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这么办

不该这么办[1]

（1903年）

随着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增长和巩固，它的自觉的代表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以前，在现今所谓小组习气时代（不过应当不念旧恶，因为它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遗产），我们的错误的有害影响还只限于一个小组或几个小组的狭小范围。现在我们同群众接触，这个影响就广泛得无法比拟了。而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终于得到它如此必需的中央集权制组织的时候，中央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就必然流毒所有的地区。给谁的多，对他的要求就多[2]。我们的中央所需要的人物不仅必须勇敢坚定，果断顽强，而且也必须极端谨慎。他们的确要聪明得像蛇一样[3]。

而政治上聪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善于估计具体形势。凡是不具备这种本领的人，都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天资。这时，如果他不再扮演任何负责的政治角色，那会更明智些。政治，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头脑非常灵活；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规则。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现在，当我们的队伍里已经开始流传一种向往这种规则的倾向而将给我们党带来巨大损害的时候，提一提这个道理并不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知道，产生这种倾向其用心是极为可敬的。它是为了克服曾经使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弄得如此狼狈不堪的那种漠视政治原则的态度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可惜的是矫枉过正了，结果完全是事与愿违，因为它可能使我们整个的政治思维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对我们的事业构成极大危害的“经济主义者”的思维的特征。经济主义者的推论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公式进行的。他们的做法说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提高到辩证法的水平，因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转移。同这些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进行斗争，是符合革命运动利益的需要的。但是如果为了彻底战胜他们，我们竟而模仿起他们的思想方式，如果我们本身对政治上的片面观点也迷恋起来，那么我们的胜利就远不会像我们至今所认为的那样有成效。其次，在这种场合，另一个好嘲笑的人也许就会不无根据地问我们：究竟谁胜利了——你们还是你们的敌人？

列宁同志在一篇登载于《曙光》杂志第四期上专论我们的土地纲领的文章[4]中机智地嘲笑了“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不仅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应当常常记起他的机智的嘲笑。在政治实践上“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比在理论推论上还要危险。其所以尤其危险，是因为人们容易错认为这是一种坚毅的性格，其实它同坚毅的性格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同通常的顽固作风倒是更容易和睦相处得多，不过这种顽固作风绝对不会保证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思想，绝对不会保证对既定的目标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任何意向，因为大家知道，走直线的和作风顽固的人常常不是有始有终的。

政治上一成不变的永恒规则必然会迅速地招致失败。谁希望得到应有的胜利，他就应当只把自己无论如何要达到的目的的愿望看成是唯一不变的。在他那里，其余一切都是可变的，也应当是可变的，因为其余一切对他说来只有相对的价值。

我们希望，下面的例子会很好地表明，我们必须在何种程度上避免“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

我们所有的人，所谓正统派，换言之，即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必须同“修正主义”的一切形态和一切变种进行坚决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修正主义同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它的最后结论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同现存的资产阶级的事物秩序妥协的人才能同修正主义和解。这是一般的规则。试问，这是不是说，我们永远都要仇视修正主义，随时随地都必须仇视修正主义者呢？有“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这个思想特点的人一定会说，是的。我们则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实际策略都应当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这似乎是奇怪的。但读者马上会看到，其实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试想，我们的中央（它自然应当由“修正主义”的坚决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组成），是在同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或几个集团打交道，他们起先沉湎于“修正主义”的影响，并以“批评自由”的名义同“正统派”斗争过，而现在则看到了批评自由中所包含的那种危险性，并且承认了“正统派”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现在只是由于某些不彻底性以及所谓思想上的惰性，他们还在保卫着“修正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些或那些“教条”。我们的中央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集团呢？把他们革出教门么？把他们开除出党么？这也许是容易的，而且当然是再“直线”不过了。但是这样做合不合适呢？换言之：这样做对我们党的统一以及对跟同一个“修正主义”作斗争是不是有好处呢？我们以为：否。

我们究竟为什么同“修正主义者”战斗呢？为的是剥脱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指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因此，同他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达到削弱“修正主义”的目的，而如果战斗达不到这个目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战斗不仅不会削弱上述影响，反而会加强这种影响，那么它就会成为有害的，那时最好尽快停止战斗。然而在我们上面所假定的场合下，同“修正主义者”的战斗恰恰不会削弱“修正主义”的影响，而是加强这种影响，因为它会妨碍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修正主义”彻底破裂，或者甚至会驱使他们重新同它接近。因此这样做会损害党的利益，而那些仍然认为应当宣战的人，就会暴露出不可原谅的迂腐和骇人听闻的近视。我们的中央应当具备充分的尚武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对于它这个革命阶级的代表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凡属我们党的利益要求和平的地方，它就必须爱好和平，温和待人，善于让步。捍卫头等重要事业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自己的尚武倾向违反政治利益时，是没有权利迷恋这些倾向的。

有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这已经是许多许多年的事了——用一种应当得到更好得多的用场的顽强精神哭哭啼啼地建议我们“用同志方式进行辩论”，这些人是很可笑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可怜的。然而他们为什么可笑而且可怜呢？仅仅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政治上的天真想法强要我们把根本不可能同我们一道走的那些……“同志”当作同志。如果他们劝我们宽恕那些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并且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同志的论敌，则他们的劝告就会是很合理的，因此这些劝告本身就值得赞扬，而不是可笑的了。尖刻性只有在适当的地方才是好的。不合时宜的尖刻性与其说是“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风，不如说是索巴凯维奇[5]的作风。

关于尖刻性在某个个别场合是否适当的问题，自然只有通过权衡这个场合所固有的全部情况才能决定。但是毫无疑义，现在我们不应当尖刻地对待某个时候曾经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这些同志的极大的荣誉，应当说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在看到了按其思想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伯恩施坦主义会导致什么结局以后，已经开始日益同我们接近，并且承认了“正统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不错，我们现在也还在同他们中间许多人就什么问题进行争论；意见分歧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现在这些意见分歧是很不重要的，完全不值得为着这些分歧而面红耳赤，争吵不休。再说一遍：如果这些并不重要的意见分歧继续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这对我们的事业将是很有害的。以前我们斗争过；现在我们可以以交换思想为限。以前我们有《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拥护者同《工人事业报》和《红旗》杂志的拥护者；现在我们只应当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他们的观点，无论在细节上彼此间怎样不一致，都可以方便地在同一个机关报的篇幅上表达出来。这个刊物热情地欢迎这些人或者那些人表示态度。现在还没有这样做。但这定会给我们党带来很大的利益，所以应当这样做下去。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做任何可能阻碍这个工作的事情。

现时，当我们党已经脱离了、或者至少是准备脱离自己童年期的时候，我们不妨用批判的眼光回顾一下自己固有的政治观念，并且反身自问：其中是否有一些观念只符合儿童的身份呢？这样的观念无疑是存在的。我们暂且指出其中之一。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习惯于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希望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应当不作让步。但是有各式各样的不让步。有一种不让步，按其实际后果说等于一种最坏的让步。对那些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的人不让步，会削弱我们同那些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的同志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力量。这些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弱点夺取那些我们有权占领的阵地。于是，对让步的错误的耻辱感使得我们在让步已成定局的时候被迫让步。

为了全面开展工人阶级的运动必需有一定的权力机关，以保障它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在没有这种自由的地方，运动就会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而这种不正常性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就是排他性的宗派精神。它往往表现在有组织的各个无产阶级派别的相互关系中。这个宗派精神既是社会主义软弱性的一种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软弱性的一个原因。工人阶级的伟大利益要求我们尽一切力量从我们的队伍中消除这种有害的精神。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做到这一点。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自觉地敌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因此这个党在政治上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着应付我们处境的这种有增无已的困难情况，我们必须把所有可能对我们有利的那些人都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而凡是坚持无产阶级观点同时又具有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愿望和能力的那些人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只要我们善于理解落在我们肩上的实际义务，而不去效法“直线的鸟儿”，我们就一定会把所有这些有益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另一个例子。有一些任务我们应当加以解决，否则就会陷于最有害的停滞状态。在这些任务中，没有比用党的纪律精神教育我们自己的任务更为重要的了。没有纪律，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一般说来都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更加必需有纪律，因为在俄国，我们没有进行公开活动的合法条件。最后，对我们俄国革命者说来，尤其必须力求用纪律的精神进行自我教育，因为大家知道，他们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使得友好的共同工作极难进行。我们的中央有义务十分严格地对待我们队伍中破坏纪律的行为。然而如果它暂时还不善于有节制地履行自己这一重要的义务，那是很可惜的。当问题关系到纪律时，它应当三倍地小心谨慎。我们所追求的纪律完全不是监狱里盛行的那种纪律。士兵之服从长官出于强迫；我们之执行（当我们执行时）党的纪律要求则出于良好的意志。革命者的良好的意志是我们纪律的唯一的心理基础。凡是巩固这个基础的东西，对于我们的革命教育就是有益的；凡是动摇这个基础的东西，对它就是有害的。这种意志是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影响巩固起来的。我们不准备一一列举它们，这太长了。我们只说一点：即在这些影响中服从的要求不占首要地位。远不如此！俄国革命者之所以常常有一种不可战胜的破坏纪律的愿望，正是因为有人要他注意纪律。这自然很不好，而且这种现象根源于一种同为革命理想鞠躬尽瘁的精神毫无共同点的感情。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而且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忘记了它，或者如果我们认为不必要注意现代俄国革命者的心理，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会引导我们达到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直接对立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就不会把党组织起来，而会促使它瓦解涣散。我们就不是用纪律的精神教育自己，而是使自己的无政府倾向巩固起来。这就会给党大大地帮一手倒忙。在这种局面下，非常明显，不适时的严格要求，就其对事业的影响说，很容易招致比任何软弱性都更坏的后果。同样非常明显，为了支持纪律和巩固纪律，有时对破坏纪律的行为闭着一只眼睛是有益的。最后很明显，现在，当我们刚刚开始奠定我们党组织的基础时，当破坏纪律的个别情况由于长时期的涣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遗留下来的坏习惯而常常无法避免的时候，必须经常记住这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绝不适宜的“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现时对于我们说来比任何时候更不适宜，因为它现在会把我们的党直接引导到毁灭的边缘。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新的分裂的活动。我们的分裂搞得太多了。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害处太多了。现在应当用一切力量保持统一。我们党应该保持统一，否则就会完全丧失政治信誉。如果我们这里产生新的分裂，那么工人们（正如人人都知道的，我们以前的纠纷曾经使他们非常不安）就会完全不再理解我们，而我们就会向世界暴露出一幅被军队所抛弃和由于内部斗争而纪律紊乱的司令部的可悲的和可笑的景象。这种使我们大失所望的结果会给谁带来好处，那是不难设想的。

某些过分乐观的同志们说：不用担心，未来总归属于我们，我们的党经得起一切困难的考验。对于这种说法，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也的确坚信俄国社会民主党未来一定会胜利，但是这种乐观的信念完全没有取消我们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本身行为的神圣义务。我们党的胜利是由各种条件的总和造成的。其中一些条件具有肯定的意义，而另一些条件则具有否定的意义。如果这个代数总和中在表示我们的实践活动的符号前面出现了一个负号，那是非常糟糕的。要知道，比命运更残酷的嘲笑，比历史更辛辣的讽刺，是不可能设想的。

我们中间还有一种乐观主义者，他们对现时的局势理解得很坏。这种乐观主义者深信，新的分裂对我们的党说来不是有害的，反而是有利的。要证明这个奇怪的意见，除了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是由于最近几年发生残酷的内讧而发展壮大了以外，是举不出其他理由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内讧并没有促进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而是延缓了它的发展。此外他们忘记了：同一个党的成员之间存在着的意见分歧越是意义不大，这样一些意见分歧所引起的分裂对党的危害就越大。当我们同“经济主义者”战斗时，每一个不愚蠢的人都可以毫不困难地懂得进行战争的原因何在。而现在，在我们的队伍里思想上的一致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新的分裂显得没有任何严正的根据，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理解它和原谅它。因此它对我们党的信誉的损害比以前同样很有害的分裂对它的损害就大得不能相提并论了。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我们的活动方式也不能始终不变。契诃夫的“套中人”其所以出类拔萃，因为他外出的时候永远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甚至天气晴和也是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和套中人不相干。如果我们不适应政治气候的要求，那就很可笑，而且也很坏。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是、当然也不会是集中制的空想主义者。

（选自虚容译《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