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里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要加以探讨的。这个问题只是“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同社会“思维”的关系问题的一种不同的说法。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后一问题并未从社会科学的日程上撤销，甚至成了某些神学争论的基础：例如当时在施特劳斯和布鲁诺之间关于福音书上各种虚构的起源所进行的著名争论，实质上就是关于“思维”（即布鲁诺·鲍威尔的“Selbstbewusstein”[4]）同“存在”（即施特劳斯的“Substanz”[5]）的关系如何的争论。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每当我国的革命者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同“人民”的关系时就要发生这种争论。未来更深奥更有多方面教养的米留可夫[6]会在我们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无休止的和混乱的全俄争论中发现大量饶有兴味的“俄国文化史”的材料。我衷心希望这位未来的米留可夫获得成功，但是我自己现在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来探察“时代的脉搏”。我只打算在涉及我们党最迫切的、实际的利益的范围内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的“经济主义者”前不久还说过，“革命的霉菌即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没有得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帮助而想到社会主义理想以前，是不应该向无产阶级提出社会主义纲领的。这是一个由于粗鲁的、理论上的疏忽而产生的巨大的实际错误：即不理解先进的个人在革命阶级发展史上一直所起的而且不能不起的那种作用。[7]现在几乎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经济主义者”的观点。对于这种情况我是再高兴不过了。因为“经济主义者”粗鲁的和有害的错误曾经使我十二分地伤心和生气。但是从我们现在谁也不同意经济主义者的观点还完全不能作出结论说，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同“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毫无错误地解决了。错误的方式——唉！！——可以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甚至截然相反。我国有许多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现在所采取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对“经济主义者”的观点的补充：这两种观点互相补充才成真理，犹如几何学上两个特定的角互相补充而成直角一样。但是，正像一个余角不能成其为直角，一定再要加一个或大或小的锐角一样，一个补充的观点绝对不能是正确的，它永远会由于自己的片面性而或多或少是错误的。这一次，错误的因素平均地分配在“经济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和我们某一部分同志头脑中取代经济主义的那个观点之间，恰似每一个观点都是45度的锐角一般。
在我们这里，代替被否定的“经济主义者”的观点的观点是：没有著名的“霉菌”，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就会等于零，因为工人阶级本身不能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这其实也是“经济主义”，不过翻了一下边：人们对社会“思维”和社会“存在”的关系的认识丝毫没有进步。在认识这个关系上真正要“进一步”，而不是所谓的“进一步”，我们首先应当改正这个新错误，倒掉新酒，打碎旧瓶。
这个问题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来说非常值得注意，我们试作一观。
我所谓旧瓶新酒也者，是对“经济主义者”片面的和不合理的观点的不合理的和片面的反动。它在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中得到了自己最鲜明的反映。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本小册子。
该书第20页《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一章中，我们遇到下面一段论及我国90年代著名的罢工的有趣的见解。
“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90年代的罢工[8]终究还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9]
参加这些罢工的几万工人当时还远没有高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个道理自然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且看一看列宁往下是怎样论证自己的见解的。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黑体是列宁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中的有教养的人[10]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1]
我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无疑也的确是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但是列宁根据什么说这个思想的发展“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假如列宁稍微清楚地知道一点我国革命运动史，他就会懂得，“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正是在旧民粹主义理论由于新的、它预见不到的生活需要而破绽百出的时候，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在7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献中可以找出一些极有教益的例子，说明无产阶级由于它固有的社会需要而突然出现在我国历史舞台，曾经把民粹派著作家弄得莫名其妙，于是切实认真地修改民粹派纲领的时期就到来了。我第一次介绍列宁去看《土地和自由》第4期为彼得堡奥夫沃得运河的罢工而写的社论。
列宁继续说道：“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第20—21页）[12]
作为过去的“劳动解放社”奠基人，我断然肯定地认为，如果我们这些过去的土地平分党人从民粹主义过渡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感谢“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只要从《土地平分》中作一些引证，就可以有凭有据地证明这种增长给予我们的影响。不过我不这样做。我希望我说的话读者会相信。所以我只要指出，我这个在“劳动解放社”生命史上起过某种作用的人，在我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并且属于“土地和自由”组织时，主要是“同工人们周旋”的。我深信，正是通过这些“周旋”所取得的经验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打好了基础。很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解放社”的另一个奠基人，巴·阿克雪里罗得，也是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同工人们周旋”上。
可惜篇幅不允许我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我请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看我的小册子《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13]。他们从其中可以看到，列宁为了满足其古怪理论的需要，多么狠心地歪曲了毋庸置辩的历史真理。现在我转而谈“西方”。
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属于知识分子，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正确的思想在列宁那里表达得不完全确切。例如，恩格斯“按其出身”是富有的工厂主的儿子，完全不属于知识分子。但这是无关宏旨的小节。无比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也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最强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世人皆知的。值得惊讶的只是列宁怎么会不知道这种事情。只要读一读恩格斯为自己的“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14]一书写的英文本序言，他就足可以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怎样刚强有力地影响了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观点的发展。至于马克思，凡是只要读过“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15]一文的人都知道，未来的《资本论》作者的革命期望一开始就紧紧地依靠着“自发的工人运动”。最后，如果列宁曾经做过这类文献探讨工作，他本可以借助下列简单的推论a priori[16]检证自己大胆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当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它的历史使命在于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要使他们能够认识无产阶级是这样一种力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阶级对立和迅速的“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第二，他们自己细心地对待这些现象，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17]所以很明显，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果列宁愿意稍微费些气力猜想这一点，他就会立即勾销自己的这个原理，因为只有在唯心主义作家的笔下它才能有某种意义。当一个不无成就的自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保卫者提出和捍卫它时，那不过是出人意外的荒谬行为罢了。
“社会主义理论”的确“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当知识分子“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并不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这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情。只要不对这个增长给以应有的一切注意，社会主义就仍然是空想的，按照梅林关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说法，它只会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不是提高这种意识。[18]列宁怎么能够忽视这一点呢？他怎么能够如此卖力地效法克雷洛夫那个连大象也看不见的英雄[19]呢？
思想家之“创造”“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以及一般的观念，绝对不是“完全不依赖于”社会历史，也不是“完全不依赖于”作为它们产生的根源的那个人民的“自发运动”。而“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是19世纪欧洲社会内部生活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现象。试问，能不能有任何一分钟，任何百分之一秒钟承认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百年来欧洲社会科学史上最大、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现象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和发展的呢？当然不能！现在，连卡列耶夫教授也不承认这一点。列宁写出这样……奇怪的话时怎么不感到羞耻呢？
其次，他凭什么说，仿佛“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呢？这个历史一点也没有“证明”类似的东西。它根本没有证明列宁的这种历史见解。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认为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定理说，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条根本原理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基本定理也没有欺骗我们，那么很明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也会达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懂得和说明过这个道理。还在1845年马克思同布鲁诺·鲍威尔争论的时候就指出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换言之，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必然要废除私有制，也就是说，实现社会革命。[20]同时，马克思补充说：“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这个阶级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由于自己的这个存在（diesem Sein gemäss）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决定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21]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同列宁所谓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达到“工联主义意识”的说法根本不是一码事。[22]
恩格斯在这个方面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他在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指出，英国工人不能满足于自己的状况，这种状况一定会迫使它力求消除现有的事物秩序。他说：“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23]被压迫阶级不满的最早的表现形式，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反对私有财产的罪行，而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24]但是工人很快就相信，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犯罪只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反抗现存的制度。工人作为阶级只是在他们开始反对使用机器生产时才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上。但是这种反对立场只在个别的地区实践了，并且仅仅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些个别的方面。这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后来在工会中找到了它（即工联主义——格·普·）。这些工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但是它们帮助工人取得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主要的是它们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建立在工人互相竞争的基础上：当工人不再互相竞争的时候，当他们不愿意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时候，私有制王国（das Reich des Besitzes）的末日就来临了[25]。恩格斯清楚地懂得，如果工人局限于不再互相竞争，换言之，如果他们不超出“工联主义”，现存的制度仍然不会改变。然而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26]
自然，如果把恩格斯的意思理解为经济必然性只要推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进行越来越坚决的斗争，好像就会在他们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是绝顶荒谬的。恩格斯任何时候也没有这样说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在有这种科学修养的人的头脑中产生。但是经济必然性产生工人阶级的运动，并使之达到它的逻辑终点——即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这个运动的理论表现。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的社会观点形成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从这个唯一科学的观点看来，根本不能用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中给我们提出的那种论点来说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列宁企图使读者相信，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能超出工联主义的狭隘范围。
按照列宁的意见，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出卖自己劳力的条件的斗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这个阶级一定要力图消灭这些关系，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谁对呢？
要是您高兴，请评判评判吧。不过您要以为列宁对的话，请别自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
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另一出戏”。
没有必要再补充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任何时候都是同后来我国“经济主义者”所宣扬的观点相距十万八千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善于珍视“革命霉菌”的伟大意义。
当恩格斯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他坚决相信，那里已经开始了的工人运动正在“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并不妨碍他意识到并且肯定地说，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事业就会大有收获。他劝告当时很少积极参加工人同厂主的斗争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主动地起“霉菌”的作用。[27]但是他指出，为此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根本改变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纯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后面这个指示也就再一次证明，所谓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古怪思想同恩格斯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再说一遍，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懂得“革命霉菌”的意义。但是如果他们这些革命霉菌沉湎于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的霉菌的有害影响，忽然想把自己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并且断言只要他们没有用自己觉悟性的革命的神恩保佑这些群众时，群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就总会依赖于资产阶级，不但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简直连“剥夺剥削者”也不可能，——他们就会十分严厉地训诫这些革命霉菌。当“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竟然弄出和这样的对立类似的花样时，马克思曾经用辛辣的讽笑猛烈地攻击他们。他十分公正地断言，“批判的批判”同群众的对立无非是精神和物质之间老对立的新变种。他写道：“如果批判比较熟悉下层人民阶级的运动，那么……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将会向批判表明，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28]
马克思继续写道：“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也就是批判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里，精神，或批判，是组织工作，群众是原料，而历史则是产品。”[29]
马克思对列宁的理论也不会作另一种评论，因为列宁和“批判的批判家”一样，认为群众只是不活动的原料，打上圣灵的赠品的印记的知识分子就在它上面进行自己的工作。
一个“强硬派”的读者叫喊道：“唉呀！你们歪曲列宁的思想呀！你们把他说成是类似主观主义者的那种人，可他只不过发挥了考茨基在‘Die Revision des Programms der Socialdemokratie in Oesterreich’[30]中详细叙述过的思想！这样不行！我现在向其他的强硬派呼吁，建议他们写出反对你们的抗议书！”
安静点，“强硬派”同志。我知道写抗议书现在对你们说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种轻易性前此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垄断品。但是在写“抗议书”之先，还是请听我把话说完。那时也许你们自己会发现，这样抗议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列宁在自己小册子第27页[31]上的确从考茨基关于当时（1901年10月）所讨论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文章中摘录了很长一段话。而且这段话里的确说到，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但是除非列宁用漫不经心的态度看待考茨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观点，否则他是不能引证这个观点证实自己的臆造的。
首先我请读者——“强硬派”读者和非强硬派读者——注意同一个考茨基同一篇文章的下面一段话。
“但是无论如何要增长的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这种对立、资本主义追求扩大依赖性（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赖性——格·普·）的倾向和无产阶级身上增长着的对独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矛盾就一定会产生阶级斗争，就一定会产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意图。只有解决了这种矛盾它才会消失。”[32]
我们看到：这里指出的矛盾，按照考茨基清楚地说明的意见，在无产阶级身上产生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意图，而且这个矛盾越是增长（考茨基正是指矛盾的增长），它所引起的无产阶级的这个意图自然就越会加强。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看起来是的。这个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无非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图，即结束资本主义的意图，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图。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看起来是的。现在我要问一问：列宁所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考茨基同恩格斯（我在上面引证了他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和马克思（他写了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完全一样，他说，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然会使工人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图，而不成功地引证他的列宁，硬要使人相信这个矛盾只能推动无产阶级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考茨基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背叛它。歌德的塔索听了安托尼奥的话以后喊道：
Mit Beifall und Verehrung hör'ich dich.[33]
安托尼奥回答说：
Und dennoch denkst du wohl bei diesen Worten.
Ganz etwas Anders，als ich sagen will.[34]
考茨基当自己的话被列宁“抱着赞同和尊敬的心情”加以引用时，也可以这样对列宁说：“你对它们的了解同我所说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我看到，“强硬派”的读者又“愤怒”了，像最庸俗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又打算写“抗议书”了。然而我再次请他继续听下去。
考茨基在同伯恩施坦争论时驳斥了可怜的爱德华[35]继资产阶级经济主义者如舒尔采-格弗尼茨[36]之后对马克思的观点所作的荒谬解释，他用下面的话叙述了他正确地认识的马克思的真正的观点，而且他自己也绝对同意这个观点：
“随着构成以前占统治形式的小生产的消灭，产生了无产者、雇佣工人。在手工业的废墟上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对于雇佣工人说来，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作为孤立的生产者达到摆脱剥削和资本奴役的可能性就越小，他想消灭私有制的意图（考茨基在这里甚至说得更有力：Verlangen[37]——格·普·）就越会加强。于是同无产阶级一起，在无产者本身和那些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的人那里就以自然的必然性产生种种社会主义倾向。”[38]
考茨基补充说：“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意图的产生。”的确，对这种意图的产生的说明正是如此。而这种说明也就是一个“直角”，一个永恒的真理，它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同列宁以及“经济主义者”所固有的片面性的“锐角”相距遥远。无产阶级完全不是神秘地注定要陷进“工联主义”的迷宫，只有靠着“精神”、“霉菌”、“知识分子”的帮助才会走出这座迷宫的“物质”。不！在现代社会关系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推动下，他们本身会或快或慢地向社会主义方向运动，他们本身就会暴露出社会主义的意图。但是“霉菌”可以加速运动，使之更自觉和更能达到目的；它可以在同资本家阶级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队伍中起一种极其有益的教育作用。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劳动解放社”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就是直接依赖“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形成的。这个团体始终认为“霉菌”正是具有这个意义。在这方面它也一直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们运动的“第四时期的消灭”（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列宁的形而上学的影响，正如它的“第三时期”的特点是“经济主义”的影响一样）主要就是要最后提高到这个团体的理论观点的水平。即使最无远见的人也会很快看到这点。
正是这样，“强硬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自己现在会看到，你们的“首长”大大地而且——用不着隐瞒！——可耻地失算了。或许你们还看不到这点么？好吧，那就再读下去。
考茨基在奥地利党维也纳代表大会1901年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谈到该党的同一个纲领草案时说过：
“工人运动从自身中不能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这种说法是对的。工人运动产生社会主义本能；它使无产阶级产生对社会主义的需要，因为无产者日益感到，他作为个别的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掌握生产资料的。而使这个本能变成明白的意识所必需的理论认识并不是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产生的，因为无产者没有产生这种认识所必需的进行科学工作的一切条件。这个信念是在有充分的诚实精神和正直态度而不为资产阶级的需要所蒙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头脑中产生的。我们所有第一流的大社会主义者都属于这个阶层：圣西门、傅立叶、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但是如果这个有才能的无产者阶层没有把他们的理论交给无产阶级群众，如果他们不给工人运动带来好处，不同工人运动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些理论就始终会是一些平常的理论。”[39]
这些话首先表明，和我们已经十二分熟悉的列宁的错误意见相反，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绝对不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考茨基直接地声称：“从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中产生了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方式，在发展这种思想方式时不但工人向社会主义理论家学习，而且社会主义理论家也向工人学习。”[40]其次，考茨基在奥地利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应当在怎样的意义上来了解他以前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的。“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恰恰只是明白的意识，只是科学理论，而在工联主义范围内的历史运动（连同它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本能”）则是由无产阶级的地位本身引起的，也是在这个阶级自己的队伍中产生的。原来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考茨基的那个思想本身，也就是在他的反伯恩施坦先生的著作中说到应当怎样理解马克思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时我们早已经遇到的那个思想。不过他在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问题的，因此说法就不一样。以前他写道，资本主义除了产生无产阶级以外，还使无产者本身和那些站在他们立场上的上层阶级人物身上产生社会主义意图；现在他说，无产者的社会主义意图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理论的阐明，就仍然是本能，而不会成其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性。也许新说法没有旧说法成功，因为其中包藏着某些不确切和不明白的地方：例如傅立叶根本不属于资产阶级学者，而圣西门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下才可以算作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对立的社会主义本能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却是十分清楚的，因为社会心理学上很容易区别本能和意识的界限。不过在这里这一点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应当知道的是列宁有没有权利引证考茨基来证实自己的思想。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权利。
按照考茨基的意见，“本能的社会主义”应当进行社会革命。而且甚至不仅“本能的社会主义”。考茨基在同伯恩施坦先生争论时说他坚决地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由于自己固有的确定不移的逻辑甚至会向敌视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提出这样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会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死命”[41]。这个信念他完全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借用过来的。正是这个信念构成他的著作“Die soziale Revolution[42]的基础，该书在列宁的编辑下译成了俄文。下面就是考茨基的原话：“我想知道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和生产需要必然（mit Notwendigkeit）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完全撇开无产阶级在自己取得胜利时会坚持的那个基本理论原则。因此在这里我正是排除了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假设。（请听，“强硬的人儿”，请听！——格·普·）我在开始研究时直接提出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利用自己的政权？并不是根据某个理论甚至某种情绪他们想要什么，而是在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经济必然性力量的推动下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43]
够了。列宁既不理解考茨基，又不理解恩格斯，也不理解马克思，换言之，一般说来他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并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他的不理解这一点就表现在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超出“工联主义”的范围，而且“工联主义”在他看来乃是某种从天上掉下来就完整无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44]
在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反驳自己的一个论敌时说过：“有人说：列宁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互相敌对的趋向，而绝对地断定工人运动总是‘导致’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真的是这样吗？我没有说过工人运动是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协助下倾向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吗？”[45]毫无疑问，列宁的确说过这个话。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善实际情况。不言而喻，——任何人、任何一分钟绝对不会怀疑这一点——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阶级和这样或那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情舒尔采-德里奇的思想的那些“知识分子”力求使无产阶级服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如果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争论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像黄口孺子一样毫无政治经验。但是从这里还根本得不出任何结论来。争论的问题恰恰在于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经济必然性，它引起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需要”，使它变成“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并且推动它（甚至在它单靠“本身的力量”的那种场合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不顾资产阶级坚持不懈地努力使它从属于自己的思想影响。和所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清楚地说明过的意见相反，列宁否定这点。他的巨大错误，他在理论上的罪过也就在这里。这种错误在他极不成功地引证“舒尔采-德里奇之流”时更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事实上，这些“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先生是什么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两种意见。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只是仍然忠实于资产阶级而没有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知识分子的影响（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永远决定于有这种或那种思想方式的知识分子，而这个受历史苛待的阶级则完全不会有由它自身的地位的经济特点产生的、自己的意图，因为它是惰性的，用拉伯雷的形象的说法就是：像死驴一样。列宁是否希望这样说呢？倘若如此，那他就错得更厉害了。因为只有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何看法的人才能这样说。
总之，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引用的主要理由并不证明他是对的，而是证明他不对。
我完全不是由于论辩的癖嗜而无目的地说出上面这番话的：马克思会觉得列宁对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观点是布鲁诺·鲍威尔对“批判者”同“群众”的关系的观点的新变种。事实上一定会这样。请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所说的话吧。
这个“批判者”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出发，对黑格尔作了自己的批判。不过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在布鲁诺·鲍威尔这里，用马克思的话说，绝对精神的位置则为批判的批判所替代。“布鲁诺·鲍威尔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46]
这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如下。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47]
好生面熟的图画啊！我们在列宁那里看到的恰好就是这个：一方面是工人群众，他们是消极的、本身不运动的因素，他们自动地朝着“舒尔采-德里奇辈”引导他们去的那个方向走，而另一方面有时就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列宁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就依赖于他们的活动。
我们在列宁的观点中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而是看到（恕我用一个不好听的名词）鲍威尔主义、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过按照当前市场上的需要经过了一番修改和补充。[48]
本身毫无根据，只有在社会阶级斗争形势不发达的时代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表面上像是真理的外观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给职业革命家的实践工作造成种种十分严重的障碍。
马克思说，布鲁诺·鲍威尔纠正黑格尔时“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试设想一下：这类“批判”从事政治活动，去实现一定的实践计划。既然他宣布自己是历史唯一的积极的因素，那么他只有在希望群众成为他手上强大有力但是百依百顺的工具并且按照“有觉悟的”批判家先生愿意引导他们前去的方向行进时才会考虑到群众。其实这个“有觉悟的”先生通常都不会对群众产生多少严重的影响，同时他也无论如何不能有这种影响。起来反对一个特选人集团的另一些集团，也充满着同样天真的和顽固的自负心理。他们中间进行着一连串最激烈的争论和最无情的冲突。这些争论和冲突控制着他们的全部注意，吞没着他们的全部力量，破坏着他们的全部努力。代替广泛的、自由的阶级政策的是狭隘的和可怜的小组政客作风。只有当正在加强和巩固的群众运动具体地证明小组“专政者”狭小的眼界十分可笑和他们徒劳的努力十分可怜时，这种作风才会为更广泛的思想方式和更合理的行动方式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同英雄和群氓的理论是不能并容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这个理论如此深恶痛绝，不论在它没有超出抽象的“批判”的范围时也罢，或者特别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受到各个国家和各种倾向的小小救世主和小小“专政者”的鼓舞时也罢。恩格斯在同我的几次谈话中（而且不仅是在同我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坚决地指出，在俄国，由于国内开始进行的工人运动，旧的涅恰也夫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阴谋家的实际活动已经过时了。[49]但是我们是不会离开这个过时的实践的，除非我们摆脱了这个新型的但我们希望它是最后一种英雄和群氓的理论，除非我们不支持列宁关于“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觉悟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大大地粉饰了我们运动的“第四时期”。在某些方面，它使我们比运动的第三时期更后退了。
为了“消灭”第四时期，首先绝对必须彻底认识到这个理论是断然没有根据的。这是conditio sine qua non[50]。
列宁把社会主义从群众中驱逐出去，又把群众从社会主义中驱逐出去。他宣布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创世主，而他自己和自己忠实不渝的追随者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即所谓超知识分子。他责备所有“思想不同”的人为无政府个人主义，而在同他们的斗争中则向群众申诉。这些群众在他的理论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起着消极的物质的作用。他慷慨激昂地拍着胸脯，满腔义愤地大肆叫嚣，说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组织和纪律的一切意义。这类的叫嚣充满着他的新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合乎逻辑地发挥了自己的思想。同时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的独特的然而确定不移的逻辑，甚至同小册子《怎么办？》比较起来也后退了许多步。
列宁之向无产阶级申诉使我想起我国“保卫者”有时用来向人民呼吁的那些观点。在“保卫者”看来，人民，这正是历史的非历史因素，它是由上层阶级小心翼翼的和明智的保护推动的。但是只要这些阶级开始稍微同情“爱好自由”的思想，“保卫者”立即就想起人民的明智，并且要受到这种明智的鼓舞的人民“用自己的判断”使爱好自由的人灰飞烟灭。他们和列宁一样认为，人民群众主要是用来恫吓和“慑服”任何——内部的和外部的——“对手和仇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