉”为姓,汉族中没有“蕉”姓而有“焦”姓,但黎族地区的汉族家庭又没有“焦”姓,海南话“焦”“赵”音近,故用“赵”姓。但不论焦还是赵,在海南话的发音中与男性生殖器称呼相同,叫起来比较难听,于是又有人改为汉姓“周”。另外,“田、龙”等姓都属于意译姓[461]。
第五,图腾动物拟音之汉译。三亚麦姓,其图腾为黄牛,黄牛的叫声与麦的发音mes 相近,故取此为姓。东方重合村之符姓,其图腾祖先为犬,一只黑犬与公主成婚,生下后代。后黑犬衰老,临死前,它的孩子问它应该从何姓氏,奄奄一息的狗只从嘴巴里发出“呋—呋”的呼气声。母亲便说:“黑狗是你的父亲,它让你从符氏啦。”[462]在儋州的符姓黎族也以犬为祖先,其姓氏来源与美孚黎相同。
第六,汉族姓氏与黎族图腾无关。据学者们调查,目前四十岁以下的黎族民众,很多不知道自己姓氏的来源与意义,很多年轻黎族人甚至不知道还有黎族姓氏。这一现象毫不奇怪,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使得黎族图腾姓氏消失得很快。许多姓氏命名带有随意性,与图腾毫无关联。如“野薯的孩子”黎语为“勒歪”,取“高”姓; “木棉的孩子”黎语为“勒豪”,取“韦”姓; “龙的孩子”黎语为“勒烫”,取“梁”姓; 蛇图腾之黄、董姓,皆与图腾无关。还有的或者以某种生理特征为姓[463],如“高”,或便于户口登记,抽签得到汉姓,或随当地汉族官员的姓氏,或由教书先生取姓,或由奥雅们商量决定。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黎族图腾转化为汉姓,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汉姓与图腾有关联的占少数。黎族的汉姓是否与其图腾相关,主要在于本氏族群是否具有明确的族群意识。在黎族外围地区,两者有关联的情况多一些,在海南岛中部黎族腹地,有关联的少一些。与汉文化接触早的黎族,其尚存的图腾还具有分别氏族的功能,这一区域的黎族人民之图腾意识尚存。处于腹地的黎族,与汉族文化接触晚,接触之时,其图腾观念已经淡薄或消失,取姓就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第二,黎族图腾转化为汉姓,方式多样,不存在整齐有序的层次与逻辑,充满了各地域族群的随意性。故而不存在图腾与姓氏的严格对应关系。有同一图腾转为数姓者,如芭蕉图腾氏族,有赵、周、朱等姓,蛇图腾氏族,有黄、董、吴等姓; 有不同图腾转为同一个姓氏者,如灶图腾、芭蕉图腾皆有赵姓,竹图腾、犬图腾皆有符姓。第三,尽管在交际场合使用汉姓,但在许多黎族族群那里,其固有之图腾依然发挥区分氏族婚姻的作用,这就出现了同一汉姓允许互相通婚,不同汉姓禁止通婚的奇怪风俗。例如,1949年以前,保亭县毛道小峒的黎族人汉姓都是“王”,但是,他们原来分属于“扑基”“扑冲”两个不同的血缘集团,因此虽然都姓王,却可以彼此通婚。木棉图腾的氏族,在乐东县姓韦,在陵水县姓王,汉姓虽然不同,却不能通婚。还有一个叫“拉海”的黎族姓氏,在东方姓邢,在三亚姓董,也不允许通婚[464]。这个时候,原始图腾的社会功能已经所剩无几了。
【注释】
[1]于锦绣:《原始宗教观念的发展及其表现形式》,《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第74—82页。
[2]何星亮:《图腾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第31页。
[3]何星亮:《图腾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第37—38页。
[4]胞族之来源有三,一是在原始群末期,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一个原始群一分为二,新分出的两个小群体之间互婚,并禁止群内通婚。这种胞族图腾是最原始的氏族图腾。胞族的第二个来源是两个无血缘关系的彼此孤立的原始游群经过长期接触,逐渐结为互相通婚、互相合作的两合群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胞族是比较少见的。胞族的第三个来源,是在母系氏族公社之后,由于人口的增多,一个母系氏族分裂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女氏族。由于社会需要,这些儿女氏族也各以某种有生物或无生物为图腾,而原有的母系氏族图腾演变成为胞族图腾。
[5]刘书敏、萧烟:《三亚河上游台楼村的黎族传说》,《现代青年》2016年第12期,第89页。
[6]何星亮:《图腾的类型》,《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84页。
[7]何星亮:《中国各民族的图腾神话》,《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21页。
[8]何星亮:《中国各民族的图腾神话》,《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21页。
[9]何星亮:《中国各民族的图腾神话》,《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21页。
[10]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11]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12]梅伟兰:《试论黎族的蛇图腾崇拜》,《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62—65页。
[13]冈田谦、尾高邦雄:《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金山等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14]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15]罗文雄:《崖州龙被艺术鉴赏》,《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第53页。
[16]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17]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万献初整理,中华书局2014年版。
[18]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万献初整理,中华书局2014年版。
[1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
[20]刘向:《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21]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22]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
[23]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
[24]陈文华:《几何印陶纹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试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25]吴春明、王樱:《“南蛮蛇种”文化史》,《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第89页。
[26]李子泉:《西双版纳傣族文身调查》,《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27]《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8]陈维刚:《广西侗族的蛇图腾崇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9]王进:《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82页。
[30]吴嵘:《贵州侗族民间信仰调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31]范禹:《水族文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32]黄达武:《壮族古代蛇图腾崇拜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8—111页。
[33]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34]何廷瑞:《台湾土著诸蕃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考古学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转引自陈国强《百越民族史》,民族出版社,第66页。
[35]刘军:《原住民排湾人的蛇图腾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21页。原住民,指台湾地区较早定居的族群,按相关规定,规范说法应称“少数民族”。此处用原标题,以保持原貌。
[36]《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三卷,34—35页,转引自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高山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7]刘守华:《蛇郎故事比较研究》,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38]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9页。
[39]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9页。
[40]刘魁立:《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第40—45页。
[41]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
[42]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
[43]曾昭璇:《海南岛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44]冯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乐》,《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47—56页。
[45]陈剩勇:《百越民族原始宗教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78—83页。
[46]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
[47]陈剩勇:《百越民族原始宗教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48]刘恂:《岭表录异校补》,商壁、潘博点校,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4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50]张仲清:《越绝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1]陈龙:《鸟田考》,《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
[52]贺西林:《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研究》,《美术研究》1995年第1期,第38页。
[53]阚骃撰 ,张澍辑:《十三州志》,二酉堂丛书本,道光张澍刊本。
[54]浙江省文管会:《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第8期。
[55]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56]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7]马姿燕:《琼东南黎族信仰习俗田野调查报告》,王建新主编《南岭走廊民族宗教研究——道教文化融合的视角》(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696—697页。
[58]岩峰等:《傣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7—98页。
[59]黄义仁:《布依族的图腾崇拜》,《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122—125页。
[60]田晓岫:《现代布依族文化面貌浅识》,中央民族学院民研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2集,中央民族学院民研所1983年版,第570页。
[61]丘振声:《壮族鸟图腾考》,《民族艺术》1993年第4期,第7页。
[62]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63]西林县文民委文化局编:《西林民间故事集》,1990年版。
[64]谷德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65]李福清:《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原住民,指台湾地区较早定居的族群,按相关规定,规范说法应称“少数民族”。此处用原标题,以保持原貌。
[66]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67]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68]罗玲玲:《水族神话中动物图腾崇拜择源》,《黑龙江史志》2009年12月,第91页。
[69]广西靖西县三套集成领导小组编:《靖西民间故事集》第1集,第345—351页。
[70]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71]苑利:《鸟类传说研究》,《中国民间传说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72]苑利:《鸟类传说研究》,《中国民间传说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73]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页。
[74]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75]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页。
[76]蒋延瑜:《粤式铜鼓的初步研究》,《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77]范会俊:《海南黎族历史上的原始文化遗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59页。
[78]丘振声:《壮族蛙图腾神话》,《民族艺术》1992年第4期,第1—18页。
[79]孙海兰,焦勇勤:《符号与记忆——黎族织锦文化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80]邢植朝:《黎族文化溯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81]李露露:《热带雨林的开拓者——海南黎寨调查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82]潘先锷:《英州地区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及古墓考析初探》,《黎族苗族调查文集》,中国国际出版社2009年版。
[83]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页。
[84]符和积:《黎族史科专辑,第七辑》,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94—195页。
[85]王进:《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5页。
[86]彭维斌:《蛙图腾的民族考古研究》,《百越研究》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123页。
[87]曾昭璇:《海南岛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88]廖明君:《壮族生殖崇拜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89]蓝鸿恩:《壮族青蛙神话剖析》,载《中国神话》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神话》第1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90]李子贤:《百越族系稻作神话初探——以壮族为中心》,《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第67—71页。
[91]莫俊卿:《壮侗语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马来西亚属于南岛语族之比达有族,有一种蛙鸣器,为一简易乐器,属于宗教事务,在天旱求雨时用之,其声极似蛙鸣,用以向上天传达人间的祈愿。笔者2018年赴马来西亚文化考察,曾于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见之。附记于此。
[92]邢植朝:《黎族文化溯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93]《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转引自《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布依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94]覃东平:《独山县麻尾区布依族来源及节日婚姻丧葬习俗调查》,《贵州民族调查》之九,1992年油印,第60页。转引自《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布依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95]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4页。
[96]罗仁德、陈祖华:《壮族蚂虫另舞》,《民族艺术》1988年第3期,第162—176页。
[97]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8]丘振声:《壮族蛙图腾神话》,《民族艺术》1992年第4期。
[99]中南民族学院:《海南黎族情况调查》第3分册,中南民族学院1956年版。
[100]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01]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
[102]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03]冈田谦、尾高邦雄:《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金山等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104]陈文领博:《壮族石狗考略——兼谈壮族先民的图腾及其演变》,《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72页。
[105]梁庭望:《壮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06]覃彩銮:《壮族古代犬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第74页。
[107]李锦芳:《壮族姓氏起源新探》,《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第74页。
[108]杨保愿:《侗族萨神系神话正误之辨析》,《神话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页。
[109]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110]陈文领博:《壮族石狗考略——兼谈壮族先民的图腾及其演变》,《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72页。
[111]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112]熊永忠:《少数民族的狗图腾》,《民族文化》1982年第2期。
[113]《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2年,144页。
[114]陈小艳编:《台湾少数民族——泰雅》,台海出版社2008年版。
[115]钟敬文:《盘瓠神话的考察》,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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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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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徐仁瑶:《苗瑶文化与越文化关系探源》,《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第46—51页。
[122]徐仁瑶:《关于瑶族源于古“摇民”初探》,《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第46—49页。
[123]汐缘:《东兰的长身与壮族狗肉禁忌》,2010.3.21.http:/ /www.gx12301.com/public/Article/showArt.asp? Art-ID=43081、广西旅游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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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以上参阅颜家安《海南省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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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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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符南蛇的民间崇拜持续到当代,丁晓辉、谢国先论文《明代海南黎族起义首领符南蛇的妖魔化与神圣化》中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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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庞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涯土陶技艺》,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页。
[286]庞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涯土陶技艺》,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页。
[287]李露露:《热带雨林的开拓者——海南黎寨调查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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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潘芙:《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源流》,台原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原住民,指台湾地区较早定居的族群,按相关规定,规范说法应称“少数民族”。此处用原标题,以保持原貌。
[299]浦忠成:《叙事性口传文学的表述——台湾原住民特富野部落历史文化的追溯》,里仁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300]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页。
[301]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8页。
[302]林日举等:《海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研究》,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303]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88页。
[304]符天志、孙建平:《解读三亚黎族姓氏》,《现代青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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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皇甫谧:《帝王世纪》,陆吉点校,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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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段友文、王子仙:《晋豫风后神话传说的历史嬗变与文化记忆》,《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2页。
[310]符桂花主编:《黎族民间故事大集》,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311]王国全:《黎族风情》,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5年版,第121页。
[312]符桂花主编:《黎族民间故事大集》,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313]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31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315]曾昭璇:《海南岛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5页。
[316]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317]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754页。
[318]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754页。
[319]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754—755页。
[320]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755页。
[321]林日举等:《海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研究》,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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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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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430]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431]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432]刘书敏、萧烟:《三亚河上游台楼村的黎族传说》,《现代青年》2016年第12期,第89页。
[433]高伟:《台湾少数民族·鲁凯》,台海出版社2008年版。
[434]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第137页。
[435]中南民族学院:《海南黎族情况调查》第三分册,1956年版。
[436]中南民族学院:《海南黎族情况调查》第四分册,1956年版。
[437]2016级秘书学专业符允秀同学讲述。
[438]2016级秘书学专业陈麦同学讲述。
[439]2016级秘书学专业黄秋叶同学讲述。
[440]高泽强:《海南岛另类远古文化史——从黎族民间流传的一些资料想到的》,《海南民族历史文化暨黎文创制6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要及论文汇编》,2018年版,第119页。
[441]陈铭枢:《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成书于1930年版,第153页。
[442]左景烈:《海南岛采集记》,原载《中国植物学杂志》1934年1—2期,王献军、陈有济选编《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443]吴嵘:《贵州侗族民间信仰调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
[444]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82页。
[445]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446]此处判断有误,姬,据于省吾先生之研究,当为熊爪之足迹,姬姓的图腾当为熊。
[447]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83—114页。
[448]苏英博等:《中国黎族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页。
[449]陈凤贤:《从文化遗存试探黎族母系氏族制及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第4页。
[450]高泽强:《民族学视野下黎族高氏族形成及通婚之谜的考察》,《第二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451]高泽强:《民族学视野下黎族高氏族形成及通婚之谜的考察》,《第二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452]高泽强:《民族学视野下黎族高氏族形成及通婚之谜的考察》,《第二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79页。
[453]符天志、孙建平:《解读三亚黎族姓氏》,《现代青年》2016年第3期,第30页。
[454]符兴恩:《黎族·美孚方言》,银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455]梁庭望:《壮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456]黄崇岳:《怒江傈僳族和怒族的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滇西原始社会史论文集》,1979年版,第139页。
[457]《黑龙江省饶河县西林子乡四排村赫哲族情况》,1958年铅印本,第7页。
[458]张旭:《白族的原始图腾虎与鸡》,《大理文化》1979年第4期。
[459]高泽强:《民族学视野下黎族高氏族形成及通婚之谜的考察》,《第二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460]符天志、孙建平:《解读三亚黎族姓氏》,《现代青年》第32页。
[461]高泽强:《民族学视野下黎族高氏族形成及通婚之谜的考察》,《第二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462]符兴恩:《黎族·美孚方言》,银河出版社第35页。
[463]如乐东千家镇高姓黎族,脚指甲的小拇指的指甲中有一条裂缝,指甲呈一边大一边小的分布,这一特征与汉族的“高”姓一致,这表明黎族与汉族的“高”姓族群来源相同,因此取“高”为姓。见高泽强《民族学视野下黎族高氏族形成及通婚之谜的考察》。
[464]《中国黎族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