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呢？我们用这个名称，指的是于40年代之初一方面在黑格尔哲学、另一方面在古典经济学的强烈影响下，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而研究出来的共产主义学说；那一学说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进程给予了真实的解释，无情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诡辩，并以“自己时代的充分知识”出而保卫无产阶级。这一学说不仅完全明确地表明了社会主义敌人们没有一点科学知识，而且在指出他们的诸种错误时，也给了它们以历史的解释，因此正如某个时候海姆关于黑格尔的哲学所说的，“把每一个为他所战胜的意见都挂在自己的凯旋的马车后面”[36]。正如达尔文以可惊地简单同时又是严格科学的物种起源论丰富了生物学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也向我们表明了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落后了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对立斗争中社会组织形态变异的伟大原则。至于这一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究竟是谁，这大概是不需要说的。这一功勋无疑地是属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他们的学说对文明人类的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正如某个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所说的——先进的德国哲学之于德国解放运动的关系一样：他们的学说是它的头脑，正如无产阶级是它的心脏。但是不言自明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完结，我们之不能停留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上，正如物种起源论我们不能认为是自英国生物学家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后即已最后确定一样。新学说的基本原理确立之后，接着必须继续对有关问题的细节进行研究，补充和完成《共产党宣言》作者们在科学中所实现的革命。[37]社会科学中没有一个部类在吸收他们的哲学—历史的观点时，不获得新的和异常广大的视野。这些观点的有益影响，现在就已经开始表现在法学的、历史的和所谓原始文化的范围内。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一哲学与历史学的方面在我们俄国，知道的人还是很少，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引出马克思本人的话的几段向读者介绍，将不是多余的。
科学社会主义虽说导源于“康德和黑格尔”，但仍然是唯心主义之坚决的死敌。它（指科学社会主义——译者）把唯心主义从实证主义者们如此热烈地接受了它的那个最后隐藏所——社会学里逐出去了。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前提，即是说，它必须以社会关系的发展（虽说是在周围自然界的影响下）来解释人类发展的精神历史。从这一观点看，正如从维柯的观点看一样，“思想的过程适应于物的过程”，而不是相反（即物的过程适应于思想的过程。——译者）。使它们朝这一或那一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状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8]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轻视嘲笑的态度来批评40年代末那些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39]，他们这些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持否定态度，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4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学说是真正的“革命的代数学”，如像某个时候赫尔岑关于黑格尔哲学所说的。[41]所以他们同情“任何一种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革命运动”；因此他们热烈地同情俄国的运动，如他们所说，这一运动使俄国成为欧洲革命的先锋。[42]
但是，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是十分明确和没有歧义的，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中却引起了许多误解。例如我们常常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俄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在西欧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从马克思的学说似乎得出这样一种可笑的结论，即是说，俄国必须通过与西方已经走过的完全相同的那些历史—经济发展的阶段。在深信这一结论之不可避免性的影响下，已经不止有一个俄国哲学家，既不了解马克思，又不了解西欧历史，却奋起反对《资本论》的作者，攻击他的思想是狭隘和死板的。但是，不消说，这是对风车作斗争。我们的吉诃德先生们不了解，马克思只是把西欧的各种关系的历史看作是恰好在这一地区诞生并在成长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史的基础。马克思的一般哲学—历史观对现代西欧的关系，正如对希腊和罗马、印度和埃及的关系一样。它们包括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只有在它们一般地不能成立时才不能应用于俄国。不消说，不论《资本论》的作者以及他的有名的朋友和合作者（指恩格斯——译者）都没有从自己的视野中排除这一或那一个别国家的某些经济特点；他们只是在它们里面寻求它的所有社会—政治和精神运动的解释。他们并不忽视我们的土地公社的重要性，从如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就是说，还在1882年1月他们就已经认为对于我们的土地公社的将来的命运不能作绝对的预言。在为我们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所写的序言（1882年，日内瓦）[43]中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公社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这些条件，据他们的意见，是与在西欧和在俄国的革命运动的进展有密切关系的。他们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4]恐怕很难有一个“民粹派”能否认关于解决公社问题的这种条件性。恐怕很难有谁会硬说，现代国家的压迫是有利于发展，或者哪怕是保存土地公社的。同样的，恐怕很难有一个懂得现代文明社会经济生活的国际关系的人会否认，俄国公社发展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是和西方的工人运动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原来，这样看来，在马克思关于俄国的见解中没有任何与最明显的现实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关于他的极端“西方主义”的愚蠢成见，就失去了任何合理根据的影子。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和我们所关心的政治斗争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事业中的重要性问题是直接有关的，而且它是基于对马克思关于人类文化发展中经济因素的作用的看法的错误理解。这一看法常常被许多人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就是：《资本论》的作者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是最不重视的，认为它是不值得注意的次要问题，它不仅不是目的，而且甚至也不是有益活动的手段。直到现在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正是根据这点忽视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他们说，经济关系是任何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些关系的改变是任何政治改造的原因。为了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必须注意的不只是后果，而且也要注意到原因，不仅注意政治的组织，而且也要注意社会的经济组织。政治的组织不会使工人离他们的目的近一些，因为当他们对有财产的各阶级的经济依赖没有被去掉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上的被奴役将一直是继续的。工人们所使用的斗争手段必须符合于斗争的目的。经济的革命只有通过在经济基础上的斗争才能达到。
在某种彻底性之下，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改变社会主义者们对于社会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看法，使他们回到蒲鲁东的著名公式：“政治革命是目的，经济革命是手段”。同样，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使社会主义革命者和那些坚决反对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保守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至少在理论上，大为接近起来。这种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位诚实的和聪明的代表洛贝尔图斯，过去不肯和拉萨尔合作，就是因为这一有名的鼓动家曾努力推动德国工人们走上独立政治活动的道路。不是马克思而是洛贝尔图斯，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君主的社会主义才否认工人阶级的“附在经济目的上的政治混合物”的意义。保守党人很清楚地懂得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但是那些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对“政治”的否定相调和起来的人们，那些把蒲鲁东甚至洛贝尔图斯的实际倾向归之于马克思的人们，明显地表明，他们不理解《资本论》的作者或者故意地歪曲他的学说。我们说故意地歪曲，是因为莫斯科教授伊万纽可夫先生写的一本有名的书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对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得出的成果的故意歪曲。[45]这本书表明，我们俄国的警察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为了自己的反动目的甚至利用在它的旗帜下正进行着现代最革命的运动的那种理论。单是这一事实就使人觉得有详细阐明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必要。我们现在正从事于这样的阐明，然而用不着让自己陷入与像伊万纽可夫那样的先生们的论争，因为只须阐明既定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已足够驳斥对它的那些故意歪曲了。而且我们在这里更关心得多的是那些意图虽然十分诚恳，可是浸透了（或者这是不自觉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革命家，他们一心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只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才有适宜位置的思想。对他们由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中所做出的结论的批评，将合乎逻辑地把我们引到所谓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将向我们表明，那些把夺取政权看成是反对人类自由的观念的罪行的人们，以及那些相反地认为这一行为是整个社会—革命运动的全部内容的人正确到什么程度。
我们且先看看，关于原因与结果的概念在应用到社会关系上时有怎样的意义。
假使我们用手或球棍触动台球，那么它就运动起来；假使我们用钢去击石块，那么火花会出现。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很容易断定哪一个现象是原因，哪一个现象是结果。但是解决问题这样容易只是因为它是极端简单。假使不是并存的两个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过程，其中同时可以看到几个现象，或者甚至几种现象，那么事情就大大复杂化了。例如，燃烧蜡烛，相对地说，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光和热。因此，好像我们把由火焰发出的热称做是这一化学过程的结果之一，应当没有什么错误了。它在一定程度内也是如此。但是假如由于某一种方法，我们巧妙地把火焰所生的热消灭，燃烧马上就会停止，因为我们所想知道的过程在通常的温度之下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谁如果说热是燃烧的原因，他在一定的程度内也是对的。为了既不向这方面、也不向那方面离开真理，我们应当说，在现时是燃烧结果的热，在紧接着的以后一个时刻就是燃烧的原因。这是说，就连续几个时刻的燃烧过程说，热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原因，或者，换句话说，不是结果，也不是原因，而只是为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一些现象之一，而且这些现象自身又是它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每一个“甚至没有受过学校训练的人”，都知道，人的机体的所谓生长过程对于心理现象会起巨大的影响。精神的这一或那一情绪是有机体的这一或那一生理状态的结果。但是既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情绪，那么这些生长过程本身也常常在自己身上经历着它（即精神情绪——译者）的影响，因此它也成为机体的生理状态的这些或那些变化的原因。即便在这里为了不在这方面或另一方面犯错误，我们必须说，机体的心理现象和它的生理生活是两种同时存在的过程，同时，其中的每一种都感觉到另一种的影响。假使某一医生，根据人的精神情绪是他身体的生理状态的结果而忽视了心理作用，我们就要说学校的逻辑使他没有任何能力来当好医生。
社会生活的特点比个人的身体更为复杂。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更可看出关于原因和结果的概念的相对性。据古典经济学的学说，工资的多少，一般说来是由工人的最低消费需求决定的。这就是说，工资的某种高度是工人消费水平的一定状态的结果。但是，反过来说，这些消费又只有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因为不这样，消费水平的改变就没有充分的原因。因此，工资的一定高度是工人消费水平的一定状态的原因。我们是不能靠了原因与结果这些学校里的范畴来摆脱这一逻辑的循环的。而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学议论中却每一步都将陷入其中，假使我们忘记，“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46]。
在作了这一项保留以后，我们现在试努力确定，在哪种意义上应当理解某一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联系。
在这一场合，历史教导我们什么呢？它向我们表明，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只要经济发展过程已经引起社会中阶级的分化，这些阶级的利害矛盾就必然使得它们为争夺政治的支配权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中，而且也发生在一方面的这些阶级和另一方面的人民之间，只要后者处在对于它的智力发展有利的条件下。在古代东方诸国家，我们看见军人与僧侣之间的斗争；古代世界史的全部戏剧就是贵族与城邦平民，望族与庶民的斗争；中世纪产生了城市人，他们尽力在自己公社的范围里夺取政治的统治地位；最后，现代的工人阶级同在现代国家内达到了完全统治的有产阶级进行斗争。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权力总是一个杠杆，借助于它，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实现为它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我们不要说很久以前的事，只回忆一下“第三等级”的历史，这个阶级由于在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领域充满了光辉胜利，是可以骄傲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的。很难有人会想到责备有产阶级在以最适当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方面缺少聪明和能力。谁也不会否认，它的意图具有完全确定的经济性质。然而这没有妨碍它走了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治权力的道路。新兴的有产阶级，有时拿着武器在手，有时通过和平的协定，有时候为了自己各城市的共和政体的独立，有时候为了加强国王权力，在几个世纪的时期内同封建制度进行了不断的顽强的斗争，以致在法国革命之前很久就能够对自己的敌人们骄傲地指出自己的成就。一个历史学家说[47]：“城市人在反封建主们的伟大斗争中的机会是不同的，成就也不一样，不仅用暴力或者通过和平的协定获得的自由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在城市的同一政治形式中所享受的自由和独立，其程度常常互不相同。”“然而运动的意义到处都是一样的，标志了第三等级社会解放的开始和世俗、教会贵族的没落。”[48]总地说来，这一运动使市民得到了“市政的独立、选举一切地方政府的权利、各种税额的确定”，保证了城市公社内部的个人权利，[49]在“旧制度”的等级制的一些国家中给了资产阶级以更高的地位，加之一些经久的胜利，就使得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完全的统治。资产阶级为自己规定了完全确定的社会一经济目的（虽说有时候这些目的也变更），从自己已经获得的物质地位的一些利益中吸取了进一步斗争所必需的一切方法，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已达到的经济进步的阶段在法律上面表现出来，相反地，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每一政治成果在经济领域中获取新的胜利。还在不久以前时代，在本世纪的40年代中期，英国的“反谷物法同盟”，依据里查德·柯布登的聪明计划，达到了加强自己在“伯爵辖区”的政治影响的目的，因为它（指“反谷物法同盟”——译者）所恨的和显然只具有纯粹经济性质的那种“垄断”废除了。
历史是最大的辩证法家，而假使在其运动的进程中，如像靡菲斯特斐勒司所说的，理智变成荒谬，而善行成为痛苦的来源，那么在历史过程中同样常见的是，结果可以成为原因，原因也可以成为结果。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由于是从与它同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其自身又成了而且也在成为这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现在，当资产阶级在走近自己历史作用的终结的阶段和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中进步意图的唯一代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与上述的相类似的现象，但却是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先进国家中，在欧洲以及在美国，工人阶级正在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它如果越自觉地对待自己的经济任务，它就越坚决地把自己组成一个特殊的政党。我们在北美社会主义工党的纲领中看到：“现时存在的政党既然永远是为了有产者们的利益，为了保卫他们的经济特权而活动的，那么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为一个大的工人政党，才能获得国家的政治权力，借助于它争得经济的独立，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们自己来完成。”[50]法国工人政党本着这同一精神，而且完全依照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是这样说的，它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力求“用一切它所能支配的手段，包括把由迄今为止的欺骗工具变成解放工具的普遍选举权”，来达到经济的革命。西班牙的工人政党也是在努力“夺取政权”来除掉那些横在工人阶级解放道路上的障碍。[51]
在英国，从宪章运动停止的时候起，无产阶级的斗争完全集中在经济的园地内，最近工人们的政治意图又开始活跃起来。不过是几年以前，德国的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在自己的《Das Arbeitsverhältniss etc.》（《论劳动的条件等等》）一书中郑重地认定“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英国完全消失了，他并以真正资产阶级的自满情绪，深思地空谈什么“英国在现在正在重新组成为统一的民族”，“现代的英国工人正在重新成为伟大的自由党的一部分”，而不是意图夺取国家政权，以便借助于它“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改造社会”（第110页）。不久以前发表的英国“民主联盟”的宣言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欢乐有点为时过早。民主联盟意图唤起被剥削者从剥削者的政治影响下脱离出来，号召这些“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即工人阶级——译者）夺取国家政权，以便达到依照工人的利益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一宣言说：“已经到了人民群众必须把有关自己的事务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力现在是寄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那些人的垄断物。占有上议院和充满下院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只是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去掉这两个集团的有钱的寄生虫们，只指靠自己罢！”宣言要求联合王国“全体成年的男女都有完全的投票权”并要求实现其他“只会表明这一国家的男女们是自己国内主人的”政治改革。下面列举出——作为英国民主联盟的最近的要求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为发展“健康的、独立的和有严肃教育的后一代，为准备组织每个人的劳动去为全体人服务，而且，最后，为掌握不再有阶级的区分和特权的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机器”所必需的。
这样看来，连英国的无产阶级也重新走上很久以前其他的一些文明国家的工人们所已经走上的那种道路了。
但是正如资产阶级不仅是在已经存在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来同贵族斗争、而且也意图为自己的利益来改造这些关系一样，无产阶级也不把自己的纲领局限于夺取现代国家这个机器。在无产阶级中间越来越传播着一种信念：“确定公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财产和劳动关系的每种事物的制度是与特殊的统治形式相适应的，而这种形式是在同一个时候实现和保护这种制度的手段。”[52]正如代议（君主的或共和的）制是资产阶级的产儿一样，无产阶级要求人民直接立法作为能实现它的社会意圈的唯一政治形式。工人阶级的这一要求在所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占据一个首要地位，而且和它的纲领的其余各点有着密切的联系。[53]无产阶级不顾蒲鲁东的主张，继续把“政治革命”看成达到经济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单是这一历史的见证就应当引起我们的如下的思想：不是错误的理论而是正确的实际本能是各种社会阶级的政治倾向的基础。假使同自己的敌人们进行自觉斗争的一切阶级，尽管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在自己的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开始努力为自己取得政治的影响，而后再达到统治地位，——那么，显然，社会的政治组织绝不是对于它们的发展不关重要的条件。而且，如果我们看到，已取得政治统治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理由为自己关心“政治”而遗憾，恰好相反，它们之达到自己发展的顶点全都是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政治斗争是一种其效用已为历史所证实了的社会改造工具。任何一个学说，如果与这一历史的归纳相矛盾，就失去其一大部分说明力，而假使现代社会主义真是斥责工人阶级的政治意图，认其为不合目的，那么单就这一点说，它就不能称为是科学的。
我们现在试以演绎的方法来检查我们的归纳，把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看作我们的结论的前提。
我们试设想一个社会，其中某一阶级已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它之达到这一统治地位是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根据我们的前提，为它开辟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其他成就的道路。它作为统治阶级，自然要把社会组织改造得能为自己的存在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并从中细心地剔除那些能以各种方式削弱其影响的东西。舍夫勒说得对：“每一特定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它的法和习俗的创造者。它的成员们在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力求使自己的后代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住它的时候，不过是服从他们的自我保卫的本能，而且这也是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剥削被压迫者所必需的……实体法中几乎没有一部分不享有来自某一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的尊敬；没有一部分不被推崇为‘永恒的’制度，或者甚至是社会的神圣基础，像巩固等级法权和保卫阶级统治的那一部分一样。”[54]而当统治阶级还是最进步的社会理想的担当者的时候，它所创立的制度会满足社会发展的一切要求。但是一旦某社会的经济史带来进步运动的因素的时候，一旦它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律上的语言来说——和生产力一直在其内部运动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的话”[55]，该统治阶级的进步作用也就完结。统治阶级从进步的代表变成了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时，不消说，它将利用国家机器作自我保卫目的之用。政治权力在它的手中变成了最有力量的反动工具。为了替社会生产力开辟自由的道路，必需去掉阻挠这种发展的一些生产关系，即是说，如马克思所说的，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只要立法权还在旧秩序的代表们手中，换言之，当它还保卫统治阶级利益的时候，这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革新者们，也就是说，被压迫的阶级或诸阶级的代表如果企图从自己的敌人手里夺过这一可怕武器，并把这个武器指向反对他们，这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事物的逻辑本身推动他们走上政治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虽然他们所抱定的也是经济变革的目的。拉萨尔在自己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序言中说出了深刻的真理：“作为私法的法律关系，看上去与政治因素毫无关系，实际上却比政治因素更为政治化，因为它本身就是社会因素。”[56]
在实际生活中，当然，事情发生得远不像我们a priori（先验地）所假定的那样快。被压迫阶级只是逐步地弄明白自己的经济情况和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作用之间的关系的。它长时间地甚至不能理解自己的全部经济任务。被压迫阶级的个别的人们为自己的日常的生存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甚至不想一下，是社会组织的哪几方面促成自己的贫困状况的。他们力求避开他们所受的各种打击，而不问问这些打击是从哪里来的和由谁造成的。他们还没有阶级觉悟，在他们反对个别压迫者的斗争中还没有指导的思想。被压迫阶级还没有自为的观念；它将来会是社会的先进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没有成为这样的阶级。和统治阶级的自觉组织起来的力量对抗的只是一些个人的或者个人组成的个别集团的分散的、零星的努力。例如，即使在现在，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工人，他仇视特别苛刻的剥削者，但却想不到必须要同整个剥削者阶级作斗争以及有可能废除人剥削人的现象。
然而，渐渐地，普遍化的过程产生了结果，被压迫者们开始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对自己阶级地位的特点还理解得太片面，整个社会机构的发条和原动力还没有为他们的智力所发现。他们认为剥削者们的阶级是一些个别企业家们的单纯的集合体，而没有被政治组织的各条线索连接起来。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在被压迫者的头脑中，正如在罗仑兹·施泰因教授的头脑中一样，还不明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们以为国家的权力是高踞在阶级对抗之上的，它的代表们似乎是敌对双方的天然的裁判者和调和者。被压迫阶级是充分地信任他们的，而当他们向他们请求援助的申诉没有得到回答时，他们就大为惊异。不必详述具体的例子了，我们只须提到，像这样对概念的混淆直到最近还可以在英国工人们中间发现，他们在经济领域中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斗争，而同时却认为有可能从属于这一或那一资产阶级的政党。
只是在发展的下一和最后一阶段，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被压迫阶级理解到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哪样的联系，它不再去向那代表那同一剥削的政治机关的人们申诉自己的剥削者们对自己的压迫了。它知道，国家是一个要塞，是保卫它的压迫者的屏障和防御物，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占有的要塞，可以而且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它改造的要塞，但是不能信赖它的中立而回避它。如朗格所说，被压迫者们只是在指靠自己时开始理解到“政治的自助是各种社会自助中的最重要的一种”。他们于是力求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以便借着它改变现在的社会关系并使社会制度成为适应于自己发展和繁荣的手段。不消说，他们是不能突然达到统治地位的；他们只是逐渐地成为排除敌人头脑中的任何抵抗思想的强大力量。长时间里他们只是获得一些让步，所要求的只是那样一些不会使他们达到统治地位、而只是给他们以机会生长与成熟起来实现将来的统治的改良；这些改良只可以满足他们最迫切、最近的要求，只可以稍为把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国家的社会生活上。只有通过取得个别小块敌人领土的严酷的锻炼，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养成坚决战斗所必需的坚定性、勇敢和熟练。但是一旦被压迫阶级获得了这些品质，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敌人们看成已为历史所最后定罪的阶级；它就不怀疑自己的胜利了。所谓革命只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长剧中的最后一幕，这一斗争之将成为自觉的，只是因为它成为政治的斗争。[57]
现在试问，社会主义者们如果根据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受它的经济的各种关系所制约的那种理由，来阻挠工人过问“政治”，这样做是否合理呢？当然是不合理的。他们就会剥夺工人们所赖以进行斗争的据点，使他们没有可能来集中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打击对准他们的剥削者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要不是这样的话，工人们就只得同个别的剥削者们，或者，最多，同这些剥削者们的个别集团进行游击战，而国家的有组织的力量还始终是站在他们那一方面。来自所谓知识分子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他们责难“俄国北方工人协会”[58]（见《土地和自由》第4期）在其纲领中提出某些政治要求时，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种子报》[59]，当向工人们推荐在经济范围内进行斗争以达到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等，甚至劝他们杀死密探、尤其是不为人喜爱的工头和企业家，而一句话也不说到俄国工人们的政治任务的时候，也是重复了这一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缺乏对革命思想和纲领的综合结论，不能不对他们的活动的结果产生最有害的影响。我们若把保存工人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作为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根本实质之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就是对现代的专制制度给予了间接的支持。此外，在我们的纲领正需要对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作出政治总结的那个关键地方上，把它截断，我们就是在工人们的眼睛里缩小了这些纲领的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工人们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对个别的剥削者作分散的斗争是毫无结果的。幸而，我们的工人运动很早就发展得超出了自己的第一阶段。“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对《土地和自由》编辑部的回答（见这个报刊的第5期）表明了，至少，这个协会的会员们比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更早些理解到了工人阶级“不干涉政治”的完全不合理性。[60]
有的读者会说，所有这些都好极了，但是您的论据没有击中目标。我们不否认工人阶级会觉得获得政治影响和把政治权力夺在自己手中是有益的；我们只是断定在现时，由于许多原因这对于它还是不可能的。你们引证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因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与在“旧制度”的一些国家中的第三等级的地位完全不同。马克思本人承认这一不相同，并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如下：“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61]假使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内每前进一步都是“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或那一阶级的物质生活的改善都伴随着它的政治影响的增长。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是以它的财富的增加为前提的，迫使人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看成是无希望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变成“赤贫者”的时候，工人们显然一定会失去他们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即在“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作斗争”时所获得的那一点点影响。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不适宜的，因为，由于它的经济地位，它是注定地不会成功的。
虽然这一反对意见本身是完全站不住的，但是初看起来它好像是这样的坚决，以致不能对它缄默。这种反对意见是那些自认为马克思的信徒而又主张不干涉政治的理论的人的论据的最后根据。[62]所以，如果把这一反对意见打消，不干涉的理论也将最后地破产，于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也将显露出其真正的面貌。
工人阶级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是在不断减少的——这是一点也不可怀疑的。工人阶级不仅是日渐相对地、而且也是绝对地贫困，它的所得不仅不是同社会的其他阶级的所得一齐增加，而且是减低了；现代无产者的实际工资（为他所得到的消费品的数量）是比五百年以前工人的工资要少些[63]——这是罗杰斯、杜沙特尔[64]和其他的人的研究所证明了的。[65]但是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现时的经济条件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要比他们在14世纪时更不利。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对一国经济条件作这样一种估计，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所得的分配，而且，主要地，应注意到产品之生产的组织和产品交换的方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财富，而且也在于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有一个时期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体现者。推动资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和保证它的政治影响的增加的不是它的收入的增加，而是它所唤起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内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赖以进行的那些条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既做了这一社会的进步要求的代表，它就把所有对社会不满的力量都汇集在自己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去反对那一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仇恨的制度。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的状况给它（新兴的资产阶级——译者注）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即在那时已经是相当高的它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是为实现这一作用所必需的。但是这种必需是受什么决定的呢？首先在于它不可能没有居民中低下阶层的帮助就进行破坏旧制度的工作。在这里财富帮了它的忙。财富使它（资产阶级——译者注）在那一应当为它的统治而作战的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如果不是有财富，资产阶级就不会有势力，而如果没有对人民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战胜贵族，因为它的力量不在它自己身上，而在它所统治着、并由于自己的资本而得以号令的那一力量。现在试问，无产阶级能不能对于居民中的任何一个别的阶级发生这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否为它的胜利所必要呢？只需这样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从任何一个懂得工人阶级的现代地位的人那里，听到一个坚决的回答：“不必要”。无产阶级对于下层的各阶级不可能起影响，像某个时候资产阶级对它所起的影响那样，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还更低；它是现代社会的最低的经济集团。而且它也不需要获得这样的影响，因为它同时也是这一社会人口中最多的阶层，因为它正是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在一起，其干涉总是决定了政治争论的那个中介。我们说“人口中最多的阶级”，是因为一切“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66]。
从前工人阶级胜利了，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胜利的，而工人阶级只是对那种几乎一切斗争的困难都落在自己身上，而几乎一切利益和胜利的荣誉都为它的同盟者所得的奇怪情况感到惊异。现在它不满意于当帮忙角色了，于是把在某个时候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那种力量转而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而现在这一力量是大为增加了。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资本集中和大生产扩张的那种规模而增长的，并且正在继续增长。此外，这种力量的增长也是按照被资产阶级自己提到社会活动舞台上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验积累的速度进行的。难道可以怀疑，某个时候曾强大到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足以破坏封建专制主义的无产阶级，有一天会强大到能主动地去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吗？资产阶级之战胜封建制度只是由于自己的财富，无产阶级之战胜资产阶级正由于它的命运——“贫穷”——将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的命运。
但是在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中，财富为它作了另一种、而且还是一种极大的“生产上的服务”，如一些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财富使资产阶级有了知识，使它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先进和最有教养的阶层。可是无产阶级能不能获得这样的知识，能不能够既是一切社会阶级中最贫穷的同时又是最先进的阶级呢？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没有这一条件，政治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
我们已经说过，资产阶级自己开始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它关心无产阶级的教育，因为这对于同它的敌人们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它在认为有削弱教会的政治重要性的必要的地方，就破坏无产阶级对宗教的信仰；它在认为需要以“自然的”法来对抗等级国家的成文法的地方，就扩大无产阶级的法的思想。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经济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现在所起的作用——如像一个聪明的德国人[67]说的——正像自然法在18世纪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在弄清楚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一全部社会经济中重中之重的问题时，资产阶级愿意做工人阶级的引导者吗？它甚至不愿意担当这一对自己有利的角色，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意味着威胁到它的统治。而且它是否能像某个时候对待宗教和法制那样，来完成这一角色呢？不会的！它的科学的代表们由于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所迷惑，已经早就失去了对社会各种问题的任何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能力。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现代没落的原因之秘密。李嘉图是最后的、虽说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但还有相当智慧能理解到劳动与资本的利益的完全对立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是最后的真诚地、而不是伪善地为这一对抗悲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一般的理论研究，就大部分失去了任何科学的意义。为了深信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一下从李嘉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观览一下巴师夏、凯里、勒卢阿—博利约的，或者哪怕是现代讲坛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68]。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从平和的客观的思想家变成了资本的战士和卫兵，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用在改造科学体系使其适应军事目的这件事上面。但是，尽管有这些战斗的演习，他们还是不断地退却，把在某个时候为他们不受监督地统治着的那个科学领域放弃给了敌人。在现在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恶意煽动”意图的人们，也说工人们对于经济科学中的抽象概念似乎“比任何一个斯密或福适还理解得更清楚些”。例如，一个其姓名在德国经济学家们中间有很大声望，但是对他们却极度蔑视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这个人说：“我们就像看儿童那样轻视工人们，但是他们已长得比我们高出一头了。”[69]
然而他的话里有没有夸大的成分呢？工人阶级之理解社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抽象”问题，就算不比那些受了几十年教育的人们更好，但是能不能和他们一样地好呢？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它是人类某个有闲暇的好心肠的人的臆测，还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或那样遇到的一些同样现象的概括，是决定我们在产品的生产、交换，或者仅仅分配中的活动的那些规律的说明呢？谁要按照最终意义解答这一问题，就会同意工人阶级有很多机会来正确理解社会经济的“最抽象的”规律，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抽象的原理。了解这一或那一科学的困难是由于不完全知道作为这些规律的基础的资料。在所谈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现象的地方，在科学规律所概括的只是每一已知情况的地方，那里从事实际事务的人们不仅可以很好地了解理论的原理，甚至有时还能教会理论家们本人。试问一下乡村的主人关于遥远的市场对他的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或者土壤的肥沃对地租涨价的影响。试问一下工厂主，市场扩大对减低生产成本的影响。试问一下工人，他的雇主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您可以相信，所有这些人都知道李嘉图，虽然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书的封面。而这些问题是以极复杂和“抽象”而闻名的；而且为了它们，已经流了像海洋那样多的墨水，写成了卷帙浩繁的书籍，因此您在开始研究经济科学时可能会被这一大堆的印刷纸张吓倒。而在一切里面，在社会经济学的所有领域都是这样的情形！试拿交换价值的理论说罢。您可以用两句话就向工人解释，它是由什么决定和怎样被决定的；然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生们直到现在也不愿或者不能理解这一极为简单的理论，他们在关于它的争论中陷入如此重大的逻辑错误，小学生要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任何算术教员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一个最低分数。正因此我们以为，我们刚引证过的那位作者，当他认为今天在对待迫切的社会问题上，只有由无产者或者是抱有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所组成的听众才是唯一聪慧的听众的时候，他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一旦掌握了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毫不困难了：在这里，工人也只需跟着他自己实际经验的提示走。事情的这一方面已为马克思本人阐释得极明白。我们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读到：“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70]
由此，我们看见，无产阶级不需要借助物质财富就可以发展到理解自己解放的各种条件。它的赤贫不是由社会的贫穷和野蛮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组织的诸种缺陷造成的，这样的赤贫，不仅不会增加对这些条件的理解的困难，反而把它变得容易了。
支配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分配的诸种规律对于工人阶级是极为不利的。但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组织和交换形式第一次创造了解放劳动人民的客观和主观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扩大了工人的世界观，打破了他们从旧社会承受下来的一切成见；它推动他们去斗争，是因为扩大了他们的人数和提供给他们以组织劳动王国的经济可能而保证了他们的胜利。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劳动的需要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成员全面发展的阻碍，而是相反地成为它的必要条件。同时，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化，为生产手段和产品的公共所有开辟了道路。股份公司这一现代工业企业的最高形式，消除了资本家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积极作用，把他们变成一些懒汉，他们的消灭在这一生活进程中不会产生一点点的混乱。保守派人物洛贝尔图斯说：“如果生气勃勃的民众们能在当年不费力地把懒惰寄生的王朝从宝座上推下来，那么为什么工人们（公司的职员就是熟练的工作者）的生气勃勃而有力的组织，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不能在将来赶走这些越来越变成纯粹食利者的所有者呢？……资本已经不能逃避这条道路，资本已经走过了自己的繁荣时期，也将变成自己的掘墓人！”
我们也同样要问，那个工人组织本身将能“赶走越来越变成纯粹食利者的所有者为单纯收益人的所有者”，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不能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由此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呢？须知第一件事是以第二件事为前提：“赶走”所有者们的只能是战胜了他们政治抵抗的那一组织。
但是还不止于此；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会增加无产阶级政治胜利机会的社会现象。
“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的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71]
在北几内亚的黑人们那里有一个精彩的传说。依照这一传说的说法，“上帝有一次呼唤人类第一对配偶的两个儿子到他面前。其中一个皮肤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上帝在他们的面前放了一堆黄金和一本书，命令黑色的哥哥从这些物品中任意选择一种。他选择了黄金，弟弟因此就得到了书。一种未知的力量很快把弟弟同他的书一齐带到辽远而严寒的国度里去了。但是，由于自己的书，他变得有学识、令人害怕和强壮了。哥哥依旧留在故乡，生活了相当长久，这才看见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
资产阶级某个时候也曾拥有知识和财富。它和黑人传说中的黑色兄弟不同，既占有了金子，也占有书，因为人类社会的上帝即历史，不承认未成年的诸阶级的权利，把他们交给他们的哥哥们去监护。但被历史待遇不公的工人阶级已经从童年长成一个大人了，资产阶级不得不与他平分家产的时候到了。他的手中还有金子，然而他的兄弟得到了“书”，由于有了书，尽管自己的地窖是多么黑暗和寒冷，现在已变得强壮和令人害怕了。渐渐地，科学社会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从这本魔书的篇幅里排挤出去，并且很快无产阶级就在它里面读到怎样为自己争得物质幸福。那时候他将把资本主义的可耻的镣铐打碎，向资产阶级展示“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