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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宣传对于各文明国家的思想发展的全部进程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几乎没有一门社会科学，不这样或那样受到这一宣传的影响。它一方面打破了陈旧的学术成见，另一方面却把它们从幼稚的错误变成了诡辩。而社会主义宣传对于新学说的拥护者们自己，不言而喻，是影响得更加强烈。从前“政治的”革命家们的一切传统都受到了无情的批评，一切社会活动的方式都以“新福音”的观点加以分析。但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只是在《资本论》问世以后才完成，那么不言而喻，这一批评的结果远不是时常令人满意的。从另一方面说，因为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存在几个学派，就其影响说，几乎是同等有力的，所以逐渐就形成了某种中庸的社会主义，而拥护它的一些人既不是想建立新学说的人，又不是属于以前所存在的学说的特别热心的拥护者。如弗·恩格斯所说，“这一折衷的社会主义是从各种宗派创立者的一些最公认的和最不深刻的批评意见、经济原理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品发展出来的，它，由于其组成的部分在辩论的潮流中，像石块在河中一样，愈加迅速磨光其锋棱尖角，那么这种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10]。这同一位作者又说，“这种中庸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还支配着英法两国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头脑”[11]。我们，俄国人，可以补充说，这样的混合品在70年代的后半期恰恰也支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而且是所谓“前进派”和“巴枯宁派”[12]两个极端派别从而分化出来的一般的背景。前一派倾向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后一派是国际［指第一国际——编者］中无政府主义派别的俄国版。这两派在很多的问题上，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分歧，可是说起来也奇怪，在对“政治”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必须承认，无政府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比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彻底。

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看来，政治问题是任何一个工人纲领的试金石。无政府主义者们不仅不肯和现代国家打任何交道，而且从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中排除了足以使人这样或那样地想到国家观念的一切东西。“自治公社中的自治的个人”，这是这一派别所有的信徒们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一派别的奠基人，蒲鲁东，在自己的刊物《La voix du peuple》[13]中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十分谦虚的任务，即是“对于政府这一观念（他以之与国家观念混淆起来）要抱和康德对于宗教的观念一样的态度”[14]，而他的反国家的热忱竟走到了宣布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15]的地步。他对自己所提的问题的解决是很简单的，而且是从这位法国康德的经济学说中逻辑地得出来的。除了商品生产形式，蒲鲁东再不能对未来的经济制度有别的设想，他只是用建立在“构成价值”之上的新的、“公正的”交换形式来矫正和补充商品生产。在这一新的完全“公正的”交换形式之下，它当然不排斥买卖，也不排斥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发生的债务关系。一切这些行为，当然必须有一些不同的契约为前提，而交易双方的关系即由它们来确定。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契约”所根据的是一切公民所必须遵守的和为国家所保护的一般的法权规范。在“未来的社会”里，事情一定是进行得稍为不同些。据蒲鲁东的意见，革命必须推翻“法律”，仅只保留“契约”。他在自己的《Idéc générale de la Revolution au ⅩⅨsiécle》[16]中这样说：“不需要那些为多数所通过或全体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公社和组合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法律。”（第259页）在这样地看待事情时，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便简单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只承认为一切公民普遍和必须遵守的法律，它甚至就不能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者们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国家，所巩固的只不过是开始“社会取消”时必须根绝的那祸害。国家必须“解体”，这样就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社和组合”都有颁布“自己的法律”和缔结为它们所需要的“契约”的充分自由。假使无政府主义者不致在“取消”的时期耽误时间，那么这些“契约”将根据一些《经济矛盾的体系》[17]的精神来缔结，于是“革命”的胜利将得到保证。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还更简单一些。“国家的毁灭”（它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纲领中逐渐地占据了为蒲鲁东所推荐的国家的“解体”）应当为俄国人民的“各种理想”的发展清除道路。而因为这些“理想”中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和手工业的组合组织占有很显著的地位，那么必须假定，有民主传统的“自治的”俄国人将不是根据蒲鲁东的互助精神，而宁可说是根据土地共产主义的精神缔结契约的。因为作为“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的俄国人民不用很长时间就会理解到，只有公社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工具的公共所有制，还不能保证所希望的平等，所以将不得不在完全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组织“自治的公社”。

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所谓“暴动派”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大思索他们所宣传的人民革命的经济后果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按照他们的意见——消除那些妨碍人民生活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是他们并不问问自己，脱离了外部阻碍之后的发展，将循着哪一条道路进行。而且这种把曼彻斯特学派的著名格言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18]向革命方向的特殊改造，排除了对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作任何严肃评价的可能，而且也使关于它的“正常”发展的概念没有任何标准——这也是“暴动派”以及后来出现的“民粹派”所没有想过的。像这样的评价，只要我们的革命家们的议论的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蒲鲁东的教义上时，也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尝试。这一教义中的最薄弱之点，最不合逻辑之点，就是关于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而这也正是据以作出关于未来经济组织中生产者相互关系的正确结论的前提。从蒲鲁东的理论观点看，使当代俄国土地公社占有制决不排除商品生产的环境，是没有什么特殊重要性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商品生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内部的、必然的辩证法”没有一点的了解[19]。所以他的俄国近亲也从没有想到问问自己，“自治的”个人的、各个公社和组合的分散力量，是否足够同商品生产的趋势来进行斗争，而这种趋势有一天会威胁着把“正当取得的”资本供给某一部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会把他们变成其余居民群众的剥削者。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否认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创造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一革命的任务和条件。

我们在这里既不能详细地研究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也不能研究其中的“巴枯宁主义”。[20]我们只想请我们的读者注意如下的事实，就是无论蒲鲁东或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把“不干涉政治”提高到成为自己的实际活动的基本教条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生活的社会一政治结构，好像可以特别证明一切无政府主义者所遵守的否定“政治”的主张是正确的。俄国的“居民”在进到政治鼓动的活动范围以前，必须变成公民，即是说为自己争取到一些政治权利，首先，不消说，就是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这样的任务在实践中就归结为“政治革命”，而西欧的经验对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明显地“表明”，这样的革命对于人民既没有带来、也将不会带来和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关于人民必须通过参加自己国家的公共生活来接受政治教育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只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们认为——如我们已知道的——这样的参加不是教育了人民群众而是使他们堕落：它在他们中间发展起“对国家的信仰”，因此就是发展了国家组织的倾向，或者，如已故的米·亚·巴枯宁所说的，是用官方的—社会的毒液来感染他们，而且，无论怎样，是转移他们对于现在唯一有益和免除灾难的事业的注意、即转移对暴动的注意，哪怕这种转移只是暂时的。[21]而且依照我们的“暴动派”的历史哲学看来，原来，俄国人民的整整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反对国家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是充分成熟的。所以，抛弃任何的“政治把戏”罢！让我们帮助人民的反国家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的力量汇合为一个革命洪流——而那时笨重的国家机构将化为灰烬，以自己的崩溃开放出一个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我们的“暴动派”的整个纲领已表现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了。

对于俄国革命者各派别的纲领所作的这种简略叙述，我们不应当忽视弗·亨·雅科比所表示的那些观点，即“各种宪法”只是魔鬼所干的或多或少的无益的勾结，我们说，这样的见解不是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所独有的。假如读者知道弗·恩格斯和彼·特卡乔夫的论争[22]，那么，他大概记得，《警钟》[23]的主编在和巴枯宁主义者们关于实际斗争的问题上虽然意见分歧，但对我们祖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基本看法却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也是通过俄国例外和“俄国人民天生的共产主义倾向”这种棱镜来看这一状况的。[24]像一个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一样，不消说，他不否认“政治”，但是却把政治只理解为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阴谋。这一目的看来占据了我们那时的布朗基主义者的全部视野，这就把他们引向许多矛盾。如果是彻底的话，他们就得承认，他们的活动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即只有当他们对目标的攻击准确得毫发不差的情况下，才能有益于进步事业。假使他们所谋划的夺取政权这件事不成功，假使密谋被破获，或者革命政府将为自由主义的政党所推翻，那么俄国人民不仅得不到一点点的好处，而且，相反的，将要遭受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所假定的后一场合，就会遭到毁灭。自由主义者将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对它的斗争比对于现代的“权力无限而荒谬”和“荒谬而权力无限”的帝制的斗争要困难得多；而“经济进步的火焰”会摧毁人民生活的根本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交换将发展，资本主义将巩固，公社的原则本身将被摧毁，总之，时间的洪流将把那赖以很快会达到共产主义天堂的基石冲走。如果失败，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就会使人民解放事业遭到可怕的损害，这样就陷入威廉·退尔拿自己儿子的生命作孤注的可悲处境。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神话般的瑞士“叛变者”那样的武艺，俄国人民如果理解了他们（布朗基主义者——译者）对自己生活的“根本基石”的观点而且被邀请来对他们的纲领表示意见，他也就不会对他们喊出：

射吧！我一点不怕！[25]

这样狭隘和无希望的俄国历史哲学当然会合乎逻辑地引到那一令人惊异的结论，说俄国的经济落后性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而停滞性应当作为我们的“最低纲领”的第一和唯一的一节去夸示。我们在《警钟》1875年11月份这一期上读过这样的话：“每天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创造和我们敌对的新的社会因素，火焰也正在一步一步地烧向我国的国家形式。现在这些形式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生命力的。经济进步将唤起它们的生命，激发它们的新的精神，赋予它们以目前它们所没有的力量和稳固性”，等等。但是假如，据圣经上的故事说，约书亚能将太阳停止在“十度”上[26]，那么，奇迹的时间已经过去，而且没有一个政党能喊叫说：“停住吧，生产力，不要动，资本主义！”历史不注意革命家们的担忧，正如它不注意反动派的悲叹一样。“经济进步”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不会等待到无政府主义者们或布朗基主义者们实现自己的意愿的那个时候。每一个在彼得堡建立的工厂，每一个为雅罗斯拉夫尔的手工业者所雇佣的多余的“小工”都在加强好像是对革命有严重后果的那种“进步热情”，因此也就是在减少人民胜利的或然性。难道能够把对于俄国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的这种看法称作是革命的吗？我们认为，不能。如果要使自己成为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的革命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和布朗基主义者应当首先使自己的头脑革命化，而为了这样做，他们应当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要站在历史的前面，而不是请历史老妪在原地踏脚，等着他们为她开辟新的、更直更广的大路。

“前进派”集团理解到了上面叙述的观点的不成熟性和谬误性，但是它曾经有一个时候能在我们的革命者们中间获得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影响。而这时正是实际经验已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旧的、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的基础和它的所有拥护者感觉到他们的纲领需要加以彻底修改的时候。那时候对于所有他们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原理的彻底批评可以把在运动中正在逼近的转折变成更坚决的和不能改变的。像这样的批评本应是“前进派分子们”最适宜于担任的，因为他们既然几乎完全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上，就是完全摆脱了民粹派的一切传统。但是，要想成功，他们的批评就应当不是谴责、而是阐明和归纳出越来越把我们革命家们推上政治斗争道路的那些俄国生活中的要求。然而“前进派分子们之”否认“政治”和无政府主义者们是一样地坚决。固然，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和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参与政治生活是不相容的，而且完全赞成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但是他们以为，在现代“法制的”国家里公开组织工人阶级成为特殊政党的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和与资本主义时代相适应的工人状况的恶化。他们忘记了，在估计这一状况时，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且也应注意到生产与交换的全部组织；不仅要注意为工人所消费的产品的平均数量，而且也应注意这些产品本身的形态[27]；不仅注意剥削程度，而且要特别注意它的形式；不仅注意工人遭奴役的事实，而且也要注意在这一事实的影响下在工人头脑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那些思想和观念。[28]他们大概很难同意说工厂工人比临时工作的农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更不会承认，例如，由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过渡会增加工人群众为自己经济解放而进行的自觉运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历史部分是他们所喜爱的一部书中没有读过的一章；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宣传万能，所以就为它在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基础。而且，和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直到社会革命发生的时候为止的全部后来的历史都归结为这一宣传。在对问题这样提出之后，他们就能同无政府主义者们一起，把蒲鲁东的有名的话炫耀一下，说la révolution est au dessus de la politique[29]。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把我们的运动从在70年代末所陷入的那一沉寂的状态中引导出来，因为他们一方面拒绝所有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就不能在现代的政治条件下，建立起稍为有力的工人政党。

赋予我们的运动以新的规模的荣誉，毫无疑问是属于“民意派”的。所有人都还记得民意派倾向所引起的对它自己的那些攻击。本文作者自己也曾是这一派的坚决反对者，虽然他现在完全承认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现代俄国的当务之急，但是他仍还远不能同意“民意派”的刊物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见[30]。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承认，当土地和自由社临近瓦解时[31]，在它的组织内所发生的争论中，民意派分子，当他们不超出我们的实际经验的基础时，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经验即在那时候已经引向了一些可惊的和完全意外的结论，尽管我们正是由于其意外性而不敢作出这些结论来。“反对国家”的实际斗争的尝试实质上即在那时已经应该使人联想到，俄国的“暴动派”由于情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得不使自己的政治鼓动不是一般地反对国家，而只是反对专制国家，不是与国家的思想作斗争，而是与官僚制的思想作斗争，不是为了人民的完全经济解放，而是为了废除专制的皇帝所加于人民的那些重负。当然，土地问题是一切的或几乎一切的人民不满的表现的根源。在农业人口中间，不这样也不可能，那里“土地的权力”在私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结构和需要中都坚决地表现出来。这一土地问题坚持要求得到解决，但是它没有引起政治上的不满。农民们以安静的信心期待着从上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暴动过”，不是为了土地重分，而是为了反对官吏的压榨，反对过重的捐税负担，反对用亚细亚方式来追缴欠税，等等。把多数场合的积极抗议概括起来的公式是“法制的国家”，而不是“土地和自由”，如像所有的我们在当时所觉得的那样。但是假如是如此，而且假如革命家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参加许多个别公社的分散的和未经熟思的反专制政体斗争，那么难道不是到了他们应当了解自己努力的意义，并把他们引向更重大的目的的时候吗？难道不是到了他们号召一切俄国进步的活跃力量去参加这一斗争，并在为这一斗争找到更普遍的表现方式时，在专制制度的组织中心对专制制度施以攻击的时候吗？在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民意派”只是总结了以前若干年的革命经验；在高举起政治斗争旗帜的时候，他们表明自己不怕做出结论并有意识地沿着我们已经走上的道路继续走，而对于这一道路的方向我们的认识却是错误的。“恐怖主义”完全是从我们的“暴动主义”里逻辑地产生出来的。

但是随着“民意”的出现，我们革命运动的逻辑发展就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它再不可能对美好旧日的、即那一远离政治利益的旧日的民粹派理论感到满意了。实践超越了理论的例子，一般说来在人类思想史中，特别是在革命的思想史中是不少的。当革命家们把这种或那种变化引进他们的策略，或对他们的理论作这样那样的变动时，他们常常没有察觉到，这样干是给他们中间所公认的教义带来了多么严重的考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这样死在监狱里或绞架上，完全相信他们是本着那些学说的精神活动的，然而实质上他们是代表了旧理论基础上发生的新倾向，这些新倾向已超越了旧理论，而且准备找寻新的理论表现。从“民意”的倾向巩固了的时候起，我们也发生这种情形。从民粹派那些旧理论的观点看，这一派别经不起批评。民粹主义对于任何国家观念，都采取激烈的否定立场；民意派则指靠着国家机器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改良计划。民粹主义弃绝任何种的“政治”；而民意派认为“民主政治革命”是最可靠的“社会改革的手段”。民粹主义把自己的政纲建立在所谓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基础上，民意派分子不得不主要求助于城市的和工业的人口，因此在自己的纲领中对于这些人民的利益给予广泛得无比的地位。总之，实际上民意派是对民粹主义之绝对的和全面的否定，而当争论的双方都诉之于民粹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革新者们”就完全错了：他们的实际活动和他们的理论观点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需要全部修正，以便给予“民意”的纲领以完整性和彻底性；他的拥护者们的实际革命活动至少应当与我们社会主义者头脑中的理论革命同时发生；在爆炸冬宫时[32]，也应当同时炸毁我们的陈旧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传统。但是“观念的进程”即在这里也落在“事物的进程”后面，而现在还难以预见“观念的进程”什么时候能追上“事物的进程”。在不敢与民粹主义决裂时，新的派别必然要诉之于一些仿佛可以解决它的纲领内所固有的矛盾的虚构。俄国特殊论的观念得到了新的解释，从前它导致的是对政治的完全否认，现在却转而证明，我们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正表现在经济问题已经而且必须通过国家干涉来予以解决这一点上。我们俄国对西方经济史的极普遍的无知，使得这样一类的“理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人们把俄国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33]相对照，而经济生活发展的这两个阶段的不可避免的差异，被引用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以证明，第一，我们的特殊性；第二，为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民意派政纲”的合理性。

是否需要补充说，我们的革命作家们，正如大多数一般俄国作家们一样，是用怀恩伯格著名故事中的犹太小儿的观点来看“西方”吗？在可怜的学童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俄国和外国”，只在地球的这两“半个”之间才有明显的差异，而“外国”他认为是清一色的整体。俄国的“特殊论”作家们在这一聪明的地理分类中只加进了一样新东西：他们把“外国”分成了东方和西方，而且，没有多想一下，就把后者与我们的扮演着某种“中央帝国”角色的“声名显赫的强国”相比。这样一来，意大利的历史发展，就与法国的经济发展等同起来；拿英国的经济政策和普鲁士的经济政策比起来，也看不出任何分别；柯尔柏的活动和里查德·柯布登的活动被搅混在一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特有的“爱国主义”面貌丧失在一群“西欧”政治经济学家中间，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遵照着杜尔哥的劝告，力求“忘记在世界上存在有为各种疆界所划分了的国家和不同的组织”。正如所有的猫在黑暗中看起来都是灰色而且彼此完全相像一样，“西方”各种国家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特殊论的反光中也失去了任何不同之点。明显的一点是：“法兰克人”已经“资产阶级化”好久了，而“勇敢的罗斯人”还保存了“原始人”的天真，并作为选民沿着特殊论的道路走向自己的救赎。为了达到乐土，他们只需要始终不渝地沿着这一特殊论的道路走，而且不用惊异于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不仅和西欧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相矛盾，有时还和自己的前提相矛盾！

旨在使民意派的实际纲领与民粹派的理论相一致而匆匆虚构出来的一个典型标本，是那个有名的预言，说是只要我们争到了普选权，未来的立宪会议代表们有百分之九十都会拥护社会革命的。在此，我们的特殊论已经达到了海格立斯的石柱[34]，一越过它们，就经不起普通的常识的驳斥。具有“旧信仰”的民粹派分子们，虽然坚持“特殊性”的教条，然而还承认，这一特殊论还需要某种最后的修订。有一些人觉得，俄国人民的赘疣还在初生的状态……——罪过！——还有勇敢与独立的感觉，另一些人力求把俄罗斯人民的特殊的情绪实现在同样特殊的革命组织中。但是大家都同样地承认了在人民中间做准备工作的必要性。民意派则更进一步。在自己的刊物头几期的重头文章中他们开始发挥如下的思想，说这样的工作，第一，是没有成果的（“在人民中间的奋斗正像鱼撞冰那样”[35]），而第二，也是多余的，因为百分之九十的代表们是同情社会革命的，这对于实现民粹派分子的意图说已经是足够了。“民意派”纲领的民粹派性质，不过是把民粹派世界观的一切特点弄到荒谬的地步而已。

民意派的虚构的消极功绩就在这里。他们以夸张的形式向俄国革命者们展示他们的民粹派纲领的“特殊论”特色，从而唤起了俄国革命者们的批判思想。但是很难说这些虚构还有什么积极意义。他们暂时地巩固了一些需要为自己的实际活动找寻理论根据的斗争者们的精神，但是，由于这种理论根据他们是没有消化的，所以经不起严肃批评的最轻微的接触。而这些虚构的失败就影响了在他们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那一事业的名誉。既然用自己的实际活动给正统民粹主义的全部传统以致命打击，并且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这么多，民意派除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就再也不能和不应当为自己找辩解了。但是，为了站在这一新观点上，它必须对自己的纲领作一次很严重的修正，因为这一纲领的理论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能不给它在实际行动中造成明显的片面性。

在说到应当在哪一种意义上从事修正以前，我们将努力——依照我们的计划——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