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割地和赎金

在自己的10分钟内[12]，我自然不能反驳这里所说的一切。我首先回答马尔丁诺夫同志。他的发言很机智。他给我们的辩论带来令人愉快的活跃气氛，他问我们，我们怎么对待路易十六[13]，如果资产阶级没有清算他的话。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资产阶级没有砍掉路易十六的脑袋，我们稍迟一点就会把这件事做完。不过我们作另一种假设：路易十六留下来了。在我国王位上有两个路易，十六和十八，一个是现代的立宪制度的代表，另一个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过去时代的象征。在这种场合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首先会清算旧事物的传统，清算路易十六，然后继续坚定不移地同路易十八作斗争。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力求使我国社会现代化。请看一看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吧。它们中间每一个国家在1848年都不得不清算没有为先前的各种改革所排除的那些历史上的对待农民的不公正现象。这纯粹是实践问题；我国农民的双肩上压着桎梏，它损伤他们的肩膀，它应该打碎。所以我们希望打碎它。马尔丁诺夫同志说，割地并不是到处都有同样的意义，因为有的地方地主们特别依靠赎金。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在双脚钉上马掌[14]，因为我们既要求归还割地又要求归还赎金。就债约关系是从事物现状中产生的而言，同这些关系作斗争的方式则由纲领的另一部分指出来了。最后，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要求是渺小的。这很像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提出的反驳，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说，类似例如缩减工作日那样的要求是十分渺小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应该从生产资料社会化开始。但这自然只是可笑的。当人们指责我们，似乎我们反对把土地变为社会所有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恰恰在于把全部生产资料转交社会所有，而在通往这一最终目的的道路上，我们力争取得一系列局部的改革。归还割地的要求就属于局部的要求。但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目的是使我国社会现代化。我们的土地纲领本身所包括的只是这样的一些要求。当问题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我们坚持考茨基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必须制定一个特殊的土地纲领。我们离à la Darvid[15]机会主义是遥远的。

现在转过来说李伯尔同志的反驳。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那些不得不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组成部分，都有权提出这些条件所提出的要求。然而我们这些起草纲领的人应该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观点来评价这些要求，根据它们是否符合这些原则来接受或者不接受它们。（第198—199页）

按照马霍夫同志的意见，归还赎金不仅是不适当的措施，而且是蛊惑人心的措施。为了让他放心，我提醒他注意1848年马克思在“Neue Rheinische Zeitung”[16]上提出的要求，归还西里西亚的数十个亿的要求。因此在回答所谓机会主义的指责时，我只要说，这个指责也是针对马克思的。同时在马霍夫同志的论据本身中并没有暗示这种措施是蛊惑性的。甚至可以让农民互相分享所获得的金钱。我看不出用几千个亿来改善农民的经济有什么坏处。当然这种改善只会扩大农民之间的分化，但是我们不怕这个。至于李伯尔，那应该说，他的第二个发言不像第一个。开始他向我们谈到对待农民的总的要求，随后就指责对农业无产阶级没有提出要求，即要求具体化。我们当然不认为我们的纲领没有漏洞，但李伯尔同志没有指出这些漏洞。

转过来谈谈著名的土地平分问题。人们对我们说：你们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时应当记住，农民走得比这些要求远些。这丝毫吓不住我们。实际上：我们懂得土地平分的意义。恩格尔哈特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趣的：“在农村，——他说，——最起劲地宣传土地平分的正是很有钱的富农，他们指望从地主那里没收的土地将‘凭金钱’分享，即转到财主手里”。确实，这种拥护平分的运动乃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我们当然没有义务积极地为资产阶级提出纲领，但如果在反对农奴制关系残余的斗争中农民走上了这条路，那么我们就不要去阻止这个进步的运动。我们的作用只在于：跟我们那些认为它是社会化起点的论敌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我们把一切力量用来不让无产阶级对这个运动的结果留下任何幻想，用来揭露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承认这种运动的可能性，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会阻止这个进程，像当年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叫喊的那样对它喊道：“停住，你会损坏我们的公式！”（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