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说了所有这些话以后，我感到读者打算向我提出极其严重的指责。他觉得：“如果是这样，如果列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有害的，如果它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然则您以前为何默不作声呢？为何您以前不揭露这个观点的错误性和危害性呢？或者您自己只是现在才相信它的错误性和危害性吧？”
我回答说：不然，不止是现在。自从我认识它的时候起我就发现它是不正确的。当我读了小册子《怎么办？》的手稿时，我立即对列宁和我们编辑部其他成员说过，我认为其中有相当多的理论错误。至于“自发性”和“觉悟性”部分，我曾向列宁指出，这个后者在他那里，用黑格尔著名的说法是：wie aus der Pistole geschossen[51]，我并且坚持要修改我觉得不正确的地方。列宁反对我，说小册子的出版由他签名，这样编辑部就可以对它卸去很大一部分责任。同时，编辑部有些同志说，我对列宁太严格了，即便有时他的说法不恰当，但他事实上是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理由不无可信之处。我从不认为列宁是多么杰出的理论家，而总是发现他本性上不能作辩证思维。但我以为，他毕竟重视理论的利益，而且他重视其利益的理论毕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我看来，如果使用本文中常常遇到的名词，与其说他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如说他是本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相信他的“正统的”本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也希望，当更加明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他的头脑中去的时候，他会更好地掌握即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因为这东西连形而上学者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列宁虽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仍然答应“改正”自己小册子中我向他指出的那些没有道理的地方。最后，——last not least[52]——我可以认为竟然会有这样多的读者特别喜欢这本小册子的错误的地方，即喜欢作者世界观中软弱的方面么？现在经过痛苦的经验的教育，我才懂得，假使在一个著作中很正确的意见和很错误的意见同时并存，那么我们的读者首先赞成的不是那些正确的意见，而是那些错误的意见。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可悲的真理，而是比现在更多地信赖读者自己的判断。我希望，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会从小册子《怎么办？》中掌握那些有益的，虽然完全不是新颖的思想：组织对我们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自己历史的哪一个“阶段”上都不能避开政治斗争，而且他们无需我来指出也会发现列宁借以坚持自己可敬的但已属老生常谈的真理的那些理论根据。既然我国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意见分歧本来已经太多了，既然助长没有迫切的实际需要的意见分歧在当时至少是多余的，于是我决定不要公开出来反对列宁。不过我对他的观点远不满意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最清楚地看出来：有一次，当我回顾他的小册子以及我同他就当时草拟的我们的纲领草案所进行长时间的争论时，我对马尔托夫同志谈到自己的担心：“现在我们开始了土林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和别尔托夫[53]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54]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没有忘记这次谈话。我想他会记得的，虽然他力图在这个问题上宽慰我，但我远不是放心的。
小册子《怎么办？》出版了。原来列宁对它几乎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改动。这自然使我不高兴。于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很紧张。但后来关系改善了。1902年秋天我在伦敦呆了一个多月。那时《火星报》就在伦敦出版。我从同列宁的相当频繁的交谈中得出一个信念，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的确很快灌输到他的头脑中去了，而且小册子《怎么办？》的观点对他本人来说已经成为“被超越的”观点。后来发生了著名的罗斯托夫罢工。我给《火星报》写去两篇文章。[55]文中故意重新提出英雄和群氓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关系问题，并且完全用非列宁的方式对它作了解答。据我所知，列宁在编辑部会议上没有对我这些文章提出任何异议。这更使我相信，我们的本能的正统派越来越变成自觉的正统派了。最后，在最近的一两篇文章中，我从另一个角度驳斥了和嘲笑了列宁在我们就我党纲领草案进行争论时曾经提出过的那些狭隘的形而上学论据中的许多论据。[56]这些文章并未遭到列宁的反对，反而博得他的赞扬。这一切都使我毫不怀疑，他在自己的发展中已经大大地“进几步”了，并且抛弃了自己的旧错误。
我是怀着这种印象到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去的。在大会上我不得不加入对于我在本文中予以批评的、列宁的同一个观点的讨论。我相信列宁已经拒绝了这个观点，因此不认为有必要反驳它，甚至力图停止对它进行讨论，认为这在讨论我们的纲领时是完全无益的。但是我并不指望我能做到这点，于是我才（像法国人所说的）plaider les circonstances atténuantes[57]。我说过：“列宁写的不是历史哲学论文，而是政治著作。”换言之，这意思就是说，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例如我在这里就是从这种观点考察它的），列宁的观点经不起任何批评。如果我没有弄错，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把我的这些说明理解成我用委婉的话宣布自己同小册子《怎么办？》作者列宁是不一致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我关心的问题主要不是推卸对小册子《怎么办？》的这个责任，而是不要滋生多余的争论和意见分歧，以便找出一个理论上正确的公式，能够把马尔丁诺夫同志攻击列宁的意见和我当时觉得列宁在他从外面逐渐获得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影响下开始赞成的那点新观点结合起来。我反驳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您说社会主义是整个无产阶级创造的，这里也包括它的有觉悟的一部分，即所有那些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人。如果您希望这样说，那么我就认为不仅没有理由同列宁脱离关系，而且也没有理由同您脱离关系。”
最后这个提法使我们大家都站在理论上正确的观点上，而完全不涉及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有多少错误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我就不得已会同列宁进行争论，并且也要反驳攻击他的同志们，因为他们不善于暴露他的判断的真正弱点。但是我觉得在讨论我们这个并非列宁起草的草案时是不宜考察这个问题的。而且一般说来这也是多余的。因为列宁虽然如上面提到的，很不成功地企图替自己辩白，但他自己已经认识到，他在同经济主义者争论时走得太远了，“做得矫枉过正了”。干吗要争得面红耳赤呢？我们唯一只有拥抱某个时候曾经在理论上放浪的儿子，并且在列宁的“意识”发出光辉的时候宰杀肥壮的牛犊。[58]
不过，在力求停止关于我当时认为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分歧意见的争论时，我自己走得太远了，太偏袒列宁了。有时我说的话就像保姆对淘气的孩子说的话一样。保姆希望孩子变好，但是不采取惩罚手段：“万尼亚（在这里是：沃洛佳[59]）没有淘过气，小猫淘过气；沃洛佳（在那里是：万尼亚）是聪明的孩子，他不会淘气。”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我现在很惋惜这个错误。现在我看到，当时如果我明确地指出小册子《怎么办？》在理论上的淘气行为，对于事业是会更有益得多的。若有哪位同志愿意责备我这个错误，我绝不会争辩，不会回嘴。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说，人们总是常常责备我好辩，为了丰富多彩起见，听听对多余的爱好和平的责难也许是不坏的。
顺便谈谈我的好辩。我之开始同司徒卢威先生和“经济主义者”进行辩论，也只是在我相信（司徒卢威先生的）理论错误和诡辩对我们可能产生有害的实际后果的时候。的确，我永远不会为了“纯粹的理论”去辩论；而许许多多的原因常常迫使我放弃这种快乐。恩格斯公正地说过，纯乎其纯的理论现在只有在反动分子中间才遇得到。
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看到，我对列宁的极端爱好和平的态度以及同他“不脱离关系”[60]的坚定信念是有害于我们党的。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彻底弄清了小册子《怎么办？》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有怎样巨大的影响，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正是它的那些错误影响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从观察中知道，列宁把工人群众看成是“历史的非历史因素”，看成是被从外面起作用的“精神”推向社会主义的“物质”的这个错误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列宁本人和我们的许多“强硬的”实际工作者的策略的和组织的概念。[61]最后，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明白我认为列宁在“向前进”是错得多么厉害。事实上他想也没有想朝这个方向走。他同马克思主义的不一致使得他的思想更容易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最少修养的“实际工作者”所接受。这种情况给他造成了一种声誉。他对这种声誉是再满意不过了。但是，他不仅没有把在同“经济主义者们”论辩时被他弄弯的棍子放到一边去，而是一屁股骑在这根弯棍子上，并且确定不移地暴露出（在我们党内所有伊万诺夫之流的谋士们的热烈欢呼声中）骑着它跑向……“专政”方面去的意图。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事态的看法。于是我决定遵循在此等场合下绝对正确的迟做比不做好这条规则，进行斗争和开展辩论。
在上一期的《火星报》[62]上，我指出列宁对“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关系的观点错误，接着我又揭露他的理论错误同他的组织计划的联系。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在这篇批判性的著作中我的出发点是：坚信必须消灭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四”时期，以便把列宁的“弄弯了的棍子”抛到废物堆中去。
（选自虚容译《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
[1]本文发表于1904年7月25日（俄历）第70号、8月1日第71号《火星报》。——编者注
[2]语出狄特·李维（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罗马史》。——译者注
[3]“一”、“二”分段系译者所加。——译者注
[4]自我意识。——译者注
[5]实体。——译者注
[6]即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首脑。1917年曾做过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一任外长。他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俄国文化史》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等著作中批判过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译者注
[7]早在我的《Vademecum》〔《指南》，按指《供〈工人事业报〉编辑部参考的〈Vademecum〉序》，参见《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译者注〕中我就指出了这一点。
[8]引文漏掉“虽然比起‘骚动’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等字。——译者注
[9]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编者注
[10]引文漏掉“即知识分子”等字。——译者注
[11]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译者注
[12]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18页。——译者注
[13]收载在俄文版《普列汉诺夫全集》的第3卷上。——译者注
[1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者注
[1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译者注
[16]先验地。——译者注
[17]“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说来，首先一方面是对于支配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观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于生产中存在的无政府状况进行观察的结果。”（恩格斯）（参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编者注）
[18]“Aus dem literarishen Nachlass etc”〔本书全名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轶文集》。——译者注〕，第2卷第4页。——著者注
[19]见《克雷洛夫寓言》“参观者”篇。——译者注
[20]参见《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梅林出版的《轶文集》第2卷第13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45页。——译者注）
[21]参见《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梅林出版的《轶文集》第2卷第13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译者注）
[22]比较同书第432页：“Die Arbeiter，von den Verhältnissen getrieben…allgesamt als eine Klasse mit ihren besonderen Interessen und Grundsätzen…der Bourgeoisie nach gemeinsamen Plane und mit vereinter Macht zu Leibe rticken.”（受地位所驱使的工人，整个地作为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原则的阶级，按照共同的计划，以统一的力量攻击……资产阶级。——译者注）
[23]“Die Lage etc”第一版第143—144页。（《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8页。——译者注）
[24]同上，第258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2页。——译者注）
[25]“Die Lage etc”第1版第26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7页。——译者注）这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它对说明工人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它取得胜利的机会的意义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迄今都估价不足）几乎逐字地重复在《共产党宣言》中（参看我的译本第2版第1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页。——编者注）
[26]“Die Lage etc”第1版，第26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7页——译者注）“批评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但是经济必然性至今还没有使国内资本主义比任何地方都更发达的英国工人达到社会主义。既然任何一个“强硬派”同志现在都可能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我，所以我要指出，在恩格斯写了他的论英国工人状况一书以后，同一个经济必然性把英国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从而使它的无产阶级丧失了三四十年代鼓舞他们的革命意图。关于这点请看恩格斯本人为该书英译本美国版写的“附录”，特别是第Ⅴ与Ⅵ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298页。——译者注）现在经济必然性排除了英国独特的经济地位，再次使工人的视线转向社会主义，不过暂时还不明显罢了。
[27]还请看：他在该书上述美国版序言中建议美国的社会主义“霉菌”起怎样积极的作用。这篇序言注明是1887年1月26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298页。——编者注）。
[28]“Die heilige Familie”，第24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1页。——译者注）
[29]同上书，同上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2页。——译者注）
[30]《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译者注
[31]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编者注
[32]《新时代》1901—1902年第三期第75页。
[33]我是抱着赞同和尊敬的心情聆听你的话的。——译者注
[34]但是你对这些话的了解同我要说的意思也许完全不一样。——译者注
[35]即伯恩施坦。——译者注
[36]舒尔采-格弗尼茨，格尔哈特（生于1864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学派的门徒，写了许多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一书中详细批判过他的观点。——译者注
[37]要求、需要。——译者注
[38]《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斯图加特1899年德文版，第53页。
[39]“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Gesamt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Oesterreichs abgehalten zu Wien vom 2 bis 6 November 1901”（《1901年11月2—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4页。
[40]“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Gesamt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Oesterreichs abgehalten zu Wien vom 2 bis 6 November 1901”（《1901年11月2—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4页。
[41]“Bernstein etc”（《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第180页。
[42]“社会革命”。——译者注
[43]《新时代》第22年度第一卷第19期第591页。
[44]为什么在这本引起了这样多骚乱其实在一切方面都十分软弱的小册子刚出版的时候我没有立即揭露它的谬误，这个问题在本文后半部结尾时即予答复（按此文最初在《火星报》上发表时分两期连载。前半部分可能到这个注结束。——译者注），请读者注意。
[45]参见代表大会《记录》第131页。黑体字是原有的。（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中文第2版，第252页。——编者注）
[46]“Die heilige Familie”第18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译者注）
[47]同上，第188页。（参见同上书，第109页。——译者注）
[48]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的桑巴特也走得比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更远，他承认，工人的生活方式“必然”（mit Notwendigkeit）会使他们产生要求社会主义的意图。（参见“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m 19.Jahrhundert”〔《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第3版第8页）大家知道，“社会革命党人”觉得列宁是英雄和群氓理论的拥护者，所以急忙宣布他接近民意党人。既然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那就理有应得了。但是自然，在纲领方面，他离民意党人毕竟是很远的，因为在他那里“英雄”的活动必须以无产阶级的群氓为前提。
[49]读者大概知道，在实践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也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样坚决的和不肯让步的集中主义者。
[50]必要条件。——译者注
[51]“像手枪发射那样”。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页。——译者注
[52]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译者注
[53]别尔托夫指普列汉诺夫自己，他用这个笔名发表过一些哲学著作。——译者注
[54]土林是论文集《说明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中一篇文章（按指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译者注）的作者。该文集刊印于1896年春，当时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他的论文的形而上学气味两里路以外都闻得到。
[55]按指《罗斯托夫罢工的意义》和《三月望日》两文。前一篇登载在1903年1月15日第32号《火星报》上；后一篇登载在3月15日第36号《火星报》上。两文都收在《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中。——译者注
[56]由于不依赖于我的一些原因我不能指出这些文章的篇名。（按指《“正统的”咬文嚼字》一文，原载第41、42、43号《火星报》，后来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译者注）
[57]直译是：引证减轻罪行的情况。——译者注
[58]这句刻薄俏皮的话是从一段圣经故事中翻改出来的，相当于我国成语“浪子回头”的意思。某人生活放荡，浪费了全部资财，后来回到父亲身旁，表示忏悔。父亲动了慈心，宽恕了他，宰杀肥牛犊，以为庆贺。参见《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32节。——译者注
[59]万尼亚（伊万的别名）、沃洛佳（弗拉基米尔的爱称），均俄人通称，如中文的张三李四。列宁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译者注
[60]参看《会议记录》中我对阿基莫夫的回答。（工人事业派分子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极力要引起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争执。普列汉诺夫在回答他的时候开玩笑地说：“拿破仑很想使自己的元帅们和他们的老婆脱离关系；有些元帅对他屈服了，虽然他们爱自己的老婆。阿基莫夫同志在这方面很像拿破仑，他费尽心机想使我同列宁脱离关系。但我比拿破仑的元帅们要表现出更多的骨气；我不会跟列宁脱离关系，我相信他也不会打算同我脱离关系。”当时列宁笑了笑，否定地摇了摇头。参看《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第418页。——译者注）
[61]错误的理论同有害的实践的这种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赞成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这个观点的人们，可能让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依赖于”工人运动，并且一般说来，可能在自己的实践中模仿旧日黄金时代的阴谋分子。为了公平起见，我要指出，某个时候属于“经济主义者”阵营的某些同志还在代表大会以前曾经要我注意过分“强硬的火星报分子”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极端行为。虽然我自己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信中指出了并且说明了其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但是我当时仍然认为过去的“经济主义者”的看法过分夸大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夸大没有我过去所以为的那样厉害。
[62]指本文前半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