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未作总结性的发言以前，我想简单地答复一下某些同志们的说法：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提出土地纲领。这个意见我绝对不能同意。原因是土地纲领应当成为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的指导方针。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时他们中间每一个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能在天平盘上放下一块沉重的砝码，我们的同志们应当清楚地知道我们党的希望是什么。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同志们在向人民讲话时已经不止一次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并且还这样行动，因为他们对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方向还弄得不够清楚，那么你们就应当要承认，纲领是必需的。究竟会通过怎样一种纲领，明天的表决会告诉我们。不过无论如何，应当要一个纲领，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错误的话。作了这一点说明之后，我就要谈一谈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向我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他直接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起来反对国有化是因为他不相信列宁的全部“假定”有实现的可能。要是所有这些“假定”都实现了，那么我是不是会赞成国有化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答说：不，即使在列宁的全部“假定”统统实现的场合下我也会反对它。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妨想一想，“列宁的全部‘假定’都实现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俄国也如此牢固地建立了政治自由，像瑞士、英国或美国已经建立的政治自由一样。那时我们就不会有复辟的危险了。然则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呢？显然还不会这样快。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谈不上国有化。如果我国如此牢固地建立了政治自由，像英国、瑞士或美国已经建立了的政治自由一样，那又会怎样呢？那时就没有必要把它当作单独的要求提出来，在所有其余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前就没有必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在英国，谁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呢？亨利·乔治。谁出来反对亨利·乔治呢？英国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9]的领袖海得曼。结果是：如果列宁的“假定”实现不了，土地国有化就有危险，而当这些“假定”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作为特别的土地纲领的构成部分就不必要。现在我希望，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懂得，为什么和在怎样的意义下我断然反对国有化。

现在来谈沃依诺夫[10]同志。他把我的意思理解为：我所以宁愿要约翰[11]同志的纲领只是因为它染上了灰颜色。沃依诺夫同志大概以为我像公牛一样同红色搏斗。他错了。我所以赞成约翰同志的纲领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是灰色的，而是因为它不会使我感觉到有政治上的危险，国有化就使我产生危险的感觉。如果沃依诺夫同志愿意仔细地听一听我在第三天的发言[12]，那他就会容易懂得，我发言反对这个提案，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革命了，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不够革命，不能牢固地保障革命的成果。虽然这里有人说，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到了秋天，但是我所经历的秋天没有使我觉得冷。在革命方面我正在经历所谓бабье лето[13]（笑声）。再讲一遍，我不害怕任何革命性，要是我出来反对列宁的草案，那是因为它的实现并不能足够牢固地保障革命的成果。这个草案中隐藏着一种倾向，它证明列宁正在降低革命思想的水平，他使我们的观点中掺杂进一种空想主义的因素。除非我过不了秋天，也过不了冬天，除非不可克服的自然力量强迫我沉默，否则我就要同这个因素斗争。事情就是这样：我和列宁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不应当抹杀这些分歧。应当弄清楚它们的全部重要性，弄清楚它们的全部内容。我们党正在经历着极其严重的时刻。你们今天或者明天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我们全党的命运，因此也将决定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而这正是因为列宁同志的草案中不仅表现着他对我国土地问题的个别看法，而且表现着他的革命思维的整个性质。布朗基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列宁同志自己就承认，他的土地问题草案是同他的夺取政权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我很感谢他的坦白作风。某些同志昨天用显然气忿的语调反驳我。比方潘诺夫同志，如果我没有错，就反驳说：“普列汉诺夫想吓唬我们”，诸如此类。我认为我们分析重要的问题时不宜使用这一类的争论手法。我并不怕唇枪舌剑，——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不会有，除了杰米扬式的鱼汤[14]以外，我们大家早就对这些争吵腻烦了。（笑声）我们不需要杰米扬式的鱼汤；争吵应该停止，早就该把它们埋到坟墓里去了，早就该在这个坟墓上钉一个白杨树桩，像农民在巫师的坟墓上钉桩子一样。[15]应当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请你们相信，无论同你们中间哪一位争论，我都不会使用吓唬的手段，也不会进行诡辩；我所以这样说，而不用别的方式说，因为hier stehe ich und ich kann nicht anders……[16]

我和列宁的唇枪舌剑已经不是一次了。在开始反驳他的时候能够说一句恭维话，我更觉得高兴。他讲得很出色。听了他的发言，我回想起已故的拉甫罗夫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您成了出色的律师”。的确，列宁同志成了出色的律师。列宁同志在保卫自己的草案时，凡是要说的话他都说了。但是假使辩护词仍然显得糟糕的话，那显然是这位出色的律师所辩护的那个案子糟糕的缘故。列宁同志可以称得上——用法国人常说的话说——avocat d'une cause perdue。[17]他的案子在逻辑的法官面前是令人沮丧的。如果列宁同志讲了三刻钟话还不能说出任何实质性的论据来维护自己的草案，那么显然是说不出任何道理来论证它。请看一看他的做法吧。他懂得策略要求他不要限于防御，而要采取攻势。于是他就进攻了。然而他不对我的主要据点发起攻击，而是围着它转，但不去碰它。我的主要据点就在于认为有可能复辟。

我答复他的话：“我们能消除国有化的弊端”的时候指出过这一点。我说：“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障，然而这种保障你们是不可能有的。”我继续说：“既然你们不能拿出这样的保障，而且任何人类的力量也不能拿出这种保障，——那么你们的国有化思想在政治方面就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思想。这是反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我说过的话，列宁同志应当反驳这些话。他反驳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他在自己的长达三刻钟的发言中对于这一点什么也没有说。他自己就承认，我们没有防止复辟的绝对的保障，我们只能有相对的保障，就是人民实行无情的镇压；但是在1793年的法国，人民也实行过无情的镇压，可是没有防止得了复辟。我知道法国革命的历史，我说：我们需要四只脚上钉上铁蹄的那样的纲领；我们的义务在于把复辟的有害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只有通过破坏我国旧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办法才能做到。这个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正好就是我在我的《日志》中曾经称之为我国的中国制度的那个土地国有化。一位同志反驳我说：“然而法国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对于这一点马尔丁诺夫同志已经答复过了：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复辟没有恢复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是对的，但是在我国相应的封建主义残余，就是我国土地和农民一向受国家束缚，这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了。其次，大家知道，在革命时期的法国没有脱售的那些贵族的土地、仍然留在国家手中的那些土地，曾经交还给他们过去的所有者去了。你们希望我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么？

再说一次。必须破坏使我国人民日益同亚洲各国人民接近的那个经济基础；应当搞掉恩格斯早就称之为专制制度最重要的基础的那个经济基础。其次，请注意，我们同列宁一方面很接近，另一方面又彼此相隔很远。列宁说：“我们应当把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对。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间谁在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呢？我肯定认为：不是他。

如果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意味着只限于替过去的民意党思想穿一身新式的服装，那列宁当然是极端的革命者。然而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前进，而是意味着后退，使我们的革命思想回复到它的过去的、空想主义的谬论。列宁同志很不满意我用讽刺的口吻批评他的某些新名词。我嘲笑过“人民的创造性”的说法，称这种说法是自己的老相识。我责备过列宁，说他在复辟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他回答我说，在10月17日以后这个思想已不再是空想了。我懂得10月17日的全部意义，但是我不懂它怎么可以改变我们对过去某些在逻辑上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评价。我们的民粹派分子和民意党人所谓人民的创造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种似乎存在于人民中间的经济倾向，它可以使人民避免资本主义。我深信，列宁同志不会相信这种倾向的存在，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使用一个表示这种思想的名词，而这种思想在10月17日以前是错误的，在以后也是错误的，将来永远是错误的。

马克思曾经责备法国民主派说，他们把人民理想化了。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和民意党人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应当避免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说到的那个人民（不管10月17日的伟大意义如何）是由、也只能由两种成分组成：即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任何人民的创造性都改变不了我们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性质。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呢？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我认为，如果我们坚决地和明确地记住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懂得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固有的阶级矛盾的不可避免性，那我们就不会如此轻便地迷恋于把夺取政权理想化。列宁同志激烈地和坚决地对我说，在10月17日以后，民意主义的夺取政权的思想已经不再是空想了。但是这个思想的空想性质何在呢？在于民意党人曾经希望靠一小撮人的力量夺取政权吗？不。只有像我们的某些戏剧批评家所做的一样，根据小歌剧中的阴谋来判断阴谋分子的那种人，只有这种人才会认为，民意党人曾经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小撮阴谋分子的努力上；不，他们也懂得革命者夺取政权应当是全体人民革命运动的结果。他们思维的空想性质在于他们认为革命政权可以解决它并不能解决的那些任务，可以消除那些不能消除的困难。空想主义者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用这些或另一些乐观主义的假定回避问题的困难。而这种空想主义的手法现在正是列宁的革命思维的特色。他正好是利用一些乐观主义的假定回避问题的困难。凡是认为这种手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的人都会被列宁怀疑是用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革命事业。

10月17日以后夺取政权就不再是空想了么，列宁同志？但是您说到它却在10月17日以前，而且我在10月17日以前正是这样反驳过您。10月17日丝毫不能改变我们对夺取政权的思想的评价。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但只有在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是必须的。既然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那我们就必须拒绝夺取政权。恩格斯说，谁在1848年的经验以后认为社会党人可以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那他就或者格外地愚蠢，或者只是用革命的空谈来对付革命的事业。我们的导师曾经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任何10月17日都改变不了他的这个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然则请问，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同夺取政权密切相关的那个纲领草案呢？假使我们否定夺取政权，那就也应该否定这个纲领。你们中间凡是赞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人，都应该坚决地反对列宁同志的草案。它同阴谋家的夺取政权的思想一样也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