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查禁之方法
在黎族社会中，如何确定禁公禁母的身份，需要种种不同的程序和方法，其中有的属于原始巫术，有的属于道教范畴。
一般认为，一个人被认定为禁母有四种原因：一是她所在的母系血缘的人曾经被人们指为禁母； 二是甲乙两人互相打骂后，其中一方患病，而诬指另一方的妻子为禁母； 三是病人梦见某人害他，而诬指该人为禁母者； 四是道公替病人查鬼时查出某人为禁母。
上面第一种结果不用道公复查即为社会所公认，第二、三种则多由道士复查才为社会所公认（三亚槟榔乡仅仅由病人梦见即确认禁母身份，此例甚少），第四种占主要地位。查禁公则比较简单，第一种方法不见，多是第二种和第四种[88]。
具有传染性是黎族禁母作为原始宗教现象的特征之一，禁公则不具有传染性，属于人格主体的自主行为。关于第三种，梦兆预言现实是人类早期的灵魂观念之一。据泰勒之观点，梦的生理现象是人类灵魂观念产生的原因之一，早期人类将梦境中发生的事件与现实生活等同。黎族因为病人的心理幻像和梦境就确定禁母身份，可见此种观念之根深蒂固。
被认定为禁母的多为普通人，禁公则多为道公、娘母等法术持有者。确定禁母的现实利益动机是混合的、笼统的，有的只是无意识，是由于鬼魂贪食，有的只是个人矛盾，并无非常固定化的动因。而禁公之认定，主要起因于巫师职业者的贪婪引起的矛盾。黎族民众对于此种情状常常叙述得非常明确。白沙县南溪乡有一位娘母被指为禁公，据说村里人请他查鬼他总是查到大鬼，多要杀牛或杀猪，许多人家因此一贫如洗。村人产生怀疑，质问他查出大鬼的动机（因为杀牛、猪等祭品，娘母可以分得一条腿），娘母怒而不言，返回家后施法禁村里人，先后被禁死35人（实质上是村人的巫术想象，黎族地区疾病发生率很高，治愈率极低，当有瘟疫发生时，死亡的人口数量巨大）。很明显，村人多病，村中多鬼，客观上为道公娘母等法术人员牟利提供了条件。因此，神道人员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作法也是一门生意。本村查出的禁公多数为外村道公，当为两村道公之间的利益矛盾所致[89]。
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道公之间的此种利益冲突依然存在。本地黎地区的道公使用一些害人的黑巫术，使人发病，发疯直至死亡。本地一位村民符亚书说自己多次受到黑巫术之伤害，他说：“我家养猪就不曾养大过，我知道猪一到快长大的时候道公就要来我家，他不来一切正常，只要道公一来我家，家里非出事不可，要么家人生病，要么出现其他灾祸。出事后，非请道公不可，否则吃啥药也不能治好病。道公一来，就要杀猪搞鬼，病人的病马上就好了。”符亚书的妻子忽然发冷发热，疟疾发作，他马上联想到前几天道公来过家里施法所致。在白沙县方通村，道公之间时有互相拆台互相攻击的事情发生。某一位道公给病人治病，本来就要治好了，另一位道公暗中使用黑巫术使病人病情再度恶化，这样病人还要请来另一位道公才能把病治好。方通村附近方圆数十里有好几个道公，有时给一位病人治病，要把这些道公请个遍，来一位道公要搞鬼一次，杀猪宰鸡饮酒吃饭不说，还要给道公送肉送钱，因此，请道公治一场病，要花一大笔钱，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在方通村，甚至道公家属也恨道公。符洪全是一位道公之子，却不止一次讲述道公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事情，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恨不得把大大小小的道公全部杀掉。”[90]时至20世纪90年代，对于道公的巫术想象尚有如此巨大之危害，无怪乎对于禁公之处罚常常要杀死了。所谓法术之高低，既有偶然之因素，一般人想象之因素，还有道公自我吹嘘之因素。法术高黑巫术就厉害，为自己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巨大风险。在方通村的黎族百姓会出现如此笃信的恐惧状态，与黎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如果缺乏这样的宗教基础，道公之黑巫术不会有如此大的魔力。
道士本为道教的法术之士，为驱邪卫道而存在，掌握着神鬼世界的秩序，为人类守卫、防止妖鬼世界对人的世界的侵害。如同普通人之中分道德的善恶，道士之中也分善恶。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多有道士施行黑巫术的记载。在道教大量传入黎族地区的明清时期，当时的古典小说中多有凡间道士以邪术害人的情节，他们往往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助纣为虐。如《封神演义》中的吕岳，《女仙外史》中的奎道人，皆为当时民间关于黑巫术想象的文学记录。《聊斋志异》中，记录了更多纯粹民间巫术的危害。《妖术》中，一位占卜相面的先生预言于公生命之危险，要求支付十两银子以保命，于公拒绝支付。相面者利用纸人、木偶、土偶施展黑巫术，企图杀死于公。《长治女子》中的道士，为一己私欲，利用女子的生辰八字施法，将其剖心杀害，控制其灵魂。黎族道公之黑巫术，并不是新鲜玩意，当是从汉族传来。
在民间宗教之中，道士之间为争夺私利而互斗，亦非黎族地区所独有。在壮族的一些地区，民间道教中有师公和道公等宗教主持者，作法行道，祛病消灾，其中师公相当于黎族地区之武道公，道公相当于黎族的文道公。在法事活动中，他们各有职司，主次有别，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又互有竞争。法事活动完成后，总是牵涉到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他们也总是会强调自己在超度亡灵方面的不可替代之作用[91]。民国时期就发生过师公与道公为经济利益斗法的事件。上林县古登村的道公有一次在另一个村庄做太清醮。道公没有等师公到现场配合，就独自完成了祭祀仪式。结果孤魂野鬼四处游走，做法事的五名道公第二天全部惨死。村里不得不请师公再举行一次法事。这是从崇拜师公高强法术的民众口中宣讲出来的[92]。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师公捏造传播的结果。无非是为了突出师公的重要性，最终原因还是师公与道公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他们常常互相造作谣言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与前述黎族道公的行为本质上毫无二致。
当出现黑巫术祟人的事件，要查出施术之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实际征兆外，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巫术或法术仪式，才能最终确定那个人。查禁之方式，禁公与禁母有本质区别，又有联系。禁公无一例外需要道公作法才能查出，而禁母大部分则只需通过更为原始简单的石卜确定。下面分别论述。
禁母之查禁，主要有两种，石卜和道士作法。
石卜查禁为原始方式。黎族大部分地区皆有石卜之俗。其方法是，一段竹枝或筷子，中间用绳子吊一块石头（或鸡蛋、泥包、毛巾），占卜者挨个询问作祟的鬼怪，当念到某一个鬼怪名字时，石头动起来，即确定作祟者。黎族查鬼普遍用此方法，禁鬼亦无例外。在没有禁公出现的地区，查禁基本上用石卜。
石卜的主持者，有些是普通人，有些是娘母和道公。乐东县福报村查禁鬼，由病人家属自己做。查禁母有两种问法，一种是“是某某村人禁我吗”，另一种是“是某某人禁我吗”。如石头按照查鬼的人假设的方向移动，便定为禁母作怪。有时也请娘母或道公，但主要是依靠自己[93]。乐东永益乡老村则由道公做泥包卜，多港村则娘母用石卜查禁，如果娘母失败，再请道公来查。
石卜尽管简单，其卜问程序也显示了民众对于禁鬼之慎重，差错或查不准，对病者无损，对指为禁母之人则至关重要。有些地方的石卜，在场所有人皆经过石卜确定该人为禁母后，才会作法驱邪。有些地方查鬼之逻辑顺序异常细密。合亩制地区之毛道乡，采用由远到近之排除法，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他们的程序是：人患病时，便怀疑被禁，即用一土块，以藤系之，悬于小竹竿上成丁字形，查鬼者蹲在地上低头，双手持竹竿两端，地上放米一撮，口中念词：如毛枝峒禁，请你动。如土块不动，即念毛道峒，随即把各个村名陆续念出，如土块仍然不动，一直念到家内各妇女名字； 这种问法是从远到近，从疏到亲。如果念到外峒人时土块动了，就杀鸡、猪做鬼，不查禁母之名； 如属于本峒则再查具体的村庄，最后查到个人。如果不是外村，则查出某人后，确定其为禁母，但不敢公开说出禁母的名字，因为害怕连累自己也被禁[94]。白沙番满乡之石卜，与毛道乡有所不同。当占卜者拿起手中的工具便开始发问：“有蒙鬼吗？”若泥包向外移动，便认为真的有蒙鬼作怪，跟着再把全村各户的户主姓名逐一念出，若念至某家泥包向外移动，便认为某家有蒙鬼。占卜者再把这家所有成年人名字逐一念过，从老年念到年轻，念至某人时泥包向外移动，认定她为禁母。必须全村懂得石卜之人都查出同一人，才能确定其为禁母[95]。此种查法表示了他们对于查禁母的慎重态度。白沙县番响村同时存在禁公、禁母，查法不同，禁母依然采用传统的泥包卜形式。但在有些地区，禁母的传统查法则消失了，代之以道公的法术仪式。
道士作法查禁的地方，如禁公、禁母同时并存，两类查法没有区别，这是禁母现象受道教文化影响所致。方法基本上有两种，降公查禁与抬公查禁。
第一，降公查禁。
这种方法的具体程序是：道公扮作鬼神降神附体，全身颤抖，口念咒语，以鬼神之口气与病人对话，最后说出病人因受禁而致病，但不说出禁母、禁公之名字。如乐东毛或村，查禁时，准备一碗白米，三支香，三个铜钱。道士作法时，全身颤动，闭起眼睛，不断打笅杯卜卦，直到查出作祟者[96]。常常在降神之前，道公为了增强法术的可信度，要事先对病人进行观察询问，何时得病，病人之轻重，病人最近与何人发生过矛盾，是否梦见有人对自己施禁[97]。
所谓的降公，一是降神，一是降鬼。降神即正义之神灵附体，协助道公查鬼。如：保亭县番文乡即用降神之手段。查禁在广场上公开举行，仪式严肃而隆重。指定某一天，全村男女齐集广场，男女分开，有次序地坐于两旁。广场中间摆一张桌子，供奉七爷公，焚香拜祝。道公身穿便服，头裹毛巾，插着一根香，手持一把戒刀，刀把上悬挂几枚铜钱。道公念一会儿咒语，杀一只鸡，将鸡血放入酒钵之中，每一个到会之人喝一口血酒。接着道公又做起法事，用笅杯占卜问七爷公，出现阴、阳、赦（全俯、全仰、一俯一仰）三种情况后，即得到七爷公之答复。这时道公口中念念有词，呼呼怪叫，表示七爷公已经附身。一面挥动戒刀，拍桌拍地，同时旁边一人敲锣配合。一会儿道公突然进入半昏迷状态，呼呼怪叫不绝。有两名助手拿着绳索或藤条追随着道公东奔西跑。道公手持戒刀，环绕于众人之中查禁。人们都战战兢兢，惊惶祈求：“祖公青天有眼，查出真正的禁母和斧头（斧头指禁公），不要冤枉了好人。”道公经过了四五次的环绕周旋之后，选定了对象，便祭起戒刀，拿在手里，用戒刀斩人，刀向谁砍去，谁便是禁母或斧头[98]。可以看出，这个仪式完全是道教的内容。
降鬼，白沙县番满村道公用此法。道公在病人家里，供奉香烛米钱，打笅杯占卜，全身抖动。一个助手问：“你是蒙鬼吗？”若道公不答，则再问：“是什么鬼呀？”道公如仍然不应，则再问：“是禁公吗？”如果道公答应了，法事便停止，表明已经查出禁公。但是道公并不马上宣布禁公的姓名，等围观的人群散去以后才告诉病人家属[99]。较之降神仪式，降鬼仪式简单一些。
有些地方降公查禁，需要经过几名道士轮流作法，确定是同一人之后，才最终认定施禁者。这与前面所述石卜的慎重态度是一致的。
第二，抬公查禁。
抬公查禁，一定是集中全村的民众，做大型法事。保亭县毛盖乡用此法。过程如下：当病人久病不愈时，其家人即向当地的总管、哨官、头家之类提出申请查禁母，希望他们支持做一次抬公查禁。于是众人捐钱捐酒，以备杀猪饮酒之用。当天，全乡民众集中于村前草坪之上，男女分列两边，由总管或哨官当众讲话，说明情况。然后杀一只鸡，在场的男子喝血酒，并问各人：“如果查出你的妻子或母亲是禁母时，你会埋怨吗？ 如果杀死她，你认为如何？”各人回答：“若查出，我没有什么意见。”接着，道公焚香念咒，抬着神像先经过男子们这边，再经过女方一边，突然把木偶放在某一位妇女身上，这便是禁母。据说，未举行仪式以前，病人家属已经与道公商量好，指定某人为禁母，抬公查禁只是例行手续而已[100]。
无论是石卜，还是降公、抬公，都不是独立于黎族巫术系统之外的实践活动，与遇到疾病灾疫时查其他的鬼怪相比，其程序只有细节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