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与辽满城之战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辽景宗命其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与大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统率大军分道南下攻宋，是为辽国第一次大举南侵。
对于辽国的这次大举南侵，宋太宗赵光义（原名匡义，其兄赵匡胤赐名光义，后改名赵炅）早就料到了。因为是年宋灭北汉后，立即乘胜进攻辽国的南京幽州城（今北京），欲一举消灭辽国，平定北方。由于宋朝君臣不自量力，结果在幽州城西的高粱河被打得大败，赵光义急令班师。
为了防止辽军乘胜南侵，赵光义会师途中，令殿前都虞侯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守定州（今河北定州），复令内衣库使张昭勍率军增援之，以阻辽兵南下。此外，赵光义又命云州观察使刘廷翰、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兵镇州（今河北正定），以河阳节度使崔彦进驻关南（即岐沟关南，在今河北涿州西南），以相互策应。诸军由刘廷翰统一节制。
赵光义不敢继续留在定州指挥作战。临南归前，答应刘廷翰可以因敌制宜，全权指挥战事。然而他又不放心，竟自作聪明地授予诸将一幅“阵图”，对众将道：“契丹（即辽国，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国号为契丹。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至1066年，萧太后复国号为契丹。1066年后，又改称辽）必来侵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十》）
八月，辽军进至满城（今河北满城），宋右龙武将军赵延进乘高观望，但见辽军遍野皆是，一望无际。时崔翰正在按照赵光义的“阵图”部署士兵列阵，分为八阵，每阵相距各百步，“将士疑惧，略无斗志”。赵延进乃对刘廷翰等说：“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于克敌耳。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如星罗棋布，谓阵形分散），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逾于辱国乎！”刘廷翰不敢违背圣旨，乃问：“万一不捷，则若之何？”赵延进果敢地说：“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出处同前）
即使赵延进愿意承担责任，刘廷翰也不敢冒这个险。若按赵光义所授的方略作战，虽败责轻；而若擅自不遵“圣旨”，万一落败，其罪弥重。再说，不遵旨行事，胜了也难得封赏。刘廷翰作为三军统帅，责任重大，因而犹豫不决。
当然，大敌当前，不因敌制宜，却迂腐地按照赵光义在不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制定的“阵图”作战，必败无疑。这一点，刘廷翰也认识到了。
这时，镇州监军、六宅使李继隆挺身而出，说：“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https://www.daowen.com)
在众将的要求下，刘廷翰才决定不按“阵图”部署，临机设奇，将八阵集中为二阵，前后呼应，以集中优势兵力击败敌人。
为了麻痹、懈怠辽军，刘廷翰遣使前往辽营诈降。辽军统帅韩匡嗣认为宋守边诸军势孤力单，乃不得已而望风迎降，故深信不疑，不作战备。名将耶律休哥怀疑宋军诈降，便对韩匡嗣说：“宋军阵形严整，必不肯屈降。此乃诈降，我军宜严阵以待。”无奈韩匡嗣不听。
在遣使诈降的同时，刘廷翰又暗遣崔彦进自关南潜师而出，经长城口迂回至辽军背后。李汉琼与崔翰所部亦引兵迂回至辽军的西南部，欲配合绕到辽军背后（在辽军的东北方）的崔彦进部夹击之。
韩匡嗣正对兵不血刃而令宋军投降这一天大的好事而扬扬自得，不料其军的东北部、西南部尘土遮天，杀声动地，刘廷翰亦率大军从正面（即东面）发起总攻，三路夹击，辽军大乱，纷纷向北而逃，有的窜入西山的坑谷中，被追杀至此的宋军斩杀殆尽；有的逃至遂城（今河北徐水西之遂城），宋军追至，斩杀一万余人，获战马万余匹，擒契丹大将三人，俘老幼三百户，所获兵器军帐不计其数。辽军余众逃回易州（今河北易县）。
辽诸军中，唯有耶律休哥知宋军诈降，不久即来袭击，故整军备战，在战役展开后，且战且退，故其所部未有大的伤亡。
韩匡嗣逃回后，辽景宗耶律贤列其五条大罪，将斩之，皇后萧燕燕为之求情，耶律贤乃降韩匡嗣为秦王，遥领晋昌军节度使。耶律休哥所部在大军已败之际全军而退，有功无罪，耶律贤特意赐宴慰劳之，并封之为北院大王，令统南面戍兵。
刘廷翰击溃辽军后，宋太宗封之为大同节度使、殿前都虞侯；封赵延进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兼知镇州，其余众将各有封赏。
北宋在高粱河之战大败后，幸获满城大捷，才使辽兵不至于乘胜长驱南下，其意义至为重大。若非赵延进、李继隆等据理力争，刘廷翰按“阵图”部署作战，宋军必败无疑。赵光义亲自指挥高粱河之战，结果大败，他弃军乘驴车先逃，方得幸免。如今却又不自量力，预先为众将画什么“阵图”，极为可笑。由此也证明：“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谋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