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多余的日月
当原始人类遭受干旱的折磨，再加上数日并出的天文现象，射日神话就产生了。“古代百越人居住的岭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夏天气温特高，石板可灼伤人。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越人产生了射日神话。壮族的郎正射十二日，布依族的布杰也射十二日，毛南族的格射十日，黎族的山猪咬五日，仡佬族的老公公射七日，侗族的皇蜂射十日等等，都是反映人们和炎热的气候做斗争。这些神话的情节大体相同，都是说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好几个太阳，晒得大地河水干涸，田地龟裂，草木枯焦，人畜渴死。后来出现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雄，弯弓射日，只留下一个暖人间，从此大地又复苏了。”[12]英雄射日只是原始先民除掉多余日月的一种想象，此外还有用棍棒打下、天帝收回、吃掉、损害、劈开等种种方式。黎族只有两种方式，射日和食日。
射日神话按对象分四种类型，黎族具有其中两种，单纯射日，剩一个太阳； 兼射日月，各剩一个。前一个类型在黎族神话中只有一篇《三兄妹》，天上有五个太阳，人类用威胁的方法要求雷公除去了四个。此类型在百越后裔诸民族中并不多见，壮族的《侯野射日》也是单纯射日，仡佬族神话中远古十二个太阳不分昼夜轮流转，天帝收回十一个。这种类型与后羿射日近似。
百越后裔民族中最常见的是单纯射日，剩下两个化为日月。水族的人类射日，傣族的惟鲁塔射日，壮族的特康射日，布依族的勒嘎射日等都是剩下两个太阳。兼射日月之类型是黎族神话的主体情节，天上出现数量相等的日、月，英雄分别除之。仡佬族《公鸡叫太阳》和毛南族《格射日月》也属此种类型。
就射日的数量而言，黎族为5日和7日，壮族有11日、12日、19日，毛南族有10日、12日，仡佬族有7日、12日，傣族7日，水族10日，布依族9日、12日。从射日数量看不出彼此之间的联系。
百越后裔民族处于稻作文化圈。“稻作文化圈神话一般来说准备和射日都比较简单，重点在登高和收尾上。侗族蜾蠃要架12层天梯，飞到12丈高的神树上，才能射日。壮族郎正须攀上最高的神山巴赤，布依族之布杰须攀上雷公山上之大榕树树顶，毛南族之格也须攀缘绝顶。”[13]相对于百越后裔其他民族的追逐登高，黎族的射日缺乏艰辛过程的渲染。然而动物食日，却是黎族的特色。
《人类的起源》和《苍蝇吃日月》分别由山猪和苍蝇吃掉多余的日月。前一个神话中，当姐弟俩询问谁能吃掉多余的日月时，山猪自告奋勇，但提出了人类允许它吃稻子的条件。当多余的日月被吃掉，姐弟俩却拿不出稻子，只得允许山猪看见田里的稻谷可以随时吃。后一个神话中，天神番焦塔命苍蝇趁着太阳和月亮睡觉的时候，一夜之间，将六个日、月统统吃掉。天神为奖励苍蝇，规定吃饭时，苍蝇先吃，人后吃。这是两则兼具解释动物习性的神话。射日的英雄在此处变为令人生厌的野猪和苍蝇。此种神话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神话创造源于生活现象的观察与体验； 一是早期人类的思维取向。第一个原因，黎族人民对于山猪食稻谷，苍蝇哄饭有着切身的体验。特别是山猪食稻，给黎族人民的农业生产常常造成巨大的破坏。在黎族的许多民间故事中也常出现山猪吃庄稼的情节，说明一个民族的普遍感受。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学者们统计，“黎族农业自然灾害之中，兽害最为严重，其中以山猪为害最甚。1953年毛或村被山猪吃去10箩谷（约350斤）。包谷受害更大，每年每个‘合亩’多者被吃去2/3，少者也达1/3。群众虽然加以猎杀和防御，但始终无法根绝。”[14]原始先民对其破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对其破坏行为做出幻想性的解释。第二个原因，从现代人的眼光看，用龌龊不堪、令人生厌的动物完成造福人类的伟业，显得不可思议。但人类童年的思维具有同一性。人与大自然万物没有截然分开，他们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物现象。许多生物具有人类所缺乏的生理功能，会引起初民的崇仰赞叹，视其为天授的神秘能力。当他们构想宇宙创造、开天辟地等世界本源问题的时候，自然会把各种神灵纳入创造者序列。壮族神话《姆六甲》中姆六甲创造天地是在屎壳郎和蜾蠃的协助下完成的。屎壳郎负责转动神蛋，蜾蠃负责将其叮破。神蛋炸开成天地，屎壳郎整地，蜾蠃造天。台湾布农人认为那勒哈勒虫（屎壳郎）团粪成丸，退入洞穴生男女二人[15]。
就射日的主体分，有天神射日、人类射日、动物射日三种类型。在黎族神话中以天神射日为主体，万家、万界、大力神等既是创造日月之神，也是射日月之神，这在百越后裔民族神话中较为罕见。只有布依族古歌《十二个太阳》与黎族类似，补杰开天辟地造十二个太阳，太阳不听话，一起出动炙烤大地，补杰又射去十个太阳[16]。通常，在百越后裔诸民族射日神话中，射日月的天神或人类始祖神与造日月的非同一个神灵。这其中的区别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水族之牙巫造十个太阳，人类向牙巫取铜箭铁箭射下其中的八个； 傣族的火神造太阳，神箭手惟鲁塔射太阳； 布依族天神的十二个子女为太阳，布杰兄妹射之。黎族史诗《五指山传》中人类始祖扎哈射日，与百越后裔其他民族一样，所表现的是人类祖先的伟大业绩。动物射日，如侗族，蜾蠃架12层天梯，飞到12丈高的神树上射日，皇蜂飞到日边，用柴刀砍太阳，与黎族有异曲同工之妙。
百越后裔各民族射日神话故事存在许多共性。其基本特点是：“主题归一，都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和愿望； 灾害后果相同，都表现了多日使庄稼失收，说明是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的产物； 英雄性别一样，都是男性，说明是父系时代的作品。没有或很少有把太阳神秘化的宗教色彩，说明又不会是太晚时期的创作。”[17]但不同民族之间，其射日神话“具体形态上却受到各民族先民生活环境的制约，因而结构的微观部分，诸如情节、角色、语言、行为等则多姿多彩，犹如一种树的树叶，相似而不相同。更像山野的鲜花，千卉竞秀，姹紫嫣红”[18]。有学者认为：“射日型故事的深层很可能是原始人在抗旱时期施行‘作日月之象’以射之的模仿巫术或其他形式巫术的写照或隐喻。”[19]
通过与百越后裔诸族射日神话的比较，黎族既有与之相通之处，也表现了其民族的独特性。共性不再重复，个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开天辟地的工具化为日月在百越后裔其他民族中罕见； 第二，日月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射日的英雄； 第三，利用动物吞食日月具有地域特色； 第四，射日对象日月兼之，也是其突出特点。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由于文献的不充分，我们还不能做出详尽合理的阐释。但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显示了黎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精神； 二、与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特点相关联； 三、与神话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相关联。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射日型故事流传到后期，由于它寄寓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表现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性壮举，使人们体验到一种征服者的愉快，胜利者的喜悦，因而巫术的写照越来越转向带审美性质的歌颂”。
神秘的宇宙星辰在有规律地运动，它们在人的肉眼中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在科学蒙昧的时期，原始先民对于这些现象利用类比思维的形式，赋予它们人的品质特点，企图解释天体运行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