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北宋好水川之战
西夏景帝李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即宋宝元三年，1040年）攻破宋金明寨后（参见本书《西夏与北宋金明之战》），继攻延州不克，因遇大雪，乃暂收兵解围。
是年六月，范仲淹受命任延州知州，到任后大阅州兵，挑选一万八千人，日夜训练，以备李元昊再次来攻。
李元昊久闻范仲淹善于用兵，便放弃攻占延州的企图，将兵锋转向三川寨（今甘肃固原东南）。宋将杨保吉战死，王珪身负重伤，宋军死者五千余人，遂败退。
宋仁宗见李元昊国势日盛，忧心忡忡，群臣纷纷上书献策，宋仁宗竟不知所从。
次年（1041年），李元昊又欲大举攻宋，临出发前，先遣使至延州向范仲淹求和，范仲淹复信向李元昊陈述利害，劝之罢兵。范仲淹与李元昊的这次私下书信往来，宋仁宗并不知道。
而李元昊之求和，乃是迷惑范仲淹之计。李元昊畏惧范仲淹，想避开延州，径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又怕范仲淹发兵赴援，因此遣使“求和”，欲稳住范仲淹，以便集中兵力进攻渭州，长驱西进，直趋京兆府长安。
是时，宋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韩琦正坐镇高平（今甘肃镇原北），听说李元昊图谋攻渭州，忙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西北）部署御敌事宜，将镇戎军全部兵力交给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统领，又招募壮士九万八千人，也交与任福指挥。任福遂以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率领中军，赵津殿后，浩浩荡荡，出城迎击西夏军。
任福等率大军出发前，韩琦向他们面授机宜，“以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刍粮足供，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三》）。任福等应允而行。韩琦不放心，送至城外，又嘱咐之，并警告他们说：“若不听指挥，有功亦斩！”
任福等率军进发，分兵数千趋怀远寨（在今宁夏西吉附近）、捺龙川（在今宁夏隆德东南），恰遇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同巡检内侍刘肃正率军与西夏兵战于张家堡（在今宁夏德隆北）之南，遂前往助战，斩杀西夏兵数百，西夏兵不敌，向西逃跑，桑怿乃率宋军先锋部队穷追不舍，任福亦率大军随后追击。
西夏兵一路弃马羊骆驼而逃，实是佯败，欲诱宋军进入李元昊预先设好的伏击圈而聚歼之。任福做梦也没想到，李元昊此时已率十万精兵埋伏于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在今宁夏、甘肃交界处，源出六盘山，注入葫芦河），严阵以待。(https://www.daowen.com)
傍晚时分，任福与桑怿合兵，屯于好水川岸边。其另一路部队屯于龙落川（在好水川南，两军相隔五里许），约定明日会合，继续追击西夏兵，不使敌军一人漏网。
第二天，宋军沿好水川继续西进。由于大军人多，粮草难继，人马皆饥肠辘辘，饿累交加，已成疲兵。而任福等却依然驱军西行，丝毫没有觉察到大祸临头。
行至龙竿城（今甘肃静宁），任福才侦察到西夏大军正循好水川南行，至羊牧隆城（今宁夏隆德西北）五里处列阵，截断了宋军的退路。直到这时，“诸将乃知堕贼计”，可惜为时已晚。
在将士们绝粮已三日的情况下，任福只得率军拼死突围，忽见前面路当中有大银泥盒子数个，中有扑腾跃动之声，士兵们远远避开，不敢前进。任福驰至，令士兵们打开盒子，顿时，百余只家鸽一飞冲天，在宋军上空盘旋，刹那间，西夏兵四面围拢过来，两军展开大战，宋军渐不能支，欲据山险而战，忽见西夏军阵中立起一杆两丈多高的大旗。大旗左挥，之前埋伏于山之左侧的西夏兵蜂拥而起，截击欲登山拒战的宋兵；大旗右指，埋伏于山之右侧的西夏兵亦突出，“自山背下击，（宋）士卒多堕崖堑相覆压”，死者甚众。宋将桑怿、刘肃阵亡，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犹奋力冲杀。有个小校军官劝之速逃，任福道：“吾为大将，军败，以死报国耳！”最后奋战而死。
任福的先锋部队在好水川全军覆没后，李元昊又集中兵力进击宋将朱观、武英的中军与赵津的断后部队，双方战于姚家川，宋将王珪亦自羊牧隆城来援，结果宋军大败，武英、赵津、王珪等皆阵亡。
好水川之役，乃北宋与西夏交兵以来最为惨痛的败仗，北宋朝野震惊，宋仁宗闻奏“深悼焉”，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等阵亡将士亦各赠爵。
宋仁宗虽对战死者大事抚恤，对未死者却逐一惩处。陕西方面之将帅皆遭处分，朱观被降为供备库使，韩琦被降为右司谏、秦州知州，范仲淹被降为户部员外郎、耀州知州。
史载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观其与北宋好水川之战以及金明之战，计谋多端。尤其是在好水川之战中，李元昊预先设伏，诱宋兵来投罗网，并以信鸽飞起为号麾军四面出击，这在古代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可谓一大发明。孙子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又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孙子·虚实篇》）宋军自出镇戎军之时起，便被李元昊牵住了鼻子。为贪小利，任福等长途追击敌人诱兵，在绝粮三日、士无斗志的情况下，犹穷追不舍，进入敌人伏击圈而不自知，其败宜矣！
西夏自李元昊建国，享国竟达二百余年，几乎与南北宋相始终，这与李元昊之雄才大略以及他为西夏帝国的强盛所奠定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