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出版这本小册子可能引起许多误会或者甚至许多不满。同情《土地和自由》[2]和《土地平分》[3]（这些都是我参加过编辑工作的机关刊物）的方向的人，可能责备我，说我背弃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理论。我们革命党的其他派别的拥护者们可能不喜欢我对他们所珍视的观点的批评。因此，我认为，事先稍作说明并不是多余的。

在人民中工作并为人民工作的志向，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身事业”的信念——我们的民粹派的这一实际的倾向，我还是同从前一样地珍视。可是它的一些理论上的命题，我认为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错误的。在国外居留和对社会问题注意研究的几年使我深信，人民自发运动的胜利，有如拉辛的暴动或者德国的农民战争，不能满足现代俄国的社会一政治的各种需要，我们人民生活的陈旧形式在其自身内部已含有自己瓦解的许多萌芽，而且没有强有力的和组织得好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萌芽直接起作用，它们是不能“发展到更高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所以我以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者至少必须尽力培养出一些要素，准备将来创造这样的党。在这一创造的活动中，由于必需，他们不得不转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基地，因为“土地和自由社”的一些理想是和产业工人的情况不适合的。而且现在当俄国例外的理论变成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语，而俄国社会的进步因素集合在深思的“西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时候，这是很适时的。

我现在转到我要说明的另一点。在这里，首先我要为自己辩护，我所涉及的不是一些个人而是一些意见，我同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小组的个人之间的分歧意见绝不减少我对一切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诚实战士们的尊敬。

此外，所谓恐怖主义运动在我们革命党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对政府进行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时期。在我们的革命家们中间的这种方向的变换，使他们对从以前一个时期承继下来的一切见解有重新审查的必要。生活要求我们在进入新基地时重新审查一切我们的知识，而我把自己的小册子看作是对这一在我们革命文献中很早就已开始的批判工作的尽力的贡献。读者大概还没有忘记热里雅波夫的传记[4]，它里面含有对“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活动之严厉的、而且常常是极真实的批判的评价。很可能，我的批评的尝试或许不大成功，但是如果说它不大及时，怕不见得公道。

格·瓦·普列汉诺夫

日内瓦，1883年10月25日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卡尔·马克思

从俄国革命运动最后走上对专制制度公开斗争的道路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的问题就成了我们的党最现实的、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为多年来共同实际活动所联系起来的人们的意见有了分歧，因为它，许多小组和团体都分裂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暂时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正如在类似的情形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事情难免不走到极端。有一些人认为政治斗争几乎就是背叛人民的事业，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的资产阶级本能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纲领的纯洁性的亵渎。另一部分人不仅承认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且也准备为了所谓这一斗争的利益去和我们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们作妥协。有些人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俄国阶级对抗的任何表现对于现时都是有害的。例如，热里雅鲍夫就抱着这类观点，如他的传记的作者所说的，他认为，“俄国革命不单单是农民的解放，或者甚至（？）不单单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全体俄国人民的政治复活”[5]。换言之，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在他的认识中是和工人阶级争取经济解放的社会—革命运动合流在一起的；现时局部的、特殊的俄国任务掩蔽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一般任务。意见分歧到了极端，于是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时间渐渐使各走极端的意见趋于缓和，使大部分争论的问题解决得双方都认为满意了。逐渐地，一切人或几乎一切人都承认，已开始了的政治斗争一定会继续到人民和社会中广泛的解放运动摧毁了专制制度的大厦（如像地震摧毁鸡笼）那个时候，如果可以应用马克思的有力的语句的话。但是在我们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斗争直到现在好像仍只是某种不得已的妥协，是“实践”对“理论”的暂时胜利，是生活对无力的思想的一种嘲弄。甚至“政治家们”在为自己辩护而起来反对那些纷纷落在他们头上的责难时，也避免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只是援引现实之不可抗拒的要求。看来，在灵魂深处他们也深深地相信，自己不完全和政治的趋势相符，但他们以这样的想法自慰：只有在自由国家里他们才能让死者埋葬死者[6]，与所有政治考虑绝交，一心一意地去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模糊的信念有时候引导到一些可笑的误会。在分析“俄国客人”在库尔大会[7]上的演说，并企图为自己辩护以反对关于他们搞政治的责难时，《民意报》顺带也指出，它的同志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政治急进派，而只是“民意党人”[8]。恐怖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断定，在“西方”激进党人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面，而社会主义者相反地却对“政治”一点也不愿意闻问。凡是知道西欧社会主义者的纲领的人，都当然明白这种认识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是错误到怎样的地步。大家知道，欧洲和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拥护过“不过问”政治的原则。它的同志们并不忽视“政治”。他们只是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看作“全体人民的复活”。他们尽力把工人组织成为特殊的政党，把被剥削者们和剥削者们分开，给经济的对抗以政治的表现。我们这里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为条件的信念，这一与现实完全矛盾的信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席勒戏曲中的华伦斯坦对麦克患·皮可洛明尼说，人的智慧是广阔的，而世界却是狭窄的，所以各种思想在前者里面容易协调，而在后者里面则尖锐地互相冲突。[9]我们是否必须说，我们自己的情况相反，关于事物的各种观念，在实践中不仅进展得相当协调，而且如果缺少了它们的彼此联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们在我们的头脑中却无法和睦相处呢？为了回答这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把我们革命者们中间在一些政治倾向发生的时期就已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那些观念弄明白。认清了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或者落后的，我们再看一看，那种连资产阶级敌人都不否认其名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对于政治斗争给予什么地位。在这以后，我们就只在我们的一般结论中作出为适应现代俄国现实的这些或那些特点所必需的修改，这样我们的主题就将谈完了；而工人阶级与属于这一或那一历史形态的敌人们的政治斗争，就将在我们之前完全显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一般任务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