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

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改正1903年我们的土地纲领中存在的那个错误。错误，无疑是有的；我们应该承认这点，大可以放胆承认，因为我们是唯一有严整观点的党。我们要根据我们纲领的一般原理批评每一个个别的判断，并且消除1903年纲领中存在的误解。我们许多同志都固持一端，因为他们过去都害怕农民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会阻止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的纲领当时即已不像农民自己提出的要求一样走得那么远。早在1903年夏天，当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奥波连斯基在俄国南部就因为农民的急进的土地纲领曾经残酷地折磨过他们。现在我们应当懂得，在土地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害怕农民要求土地的急进主义。实现这些要求并不会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避免农民的要求所固有的两重性。其中有一个因素，我在自己的《日志》中曾经把它称为中国制度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土地国有化。列宁同志发现我的观点不明白，但我以为，他简直是马马虎虎地对待我的文章。真是这样，比方请看他在自己的小册子《修改土地纲领》[2]第11页上所说的话吧：“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要作某些修改的问题，同样只字未提。他批评马斯洛夫时，只是一般地主张‘灵活的政策’，他（引用《曙光》杂志的旧论据来）反对‘国有化’，好像倾向于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3]

这种讽刺“灵活的政策”的说法使我惊讶，因为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死板的策略不可能是好策略。在同一本小册子的第16页上他说道：“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期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性是一目了然的。真所谓qui prouve trop，ne prouve rien[4]。如果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5]

这种争论手法早在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论战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了。每每引证一下历史，他们通常都要辩驳一番，说我国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国的情况根本不是11世纪中国的情况。我在自己的《日志》中绝对肯定地谈到这一点；但是尽管有区别，也还是有一些相似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必须加以注意的。这就是土地国有化，它构成我们的土地问题历史的突出的特点。列宁同志接着说：“至于说到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的根源（或性质）是反动的，那就要知道，就是在土地平分的思想中，也不仅肯定无疑地有反动根源的特征，而且现在还有反动性质的特征。”[6]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而奇怪的是道士面前鬼唱歌，而且把这个歌当作对我的反驳。我说，在农民的土地平分的思想中有反动的特征。也正是因为看到反映在我国全部政治史上的这一反动的特征，我才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化。怎么引证起这个特征当作反对我的理由来了呢？列宁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待国有化。他甚而使用起他们的术语；例如他大谈其臭名远扬的人民的创造性。旧识相逢，不亦乐乎，但是看到社会民主党人采取民粹派的观点亦不乐也。俄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其说同西欧的历史相像，倒不如说它同印度、埃及、中国和其他东方专制制度的历史相像。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耕田的人都受国家的束缚，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依靠这种束缚发展起来的。要粉碎专制制度，就必须消灭它的经济基础。所以我反对现在提出土地国有化；当年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争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列宁发现我的反驳是正确的。列宁说：“我们能消除国有化的弊端”，但是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障；然而这样的保障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请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吧；请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吧；这两个国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以后都发生过复辟。我们这里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只要我们的纲领有可能实现，就应该把复辟可能产生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的纲领应该力求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列宁的议论是这样的：好像他所追求的那个共和国一旦建立，就会永世长存。他的错误也就在这里。他用一些乐观主义的假定回避问题的困难。这是乌托邦式的思想的惯技；例如无政府主义者说：“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组织”，而当我们反驳他们说，没有强制性的组织就有可能使得个别的社会成员要想危害这个社会就能危害，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回答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依我看来，这就是用乐观主义的假定回避问题的困难。列宁就干这号事。他用整整一串乐观主义的“假定”掩饰他建议的措施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我且引出列宁责备马斯洛夫的一段话为证。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23页上说：“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政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像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像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残缺不全和弄得‘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7]假定他对马斯洛夫的责备有根据，然而这段引文却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所指出的全部“假定”都得到实现的那个场合下才是好的。要是将来这些“假定”不存在的话，那么实现他的草案就会有害。我们可不需要这样的草案。我们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上都钉上铁蹄，也就是说应该在“假定”不顺利的场合下也能实现。一位几乎每战必胜的统帅——拿破仑——说过，只估计顺利凑合起来的情况的那个军事长官是糟糕的。我说，一个政治纲领如果只在这样凑合起来的情况下才是好的，这个政治纲领也是糟糕的。因为这个道理，我才反对国有化。列宁的草案同革命家夺取政权的空想密切相关，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对这种空想没有兴致的人都应该反对它。市有化则是另一回事。万一复辟，它决不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相反，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这将是一种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萨克来说吧。论他们的言行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沙皇政府如果忽然想触动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土地市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也许会有人根据这一点责备我，说我不相信革命的胜利。如果我说过的话有不相信革命胜利的意思，那我的确犯了这种罪过。Mea culpa，mea maxima culpa！[8]我要继拿破仑之后重申：“只估计顺利凑合起来的情况的那种人是糟糕的。”不过我并不无条件地拥护市有化。我认为，假使我们不可能实现市有化，假使我们不得不在国有化和分配中间作一选择，那么，为了革命的利益，宁可要分配。这就是我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区别之所在。你们可以同意前一种观点，也可以同意后一种观点，但是你们应当懂得，把两者拉在一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