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星座崇拜
黎族神话中，天上的星星，据说来自天神“番焦塔”填海造陆时抛向空中的沙土。冥冥之中，那天上的星辰在黎族人的潜意识中，与土地有着神秘的联系。《兄弟星座》《七星、犁尾星、猪鳄星的来历》就是农耕文明演绎的天体神话。表达了黎族人民对北斗七星的崇拜。这是同一个神话在不同地区流传的不同版本，前一则流传于乐东，后一则流传于昌江。
“北斗崇拜”在我国历史悠久，主要是与远古时黄土高原的天文地理条件和先民农业生产的需求分不开的。对农业生产来说，掌握气候变化尤为重要，在当时主要靠观察天象。郭沫若认为我国上古存在“以北斗为观象授时之利器”的事实。黎族的北斗崇拜也与农业相关。
黎族人民缺乏关于天文学的系统知识，但他们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出于农事安排和探索未知世界的需要，对夜晚的繁星有着长期的观察。由于纬度的差异，此处肉眼所见的星斗与中原大异，曾引起历史上旅行者的好奇。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南越之星，多于天下。唐时有人行琼海，以八月时见南极老人星下有大星无数，皆古所未名。”[32]黎族人民对这些星座的想象也同样令人惊异。
《兄弟星座》的主要情节是：居住在大山中的兄弟七人以种植山栏稻为生。他们和睦相处、团结友爱，过着安稳的日子。有一年，他们砍山种田时，已经砍倒的树木和粗藤又重复长起来了，一连三天皆是如此。为了一探究竟，兄弟七人晚上埋伏在一棵天芋树下。夜半时分，他们发现一头天猪从天芋树上跳下来，口中念念有词，被砍倒的植物随即复活，天猪跳上天芋树返回天上。为了除掉祸患，兄弟们制作了巨大的弓箭，在下一次天猪来破坏生产的时候，一箭射中天猪，天猪逃跑，七兄弟爬上天芋树追上天庭，此时天猪已死。他们与玉帝理论赔偿之事，玉帝允许他们宰杀天猪而食，以作补偿。兄弟们吃完猪肉，无意间将剩下的肉汤泼在天芋树上，这棵通天树突然缩小为山芋。七兄弟失去了归路，只好留在天上耕田，万里碧空就是他们耕作的田地，蓝天上滚滚的排云和条云，就是他们犁过的云田。只有七弟不肯和大家一起劳作，跑去给月亮做随从。那六兄弟与在家时一样，团结一致，辛勤劳作。
山猪偷吃黎族人民种植的山栏稻，天猪阻止山栏稻的种植，前者是现实，后者是想象，想象是现实的延伸。要之，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在这则神话中，同时说明了人类如何失去了通天之路，是出于人类自身的偶然失误。汉族神话中隔绝天地之路的是颛顼大帝，是一位天神。《圣经》中阻止人类建造通天之塔的是上帝。百越后裔民族中也多有通天树、天梯消失的记载，天帝隔断的情形居多。榕树、杉树、楠竹等形体高大的树木在百越神话中常常作为通天树出现，黎族选取矮小的山芋作为通天树是颇为奇特的，与黎族人民以芋头为主食的漫长历史密切相关。西南百越后裔诸民族中，矮小的马桑树也曾通天彻地，在天神的法术作用下，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七兄弟化身为北斗七星，似乎是中华各民族神话思维的共性。北方满族和蒙古族的北斗七星的神话也是兄弟七人在与恶魔的斗争中，最后化为星座。满族神话《纳丹乌西哈（七星）》叙述珠浑哈达山下一家渔民兄弟七人，化为七星，这则神话中也是七弟与其他兄弟隔开的模式[33]。
神话所反映的基本矛盾是人与神之间的斗争，是黎族人民在农业生产中与自然灾害搏斗、征服自然破坏力量的幻想表达。玉帝的出现则表明这则古老的神话在传承中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
《七星、犁尾星、猪鳄星的来历》与《兄弟星座》当同源，而具体情节差异甚多。差异如下：
第一，增加了七兄弟的来历。一对长年不孕的夫妻得到了客人赠送的七个芭蕉。客人告诉他们，吃一个就可以怀孕，不可多吃。妻子违反禁忌，一连吞下了七个芭蕉，生下了七胞胎。此一环节为前一则神话所无。实际上是黎族图腾崇拜神话中的反映，黎族姓氏中有“芭蕉的孩子”的族群，在有些地区黎族老人去世后，他的子孙要在坟头栽种芭蕉以象征生命的延续。
第二，前一神话无父无母，此神话长大后与母亲相依为命。
第三，天猪不念咒语，通过拱地使草木复活。
第四，在追逐天猪的过程中才发现通天山芋，前一神话一开始即出现。
第五，追上天庭以后，天神已经煮好了猪肉，七兄弟必须吃完，吃不完受罚。剩下一碗肉汤吃不下，天神用肉汤浇山芋，山芋烫死。
第六，老七半路捡的一块木料变为犁尾星，吃不下的猪肉变为猪鳄星。七兄弟化为七星。
综合分析，此则神话更接近于原创，前一则玉帝和咒语更多道教色彩。在人与神的力量对比上，此则神话更多保留着天神的巨大力量，断绝通天树的行为是故意的，来自天神的惩罚。增加了犁尾星和猪鳄星，暗示在天上，他们还继续着人间的农耕生活。有些地区的黎族群众借助于星象判断农时，犁尾星和猪尾星，猪尾星不知与猪鳄星有何关系，是否为同一星座，其名义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屈大均《广东新语》云：“琼州于芒种以星候秧枷，犁尾星出则秧死，猪尾星出则秧黄。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34]据调查，黎族人民之犁尾星即北斗星前端之部分，在汉族地区为犁头星。黎族把他出现的时间作为判断晚秋水稻插秧的标准。当七八月份看到犁尾星早晨从东方升起，则正是种植晚稻的时候，等到犁尾星天未亮就升高的时节插秧就晚了[35]。壮族人民称呼此星也为犁头星，又叫戽斗星，每当黄昏时分犁头指向东南方之时，便是春耕的季节到了[36]。同是流传于乐东地区的汉族神话《七姐妹星》与《兄弟星座》所指当为同一星座，为同一神话演化出的两个版本。人物和情节虽不相同，从实质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相通。《七姐妹星》中的七姐妹是由于其行为感动了上天而被收入天庭。她们勤劳质朴，但现实农业生产出现了困难，老百姓遭遇了罕见的灾荒，全家只剩下一粒谷子。《兄弟星座》中也出现农业生产的困难，是野兽的破坏。兄弟们最终战胜了灾害并向天帝发出了质问，而姐妹们面对旱灾则无能为力，以忍耐勤劳获得上天的同情。两则神话表现出的阳刚与阴柔的风格和主人公的性别相契合。其中七妹被月亮公公买去，成为距离月亮最近的一颗星，与《兄弟星座》中七弟的命运几乎一样。可以肯定，两则神话之间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
上述猪鳄星、犁尾星，与北斗七星紧密相连，且有指示季节的功能，应当是招摇与天锋二星，处于北斗斗柄的延长线上，上古时期，与北斗七星合称为北斗九星[37]。在汉代典籍《淮南子》中，斗柄指示十二月的星，就是招摇，可见在那时北斗星一共九个。北斗星在这个神话之中与猪有着密切关联，非独黎族独有。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证据显示，猪与星象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冯时在《天文考古学》中，曾指出新石器时代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和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猪图腾和北斗星神崇拜的现象。例如，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了陶钵，时间在公元前5000—前4500年之间，其形状似斗魁，外壁两侧各刻有一只猪，猪的身上有圆形的星象标志，表明它与星座的关系。良渚文化出土了刻有猪的形象的玉璧，猪的身上刻有呈现斗形的四颗星，而玉璧是祭祀上天的礼器，猪与北斗星的关系甚为明显。河姆渡与良渚文化为百越文化的前身，黎族的猪鳄星与北斗星具有密切关系，其渊源甚为久远。另外，前述雷图腾的考证中，祭祀雷神的时候，岭南越族常常豢养大猪以为雷神的替身，猪成为人们崇拜上天的标志。古代的纬书《春秋纬说题辞》云：“斗星散时，散精为彘。四月生，应天理。”[38]明确表示，北斗星的精魂就是猪。唐代笔记小说《明皇杂录》曾记载了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的一则故事，也是以猪为北斗之形象。故事谨录如下：“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家甚殷富，奇一行，不惜金帛，常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 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 释门以嗔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39]
从上面故事可见，在唐代，猪为北斗神是民间的普遍认知。在道教之中，有斗母元君，是北斗七星的母亲，其坐骑常常是一头猪。
海南及其周围岛屿上居住的人民似乎对于七星情有独钟，就连遥远的西沙群岛上也流传着七兄弟征服恶魔最终化为星座的故事。《比心礁与北斗星》讲述海上的三角魔鬼肆虐西沙，浓雾遮蔽太阳，影响渔民生产打鱼，饥饿与疾病威胁着西沙渔民。一户渔民的七个儿子在仙人的指点下找到了魔鬼之巢穴，他们奉献了自身的生命，砍碎魔鬼的心脏，渔民得救，七兄弟却化成了连在一起的珊瑚礁。南海老人以法水点化，他们的灵魂飞上天空，成为北斗星。就现有资料，我们还无法解释汉族传说与黎族神话之间的影响情形，但密集出现同类神话传说，当非偶然。
【注释】
[1]王守功：《考古所见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中原文物》2001第6期，第39—44页。
[2]赵李娜：《甘青地区史前陶器“太阳——鸟”形象之文化人类学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12第4期，第186—192页。
[3]王宪昭：《论太阳祭祀活动中的神话传统》，《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期，第144页。
[4]黄世杰：《壮族古代的天文历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55页。
[5]朱德普：《红河上游傣族原始宗教崇拜探微》，《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第128页。
[6]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0页。
[7]岩峰等：《傣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
[8]《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五集《布依族古歌叙事诗情歌》，1984年版，第4—10页。
[9]本书编委会编：《仡佬族民间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23—225页。
[11]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0页。
[12]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13]马学良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14]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15]《洞生布农始祖》见《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16]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五集《布依族古歌叙事诗情歌》，1980年版，第4—10页。
[17]刘亚虎：《南方史诗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18]梁庭望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19]刘亚虎：《南方史诗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199页。
[20]蓝鸿恩编《壮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1页。
[21]谷德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0页。
[22]岩峰等：《傣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23]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布依族·仡佬族·苗族》，书海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5页。
[24]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9—460页。
[2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4页。
[26]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27]弗雷泽：《金枝》，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7—248页。
[28]弗雷泽：《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叶舒宪、户晓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29]《黎族人有趣的天文历法》，http：∥news.hainan.net。
[30]《侗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
[31]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刘玉红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32]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33]杨春风：《满族“星神”神话及其文化阐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5页。
[34]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35]《黎族人有趣的天文历法》，http：/ /news.hainan.net。
[36]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37]陈久金：《星象解码》，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
[38]本社编：《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9]郑处诲：《明皇杂录》，田廷柱校点，中华书局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