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意见分歧》代序：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

《我们的意见分歧》[1]代序：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

（1885年）

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

您不满意于“劳动解放社”。在《民意导报》第2期上，您对该社出版物特别作了评论，虽然这一评论很短，但是它所占的两页半篇幅，已足以表示您是不同意该社的纲领和不满意该社对“民意党”的态度的。[2]

我向来尊重您的意见，此外，我也知道，我们的各种色彩和各种派别的革命青年，是如何注意您的言论，可是现在我要来说几句话为一个我认为您对待得不十分公道的集团辩护。

我更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您在您的评论中主要是谈我的那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是这本小册子引起了您的责难，而由小册子的作者出来回答，自然是最适当不过的。

您认为这本小册子可分为两部分，按照您的意思，“对这两部分，应当分别看待”。其中一部分，“即第2章，是值得像对一切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著作那样地予以注意的”。您说，另一部分，即小册子的大部分，都花费在反对民意党（您的杂志就是想做它的国外机关报）过去和现在的活动的论战上了。您不仅不同意我在我的小册子的这一部分里所发表的意见，而且就连“反对民意党的论战”这一事情的本身，您也认为是应该予以严厉斥责的。您以为“不难向普列汉诺夫先生证明，他的抨击可以用极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反驳，尤其是——或者由于匆忙吧——他引证得不精确”。同时您又深信，我“自己的行动纲领含有的缺点和不切实际的地方也许比我所非难民意党的还要多”。但是您没有空闲的时间来指出它们，这是使我非常遗憾的事情。照您的说法，“民意党的机关报”是致力于反对俄国人民政治的和社会的敌人的斗争的；这一斗争是这样复杂，要求您拿出“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量”。您是“既无暇时，又不乐意”把您的出版物的一部分篇幅用在“论战上来反对那些自认为和‘民意’论战要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剥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的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派别”。您既然期待着时间本身会对争论的问题作出有利于您的解决，因此，您就认为“公开打击一个其多数分子很快就可加入民意党队伍的派别”，来把您和劳动解放者们[3]——您喜欢怎样称呼我们，就怎样称呼我们罢——的“不太大的意见分歧加以强调”是没有益处的。据您看来，使“劳动解放者”变为民意党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据您说，“普列汉诺夫先生本人，如他在他的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表明的，在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信念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演进”，而您“有理由希望”，我这方面“会朝这同一方向继续前进”。当我的“演进”到达了您所认为显然是现今俄国社会主义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时，您希望我可以体会到对共同敌人作战的社会军队中每一个集团的实际任务的另一方面：这就是说，体会到“可以破坏这一支军队的组织的——即使你看见或假定这支军队里面有某些缺点——也只限于或者是这一支军队的事业上的敌人（而您并没有把我算在他们之内），或者是一个靠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在当前历史时机能成为社会军队的集团”。但是，“劳动解放者”这一集团要起这样的作用，按照您的意见，还“在遥远的、而且大概有点成问题的未来”，因为他们本身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蜕变过程，现时还只是相当于民意党的蛹或幼虫而已。

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这就是您关于我的小册子所说的话的内容，我几乎是一字不易地转述的。或许，我从您写的评论中引用这么多，已经使您厌烦，但是，一方面我怕受到新的责难，说我“引证得不精确”，而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不妨把您的话全部告诉读者，因而使他们便于对我们的争端作出最后的判决。您知道，读者大众是自由的“文坛共和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争论的主要的、最高的法官。所以双方都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来向读者大众说明争论问题的真实性质，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

在叙述了您对我的小册子的意见以及您关于“劳动解放”社对“民意党”所采取策略的一些看法以后，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我现在就要作一些解释，没有这些解释，要正确地理解那种使我和我的同志们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的理由，便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可以承认，一切关于这类理由的话实在是多余的，而读者可能对它很不感兴趣。何以见得呢？难道关于目前的任务、策略以及科学地论证我们革命者全部活动的问题不是我们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而最迫切的问题吗？难道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认为是最后地、无可争辩地解决了吗？难道每一个革命作家不应当尽自己所有的一切力量、所能集中的全部注意力来帮助澄清这个问题吗？或者只有当这种澄清在使人相信俄国的革命者虽然不像教皇那样永远正确，然而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并没有一个过失，在自己的理论议论中也没有一次大错，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万事大吉”的时候，这样的澄清才算有用？或者没有这种愉快信心的人就不该发言，而当他们每次拿起笔来指陈革命事业是怎样在进行，现在依他们的意见应当怎样进行，以期唤起革命者的注意时，他们动机的纯洁就成了问题吗？斯宾诺莎早在17世纪时就说过，在自由的国度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爱怎样想就怎样想和怎样想就怎样说的权利，而在19世纪末，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间，哪怕是欧洲最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这种权利难道应当受到怀疑吗？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种权利。我以为现在，当我们的合法出版的书籍正在遭受着最无情的迫害，而我们祖国内思想领域以及一切其他活动领域中“所有活的东西、所有诚实的东西都在被铲除”[4]的时候，我以为在这样的时候，应当请一个革命作家解释的，是他何以沉默，而不是他有某一著作问世。假如您同意这个意见——而不同意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您也会同意，不能把一个为“人类言论自由的尊严”（赫尔岑的名言）而须冒重大牺牲的作家兼革命家宣判为成伪善。假使如此，那么他如果公开、老实而不含糊地说出他对于革命活动中这些或那些纲领的想法，我们能责怪他吗？我相信，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您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使得我这样相信的，除其他的一切之外，还有您署名的《民意导报》的发刊声明，在该报第8页上我们读到如下的话：“社会主义，和任何一个历史上的重要的思想一样，不免要在自己的信徒中间引起很多的、虽然不是特别重大的意见分歧，在它（社会主义）里面，有许多理论的以及实际的问题，仍然是有争执的。由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比较复杂，困难较多而且历史较短，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观点上比较显著的分歧可能就更多些。但是，我们重复地说，这正足以证明俄国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能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间激起思想上紧张的活动和强烈的信念的党，是一个不甘心把熟记的公式当做教条来信仰的党。”

我不明白在这一声明上署名的编者，何以会不高兴地看待一个他所认为和“民意”的意见分歧“不是特别重大”（《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分，第65页，倒数第10行）的集团的文章；我也不能设想，登载这一声明的杂志竟会仇视那些“不甘心把熟记的公式当作教条来信仰”的人。我们不能认为原来要写以上所引的一段话，只是为了向读者解释“《民意导报》所提出的纲领，包括某种程度上彼此不完全一样的观点”（《民意导报》发刊声明，第7页）。同时也不能假定《民意导报》为自己定出这样一个“确定的纲领”，只是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比较显著的分歧”，“不超出”这一“包括某种程度上彼此不完全一样的观点”的纲领的“范围”时，才承认它们的重要意义。这等于说，只有对于自己教派里的分子才是可以宽容的，正如谢德林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样，他们承认反对派只是在不为害的时候才是无害的。从这样的自由主义、这样的宽容中，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非国教主义者”[5]是感觉不到什么安慰的，而他们现在显然不在少数，因为在您自己的评论中也说到“那些自认为和‘民意’论战更合时宜的派别”等话。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这类派别至少有两个，而“想做俄国全体社会主义革命家统一机关报”的《民意导报》，迄今为止还根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以为这样的挫折应当使《民意导报》的编辑部放宽而不是缩小自己容忍的范围。

您劝我不要“破坏”我们革命军队的“组织”。但是，首先，我请问您，您所说的是哪种“社会军队”呢？假使您把这一“社会军队”的譬喻了解为“民意党”的组织，那么，我从没有想到我的小册子会对它起破坏作用，而且相信您第一个问到的民意党党员，也会劝您在这一点上放心的。假使您把“破坏社会军队的组织”了解为把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还站在“民意党”外面的人们吸收到我们集团里来，那么，这样的吸收对于“社会军队的组织”只有好处，因为在这“社会军队的组织”中间将出现（比方说新兵所组成的）新部队。此外，从什么时候起，把关于某种军队所走的道路的讨论，关于相信另外有一条更快和更可靠地达到胜利的道路的表示，看成是“破坏这一军队的组织”呢？我以为只有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未开化人群中才能有这样概念的混淆，而在现代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是绝对没有的。谁不知道，对于某种军队所采取的战术的批评，所能损害的当然只是这支军队将军们的军事声誉，这些将军们大概不反对把那些不谦虚的人的嘴“封住”。但是这与“军队的组织”有何相干呢？而且军队的统率者又是谁呢？您知道，这些统率者不外为士兵所选，或由上级所派。姑且假定执行委员会扮演我们革命军队的统率者的角色。试问，那些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对他是否有服从的义务，而如果他是上级所派，那么，谁有这种指派的权力，而且又是什么样的权力呢？

您认为我们的集团是属于那些“自认为和‘民意’论战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剥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的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的派别”。我请问您，您是否认为俄国人民的和“当前历史时机”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对俄国人民的剥削者的斗争”无须传播表现这一斗争的意义和趋势的那些思想，也可以进行呢？如果没有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间传播最先进、最健全，总之最革命的思想和概念，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难道需要我这一过去的暴动派[6]向您，《前进》杂志的前任编辑证明吗？社会主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表现的——是对人民的各种剥削者进行斗争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这一事实，还要请您注意吗？而我的同志们的目的，如《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发刊声明所明白表示的，正在于宣传这两位作者的学说。说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和我们一般革命运动中，尤其是如“民意党”中“所表现的俄国社会主义”大不相同，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俄国社会主义”直到现在，背后还拖着一条很长的巴枯宁主义的辫子。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某些“熟记的公式”，往往不得不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很自然的；但是由此还绝不能说，他们宁愿作反对革命者的斗争而不作反对政府的斗争。在《民意导报》上，有一位塔拉索夫先生坚决地驳斥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7]塔拉索夫先生的论文登在《民意导报》第2期第1版所谓头条的地位。[8]这是否说，塔拉索夫先生认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剥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呢？难道论战在杜林派、巴枯宁派、布朗基派分子们的笔下，便是适当的和“合时宜的”，而只要马克思主义者一出来发言，就变成对俄国革命尊严的侮辱吗？一个多次声明赞同马克思理论的作者竟有这样的态度，这是对的吗？或者说，这能解释清楚吗？

我很明白，从马克思理论的观点来解决我们革命党的任务问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理论的基本原理，老实说，只是三段论法中的“大前提”，因此，同样承认这第一个前提的正确性和伟大科学意义的人，彼此之间的结论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那是要看他们如何理解第二个前提即“小”前提，即是说要看他们如何估计俄国当前的现实而定。所以，我对于您之不同意我们的纲领，一点也不惊异，不过我以为您如果仍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就不能向我“证明”，“我的”纲领中所有“缺点和不切实际的地方”，比我所“非难民意党”的要多得多。但是在对于目前俄国现实的估计上的意见的任何分歧，对我及我的同志们都说明不了您在您的评论中对我们所取的不公正的那种态度。

我现在要请读者来主持公道。在《民意导报》编者的书桌上有两本“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一本是恩格斯著作的译本，可敬的编辑称之为“最近几年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

第二本小册子，据同一编辑说，其中一部分值得“像对一切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著作那样地予以注意”。另一部分包括“反对‘民意党’过去和现在的活动的论战”，论战的目的在于向民意党证明，“民意派对于正统的民粹主义的全部传统既给了致命的打击，而且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贡献很多，因此，它不可以而且也不应当在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为自己找辩解”[9]。而“劳动解放”社一部分出版物中的这一部分，在《导报》的编者看来，是证明该社几乎专以“反对民意党的论战”为目的，而为了这一目的不惜放弃对政府的斗争。读者只要稍为公道一点，一定同意这样由局部到全体的推论是这一全体的其他部分的性质所不能证实的。

我不否认自己小册子的“一部分”的论战性，或正确些说，批评性。但是小册子、甚至它的被指责的那一部分不是专以反对民意党的论战为目的，这已经可以从那一为您，彼得·拉甫罗维奇所忽视的情形看出，即是说我的批评并不只限于俄国运动中的民意派时期。我在那里也批评了运动中的其他派别。而假使从我的已刊载的、并且说明了何以不同意这一或那一革命纲领的理由的文章中得出结论说，反对这一纲领的论战，是我写文章的主要目的，那么，为了符合事实，应当把对我的责难更加扩大。应当说，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旧民粹派、民意派，以及反对那些“不了解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重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进行的论战，乃是我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此外，还应当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先生的小册子的另一部分是述及关于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哲学及历史方面的”。于是很明白的，我的罪过似乎在于传播我所信仰的那些革命见解，在于我和那些我认为错误的人论战。但还不止于此。在仔细考察全部情况以后，也许可看出我的罪过是照着“精心预谋”做的，因为还在《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发刊声明》中我和巴·阿克雪里罗得已经坦白地声明，我们丛书的任务在于：

（一）把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最重要著作以及为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所写的有创见的著作译成俄文，来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二）从科学社会主义及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观点，批判我们革命者中流行的各种学说，和探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最重要问题。

这就是引起您不满的“行为”的真实性质。如果要对作这种活动的人给予哪怕是非常轻微的责难，就应当首先证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必要来批判流行在我们革命者中间的纲领和学说，或者证明，这一批判应当变为——如别林斯基某一时候（自然是就别一问题）所说的——“权威的恭顺仆人，陈腐议论的谄媚的重复者”。但是我已经说过，恐怕难以找出一个作家敢于拥护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主张，而绝不至于是您，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会出来说：现在是我们的革命党“满足于把熟记的公式当作教条来信仰”的时候了。假使是如此，那么

Wozu der Laerm？（为什么还激烈争辩呢？）

不过，许多人虽然不敢完全否认批评在我们革命出版物中的重要性，但是总以为，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个个人组成的集团都有权利批判“行动的党”的学说和策略的。从我的小册子出版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这类意见。“行动的党”、“民意派的传统”、“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用来掩盖稍微触犯我们革命信条中“熟记的公式”的那种恐惧心理的话。我有不同意“民意党”的权利，或更正确些说，有不同意它的言论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却完全不管谁是谁非，不管是我对还是“行动的党”的政论家们对而被否认了。当我听到对我的小册子这类的抨击时，我不禁想起“沙拉曼克的学士”[10]伊尼戈—与—美得洛佐—与—康波弟奥士—与—帕帕拉米恩多先生在有名的Controverse des mais（用各种的“但是”进行的辩论）中的论据。

这一辩论家说：“Mais monsieur，malgrétoutes les belles choses que vous venez de me dire，vous m'avouerez que votre église anglicane，si respectable，n'existait pas avant dom Luther et avant dom Eccolampade；vous êtes tout nouveaux：donc vous n'êtes pas de la maison！”（“但是，先生，不管您所说的一切是多么漂亮的东西，您必须承认，你们如此可敬的英国国教教会，在路德先生以前，在爱柯兰巴德先生以前并不存在；您完全是新进，所以您不属我们的一家！”）而我自问：难道伟大的讽刺家对于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所提示的论据可以为俄国革命者们认真地应用吗？难道天主教的“学士”的讽刺画将变成革命团体出身的俄国辩论家的精确肖像吗？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请同意罢，没有比这样的一种前景更可悲的，而且关于“组织”之是否完整的任何忧虑，比起这种可怕的智力衰退的忧虑来，是一点也不算什么的。

最坚决地阻止我们的革命宣传沦为革命的烦琐议论，也是对民意派有益的。然而，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您的评论宁可说是在支持，而不是在削弱我们革命的“学士”们的热情。您所表示的“可以破坏这一革命军队的组织的，也只限于或者是这一军队的事业上的敌人，或者是一个靠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在当前历史时机能成为社会军队的集团”这一信念，以及您关于我们的集团“要起这样的作用，还在遥远的、而且大概有点成问题的未来”的说法，都可以成为如下结论的借口，那就是，据您的意见，仿佛我们的集团“就其年龄上”说，虽然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它和“民意党”的这个或那个期刊编辑部的意见相抵触的时候，它就应当极力保持缄默。当然，从您所说的话中做这样的结论也许不正确，但是不应忘记，人们并不经常都是照着严格逻辑的一切规则来议论的。

在刚才引用的几行中您所说的原则，可以引起许多可悲的误会。这几句话对于那些“非国教信徒的读者”可能成为完全“不合时宜的”avis（警告）。这几行可能引起读者们大致如下的想法：能成为“当前历史时机的社会军队”的集团，是可以“破坏我们革命军队的组织”的。而革命的军队，作为有功勋和有锻炼的军队，更“可以”“破坏”那些“思想不同”的集团的“组织”，而这些集团的领导权，在这个社会军队看来，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还是“大概有点成问题”的事情。《民意导报》的编辑部承认哪一个革命派别是社会军队呢？大概是承认“民意党”自己。这是说……但是结论是清楚的，而且对于像我们这些直到现在都以为可以批评别人的见解而不能“破坏”别人的组织，最好同他们“并肩”而行，“相互支援，相互补充”的集团，结论是极为悲惨的。[11]

您觉得我们集团的未来是值得怀疑的。我自己也准备对它怀疑，如果谈论的是我们这样一个集团本身，而不是它所代表的那些见解的话。[12]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的革命运动现在是在危急的时期，这是谁都知道的。民意党的恐怖主义策略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极为现实和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可惜，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中间所运用的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知识储备，甚至用来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也是不够的。从前向一边弯曲的拐杖现在弯向另一边了。从前是毫无根据地对“政治”一味否定，现在又是同样缺乏根据地确信秘密“政治活动”为万能。彼得堡的《民意报》的纲领是倒立起来的巴枯宁主义，它拿斯拉夫主义[13]的观点把俄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它把民族生活的原始形式理想化，它相信我们知识分子的革命组织能创造社会奇迹。纲领基本的理论原则没有变，只是实际的结论和从前恰恰相反。放弃了不问政治态度的巴枯宁主义，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弧形圈子，以俄国式的布朗基主义姿态复活，把自己的革命希望寄托在俄国的经济落后上面。

这一布朗基主义现在想创造自己的特殊理论，它在最近吉霍米洛夫先生的论文《我们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14]中得到了十足的表现。这篇论文利用了俄国布朗基主义者所能掌握的整个武库，为自己的纲领辩护。吉霍米洛夫先生没有放弃使用武器的本领：他巧妙地拼凑对他有利的那些事实，谨慎地不提相反的现象，而在认为不可能影响读者的逻辑的时候，就并非没有成效地诉之于读者的感情。他的武器已修理好、弄干净并且磨锋利了。但您注意地看一下，就会看出这武器正是巴枯宁主义和特卡乔夫主义的旧式刀剑，饰以新的商标：反动理论能手沃·沃·[15]制于彼得堡。我在下面将引用特卡乔夫《给恩格斯的公开信》的几段，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您自己将看出，您的同志只是重复十年以前《警钟》杂志编者所说过而引起了恩格斯在您并不是不知道的一本小册子《俄国的社会关系》（《Soziales aus Russland》）中所尖锐地回答过的意见。难道十年来的运动一点也没有教会我们的作家们更好一点的东西吗？难道“民意党”不想理解它所遭受的牺牲的历史意义以及它的真正英勇的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政治意义吗？您我现在都侨居国外，关于在国内民意党人中间流行的情绪，都不能表示什么确定的意见。不过就发生在“民意”组织以外的一些现象来判断，无疑地，革命运动是决然不能在特卡乔夫的旗帜之下复活的。我们的革命青年正在彷徨动摇，他们失去了对旧式行动方法的信仰，而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新的纲领和理论之多，正表示其中没有一个能够特别概括了我们运动的所有真正利益及所有迫切任务。怀疑主义的产生就成为当然的事情。“民意”丧失了它从前的迷人的力量。3月1日事件[16]发生三年多以来是俄国革命力量衰落的时间。这一可悲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以为，许多人把它解释得太肤浅了。有人说，我们的运动是在政府迫害的影响下削弱的。我过分相信俄国革命的“合于时宜”，自然不能满足于这种浅薄的解释。我以为俄国革命的潜能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而假使反动势力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一潜能变为动能。目前俄国的社会任务不能在布朗基主义传统的、阴谋的纲领内获得满意的解决。这一陈腐的纲领慢慢地会变成俄国革命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17]。一切构成运动的力量、决定运动的影响的那些要素和行动方式，都将一个一个地为这一纲领的各种虚幻而奇特的目的所牺牲。恐怖主义的斗争、在人民和在社会人士中进行的鼓动、人民的自觉活动的唤起和发扬，所有这些在一个布朗基主义者看来，只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他的注意首先集中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密谋。他不关心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不关心那些使旧制度不能复辟的新体制的建立。他只努力去拼凑社会上现成的各种力量。他无视历史，不求了解它的规律并适应这种规律而指导自己的革命活动；他只想以自己的密谋活动的技巧来代替历史发展。[18]但因为俄国革命实力的增长远未完成，因为这些实力还在des Werdens（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强行地阻止这些力量的发展，就一定会产生极有害的后果，巩固反动势力的统治而不是服务于进步事业。由此可能发生的不外两种情形，或者是为实现所有谋划中最空想的——“社会革命”谋划，不惜拿俄国革命前途作孤注一掷，或者是从反对派和革命派的俄国的内部出现一种新力量，把“民意党”推到后面，把我们运动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斗争的领导权转入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之手，对于社会主义者就会是很不利的。他们将因此而很快失去从前的全部影响，在先进人民阶层中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也将因此而推迟若干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介绍我在我的小册子中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的马克思主义，介绍这个教自己的信徒们为工人阶级革命教育而利用社会发展每一步骤的“纲领”的道理。而我相信我们的青年和我们的工人小组迟早会领会这一唯一的革命的纲领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来，我们团体的“未来”完全不是“成问题的”，而我不了解在这种情形下，您这位作家的怀疑是从何而来的，因为不过在同一第2期《导报》上，您的文章还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导师，他把社会主义引到了科学阶段，并证明其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又为工人的革命党组织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须知，我们是不应当在口头上承认“伟大导师”的理论原则，而在实践上却又由这些原则得出巴枯宁主义或布朗基主义的结论的。

我重复地说，在估计目前俄国现实的问题上，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可能发生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绝不愿以一个伟大名字的权威来掩护自己的纲领。[20]而且我们事先就准备承认，纲领里面有许多“缺点和不切实际的地方”，它正如应用某一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复杂极混乱的社会关系的一切初次尝试一样。但问题是，无论我或我的同志现在都还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最后定稿的纲领[21]。我们只对我们的同志们指出一个方针，认为他们应当在里面寻求他们所关心的革命问题的解答；我们只是坚持一个真实和无误的标准，使他们靠它最后可以摆脱那直到现在还几乎完全地支配着我们思想的革命形而上学的残余；我们只是证明，“如果俄国的民粹派的分子们和俄国的民意派的分子们，最后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新的、最高的观点把我们的一切现有的派别都协调起来的话，我们的革命运动不仅不受丝毫损失，而且相反地，会赢得很多东西”[22]。我们的纲领还须完成，还须在各地由那些将为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的工人及革命青年小组来完成。对于这一纲领的补充、修正和改进是完全自然的、不可免的和必需的。我们不害怕批评，而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批评，当然，不会像法慕索夫一样，遇到批评时塞住自己的耳朵。我们向俄国国内活动的同志提出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第一个草案的时候，不仅不愿和民意党竞争，而且再没有人比我们更强烈地希望和这一党获致完全而彻底的一致了。我们以为，民意党只要愿意忠于自己的革命传统，愿意把俄国的运动从它现在所处的消沉状态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党。

我所说的民意党的革命传统，不单是指恐怖主义的斗争，不单是指谋刺[23]和政治性的暗杀。我说的是俄国运动的河床的加宽，这是这一斗争的必然后果，而且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当时所信奉的一些理论是狭隘、抽象和片面到了何种程度。炸弹已经使亚历山大二世和这些理论同归于尽了。但是，不管俄国的专制制度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巴枯宁主义也好，都只是被炸死而未被埋葬。它们已经不复活跃，不复发展，但还继续在腐臭，他们的腐臭使整个俄国从它的最保守的到最革命的阶层都受到了熏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健康气氛才能帮助民意党完成它已经光辉地开始了的事业，因为，如拉萨尔所说，“从科学的高峰比在日常的忙碌生活中可以早些望见黎明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将向我们的“民意党人”指明，他们应如何在吸引新的、几乎没有为运动所触及到的阶层参加运动，而能同时绕过致命的片面性的暗礁，如何利用正在成熟的自由主义革命的进步方面，而能彻底矢忠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完全没有那种狭隘的宗派气味，我们不是希望民意党失败，而是希望它继续获得成就，假使我们对它伸出的只是一只手来要求和好，那是因为我们另一只手在向它指着上面有“胜利之路”字样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不幸的是，斯宾塞说得很对，一个团体的保守主义往往和它的组织的完善程度成正比。对专制制度残酷斗争的实践，已经锻炼出了一个坚强的民意党组织。这个完全必要而且极为有益的组织，也未能成为一般规则的例外，并且阻碍着民意党的理论的进步，它力求把那只有临时和过渡意义的纲领和学说变为教条，垂诸永久。我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结尾中曾希望《民意导报》对民意党纲领上的理论错误及活动中的实际缺点能采取批判的态度。我曾说过：“我们愿意设想，新机关报将清醒地注意到我们革命政党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将关系到党的前途。”我期待过日内瓦的《导报》要比彼得堡的《民意报》进步一些。但是，假使您，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用心地读一下吉霍米洛夫先生的论文，您就会相信那篇论文中所表示的意见甚至比起《民意报》来，还后退了一大步。而这是很自然的。《民意报》的旧纲领的理论前提是如此动摇和矛盾，依靠着它们前进，就无异于向下堕落。我们只有希望“民意党”的其他进步分子最后会大声疾呼，希望这个党内部的革命运动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已进行过的一样，即是说，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

而当这一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停地鼓舞我们革命者大家发表意见，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引起人们的多少抨击、责备和非难，不管如下的情况多么使我们难过，即是说，甚至于您，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也对这一工作表示不满，而我们在不久以前似乎还希望得到您的赞许和同情的。我们和民意党人争论，是为了他们自身事业的利益，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们。假使民意党人怀疑我们的诚意，把我们看成敌人而不是朋友，那么我们所能自慰的，就是认为自己的事业是合于正义的。我们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始终忠于我们导师的嘉言，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别人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24]。

紧紧地握手。

诚实敬仰您的格·普列汉诺夫

日内瓦，1884年7月22日

（刘若水译，选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