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攻明襄阳之战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在今陕西定边东）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起事反明，自号“八大王”。此人残忍嗜杀，反复无常，史载其“一日不杀人便悒悒不乐”。崇祯四年冬，明总督洪承畴统兵围剿之，他惧明军势大，遂降。不久，复叛明，转战于豫、陕、鄂、皖等地。崇祯十一年（1638年），又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招抚”，表示愿意投降，却仍拥兵自重。次年复叛。崇祯十三年（1640年）率部进入四川，屯兵于重庆。
明督师杨嗣昌率明军主力也跟踪入川进剿，拟令诸将皆趋泸州，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明监军万元吉对杨嗣昌道：“贼或东突，不可无备，宜分中军间道出梓潼（今四川梓潼），扼归路。”（《明史·张献忠传》）
万元吉之言，是对付张献忠的比较稳妥得当的策略。张献忠善用“以走制敌”的战术。即用运动战来拖垮敌人，发展自己。万元吉担心张献忠向东突围，威胁襄阳等地。因此建议分军驻守出川要道，防敌东走。
无奈杨嗣昌刚愎自用，以为张献忠部已至穷途末路，只要大军紧迫不舍，即可歼灭之，遂麾大军追击，不用万元吉之策。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杨嗣昌部将、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至开县之黄陵城（在四川东部），遭到张献忠伏兵袭击，大败。张献忠侦知明军主力全部入川，襄阳（今属湖北襄樊）无重兵把守，乃令投靠自己的罗汝才率部至房竹一带牵制明将袁继咸所部，“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直趋襄阳。
襄阳乃军事要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杨嗣昌统兵进剿张献忠，便以襄阳为“军府”，即其大本营。杨嗣昌派主力入川后，他本人率军赶到夷陵（今湖北宜昌），襄阳空虚，留守襄阳的监军佥事张克俭深以为忧，曾致书杨嗣昌，指出襄阳若无重兵把守，凶多吉少。杨嗣昌仰仗襄阳城墙坚固，不以为意，还回信嘲笑张克俭道：“监军何怯邪？”
为防万一，杨嗣昌也采取了点措施，治守具，增岗卡，凡出城者，必须持有他发放的“军符”，盘查甚严。
张献忠率轻骑倍道兼行，路遇杨嗣昌派往蜀地的使者，遂擒杀之，搜获出入襄阳城的军符。张献忠灵机一动，命刘兴秀等二十八名将士换上明军服装，持军符混入城中，待至夜半，里应外合，袭取襄阳。
刘兴秀等执军符至城下，明军一来想不到张献忠会突然出川，二来见刘兴秀等有军符为凭，遂毫不疑心，尽放之入城。(https://www.daowen.com)
夜半时分，刘兴秀等潜至明襄王府，从中纵火，烈火熊熊，举城皆惊。居民以为张献忠已袭入城中，大惊，纷纷出走，兵民混杂，乱成一团。张克俭仓促赶来救火，竟为刘兴秀等活捉，张克俭大骂拒降，遂被杀。
混乱中，明推官祁曰广及其妻子儿女皆被杀死；摄县事（代理县令）李大觉将官印挂在肘上，于家中自缢而死；知府王承会逃走。刘兴秀等二十八人竟搅乱了一座襄阳城，守城明军不战自溃。而此时，张献忠的大军尚未抵达城下。
黎明时，张献忠方率军进城，不费多大力气，便控制了襄阳，活捉襄王朱翊铭。张献忠令朱翊铭饮酒，得意地说：“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意思是要杀掉朱翊铭，使杨嗣昌以措置乖方、用兵失利，以致藩王死于敌手而获罪伏诛。张献忠杀掉朱翊铭后，又杀了朱翊铭的从子、贵阳王朱常法，将二人的尸体焚毁。死于张献忠之手的明朝皇亲国戚达四十余人。
杨嗣昌在襄阳存有五省筹措的军饷，还有刀枪弓弩火药不计其数（《明通鉴·卷八十七》载“数十万”），至此尽为张献忠所获。守城明军数千人亦降张献忠。
杨嗣昌闻襄阳失守，襄王朱翊铭被杀，大惧。未几又闻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乃畏罪绝食自杀。
杨嗣昌未采纳万元吉之策，固然予张献忠以可乘之机，而刘兴秀等二十八人夜闹襄阳城，城中数千明军及大小官吏便作鸟兽散，亦可见明军之腐败无能。二十八人袭取襄阳重镇，此诚一大笑谈也！
张献忠既非治世之能臣，亦非乱世之奸雄，不过是一个乱世中杀人如麻、横行一时的大盗而已。他后来定都成都，以将士们杀人多少叙功次，蜀地人民被屠杀殆尽。张献忠见四川千里无人烟，难以立国，便尽焚成都宫殿庐舍，率兵出川，不久即被清兵击灭。
张献忠袭取襄阳后，明王朝对李自成、张献忠“不可复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