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尽力从历史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与任何“政治”都是不相容的那种信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看到了，这一信念所依据的，一方面是蒲鲁东—巴枯宁关于国家的学说，另一方面是70年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某种不彻底性。除此以外，这一信念还遇到了上述这两种倾向所由产生的那一背景的一般氛围的支持。这一背景，如我们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们的多种学说的混合物所组成的。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完全消极地看待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的，他们把这些运动看作“只是对新福音的盲目不信任”。这一对“政治”的消极看法同乌托邦主义者们的学说一道带给了我们。在稍为强有力的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前好久，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准备——同40年代末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一样（参阅《共产党宣言》第32页）——“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而完全忘记了，所有这一切攻击“所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诸关系和政治组织”[72]，也就是说，正是在我们祖国所应当谈论和争取的那些条件。[73]

由于这一切影响，就得到了认为除了被狭隘地和庸俗地理解了的革命斗争以外，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不适宜的一种坚定信念，因此我们开始怀着偏见去看待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因为它们认为，例如，选举运动是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强有力的手段。一切通过这一运动而得到的政治和经济的成果，在我们认为都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是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魔鬼的极危险的勾结，等于放弃将来社会主义生活的幸福。我们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我们的理论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恶性循环。我们认为土地公社是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而同时我们拒绝政治斗争，我们自愿地剥夺了自己用国家干涉这种方法来使这一公社免于遭受目前各种破坏影响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成为破坏那一基础的进程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我们却还打算在这个基础上面建起将来的建筑呢。

然而，我们看到，事变的逻辑把俄国的运动带到了另一条路上，迫使以民意党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力求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统治权，认为这是经济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运动在走上这一道路时，是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各种各样的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竟对它是太狭隘和太不便利了。为俄国社会生活所特有的事物进程已和在我们的革命环境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程相冲突，因此唤起了新的精神潮流。

这一新的精神潮流，我们往下就要说，只要它还没有和无比地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现代社会主义潮流相汇合，就不能摆脱它现在所特有的那些矛盾。俄国的革命者应当接受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与各种“暴动派”的理论决裂，正如几年以前放弃“暴动派”的实践，并在自己的纲领中引入新的政治因素一样。如果他们努力掌握马克思学说中关于政治方面的正确观点而且愿意应用这一新标准对自己的斗争方法和当前任务重新加以审查，这将是不难做到的。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见从现代社会主义的哲学—历史观前提中竟引出了一些多么荒谬的结论。《民意报》本身，显然没有看到这些结论的错误性，而且倾向于“甚至替杜林的关于在社会制度中政治一法律因素对经济因素占有优势的社会学观点”辩护，如像彼·拉·拉甫罗夫在描述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最近思潮时所说的那样。[74]只有根据这一倾向我们才能解释登载在《民意报》第6期一篇国内评论中的反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直接解说者们”的那一论争，这些解说者们的见解，按照该评论作者所说，“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有名的三段式”，而再没有“别的归纳的材料”做自己结论的根据了，他们解释“黑格尔的规律，是根据下列意义：恶单靠自己的最后发展，一定会达到善”。[75]只要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或法国集体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就能看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西欧信徒们，以及“直接解说者”是怎样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俄国同志们，这些“解说者们”决不是“根据恶单靠自己的最后发展一定会达到善这个意义”来理解“黑格尔规律”的，他们只是在研究德国哲学史时才使用这一“归纳的材料”，在德国哲学史里面这一规律占有极显著的地位，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规律弃置不顾，正如俗话所说的，不能把词从歌曲中删去一样。我们所引证的这段评论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杜林的话，杜林责备马克思，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中“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起了——由于缺少更好的和更明了的手段——助产婆的作用，借助她，未来将从现在的内部产生出来”[76]。但是这一诳语已从恩格斯方面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揭露了前柏林讲师的著作没有丝毫科学价值。那么，为什么要重复别人的错误和接受在这样动摇的基础上对19世纪最伟大的和最革命的社会理论的否定态度呢？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就其内容说，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只会在某些方面，但决不是在一切方面有革命的意义。同时革命运动将在自己里面含有一些连自己的参加者也不知道的反动的胚胎，这些反动的胚胎将在或早或迟的不久将来使它失去那一点点意义，因为，海涅早就说过，任何人

新的时期需要新的衣裳，

因为新的工作要求这样。

须知最后，它，这一真正的新时期在我们的祖国也是将要到来的。

不过，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些或那些原理的不正确理解，还不是妨碍我们革命运动最后走上为西方工人阶级所已开辟的道路的主要障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最密切的了解将向我们社会主义者们指出，他们如果拒绝理解和掌握“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导师的学说，就等于使自己失去一个多么有力的武器。那时候他们会相信，如果俄国的民粹派分子们和俄国的民意派分子们，最后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新的、最高的观点把我们的一切现有的派别（这些派别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对的地方，因为，它们虽然有自己的片面性，其中的每一个都表达了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定的迫切的要求）都协调起来的话，我们的革命运动不仅不受丝毫损失，而且相反地，会赢得很多东西。

还有另一种障碍，妨碍我们的运动向着刚才所指出的方向发展。这种障碍就是，我们缺乏政治的观察力，由于这种缺乏，从运动的一开始，就妨碍了我们的革命者们使自己的当前任务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而缺乏政治观察力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俄国的社会活动家们缺乏政治经验。不论我们出发到民间去推广社会主义的出版物，或者我们定居乡村组织我们农民中间的反抗分子，或者我们直接去同专制制度的代表们斗争，我们到处都重复这同一错误。我们始终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从没有完全充分地考虑到社会环境对我们的抵抗，而且急忙地把环境造成的对我们暂时有利的行动方式看成是排斥了一切其他方式方法的普遍原则。我们的一切纲领，因为这样，就陷于完全不稳的平衡状态，连周围环境中的最小变化也会使它们失去平衡。我们几乎是每隔两年就改变一下这些纲领而不能站在什么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始终是停在某种狭隘的和片面的东西上的。正像别林斯基所说，俄国社会，甚至在没有自己的文学之前，就已经体验过所有的文学倾向，同样，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还没有变成我们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尝试了各种各色的西欧社会主义了。

由民意党承担起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把我们的革命者带上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迫使他们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党，从而无疑大有助于消除小组的片面性。但是，为了停止不断地更换纲领，为了摆脱政治流浪者的习惯并最后获得智力上的定居，俄国的革命者们必须把随着他们之间的自觉的政治倾向而开始发生的批评工作贯彻到底。他们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那个纲领本身，因为它曾对以前一切的纲领和理论进行过必要的批判。“民意党”是过渡时期的产儿。它的纲领是在我们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因而也是合理的条件下产生的最后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在扩大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视野时，本身还不免有片面性。在这个纲领里也看得出缺乏政治的远见，缺乏使党的当前目的与它的真实或可能的诸力量相适应的能力。民意党好像是一个在真实的路上走，但是对于距离还没有概念的人，因此相信他“马上可以一走就是十万里，在任何地方都不休息”[77]。实践，不消说，将破坏他的幻想，但是这一破坏可能使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好让他自己反省一下，七英里一步是不是属于幻想的领域。

我们所说的七英里一步的步伐所指的是已讲过的我们所关心的纲领中的幻想成分，它在《民意报》第2期上表现为对于未来立宪会议中的社会革命的（我们姑不说社会主义的）代表将占多数这个信念[78]，而在第8—9期上表现为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夺取政权”的一些议论[79]。我们深信，这一空想的成分对于“民意党”自身是极端有害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对“民意党”之有害，是因为它使“民意党”脱离了在俄国工人阶级中间的直接任务；作为担负我们解放运动主动者来说，它有害是因为它永久会把许多为它在别的条件下能吸引的所谓社会中的人力和物力推开。我们试说得详细一些。

“民意党”在同专制制度斗争中在求助于谁？可以而且应当求助于谁呢？我们在《民意大事记》[80]中读到：“把来自农民中间的、与‘民意’组织有联系的个人吸收到组织里面来，当然，是始终被认为最好不过的事[81]……但是至于说到现时农民群众的组织，这在制定这一纲领的时代被认为完全是空想的，而假使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更进一步的实践也不能改变我们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方面的意见。”或许，“民意党”想要依靠我们劳苦群众的更先进阶层、也就是城市工人？它，确实极重视在他们中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认为，“城市的劳动居民应当引起党对他们的严肃注意”。但是对这一事情的必要性的说明就表明——据“民意党”的概念——城市工人只应当是我们革命运动的因素之一。该文件向我们解释说，他们“对于革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就他们的地位，以及就其较大的成熟性说都是如此，第一次攻击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工人和军队的行动”。这是说，行将到来的革命将不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革命，但是工人们必须参加在其中，因为他们“对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有哪一些因素参加这一运动呢？我们已经看见，“军队”也参加在里面，而在军队里，“在现在的条件下，在士兵中间的宣传是困难到这步田地，以致我们不能对它寄予很多希望。便利得多的是对军官阶层的影响：他们是更有教养的，更自由的，更容易受到影响的！”当然，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止步，我们要进一步论述。除了工人们和“军官”之外，民意党心目中还有自由主义者们和“欧洲”，对于欧洲“党的政策应当是力求使俄国革命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唤起欧洲公众意见对这一革命的同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必须让欧洲知道，俄国专制制度对欧洲文明的整个毁灭性的影响，使它知道党的真正目的，使它知道作为表现全体人民抗议的我们革命运动的意义”。至于说到“自由主义者们”，那么对他们“应当不隐藏自己的激进主义，指出在党现在规定的各项任务之下，我们的和他们的利益迫使我们在反对政府上面采取共同行动”。

这样，我们看见，“民意党”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阶级，而且甚至主要地不是依靠这些阶级。它也注意到了社会、军官阶层，后者，实质上是和这同一社会“血肉相关”的。它要说服这一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人，“在我党现在规定的任务框架之下”，俄国自由主义的利益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它要做些什么，才可以使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产生这一信念呢？第一，它印发“执行委员会”的纲领[82]，里面说：“在选民的监督指导下经过普遍投票方式自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应当充分地表达和执行人民的意志。”在有名的“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执行委员会也要求“召集全俄国人民的代表来重新审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现有形式，并要求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改造这些形式”[83]。这样的纲领，确实是和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利益相符合的，而为了实现它，他们大概也会迁就“执行委员会”所不能不要求的普遍选举权。在这一切上面该委员会的纲领暴露了比在它以前的一切纲领所暴露的更为成熟的东西。但是，姑不说把要求集会、言论、出版和各种选举纲领的自由只是“当做临时的措施”提出这一重大缺点[84]，我们只须回忆一下“民意”党的其他的一些声明。这个党的机关报急忙向读者预告说，立宪议会的多数代表将由激进经济革命的拥护者组成。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一信念不过是为了把民意派纲领中各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而想出的一种虚构。我们现在试从策略上的观点看看这一信念在出版物上怎样表现出来。试问，难道经济革命也是符合俄国自由主义的利益吗？难道我们的自由主义社会同情——照《民意报》上所说的——农民代表们所要争取的那一土地革命吗？西欧的历史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凡是“红色的幽灵”稍一带威胁形式的地方，“自由主义者们”就准备着在最不讲客气的军事独裁的怀抱里寻求保护。恐怖主义的机关报难道认为，我们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是这一般规则的例外吗？如果是这样，它的信念是以什么为根据呢？难道它也认为，现在“欧洲舆论”会如此充满社会主义的理想，以致同情社会革命的立宪会议的召集吗？或者它以为，欧洲的资产阶级应当在自己家里的红色幽灵面前发抖时，却为它在俄国的出现而欢呼吗？不消说，它没有想过这类事情，也没有忘记过这类事情。但是，假如是这样，为什么做这一类冒险的声明呢？或者“民意党”的机关报对于自己的预言必定会实现这一点，相信到认为必须唤起组织内的成员们采取适合于所期待的事件的重要措施吗？但是由于同一机关报宣布过在民间的活动是无结果的，我们认为，这一声明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安慰：立宪会议中的社会革命者多数是可期待的，尽管这种活动现在使人想起“达那伊得斯的无底的桶”[85]。

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声明，就其本身说，是不重要的，尤其因为《民意报》自己，显然是放弃了对于未来俄国制宪议会的过分乐观希望。我们这样想是因为第8—9期的社论中说到经济的革命，在民间缺少社会革命的主动性的场合，经济革命必须由“临时革命政府”在召集立宪议会之先进行。社论的作者完全正确地看出只是这样的革命才能保证“在已召集的等级会议中出现人民的真正代表”。“民意”的从前的幻想，因此是完全消散了。但是，不幸的是，它的消失只是为了让位给新的、对于“民意”党本身的事业还更有害的幻想。纲领的幻想因素没有被丢掉，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现在被称为“临时革命政府夺取政权”，它应当使党有可能完成已提到过的经济革命。不消说，这一新的“现在规定的党的任务框架”无论怎样都不会使得俄国自由主义者们，也不会使得资产阶级的欧洲想到他们的利益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俄国社会怎样受压制，怎样受欺侮，但是它完全没有丧失自保的本能，绝不会自愿地去迎接“红色的幽灵”；对俄国社会指出党的任务的这样“规定”——就是让自己失去它的帮助和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大，以致可以冒险推开这样的同盟者呢？我们的革命家们能不能真正把政权夺取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保持住它哪怕一个短时候呢？或者关于这点的一切谈论不是别的，只是剥一只不仅未被杀死，而且根据实际情况甚至还不可能被杀死的熊的皮呢？这就是革命的俄国最近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应赶快再附带说一下。上面几页应当能使读者相信，我们不是在原则上反对革命政党夺取政权这一行动的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它是任何一个阶级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开始的政治斗争的最后的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达到政治统治地位的革命阶级只有当它用国家政权这一有力的武器打击反动势力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保持得住这一统治，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比较安全地避免反动势力的打击。浮士德说：Den Teufel halte，wer ihn halt！[86]

但是阶级的专政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像天和地那样远的。这特别可以用来说工人阶级的专政，它的任务，在现在，不仅是破坏社会的非生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是消除现时存在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并把社会一经济生活的一切职能自觉地组织起来。仅仅理解这一任务就需要以有发展前途、具有政治经验和教育、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下解放出来，并能独立考虑自己情势的工人阶级为先决条件。这一任务的解决，除已经说过的一切先决条件以外，还需要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还需要它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对胜利有信心，但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允许甚至最诚实的有善良心肠的人夺取政权的。不允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通过了自己的政治教育锻炼，抱着坚定的志愿，准备不论何时都可以完成这一政治锻炼，并作为独立的活动家出现在历史生活的舞台上，而不是永远地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转到另一保护人那里；不允许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保护是多余的，因为它自己那时也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允许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保护会是有害的，因为生产者们在组织生产的事业中的自觉参加不是密谋家们的任何密谋诡计、他们的任何豪迈勇敢和自我牺牲所能代替的。有一种思想认为社会问题除工人自己以外，不论谁都可以在实践中解决，这种思想表明对这一问题的完全误解，不论持这一思想的是“铁血宰相”[87]，还是革命组织。无产阶级一旦理解了自己解放的条件并成熟到可以解放自己，它就会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以便消灭它的敌人并构建社会生活。当然，其基础不是建立在将会带来新的灾难的无政府状态上，而是建立在泛政府状态中，这一状态将使社会的一切成年成员能够参加讨论，决定社会事务。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发展到能解决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它的拥护者们的责任就在于加速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在于消除妨碍它的力量和它的觉悟增长的那些障碍，而不在于发明一些社会实验和活体解剖的方案，这些东西的结果始终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夺取政权问题的。在应用这一观点于俄国的现实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完全不相信俄国最近有出现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

《民意报》认为在“俄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是特别“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88]我们同意，这种相互关系在俄国对于社会主义者比在印度、波斯或埃及要有利些，但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拿俄国的和西欧的各种社会关系比较。而假使《民意报》达到这样的信心，不是拿我们的制度和埃及的或波斯的对比，而是同法国的或英国的相对比，它就陷入了重大的错误。决定人民群众的愚昧和冷淡的乃是现代“俄国土地上”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什么时候这类品质对于它的解放事业有利了呢？“民意报”以为，看来，这一冷淡是在开始消失，因为在人民中越来越“发展起对各特权统治阶层的仇恨，并坚定地努力于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但是这种努力又得出了什么结果呢？“对特权阶层的仇恨”还是什么也没有证明：它通常并没有伴随着一点点政治觉悟的光明。而且在现在，我们需要把阶层的觉悟和阶级的觉悟加以严格的区分，因为旧的阶层划分已经不符合俄国的经济诸关系，正在准备让位给“法制国家”中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假使《民意报》从农民的阶级和政治觉悟的发展观点看农民现在的世界观，那么它怕很难坚持说我们的社会因素是有利于社会变革事业的。须知根本不可能认为农民中间关于他们自己与政府作斗争的流言对于这一事业是“有利的”。不论这些流言多么有力地表现出“对统治阶级[89]的仇恨”，但是因为农民们认为革命运动本身是贵族和官僚们的农奴制阴谋，当人民“开始从自己的年代久远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那里争取经济平等的时候”，“临时革命政府”就会陷入大的危险中。我们所关心的那些因素的现在相互关系，那时候大概会暴露出对暂时胜利了的密谋家们极为不利的特点。而“争取经济平等”又是什么意义呢？

为达到这一目的，难道剥夺大地主们、资本家们和企业家们，就算够了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难道不需要以明确的方式组织生产本身吗？假使说需要，那么现代的俄国经济关系对这一工作是有利的吗，或者换句话说，“经济的因素”使它有很多成功的机会吗？我们不这样认为，有如下的理由。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以一定的、为它的目的与组织特性的性质所规定的东西为先决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也需要有这样性质的一些经济关系为先决条件，从而使这一组织成为国家过去全部发展的逻辑结论，因此它就具有一种极大的明确性。换言之，社会主义的组织，正如任何其他的组织一样，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在现代的俄国是没有的。人民生活的旧基础是太狭隘，种类太不相同而片面了，除此以外，它还已经动摇得很厉害，而新的还只是刚刚在形成。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因此在生产者们自身中还没有建立这一组织的意图和能力：我国农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决这一任务。所以，就算“临时政府”没有被人民运动的浪潮冲走，就算它得到了生产者的充分服从，它也不能只是批准而是必须去实行“经济革命”。

但是靠法令是不能创造出与现代社会诸关系的性质不相容的那些条件的。“临时政府”只有迁就现在已有的东西，并拿现在俄国的现实所给它的那些东西作为它的改革活动的基础。而在这一狭窄的和不稳固的基础上建筑社会主义的组织，只有靠政府的手来建立，加入政府中的：第一，将是城市工人们，不过他们对于这样的困难的活动还很少准备；第二，是始终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的我们的革命青年的代表们；第三，是经济学知识极令人怀疑的“军官阶层”。我们不打算作这样一种完全可能的假设，即和所有这些分子一起加入临时政府的，还有自由主义者们，而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同情而是会妨碍社会革命所“规定的党的任务框架”的。我们请读者只衡量一下上述的一些情况，然后再问自己：在这些情况之下开始的“经济革命”，其成功的机会会很多吗？现有的“在俄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吗？说这一相互关系是有利的，这种信心难道不是属于从旧的无政府主义一暴动派世界观中抄袭来的、而且会把完全不可能的极端带到新政党的纲领中的一种虚构吗？而党的“最近的直接任务”，正为这种虚构所决定，立即“夺取政权”的努力、吓唬我们社会和使得我们革命家们的全部活动带着片面性的努力正是以它为基础！

或者有人会反对我们说，《民意报》就没有想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立即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它所设计的“经济革命”的目的只是教育人民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试看看，这一假定是否可能，而假使可能，从它里面将得出什么结论？

《民意报》第8—9期的社论说到人民将“争来”经济平等，而如果人民缺少主动性的话，经济平等将由临时政府去建立。我们已说过，所谓经济平等只有在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之下才可能。但是我们姑且承认：《民意报》认为在别的条件下经济平等也是可能的，据它的意见，经济平等在土地和生产工具过渡到成为劳动人民的财产这个条件下将得到足够的保证。这样的意见不是别的，不过是回到《土地和自由》的民粹派旧理想，而且从经济的观点看，也许会暴露出这些理想所特有的同样一些弱点。各个公社之间的相互关系，公社社员们的劳动产品之变成商品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主义的积累会威胁着把这一“平等”变得极不稳定！在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要求“作为经济和行政单位”的公社具有独立性，“一切公职由选举产生的广泛的州区自治”和“土地属于人民”实现的时候，中央政府将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这一平等，哪怕假定它会想出不仅废除俄国帝国的成文法、而且废除商品生产本身的一些规律措施。而且它也不会想到采取这些措施，因为它是由那一“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解放的人民”的代表们所组成的，它的理想，充其量也只不过表述为“土地和自由”这句话而已，是不会对于任何一种国民生产的（我们姑不说国际的）组织给予地位的。

有鉴于这一危险，我们假定“民意党”的“临时政府”是不会把为它所夺得的政权交给人民代表们，而会把自己变成经常性的政府的。那时候它将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是它不得不成为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的缓慢解体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要么是它将不得不组织国民生产。解决这一难题，它将或者本着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而这是不论它自己的不实际性，或者是国民劳动及劳动人民自身的习惯发展到的现阶段都妨碍它这样做的；要么是它将在“家长制的和专制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求出路，只是对这些理想作这样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但是俄国人民即在现在已经是很进步的，不至于以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样一些试验的愉快结局来自慰。无疑的是，除此之外，在这样的监护下，人民不仅受不到社会主义的教育，而且要么完全失去任何再向前进步的能力，要么只有靠经济不平等的出现才能保存下来这种能力，而废除这种不平等正是革命政府的直接目的。我们不用说国际诸关系的影响，也不用说甚至在19或20世纪的东欧的秘鲁式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了。

不过，为什么关于我们革命家们夺取政权的各种结果要说得这么多呢？这一夺取是可信的吗，是可能的吗？依我们的意见，是非常不可信的；是这样地不可信，以致可以认为它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已经做了很多事。他们动摇了专制制度，在社会中唤醒了对政治的兴趣，在我们工人阶级中间撒下了社会主义宣传的种子。他们成为社会的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之间的媒介，具有前者所受的教育和后者的民主主义本能。这一条件使得他们容易进行多方面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但是这同一条件使他们对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密谋之成功不能抱很大的希望。为了这种密谋，光有才能、毅力和教育是不够的；密谋者需要有和社会的联系、财富以及有势力的社会地位。而这正是我们的革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他们只能靠与俄国社会上的其他不满分子的联合才能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假定他们的计划将得到这些分子的同情。我们假定，参加这一密谋的，有富有的地主们、资本家们、官僚们、参谋和高级军官们。密谋的成功那时候将可靠些，虽说这样的可靠性还是很小的：我们只须回忆一下在历史上有名的一些密谋的大部分结局。但是对社会主义密谋的主要威胁将不是来自现政府方面，而是来自它自己的参加者方面。参加密谋的有势力的和居高位的人同时又是诚实的社会主义者，这只会是一种“幸运的巧合”。就这些人的大多数而言，没有任何保证说他们不愿意利用他们所夺得的政权来达到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的。而如果密谋者们离开了密谋的社会主义目的，就可以认为这一密谋对于国家的社会发展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有害；因为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并不能让人去同情那些——如斯捷普尼亚克在其有名的书中所说的——想把密谋用于为自己牟利“最现代的赛扬们”的成功。由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抱着在最近将来夺取政权的目的所进行的密谋，如果在有势力的人圈子内得到的同情越多，即是说，其表面上的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它的结果就越可疑；反之，这一密谋越是只限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换言之，其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就密谋者的意图而论，对其结局的怀疑就越小。所有这一切使人不得不认为，在现在对于俄国社会主义密谋更加有威胁的宁可说是第二类而不是第一类。

从所说的一切，我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的非空想的理想现在只能一方面是争取自由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培养准备组织未来的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要素。他们应当提出民主主义宪法的要求，这一宪法和“人权”在一起，会保证工人以“公民权”，而且会通过普遍选举权使工人有可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现在看来还很遥远的“红色幽灵”没有恐吓倒任何人的时候，这样的政治纲领将会引起一切不是坚决敌视民主主义的人们对我们革命政党的同情；同社会主义者们在一起，会有很多我们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们在这一纲领下面签名。[90]虽然这一或那一秘密革命组织的夺取政权始终是致力于它的计划的那些组织和个人的事情，可是为拥护这一纲领所进行的鼓动却成为整个俄国社会的事业，因为这一鼓动将在这一社会中加强为政治解放而作的自觉的努力。那时候自由主义者们的利益确实会“迫使”他们“同社会主义者们在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政府的行动”，因为自由主义者们再不会在革命刊物中遇到说什么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信号这样的断言。同时，自由主义社会的另一部分比较大胆的和比较清醒的人不会再认为革命家们是一些抱定空想计划的不实际的青年。社会上从前不利于革命家们的这种看法就会改变为不仅对他们的英雄主义而且也对他们的政治成熟性表示尊敬。逐渐地这一同情会转变为积极的支持，或者，更可靠的是，变成独立的社会运动，于是，最后，专制制度垮台的时候就会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这一解放运动中会起一种极为光荣的和有利的作用。它的光荣的过去，它的自我牺牲和毅力会使社会重视它的要求，因此，它至少会有机会来为人民争取政治发展和教育这样的可能和为自己争取公开对他们宣传的权利，并把人民公开地组织为一个特殊的政党。

但是这还不够。更确实些说，不在另一领域里同时进行另一种行动，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没有力量，就没有权利。拉萨尔说得好极了：任何一个宪法，都是适应或力求适应“存在于国内的各力量的现实的实际关系”的。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关心的是，甚至在宪政以前时期就改变俄国社会诸力量的实际关系，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否则，专制制度的垮台远不会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甚至民主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相符合。人民的要求，即使在宪政的俄国也可能完全不被注意，或者只在为了让人民多纳税的需要下才予以满足，因为人民的纳税能力现在几乎完全为国家经济的掠夺性质所耗竭了。为自由资产阶级争得言论和活动自由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可能落到“非常”的情况中，如像当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一样。[91]在政治上只有根本不可能指望更严肃的东西的人，才指望昨日的同盟者们和今日的敌人们的酬谢。

幸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能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他们能够而且应当首先依靠工人阶级。工人的力量，也正如任何别一个阶级的力量一样，顺便说说，是取决于它的政治觉悟的明确性，取决于它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正是它的力量的这些因素，才必定会受到我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在行将到来的解放运动中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对工人阶级说明它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使工人阶级准备好在俄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独立的作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必须用一切力量争取在俄国宪政生活的初期，使我们的工人阶级能作为一个具有确定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特殊政党而出现。我们应当把详细拟定这一纲领的工作让给工人们自己做，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对他们阐明拟定工作的最主要诸点，例如，现代土地关系、税收制度、劳动立法的根本修正，国家对生产者各种组合的帮助等等。要达到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至少是通过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各阶层中间加强工作，通过口头的和文字的宣传和在工人们中间组织社会主义学习小组。诚然，这些任务始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政纲中占有或多或少的显著地位，而《民意大事记》可能告诉我们，即在同政府进行残酷的斗争中这些任务也没有被忘记（参阅《党的组织工作》第3项，城市工人）。但是我们向任何一个了解我们的革命运动的人建议，请他们回忆和比较一下，破坏工作耗费了多少力量和金钱，又有多少力量和金钱是用在为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上面的。我们不责怪谁，然而我们认为各种革命力量的分配是太片面了。不过我们如果以革命力量自身的特点，或者以他们根据自己的纲领而需要影响的那一工人中介的特点，来解释这一片面性，将是徒劳的。像《种子》、《工人报》[92]这一类刊物的出现及取得成就，表明我们的革命者们没有丧失宣传的倾向，而我们的工人们对它也不是漠不关心的。这类刊物当然免不了有一些错误，而且有时错误是极重大的，但是只有什么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主要的倒霉的地方就在于在所出版的这些刊物中看不出有像在社会“知识分子”阶层中进行宣传的那种毅力；在于没有新的印刷所起而代替已被封闭的印刷所；在于没有因为在俄国不可能进行出版工作，而把它迁移到国外，等等。在所有国外的杂志中（我们有不少这样的杂志），只有《工人》[93]以来自人民的读者为对象，这就是它的出版者的最大功绩。但是《工人》已停刊了好久，而我们关于这方面还一点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新的尝试，比如说，提出一种更适合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的已变更了的见解的纲领。而我们除了《种子》、《工人报》以外，在俄国为工人们还出版了些什么呢？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小书，没有一本小册子。[94]而这正是在革命运动引起了人们对自己普遍注意的时候，如饥如渴地打听一切传言和主张的人民却惊异地问自己：这些人想要干什么？在这以后，难道可以惊异人民对这问题由于没有更好的回答，而有时不得不满意于那些荒谬的答案吗？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但是我们劝一切人都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以便及时地予以挽救。[95]

这样，一方面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阶级准备去扮演它的将来独立的和进攻的角色，据我们的意见，在现时所可能“规定的党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想把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中合而为一——就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但是这两个时刻的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效法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光辉榜样，他们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同时，“一分钟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间努力培养尽量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当这样做时，共产党人是要使“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96]。

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时情况和国际诸关系对每个文明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使人有权希望：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会很快跟在专制制度垮台后面发生。假使德国资产阶级“来得太迟”，那么俄国资产阶级来得就更迟了，它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需要的只是俄国革命者们自身不要在开始着手培养工人阶级的事业上来得“太迟”，这在现在已经成为完全适时的和不可缓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做一个保留。我们不抱如下的一种见解——宁可说，如我们已知道的，这是强加于马克思学派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的——，按照这一见解，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农民还没有成为无土地的无产者和农村公社没有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瓦解的时候，仿佛是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的。我们以为，一般说来，俄国农民对于凡是注意到所谓“土地国有化”的任何办法，都是会寄予很大同情的。只要稍有可能在农民中间进行自由的鼓动时，[97]不消说，农民就会同情立刻在自己纲领中采纳这一要求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但是我们不夸大我们社会主义者们的力量，而且也不忽视他们必然在自己的活动中须顾及的那些障碍和环境的阻力。因此，而且只是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必须在开始的时期，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于工业中心。生活在落后条件下的现代农村居民，不仅自觉的政治主动性比产业工人差，而且对于为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所已开始的运动也不像工人那样容易感受。他们领会社会主义的学说比较难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那些诞生这些学说的条件是太不相似了。而且农民现在正经历着严重危急的时期。他们从前经济上的“古老基础”正在崩坏，“不幸的公社也正在他们的眼中失去威信”，甚至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民粹派机关刊物，如《星期》[98]（参阅该刊第39期N.Z.的论文《在故乡的许多地方》）也如此承认；劳动的和生活的新方式还刚在形成，而这个形成的过程恰好在各工业中心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如冲刷和破坏一部分土壤的水在另一些地方组成新的雨雪和沉积物一样，俄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在破坏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古老形式和破坏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些新的社会形态在自身内部含有新社会运动的胚胎，只有这一运动能结束对俄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比农民受了更多的教育、有更高的需求和更广的视野的产业工人们，参加我们革命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达到政治自由后，就可以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在农民中间开始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我们说系统的宣传，即使在现在，也不应错过个别的宣传机会。恐怕不需要再补充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在农民中间发现了强有力的独立运动时，就应当改变在人民中间的自己力量的分配。

这就是生活本身向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所提出的“纲领”。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将能贯彻这一纲领吗？它是否愿意放弃幻想的计划和意图（这些，应当承认，是很动人的感情和想象）呢？现在对于这点还很难有把握回答。《关于刊行〈民意导报〉的发刊词》说明革命政党的政治任务[99]，只是用一些最空泛的言语。《导报》的编辑部称这些目的是“完全确定的”，看来，是不认为在自己的发刊词中有详细确定它们的必要了。所以令人担心的是，关于下列问题《导报》不认为有问问自己的必要：俄国现时的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条件”是否符合民意党的“完全确定的”目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机关报对于我们革命文献的最迫切的需要，即批判地重审陈旧的纲领和修正传统的行动方法的需要，是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的。而我们希望未来将能消除我们的顾虑。我们愿意设想，新机关报将清醒地注意到我们革命政党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将关系到党的前途。社会生活对待它的当今的幻想是和对待我们的“暴动派”和宣传派们一样无情的。最好是现在跟着它的指示，不要在后来以新的分裂和新的失望来偿付它的残酷的教训。

（刘若水译，选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