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伯恩施坦在宣布了自己对于最终目的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感觉到自己必须做一番说明和辩解。但是这些说明和辩解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读了这些说明和辩解的文章以后，我就越发相信那一久经考验而且应当为任何一个作家所认真遵守的规则，那就是要先把自己的论文修改好，然后再交去付印，因为在论文印出以后再来纠正就于事无补了。同时我又自问，到底是什么动机使得伯恩施坦写这一篇没有任何逻辑意思的文章，或者如俗话所说既没有道理也没有调子的文章呢。开头我以为他是在把一句名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莱辛说的）依照自己的意思，照伯恩施坦的方式，来加以翻新。这句话是：“如果造物主在一个手中握住全部的真理，在另一个手中握住追求真理的意向，要我选择，我就宁愿要那追求真理的意向而不要现成的真理。”但是后来我偶尔翻阅了一下《论社会和平》一书，就看出这句臭名昭著的话原来别有出处。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旧英国的经济学是仇视劳动立法的，而它之所以仇视后者是因为后者会限制成年人的个人自由。然而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工厂立法的必然结果，工厂立法又是随着工人阶级政治影响的增长而进步的。这些条件在英国就为接受和传布大陆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了园地，然而这个理论却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据说“工人阶级处于绝望境地的说法”已被抛弃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继续写道：“社会主义由此就丧失了自己的尖锐性，只被用作论证立法要求的根据。因此，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作为最终目的是被接受或被否决，实质上是无关重要的；因为这一要求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说来固然是必需的，但对于那些把近目标放在较远目标之前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说来就不是必需的了。”（《论社会和平》第2卷第98页）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是英国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社会主义，却很赞成国家对于个人的经济活动大加干涉，而且是“第一个主张在一定场合对于成年男子有加以保护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论社会和平》第2卷第99页）。我断言，现在，爱德华·伯恩施坦也是这一牌号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舒尔采-格弗尼茨向我们叙述约·斯·穆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而且是根据他的自传中的材料。在我们一方面，也同样能精确认识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发展过程，我们所根据的是他自己所作的说明，而且是把这些说明跟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所说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最终目的意义不大的议论联系起来的。

伯恩施坦在吸收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和其他协调论者认为英国社会生活发展的过程仿佛驳斥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的见解之后，就醉心于舒尔采-格弗尼茨所描写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从这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最终目的即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确实几乎是无所谓的，假如不是完全的空想的话。于是，伯恩施坦在深深感染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后，就急忙大声宣布自己对最终目的的新态度，而且上面所引的舒尔采-格弗尼茨关于最终目的的话不仅决定了他的思想方向，而且也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这样，事情就变得完全明白，而初看起来荒谬之极的名言就有了极明确的含义。固然，伯恩施坦本人也为这一含义吓住了。他的说明和辩解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信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7]但是该信后面的内容就和这句话发生最明显的矛盾，即使伯恩施坦没有看出或不愿看出这一点，可是不论我们的事业的朋友或它的敌人却都是明白这一矛盾的。您在斯图加特的发言中也充分强调了这一点，您说：“他（伯恩施坦）对我们解释说，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们是依靠错误的根据来形成我们的观点的。的确，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8]

李卜克内西同志的发言也是同样的精神：“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9]

从另一方面说，在伯恩施坦的论文《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刊出以后不久，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写道：“对于他的议论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能算高的。这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头一棒，是对它的公开宣战。”（《政治经济学中的幻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社会科学》杂志1898年第4期第251页）

我绝对不想否定伯恩施坦有棒吓他从前曾宣传过其思想的那个党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不应该力求说服我们，说他的见解的改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应当知道和理解，他的新见解必然会导向舒尔采-格弗尼茨及其伙伴所鼓吹的“社会和平”。总之，伯恩施坦有和社会民主党战斗的权利，但是他在战斗时应当抛弃假面具。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不值得我们感谢而值得我们重重地斥责。在文艺复兴时期或甚至更早些，有些学者曾极力想证明某些古代的哲学家是基督徒。不消说，他们实际上并未能证明他们所要证明的东西，而只是证明了他们完全没有意思证明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自己抛弃了基督教的观点而成了异教徒。对于我们的一些替伯恩施坦辩护的“学者”，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没有能证明伯恩施坦继续忠于社会主义（“恩格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社会主义”），而是证明了他们自己受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家”的见解的感染。国际社会民主党应当当心这样的“学者”，否则它就会大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