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走，一起打

分开走，一起打[1]

（1905年）

你们要准备好，因为时间临近了……

上一号《火星报》的社论已经指出了一个丝毫不应当怀疑的情况：我国革命的危机正在越来越尖锐化，说什么“暂时平静”的人是大错特错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首先指出沙皇的禁卫军也同意这个观点。在第77期的《我们的生活报》上，从《西北边区报》转载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报道：

“警察司已经通知省长先生们，前此规定过，只要提出要求把武器和弹药拨给民政部门的中央管理局的申请，总军械部就可以把这些物资拨给该部门。现在对以前实行的制度所作的改变就在于总军械部决定立即满足地方当局的直接要求，而所谓地方当局则指省长、市长和警察总监。拨出武器和弹药是为了武装警官，并且武器的选择仍然由地方当局决定。”

这个“通知”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政府不愿意让步，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让步是对社会的不满火上加油。所以它积极地准备战斗，急急忙忙把那些“根据职务”和出于个人意愿而站在它这一边的人武装起来。反动派人士不是饶舌者，而且确切些说，正因为这样，他们就不是没有能力的。他们决不犹豫，也决不会犹豫；彼得堡1月9日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说明了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血腥的惨状继续说明着这个道理。在华沙，正如我们的通讯员所报道的（他的通信登载在第86号《火星报》上），1月16日，“所有的大街小巷，不问有罪无罪，都有枪杀事件发生。我们附近的街道上躺着三具尸首，肝肠都流出肚外。晚上，凡是通过街道的人首先要受到搜查，而且他们的一切物品，自然包括钱包，都要留在警察手里。除此之外，他们经常是立即遭到枪杀……我在最近时期所经历的惨象是不能用笔墨形容的。躺在泥泞和血泊中的被杀者所呈现出来的场面使观众胆战心惊。星期天一早就开来了大批军队，他们无缘无故地见人就射击，简直是射击孤单的人，因为没有成群的人”。

在我们的同一号机关报上，登载着一篇来自莫吉廖夫省的通信，这封信用鲜明的笔调描述了甚至在俄国也是史无前例的“保卫者”的猖獗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人们从街上带到消防所，随后就开始进行迫害；为什么——不知道。最新式的一种迫害办法是扭臂膀。星期五和星期六就有近百人变成了残废。这种折磨是颇有讲究的、有趣的和有条理的……一个叫克罗依宁的老头因事在星期六到了警察局——被打得半死，折断了鼻梁。一个14岁的男孩被折断了胳臂；人们把他带到消防所，因为他星期六在街上走过，而警察局长认为应该注意他。凡是想到了的人都被抓走了。据说巡警可以因此得到赏赐，所以他们也肯卖力。这样的事件在我们这里从星期四（1月20日）起就开始发生了。真没有办法……彼得堡杀死了人；这里却是残酷的折磨、虐待、侮辱。在那里杀死了似乎危险的人物。在我们这里，人们从街上被抓走，并被带到刑讯室。”

如果我们的国家对于君主专制的吃人生番的所有这些血迹斑斑的罪行不感到义愤填膺，那是多么可悲啊！如果拥护政治自由的人们现在不奋发起来同一切前进运动的死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该多么可悲啊！对统治俄国的匪帮们的血腥暴行的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大声疾呼地、友好地、同心协力地号召俄国一切敢作敢为的人、沙皇专制制度的一切敌人都武装起来进行反抗。过去，我们战斗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表示我们属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现在我们应当补充以另一个战斗的口号：“反对沙皇制度的人们，武装起来！”这个口号表示已经认识到今天落在我们这个代表现代俄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的党的肩上的政治责任是什么，这个口号应当从我们的队伍中发出来，并且作为坚决的革命号召嘹亮地响彻整个俄国。

也许有人会向我们指出，武装反抗的思想在自己的逻辑发展中必然会变成武装起义的思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种看法一刻也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所谓我们的学说坚定不移地命令我们采取“和平”的行动方式的神话，是我们那些来自民粹派阵营中的敌人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学说。后来由于我们的辩论，民粹派分子自己几乎忘记了这个神话，现在只有饱读伯恩施坦的著作而又不善于恰当地替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主顾辩护的自由派律师才偶尔在自己的发言中加以重述。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和每一个特定的国家内都捍卫着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看来认为最合目的的那些斗争手段。凡是“和平”手段最合目的的地方，它就反对暴力行动；凡是暴力行动合目的的地方，它就不理睬“和平”手段。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党说来，俄国的现实无论如何不会使它对“合法性”产生偏好。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自己的纲领中早就预见过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发动对沙皇政府的进攻，就必然会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本文笔者完全用“劳动解放社”纲领的精神在第14号《火星报》[2]上向自己的同志们宣传了武装示威，提出了一个笔者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真理的原理：这种示威会逐渐地教育群众在我国实行必不可免的武装起义。当时——即在1902年1月，这个原理既没有遇到《火星报》任何一个编辑的反驳，也没有遇到它的任何一个读者的反驳。在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事的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明显无疑的真理，现在只有十足无聊而且不知道怎样消闲自适的思想家才能把它当做新发现。问题不在于起义是否必不可免，而在于起义的时机是否临近，在于使准备起义的工作成为正经的革命家正经的事业、而不是高唱革命的纨袴子弟消闲娱乐的那个时期是否终于已经到来。现在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论的余地了。1月9日的运动只是政治上如梦初醒的工人海格立斯[3]第一个信心不足、考虑不周和觉悟不高的步骤。警察保姆们徒然企图用经济改革的诺言来安慰年轻的巨人。在他的第一步之后，觉悟越来越高、考虑越来越周密、态度越来越坚决的步伐很快就会接踵而来。如果不摧毁沙皇制度丑恶的大厦，无产阶级就别想动弹。正是这个为我国旧制度的保护者清楚认识因而使他们惊恐万状、凶相毕露的情况现在必然会在我国造成人民同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流血冲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使得人民在这场冲突中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种更严肃更现实的东西武装起来。我国无产阶级同沙皇政府的武装冲突问题正在由势不可当的历史逻辑提上日程了。我们的任务只能是一个：力求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无产阶级。

请不要对我们说，当前高度发达的军事技术早已注定人民的起义必将失败。就算这种说法丝毫不容置疑，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当放弃支持举行起义的思想，因为假若我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干下的丑行采取消极的态度，那么这就会是他们一切可能的失败中最可怕的失败，就会使得他们沦为不可挽救的奴隶，并且注定要使他们政治上永远不能成熟。其次，必须记住，起义不可能成功的信念完全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有根据。弗·恩格斯在自己给马克思论法国阶级斗争一书写的著名的序言中曾经说到这个信念，他认为只有运用于西欧某些国家发展的一定时期它才是正确的。他本人对于那些凭借他的权威宣称人民的起义现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是很不满意的。

西欧无产阶级的领袖现在如果倾向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就会犯巨大的策略错误。西欧各国政府暂时在敌视无产阶级的其他居民阶级中还有坚固的支柱。因此西欧无产阶级的起义现在的确没有成功的机会。我国的情况暂时还不是如此。我国还只谈得上夺取一些社会政治条件，以便在这些条件下进行西方式的无产阶级斗争，这些条件一方面使得这个斗争具有广泛的规模，同时在若干时间以后会使革命无产阶级在其他社会阶级中间处于孤立地位。我们的处境虽然本身具有许多巨大的不利因素，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和重要的有利因素，这就是我国无产阶级在自己同政府的斗争中暂时还不是完全孤立的。不为沙皇政府的金币所收买的整个俄国的社会舆论公开地斥责了1月9日的大屠杀，从而说明，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可以指望其他居民阶层或多或少积极的支持。这就大大地增加俄国武装起义胜利的机会。凡是了解法国武装暴动史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成功始终是完全取决于“社会人士”对他们的同情。我们的处境——激进革命党的处境——现在并不像1848年六月起义的巴黎工人的处境，倒像1830年六月起义反对波旁分子和1848年二月起义反对七月王朝的法国革命者的处境。

如果在西方无产阶级暂时是孤立的，那么在我国处于孤立状况的恰恰是我们现在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那个敌人即沙皇政府。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起义的机会。但是为了利用这一点，我们应当弄清因此而产生的那个策略。

如果对我们说来在军事方面“社会人士”的支持不仅是有利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当符合我国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以便争取“社会人士”继续同情它的革命运动。为此我们根本不需要放弃阶级观点和“拒绝社会主义”。完全相反！我们现在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道理很简单，就是：革命运动的河流越是波澜壮阔，无产阶级将要受到的那些非社会主义的甚或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就越是为数众多和花样百出。在这方面生活已经向我们——主要也就是今年1月9日——作出了十分确定的警告。但是从我们的社会主义立场的高峰来看，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而是夺取那些自由的民主的机关，使得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凡是同情革命斗争的先进“社会”人士都会理解这一点，或者至少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可以保证自己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完全不会使自己失节。我们只需要开诚布公、明白而且清楚地提出自己最近的政治任务和坚决地制止另一些人认为是极端社会主义急进主义的表现但实际上恰恰会给后者造成最大的损害的那些不策略的越轨行为。例如，假使力求保证自己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持，同时又以机会主义的名义痛斥和抨击我们给予这个社会某些分子所从事的解放“运动”的支持是一种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那就无异于陷入毫无意义的矛盾和用左手破坏右手所做的事。

谁不懂得起义的成功完全系于军队的行为呢？又有谁不知道军官的行为对士兵的行为会发生强大的影响呢？但军官到底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而“社会人士”的同情越是倾向于起义者方面，军队就越不可靠，他们的反抗就越微弱。“社会人士”会比我们更好地向自己的身着军官制服的儿子说明：向人民开枪即使从誓词的狭隘概念的观点看来也是一种罪行，因为军人不仅宣誓要为沙皇服务，而且也要为祖国服务，他在道义上没有权利为了沙皇的利益而去做祖国的刽子手。现在已经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1月9日的枪杀事件所引起的公愤使得许多军官在努力思索他们应当怎样对待“内部的敌人”。不言而喻，俄国的社会舆论越是响亮地和经常地谴责那些充当刽子手的军官，自愿担任这个可耻角色的军人在我国就会越来越少。而这样的军人越少，沙皇制度的事业就越不可靠，起义的机会就越会增多。

在80年代初期，“民意党”同军人有过良好的交情，当它开始考虑武装起义时，它自然产生一种想法：同情它的军官在这个事业上可能会给它巨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没有弄错，根据该党执行委员会拟定的计划，凡是有关起义的技术方面的组织工作，大部分职务都交给了军人。我们认为现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这个情况是有益的。[4]

凡是斗争的人都希望胜利。凡是希望胜利的人都应当遵守取得胜利的那些必要条件。武装起义的成功取决于革命者同“社会人士”的接近。因此武装起义的拥护者应当接近他们。我再说一遍，这完全不是意味着，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旗帜藏在口袋里，或者同任何其他的政党合并。分开走，一起打——也只需要这样。但是那些认为必须一起打的人一定要互相亲善和彼此协调。亲善和协调不是为了抒发情怀，也不是为了发表堂皇的长篇宣言，而只是为了打，即为了在行动的场所、在子弹呼啸和信奉东正教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逞凶肆虐的那个地方进行共同的斗争。

其次，大家知道，凡是进行战争的人都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尽可能瓦解敌人的力量。在军事活动方面这个瓦解工作所具有的意义的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策略，而策略，大家知道，它归根结底取决于武装。我们敌人的武装是非常精良的，所以若不预先瓦解他们的力量，[5]就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向它反击。因此这个瓦解工作乃是起义成功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论示威游行》一文（登载在第14号《火星报》上）中已经论述过这一点。我们在文中对《论街头风潮（一个军人的看法）》这本小册子进行了分析，并且引用了小册子的一个看法，即作者建议一旦人民同军队开始进行斗争就要“撤销民政、警察和军事首长的职权”，我们曾经指出，当给奄奄一息的沙皇制度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的时机来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大概是不得不采取这个勇敢的步骤的。当时提请读者注意这个步骤还为时过早，我们只是用假设的口吻谈到了它。现在讨论这个步骤的时候已经到来，所以我们断然宣布：从现代军事技术的观点看来，瓦解政府的权力（任何“撤销”都符合这个要求）乃是武装起义获得成功的完全必要的条件。因此革命者应当善于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机瓦解政府的权力。

但是瓦解敌人显然是以一系列我们所谓恐怖主义的那些行动为前提的。因此我们拿起武器时就要改变自己对恐怖的态度。道理很简单，就是：那时恐怖的意义根本改变了，它成了革命斗争的手段。如果我们在平时忽然想起把它实践一下，那么我们就会完全背离自己的直接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在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在平时我们把它当作不合目的的斗争手段予以摈弃。但在起义的时候它会促使我们革命的群众宣传工作取得胜利的结局；因此，我们在准备起义的时候应当在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中给它以适当的地位，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它的地位具有严格的从属意义。

在70年代，“恐怖主义”的第一批宣传者正是把恐怖看成是瓦解政府权力的手段。他们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瓦解者的活动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恐怖”并没有瓦解过政府，倒是瓦解了革命者自己。在起义的时候它会瓦解革命的敌人。找不到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时候会拒绝采取恐怖手段。凡是进行斗争的人都希望胜利；凡是希望胜利的人都应当遵守取得胜利的那些必要条件。

承认“瓦解者的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给社会民主党开辟一条同各种恐怖主义集团达成协议的道路，这些集团不是已经存在就是最近将来可能产生。然而我们所说的自然也不是纲领，而是纯粹的实际协议：你做你的事，我干我的活；你去夺取敌人的辎重，但是我却要从某个翼侧袭击他们，如此等等。

只要遵守我们指出的两个条件——即社会人士对它的同情态度和政府权力为革命者所瓦解，武装起义就大有成功的机会，在这两个条件下甚至还预言起义不会成功的那些人很有成为冒牌预言家的危险。但是有各式各样的起义。《火星报》始终尖锐地反对革命的冒险主义，它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提醒自己的读者注意，在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没有比沉湎于冒险主义更容易的了。法国革命史证实，法国阴谋分子号召在某个预先决定的时期举行起义的一切企图都落得了彻底的、有时相当悲惨的失败的下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法国的秘密团体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过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

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如果现在我国的起义得不到“社会人士”对它的同情，没有瓦解政府的力量，就不能获得成功，即使遵守这些条件，只要这起义是比较不大的一撮阴谋分子的事业，要获得成功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武装起义只有作为广大群众的起义才会得到胜利，换言之，如果不具备任何先决条件它就决不会得到胜利。所以在准备武装起义和号召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武装起来的时候，我们党应当记住——正如第85号《火星报》的社论所说过的——起义要获得成功，其根本的和绝对不可替代的条件是人民群众热烈要求手执武器地攻击专制制度。

没有群众，我们就一文不值。如果群众不跟我们走，即使我们多么勇于牺牲，即使我们的“秘密”手段多么高强，我们都应当预先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地输了。在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对我们说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不要欺骗自己：根本还不是全体群众都对沙皇制度恨入骨髓；他们还远不是全都赞成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要更广泛更清楚地说明：群众在政治方面大都还是没有觉悟的。只有政治上的冒险主义者才会忽视这点，因为他们指望在适当的场合下甚至没有觉悟的群众也可以被阴谋分子某种巧妙的手段卷入革命斗争。但是我们根本不会因此而困惑不安。革命的危机以神速的进展教育群众。巴黎人民甚至在夺取巴士底狱以后还一味兴高采烈地向路易十四欢呼，但是8月10日，同一个巴黎人民在强烈仇恨君主制度的情绪推动下夺取了推勒宫。正如上面所说过的，无产阶级现在在政治上还是如梦初醒，如果不震动专制制度，它就不能动弹。而加速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就依靠我们；要使得仇视专制制度的浪潮越来越广泛地在人民群众中泛滥，从而越来越充分地为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工作，也依靠我们。

总之，一方面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坚持不懈的革命宣传工作，这就必然会使群众同政府发生决定性的冲突；另一方面要准备好上面指出的那些必要条件，以使这个冲突取得胜利的结局，——这就是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任务。我们说过，我们应当发动革命，现在我们补充说，还应当准备胜利。

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应当完成它。因此，我们应该用十倍的精力进行工作。而且我们一定会完成它，因为这是我们的义务。历史不会等待……

（选自虚容译《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