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母的命运——与傣族之比较
海南黎族之禁母，其无意识禁人的类型，为禁鬼附体所导致的一种妖鬼术，与禁公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属于黎族原始宗教固有之形式。这种以女性为“巫”作祟害人的观念，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巫蛊信仰。某些女性偷偷奉养某种“蛊”，便会为“蛊”所控制，常常在被迫之下放蛊害人，不害人则反害己，苗族叫“蛊婆”“蛊女”，彝族叫“养药王”，白族叫“养药鬼”，阿昌族叫“歹”。巫蛊信仰的一个特点是巫女主动或被迫供养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毒物，定期放出危害于人。就此点而言，巫蛊与黎族的禁母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黎族之禁母，是无形之鬼附体，在鬼魂的控制之下作祟于人，被鬼魂控制的活人常常是无意识的，也不用养什么特殊的蛊毒。
傣族、瑶族、珞巴族等几个民族的巫女现象与黎族高度近似。傣族之“琵琶鬼”，又叫皮迫鬼、枇杷鬼，琵琶是魔鬼附身之意。此鬼是一种凶恶的鬼灵，身份不清，随时出来作恶，伤害人畜。西藏隆子县崩尼人的“则如”指鬼附于某人躯体后，而做出害人行为的人，被鬼附者本人不知道。（按：汉族民间也有此种情况，传说被某些妖鬼附体的人，会做出一些异乎寻常的举动，神智清醒之后，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茫然无知。）如果经过卜卦之后断定村内外有死者或病人被其所害，此人就被称为“鬼人”，群众会将其杀死，尸体做特殊处理，或将其驱逐。“鬼人”的家属不做血族复仇[125]。拉萨市苏龙人的“布贡”，西藏米林县博嘎尔人的“窝朗木供”，与崩尼人的“则如”相同。瑶族之布努瑶民间有迷信所谓“掏鬼”“放鬼”“禁鬼”之类的魔法，认为有的“挪公”能够运用魔法致人生病、死亡。凡是这种人，在村寨之中将受到民众的驱逐或杀害[126]。
黎族与傣族同属百越后裔民族，禁母与琵琶鬼之间高度近似（黎族也有将其称为“琵琶鬼”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两族之间此类女性在性质、身份、地位、命运方面，具有原始宗教的同一性，又具有历史演变的相似性。
（一）鬼魂的依附者
黎族禁母的原始特征是有恶鬼附体，称之为禁鬼、梦鬼、蒙鬼、琵琶鬼，傣族称之为琵琶鬼、猴子鬼，贪吃是此鬼的唯一爱好，为食用祭品而祟人生病。两个民族的两种鬼都存在由无意识害人向有意识害人的转化路线，存在害人巫术的两种动机模式。
（二）女性专有，兼及男性
此种巫术的施行者，从调查资料看，绝大多数是女性（黎族的禁公是外来形态）。如有男性，则多为家人、恋人、朋友，受传染所致，为数甚少。此类巫女的年龄以成年为主，横跨各个年龄段。在原始的形态中，认定此类巫女美丑不分，贫富无别，同一村寨之中一视同仁，成年女性都有被指为禁母、琵琶鬼的可能。到阶级分化以后，巫女的身份偏向于贫穷、丑陋的女子，其行为怪异，孤僻寡言（傣族的一些漂亮年轻女性也容易被指为禁母，常常是是村寨首领贪图美色，妄图霸占其身体而诬陷）。在1953—1954年的调查中，海南岛黎族19个点，12个点的禁母确认不分贫富，这些点都处于黎族的中心区，如乐东县的头塘村、毛或村，东方县的抱烈村，白沙县的南溪乡、红星乡等，其余七个点多在靠近汉族的边缘区。在黎族边缘区的陵水县北光乡、崖县槟榔乡等地，如果要明目张胆地说对方是禁母，必须先考虑一下她的家庭家族人口的多寡，如果家族人多，即使是寡妇，别人也不敢惹她。就整个禁母分布地区而言，中心地区比较原始，越到边缘区越存在阶级内容[127]。傣族之琵琶鬼，极富和极贫的都容易被指为琵琶鬼，长相漂亮的和与人关系相处不好的女性也是琵琶鬼的重点指认对象[128]。相较而言，黎族中没有专门针对能力出众、相貌出众的女子的指控，富裕人家也不会成为专门的目标。这类女性在行为方面怪异孤僻的个性，两族有相近之处。有调查者记载：“禁母的常见形象是一个被病态的意志和怨恨所支配的人，她们没有正常的邻里和团体意识。她们常被人们认为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表现出怨恨的情绪，她们中很多人都出了名的爱吵架，尽管人们并不清楚这和巫术是不是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是这种行为导致她们的名声出了问题，因为几乎没什么比把自己的邻人称为女巫婆（禁母）更能损害其公共关系和个人感情的了。从诸多被调查的案例来看，笔者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即某人上述的不良个性通常会被人们用来加强对此人的怀疑。”[129]性格阴郁、不善交际的女性，常常成为怀疑的对象，与人们对于鬼魂鬼鬼祟祟、不见天日的固定想象模式有着密切关联。
（三）遗传性与传染性
傣族的琵琶鬼具有完全的遗传性。一个人为琵琶鬼，其全家都是琵琶鬼，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因与琵琶鬼人家通婚或亲近也会成为琵琶鬼。在傣族社会，如果有人不惧怕鬼而与有鬼人家通婚或密切来往，那么这些胆大者也会被人们视为有鬼，就像病毒传染一样，越是接近传染源的人，感染的几率也就越大[130]。
黎族禁母的遗传特征不如傣族琵琶鬼之普遍，只在一些地区具有传染性。其传染性与遗传性不并存。乐东县毛或村、白沙县牙开村，如果男子与禁母一起喝酒，或者到“隆闺”与人谈恋爱，就会传染禁鬼，具备禁人的能力[131]。但这两个村禁母家庭的子女婚姻并未受到影响。保亭县之什柄村，这种家庭，女儿难以出嫁，儿子不易娶妻[132]。禁母之传染媒介有可能是某些物品，并不一定非得与禁母接触才会传染。乐东县头塘村村民认为，禁母可以通过衣服传染，凡有禁母的地方，邻近之人或要好之人亦被指为禁母[133]。乐东县永益村道公容日新说，别人如果用了禁母日常所用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穿过她的衣服或与她的子女结婚，会成为禁母。据说本村有一位贫苦的汉族妇女，因偷了禁母所用的水缸回家，自己被传染成为禁母[134]。东方县西方乡（今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美孚黎认为本地原来没有禁母，有人从哈黎那里买了棉被而受到传染，出现禁母[135]。
（四）社会地位
原始的禁母不分贫富和社会地位，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穷之人被指为禁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只有少数地区还保留着平等的原则。傣族的琵琶鬼则完全倒向弱势群体（部分富裕之家在他人的嫉妒之下，也会被诬陷为琵琶鬼），因为傣族的封建化进程较之黎族更为彻底。傣族实行等级内婚制，在婚姻方面各个等级之间界限严格，琵琶鬼之地位处于最低下的“滚很召”阶层，自然被大部分阶层排除在婚姻圈之外。同时，琵琶鬼不能出任官职，不能当和尚，不能与外寨通婚[136]。黎族汉化程度较深的地区，禁母多为贫穷之家，或孤苦无依的老妇、寡妇，汉族的道公、娘母、村长、保甲长及其家属均不会被怀疑为禁母[137]。外来移民作为弱势群体也容易被指为禁母[138]。东方县田头村1936年杀死一名寡妇，1953年又赶跑了一个寡妇。即使是禁母身份平等的地区，女性一旦被指为禁母，无形中在心理上会受到压抑，她们身穿独特标志的衣服，在很长时间内禁止参加公众活动，禁止与人交往，在一个社区中完全被孤立。她们在心理上受到的歧视是终生的，在实质上被驱逐了。有的全家则像瘟疫一样被驱赶走，有的被赶到村外的山中居住，有的迁往别的村庄[139]。
傣族之琵琶鬼阶级性非常突出，在傣族聚居的西双版纳地区，许多被指为琵琶鬼的人都属于贫困家庭。例如，曼允傣寨的地主绅岩烧想要霸占贫农朱曼家的大鱼塘和黑心森林，便诬陷朱曼为琵琶鬼，在1963年连她的女儿一起被赶走。曼乱典寨的贫农朱陶孟龙，被地主叭岩香岩强奸四次以后，地主又想霸占她的女儿，没有得逞，便诬陷其为琵琶鬼，于1953年、1957年两次被驱赶[140]。
（五）被惩罚的命运
傣族对于琵琶鬼的惩罚，较之海南黎族更为严酷。琵琶鬼普遍会遭到驱逐，甚至是杀害。如花腰傣，一旦认为村寨中某人是琵琶鬼，一定会坚决除掉，被认为是琵琶鬼的人大多被抄家，并驱逐出寨子，有的甚至被打伤打死。有时候被逼无奈，自己的亲人也会下手。参与杀害琵琶鬼的人，不但无罪，还被认为是为村寨除害的“英雄”[141]。由于遭驱赶的人家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些“琵琶鬼”村寨，如曼允寨、曼桂寨。这些村子的人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寨子，周围的傣族群体也不与他们通婚，他们只能自行联姻，或与外族联姻。总之，“琵琶鬼”寨在傣族人的心目中，是恐怖和邪恶的象征，人们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
黎族对禁母之惩罚，只有极少数地区采取驱赶或杀害的方式，大部分地区采用巫术仪式禳解除禁。黎族杀害禁母的行为，就残酷性而言，如前文所述，不亚于傣族。如果不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政府采取严格的法律措施，任由其自然演化，对禁母的温和禳解发展成严厉惩处是极有可能的。
关于杀害禁母的残酷行为，这里不再多讲，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凡严厉惩处禁母的区域，皆为汉化程度深，阶级意识鲜明的地方。据了解，将禁母全家杀绝的有陵水县四区、白沙县细水乡、崖县槟榔乡。杀害禁母全家后，有的地方甚至烧毁他们的房屋。白沙县红星乡番响村更为凶残，被害的禁母家属还要被迫付给刽子手杀人费，有的多达100多大洋[142]。对禁母的惩处力度常常与社会势力的大小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傣族相同。如陵水县北光乡，如果禁母家族势力弱小，那么一般是被暗杀。如家族人口众多，便会有两种惩处方式：一种是残忍到把全家族杀死，这种暗杀往往是病人之家联合众多亲属一起行凶； 另一种情况是当病人家属知道某人是“禁母”，但因家族大不敢杀她时，只得向天呼叫：“如果你不放我家病人好，那么一定把你杀掉！”[143]只能采取威胁的手段了。
由至亲出面指证巫女，黎族与傣族一样，也有同类现象。在合亩制地区，原始禁鬼信仰氛围浓厚，民众笃信不疑。禁母没有贫富和社会等级之差别，导致病人的亲属有时也会被指认为禁母。例如五指山毛道乡南冲村的亩头王老东之妻子，在1949年以后还被指为最厉害的禁母； 报曼村的王礼文认为自己母亲是禁母，并且在1950年还动员她坦白； 抗班村的王敢欧的儿子患病时，查禁人认为自己的姑母就是禁母[144]。五指山地区的亩头王老贵，查出自己的姐妹是禁母，也加以杀害[145]。另外一种亲人杀害禁母的情况，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两种心理动机有别。保亭县什告村在1949年以前，当众人对禁母严刑拷打之后，她的丈夫不敢收容自己的妻子。他担心病人一旦死去，他不仅要杀死妻子，还得赔偿做法事的全部费用。在此利益权衡之下，他主动将妻子杀死[146]。
黎族的禁母与傣族的琵琶鬼，其神秘恐怖的无数危害是早期人类想象的结果，最早起源于瘟疫。后来，其巫术的对象、范围都大大扩展了，这种假想的恶鬼在长时间的各种形式的传播中，其威力不断增强。傣族村寨只要发生一些难以解释的怪现象，如公鸡打鸣、米煮不熟，也归罪于琵琶鬼[147]。黎族认为，凡是牛瘟死病，禾虫生害，都与禁母有关[148]。
黎族和傣族生活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瘴疠严重，疟疾流行，人们的生命时时受到疾病的威胁。在医疗水平低劣的时代，大多数严重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疾病死亡率很高。这样在族群中会造成长期的紧张气氛和极大的公共心理压力，而女巫的想象，为这一压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于是禁母和琵琶鬼成了疾病的“替罪羊”。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水平的提高，生活卫生习惯的改良，宗教观念的转变，这一现象呈现出逐渐衰弱、消亡的趋势。
黎族与傣族女巫文化现象的起源、传播、影响关系，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课题。
总体上说，黎族的禁母是疾病的“代罪羔羊”，没有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形式。在传统的黎族单个农村内部，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是较为单一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具有普遍性。人之间的冲突常常表现为群体与群体、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资源争夺，在一个群体内部，比如原始的合亩制农耕团体，生产资料是共有的，产品分配也是平均的，缺乏产生紧张人际关系的经济基础。在一个族群内部，人们最难以解决的，或者给他们带来持续重大的精神压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疾病。无法预知的死亡，无法治愈的绝症，族群内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神秘的不可知的病患，常归之于各种各样的鬼魂，如风鬼、水鬼、太阳鬼、猴子鬼，自也可以归之于禁母鬼（琵琶鬼），只不过这个鬼具有一个特性，为其他鬼所无，那就是依附于一个成年女性为中介来作祟，实现自己饮食的目的。这类女性的选择，表现了“代罪羔羊”的一般身份特征，老弱者、边缘人，在村里常常是寡妇、孤僻者、外来者。
王明珂教授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曾讨论羌族的“毒药猫”现象，与禁母鬼近似，但更为复杂，两者以女性为灾害制造者的社会认同是一致的。他关于“毒药猫”的社会性质的论断，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更为深入地理解禁母鬼现象。他说：“从更一般性的意义来说，‘毒药猫故事’不止广布于岷江上游的村寨人群间，它也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人群间； 无论是在土著，或是现代土著人之间。这便是为何在许多社会中，女人、弱势群体与社会边缘人常被视为有毒的、污染的、潜在的叛徒或破坏者。在社会动荡骚乱之时，他们常成为代罪羔羊。这也说明了人类似乎一直生活在群体各自建构的‘村寨’之中。”[149]前引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所述民国时代黎族核心区民众对于外来闯入者的戒备与恐惧心理，是我们理解禁母现象的最佳切入点。
【注释】
[1]陈建宪：《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
[2]马学良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3]陈建宪：《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
[4]马学良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5]韩伯泉、郭小东：《黎族民间文学概说》，广东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版，第12页。
[6]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5页。
[7]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8]张伟豪：《台湾高山族农耕祭仪一瞥》，《中国民族》2012年第1期，第27页。
[9]张伟豪：《台湾高山族农耕祭仪一瞥》，《中国民族》2012年第1期，第27页。
[10]张伟豪：《台湾高山族农耕祭仪一瞥》，《中国民族》2012年第1期，第28页。
[11]李子贤、胡立耘：《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文化与稻作神话》，《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71页。
[12]赵春青：《海南岛本地黎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方通村的生态环境与本地黎文化》，《考古学研究》2013年版，第36—175页。
[13]周国茂：《论布依族稻作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89第3期，第16页。
[14]王文光、方利敏：《傣族稻作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第3期，第203—205页。
[15]弗雷泽：《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74页。
[16]弗雷泽：《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69页。
[17]伍文义：《浅谈布依族古代狩猎习俗——平塘县上莫乡专业猎户的个案分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37页。
[18]刘如仲、苗学孟：《清代台湾高山族的狩猎与捕鱼》，《农业考古》1986第2期，第346页。
[19]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0]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0年版。
[2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22]罗泌：《路史》，李锐、蔡卓、李家信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年版。
[23]刘守华：《楚文化中的民间故事——〈早发的神箭〉文化形态剖析》，载《比较故事学论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24]刘守华：《楚文化中的民间故事》，《比较故事学论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25]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26]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昌江县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27]吴永章：《黎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28]吴永章：《黎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
[29]吴永章：《黎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449页。
[30]海南民族研究所：《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31]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32]农学冠：《岭南神话解读》，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33]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34]罗开玉：《“鳌灵决玉山”纵横谈——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74页。
[35]沈汇：《哀牢文化新探——倭奴即哀牢说》，《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第130—139页。
[36]屈小强：《巴蜀氏族——部落集团的共同图腾是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9—96页。
[37]李伯章：《蜀开明氏族属试探——兼释“故大夜郎国”与“汉夜郎国”》，《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版，第27—32页。
[3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39]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第129—135页。
[40]王辉山：《黎族竹文化》，《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1]罗曲：《布依族的竹崇拜》，《西南民族大学院学报》2000年第11期，第43—46页。
[42]此节内容已发表于《海南热带海洋学报》2018年第4期。
[43]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4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页。
[45]赵桅：《傣族“琵琶鬼”现象的起源历史浅述》，《民族史研究》2010年版，第279页。
[46]岩温扁、岩温勒：《琵琶鬼的故事》，载《版纳》1981年第2期，第62页。
[47]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4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49]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页。
[50]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51]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页。
[52]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53]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5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
[55]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56]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第56页。
[57]乐东县永益乡老村认为禁母身份为女性的原因是妇女穿得筒裙特别美丽，才吸引禁母鬼。其他地区未见此种说法。
[58]王萍昆：《保亭地区黎族禁公禁母的概念》，1983年3月，未刊稿。
[59]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47—450页。
[60]朱和双：《云南梁河阿昌族原始宗教中的巫蛊信仰》，《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7页。
[61]岩香宰主编、西娜撰文：《说煞道佛：西双版纳宗教研究》，西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62]吕大吉、林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凌树东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页。
[63]王兴端：《琼崖黎人社会概观》，原载1934年《琼农》，《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64]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第55页。
[65]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第56页。
[66]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第57页。
[67]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2016年排印本，第57页。
[68]王养民、马姿燕：《黎族文化初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3页。
[69]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70]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71]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72]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73]董小俊：《海南岛五指山市太平村黎族》，《五指山脚下的耕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7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
[75]韩立收：《“查禁”与“除禁”——黎族“禁”习惯法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76]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77]王献军、程昭星：《黎族现代史1912—1949》，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第374页。
[7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
[79]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80]王萍昆：《保亭地区黎族禁公禁母的概念》，1983年3月，未刊稿。
[81]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449页。
[82]詹鄞鑫：《古代巫蛊术》，《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第39页。
[8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8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85]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86]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页。
[87]姚思廉：《陈书.长沙王叔坚传》，中华书局2021年修订本。
[8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
[89]韩立收：《“查禁”与“除禁”——黎族“禁”习惯法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90]赵春青：《海南岛本地黎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方通村的生态环境与本地黎文化》，《考古学研究》2013年版，第36—175页。
[91]覃延桂：《仪式共生与主体性形塑：广西上林县古登村壮族师公与道公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19页。
[92]覃延桂：《仪式共生与主体性形塑：广西上林县古登村壮族师公与道公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12页。
[93]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94]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95]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96]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97]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9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7页。
[99]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343页。
[100]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101]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102]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103]本书编写组：《黎族田野调查》，海南省民族学会编印2006年版，第95—96页。
[10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105]本书编写组：《黎族田野调查》，海南省民族学会编印2006年版，第95—96页。
[106]董小俊：《海南岛五指山市太平村黎族》，刘明哲主编《五指山脚下的耕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107]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
[108]王萍昆：《保亭地区黎族禁公禁母的概念》，1983年3月，未刊稿，《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黎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4页。
[109]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第47页。
[110]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111]覃彩銮：《壮族古代犬祭初探——广西左江崖壁画动物图像辨释》，《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80页。
[112]陈国安：《水族的宗教信仰》，宋常恩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113]高泽强、潘先锷：《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11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568页。
[115]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116]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117]伍瑞麟、何元炯：《海南岛黎人的婚丧及捉鬼风俗》，原载《资治》第4卷第1期，《海南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页。
[11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68页。
[119]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页。
[120]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121]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122]K.T：《琼州苗黎记》，《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一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207页。
[123]彭程万、殷汝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原载1922年第11期《地学杂志》，《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一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24]王兴瑞：《琼崖黎境概况》，原载1946年《边政公论》第5卷第1期，《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一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
[125]吕大吉、林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傣族卷·哈尼族卷·景颇族卷·孟—高棉语族群体卷·普米族卷·珞巴族卷·阿昌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5页。
[126]吕大吉、林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土家族卷·瑶族卷·壮族卷·黎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127]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128]赵桅：《黎族文化分类下的琵琶鬼现象的解读——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58页。
[129]张太教：《人类学视野下的黎族女巫问题》，《海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23页。
[130]赵桅：《傣族琵琶鬼现象的起源历史浅述》，《民族史研究》，第291页。
[131]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132]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133]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13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135]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页。
[136]赵桅：《傣族文化分类下的琵琶鬼现象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56页。
[137]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
[13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139]韩立收：《“禁”之罪与罚——黎族传统“禁”习惯法概述》，《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43页。
[140]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1979年版，第67页。
[141]杨世华：《花腰傣习惯法初论》，《学术探索》2003年第4期，第95—96页。
[142]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143]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页。
[144]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145]朱晖、朱赤：《合亩制地区土豪头目王老贵》，《黎族历史专辑（续）》，海南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6]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450页。
[147]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48]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149]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