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第一封信

论战争·第一封信[1]

圣雷莫，1914年10月27日（新历）

……您听人说[2]，我认为所有的斯拉夫人现在都应当站在俄罗斯帝国方面。您希望知道，这是不是事实。而且您认为，我的答复会得到所有斯拉夫人的重视，这使我深感荣幸。不过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我不值得斯拉夫世界给予这么大的注意。

我是斯拉夫人，一直关心斯拉夫人的生活，也一直同情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不过，我不只是一个斯拉夫人，我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众所周知，这个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用部落或民族的观点，而是用阶级的观点，来看社会现象的。无论当前的战争在我身上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印象，我也不可能放弃我所习惯的阶级观点。只有您也赞成同一个阶级观点即赞成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时，我才准备同您以及其他任何斯拉夫人讨论一下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任务。

这个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有觉悟的国际无产阶级曾经表现出是最坚决的战争反对者。每当欧洲政治天陲战云四合之际，它总是表示了程度不等的坚决抗议。您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走在无产阶级国际队伍的最前列。我们所有的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都把它的成就引为骄傲，我们全都在它身上寄托了极大的希望。我们曾经坚信，只要它存在，国际和平的巩固就有最可靠的保障。过去，当人们问我们，一旦和平遭到破坏，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行动，我个人总是回答说，这将视战争发生时的情况而定，不过现在已经有一点绝对不容怀疑，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会继续忠于自己的使命……

直到今年的7月底，我的这个信念还是坚定不移的。我满怀高兴地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反对德国宰相的政策的几篇社论。这些社论证明，正是这种政策有引起战争的危险，因为正是柏林指使维也纳政府向塞尔维亚提出一项最后通牒，如果塞尔维亚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它就决不能接受那个通牒。这些社论也证明了，如果俄国不愿意丧失对巴尔干半岛的任何影响，它就不能不支持塞尔维亚。事实确是如此。可是，那时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的论调却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已经被沙文主义弄昏了头脑，而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却仍然是根本反对沙文主义的。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政论家勇敢地履行了主张国际观点的无产阶级的义务。当自己的祖国准备采取非正义的行动时，他们始终如一地起来反对祖国。

您知道，7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际反战群众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哈阿兹同志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非常清楚地暗示说，战争可能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积极发动的导因。他在作这个明白的暗示的时候，也还是忠于自己的主张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同德国军国主义进行斗争时，遵守了这样一条准则：“Keinen Mann！Keinen Groschen！”[3]一旦因德国帝国主义者们的努力，战争由危险的可能变成可怕的现实，这时，人们自然要指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会拒绝派出任何一个人或拿出任何一分钱来支持战争，而且将用一切办法动员自己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政党。但是，唉！现实并非如此。

在8月4日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德国国会会议上，同一个哈阿兹同志声明说，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将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且一般说来，将积极参加战争。他发表了这项声明后还表示了一个希望，希望他的党的行为将得到始终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存在权利的国际的赞同。我最初在资产阶级的《Le Temps》[4]上看到哈阿兹的这篇声明时，并不相信真有其事。我对自己说：“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随便想起国际关于每一个民族都有存在权利那条原理，它就不可能忘记，德国是通过厚颜无耻地破坏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中立而发动战争的。”

一方面援引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这条原理，同时对卢森堡和比利时却不置一词，这无异于犯了法国人称之为une Tartufferie[5]的那种罪过。您懂得很清楚，扮演伪君子这一角色对无产阶级的代表们说来是多么的不适合。我深信，哈阿兹同志的这篇声明，您和我一样，也会感到突如其来，这篇东西对于您，也和对于我一样，产生了非常不好受的印象。不过问题并不以这种Tartufferie为止。同一个《Vorwärts》[6]，在7月底曾经这般叫人心服地证明，战争临头的责任完全要由德国的外交政策承担，等到一旦宣布了战争，它却完全改变了腔调，开始弹起庸俗的爱国主义的调子来了。我怀着悲痛而惊讶的心情看了该报关于匈牙利军队的英勇战绩以及其他类似的报道。只要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用这样的调子说话，它对德国帝国主义就不再是危险的了……

您记得，1870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曾经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虽然他们认为法国是进攻国。倍倍尔后来说过，要是没有上俾斯麦歪曲著名的爱姆斯急电[7]的当，他和李卜克内西就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了。从这里看得出，那时德国党的行动不像它当前的行动。这个差别的原因何在？德国的同志们答复说，他们不能不支持同俄国反动派的斗争。但是……这个答复是否充分呢？

法俄联盟几乎从它刚刚成立的时候起对任何人就都不是秘密。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须支持同俄国的战争，因之他们也就采取了同法兰西共和国作战的决定。假使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哈阿兹同志就有义务郑重其事地在国际执行局的会议上和布鲁塞尔的国际群众大会上把这件事通知整个国际。他履行了这个义务没有呢？没有。相反，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用坚决的抗议来威胁德国政府。这是什么行为呢？

而历届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又怎样呢？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自然也都知道法俄联盟的存在；但是他们绝对没有任何一句话暗示过，对俄战争，因之也就是对法战争，会得到他们这方面的支持。虽然他们不肯接受多半是由法国人提出的关于国际无产阶级用大规模的罢工来回答宣战的提案，但是他们使人觉得，军事行动不仅不会受到他们的支持，反而会促使他们采取危及德国政府的行动。在斯图加特，当古斯塔夫·爱尔威怀疑他们不肯给铁血政策以多少严重的反击时，他们曾经觉得自己深受委屈。难道参加社会民主党国际代表大会的德国人是不真诚的么？难道他们事实上并不对古斯塔夫·爱尔威所表示的怀疑感到委屈，而只是认为必须装出一副被爱尔威冤枉的人的姿态么？

这种假设我觉得都是根本无法思议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假定，德国同志们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是伪善的。但是，如果这是对的，那又怎样来说明他们当前的行为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请您注意到，利用德国帝国主义来同反动派作斗争是荒谬的。德国帝国主义所关心的并不是破坏邻国的落后状态，而是巩固这种状态和扩大这种状态。大家知道，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甚至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德皇调动自己的军队同俄国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的话，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不错，从那时以来，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绥靖”暂时在我国占了上风。但是从这一点绝对得不出结论说，1905年到1907年间如此奋勇地支持“绥靖”政策的德国皇帝，在1914年会起来反对这个政策。完全相反。如果胜利扩大了德皇对我们内部事务的影响，则俄国社会发展的延缓，因之还有俄国国防力量的削弱就会有利于他这个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

也许德国同志们在想到俄国的胜利会使俄国反动派成为整个西欧政治命运的主宰，突然感到了恐惧。但是非常明显，德国军国主义对整个西欧构成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俄国军国主义，因为前者所控制的物质力量大大地超过后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欧洲说来，政治领导权能够属于欧洲的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德国同志们过去大概是懂得这番道理的。与其说是对俄国反动派的恐惧，不如说是对自己的选举人的恐惧，迫使他们改变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传统。

战争刚一宣布，德帝国境内的居民的沙文主义情绪就勃然发作了，因此，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就认为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策略。一切都说明，他们是这样判断的：“现在出来反对战争，无异于削弱自己在国内的影响，而如果这种影响削弱了，在今后的选举中，我们就有得不到425万张票的危险，也许只能得到200万张票，或者150万张票，或者更少一点。最好投军事预算的票吧，不要造成这种得票减少的情况。”

除了对未来选举结果的这种考虑之外，大概还担心战争的毒气会蔓延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身上来，即蔓延到他们自己的党员和他们的工会会员身上来。为了避免自己组织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最好是牺牲自己过去的策略，而跟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后面同法国和俄国进行所谓“防御”战，这种防御战的进攻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早就非常出色地揭露过了。

这当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决定。不过问题也就在于当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乃是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在“重新审查”（“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机会主义的最大胜利。开始是“重新审查”这个学说的基本理论原则，最后就否定从这些原则中引申出来的实际结论。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我们各国的一些同志们曾经以为，可以信奉这个学说的种种结论，而否定它的前提，这些同志是盲目无知的。

为了不使您怀疑我是否夸大其词，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知道，最著名的德国修正主义者之一路德维希·弗兰克参加了德国军队当志愿兵，并在他们一个分遣队侵袭法国领土时阵亡了。是什么使得他参加了这次侵袭行动呢？他的朋友阿·休特古姆是这样答复这个问题的。弗兰克坚决地否定那种仿佛认为战争的胜利将是德国人民的不幸的意见。他肯定地认为，刚刚相反，这将会大大地推动德国向前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在国际社会党人的队伍中造成了这样多严重的混乱不安情绪），在他看来，乃是德国内政有起色的转折点。他说过，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经济上的对立现象自然不会因为战争而消失。但是大敌当前时使全体人民联合起来的那种英勇的团结精神，会铲除旧关系和旧观点的许多荒唐现象。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人民群众就会取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例如在普鲁士）。改善小私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的物质状况，会成为社会对自己的拯救者（sic！[8]）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会对法制和国家行政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战争胜利以后，德国人民面前将出现许许多多的任务，这些任务会给德国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加以发挥的精力开拓出广阔的用武之地。那时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多大的能耐。

令人神往的远景。弗兰克的一个同志曾经向他指出，未来这个令人愉快的时日还需要他的忠告和他的力量，所以他不应当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时他反驳说，任何人都应当牺牲自我去为这个事业开路。（参见阿·休特古姆的文章：《路·弗兰克》，载1914年10月第3期的《Mars》杂志。）

不能不承认，弗兰克的行为中有很多舍身忘我的精神。不过他越是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势必越发令人感到更大的遗憾，因为这个舍身忘我的人在这个场合下所选择的道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活动迄今所走过的而且永远应该这样走下去的道路毫无共同之处。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直到现在为止，文明人类历史中的转折点应当是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弗兰克发现这种取代不可能是德国战胜它当前敌人的结果，这是十分公正的看法。不过他准备满足于少得无比的要求。他曾经设想过，在战争胜利之后，一个新的世纪就要到来，这个新世纪的特征，在他看来，并不是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铲除某些荒唐的现象，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就是：铲除在资本主义的根基上生长起来的“许多渣滓和锈斑”。既然还有资本主义，那也就还有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存在。不过虽然如此，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将本着大敌当前时德国士兵中间产生的那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发展。也正是这种团结精神将会铲除陈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和（为这些关系所制约的）观点的许多荒唐现象。译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通话，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同意作某些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来清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渣滓”和刮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锈斑”。

无需乎证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双料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用各阶级的团结代替各阶级的斗争。这是怎样一种团结呢？这是一种在好战狂热的影响下包括一切社会阶级的团结。已故的弗兰克以一个大空想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空想却是渺小的。

不过他的渺小的空想，也有他自己的绝对正确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者很好地懂得，生产方式的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9]（《共产党宣言》）认识了这个真理，就等于认识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曾经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在各国无产者的运动中“强调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10]。马克思主义曾经教导说：“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1]在已故的弗兰克的小小的空想中是绝不可能有这个思想的。他的视野局限在德国。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他的新世纪不是从把德国民族内部各阶级的对抗现象连同阶级一起消灭开始，而只是从削弱这种对抗现象开始。而且他认为这种削弱又恰恰应当是各民族间的敌对关系的结果，即是德国战胜法比俄等国的结果。他不是把自己的大好希望寄托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上，而是寄托在自己的德意志祖国的一切阶级的联合上。他根本不懂得，“在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的运动中，强调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12]。他的新纲领是建立在保卫一个民族的特殊利益上面的。彻底的国际主义被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代替了。不言而喻，弗兰克既没有任何逻辑上的权利，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重复国际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只有权利高呼：“一切社会阶级的德国人，联合起来。为毁灭比利时，联合起来；为掠夺法国，联合起来；为了反对英国的竞争，联合起来，等等，等等。只要毁灭、掠夺和削弱一切不向德皇屈膝的国家，保证自己有最好的条件在经济上剥削所有战败的民族，我们就会生活得极好。”

奥国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完全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并且号召自己的同志们为全体德国人而斗争。

实践的、按其本质说来是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揭露各种外交阴谋，并且集中力量使“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在国际关系中占统治地位。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宣言曾经肯定地认为，为这样的外交政策而斗争是为解放工人阶级的总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这个看法，无产阶级应当反对破坏这些简单法则的人。它特别应当运用自己的全部舆论力量捍卫和平，反对王朝的或帝国主义的种种目的：掠夺新的市场、殖民地等等。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在今年7月底曾经神圣地履行了自己的这一义务，它令人信服地证明，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责任要由德国政府来担负。但是，从“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的观点看来，能否认为德国的外交行动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无论在休特古姆引证弗兰克关于德国内部发展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的议论中，或者在休特古姆本人的主张中，都没有丝毫暗示。这也是容易了解的。弗兰克过去所抱定而休特古姆又继续抱定的观点，并非国际的观点，而是民族的观点。从民族的、德国的观点看来，胜利的战争其所以合乎人们的期望，完全不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道德和正义”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保证着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但是帝国主义就是掠夺政策。这个政策表示着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些民族的剥削。弗兰克舍身忘我地力求保障德国有最大的可能剥削其他的民族，结果丢了自己的性命。休特古姆完全赞同这种舍身忘我的行为。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十分悲惨了。不过还有更无比悲惨的事情，这就是在8月4日德国国会会议上，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且通过哈阿兹同志的嘴说出了合乎弗兰克和休特古姆的精神的话。从今而后，这个党团本身就变成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而且几乎是最可靠的支柱。

关键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遵循着帝国主义者的目的而进攻别一民族时，后面这个民族是不能不起来自卫的，除非它堕落到了极点和弱小到了极点。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只要它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真正奉行“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就不能不同情这个民族的自卫行为。这一点决定着我对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甚至通过盖得和桑巴参加内阁的法国社会党人的态度。法国是受到攻击的国家。因此，法国社会党人的行为不可能同德国社会党人即进攻一方的社会党人所应有的行为一样[13]。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比利时。

德国军队使比利时遍地成为废墟，成为血泊，因为它不同意让德军自由地通过自己的领土，不同意给德军以进攻法国的方便。如果今天的国际忠实于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的遗训，如果今天的国际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继续以“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为指南，那么，它就应当一致起来反对德国对比利时的态度。我说的是“一致”，因为在我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比所有其余的社会党人更大声地抗议这种行为。要求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党人对待自己祖国的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那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排斥爱祖国。但是当抱着剥削阶级观点的人认为可以，甚至必须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时候，社会党人就应当有勇气出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因为这个祖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不义行为破坏着“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只有能够这样做的社会党人，才可以称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只有能够这样做的社会党人，才有权利说，在他对祖国的爱中没有沙文主义的情绪。非常遗憾的是不得不确认，至今还没有听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比利时发生的事情提出过抗议。据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准备出来表示这种抗议。我们希望，他的行为将使他无愧于做乃父的儿子；不过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由社会民主党员组成的德国士兵暂时仍然在建立只有匈奴人才会建立的功勋，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机关报（甚至像克拉拉·蔡特金的Gleichheit[14]这样的机关报）都极端天真地（我不敢说也不敢想是伪善地）谴责比利时人用残酷的态度对待德国士兵。

足以明显地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翼对左翼的胜利的，也许无过于这件事实了：即当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声宣布自己支持德国军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却宁愿保持缄默。不过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沉默虽然也值得惋惜，但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老实说，我不懂为什么各中立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任何一个天良犹存（用德国人流行的说法）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的那些行动反对得那么不坚决，几乎毫无力量。我这句话主要是指意大利和瑞士的社会党报刊，因为我很少接触其他中立国家的工人报刊。不过我想，如果这些报刊提出过强有力的抗议，那是一定会反映到我所看到的那些国家的工人的机关报上去的。

顺便说说，我已经完全得不到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刊物了。我敢假定，保加利亚社会党机关报提出的抗议也是万分微弱的，因为不可能作那么强有力的抗议。这是普遍的情绪。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一个苏黎世社会主义者联盟（Eintracht）作出的决议，要求不向任何人支付战争赔款（ohne Entschädigung）的和平。假定这个要求实现了，比利时又会怎样呢？应当考虑到，苏黎世的决议是“要求”德国军队离开比利时的。但是，“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并不“要求”德帝国至少向比利时赔偿因中立受到破坏而给它造成的那种巨大的物质损失么？而提出这个最公道不过的要求，首先就意味着同苏黎世决议发生矛盾。

当一个人使另一个人破了产，恐怕只有托尔斯泰分子才会“要求”他们达成“不赔偿”的和平。

我仿佛觉得各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不坚决性和不彻底性都是由于那里的社会党人希望quand même[15]保持中立。而这种希望quand même保持中立的想法，其根源在于对应当怎样理解国际社会民主党对待战争的否定态度的不正确看法。

各中立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反对战争，因此我们不想站在交战的任何一方说话；我们要求和平，而且只要求和平。”如果一个人当着我的面要扼杀另一个人，那么我自然会要求和平；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没有权利毅然出来反对扼杀者。要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宣言坚定地劝告我们力求把个人关系上务必遵守的那些“道德和正义的简单法则”应用于国际政策。

也有人说（而且说得那么一本正经），在现代国际冲突中不可能发现祸首，也不可能确定谁真正在进攻，谁真正在防御。对于这一点，我通常是引证倍倍尔的话作为答复，倍倍尔说，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把这类问题分析清楚，那就太悲惨了。有时我还介绍别人去看耶克“Die Internationale”[16]一书中题为“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Krieg und die Arbeiterklasse”[17]那一节。从这一节中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为首的第一国际的领袖们，多么坚定多么彻底地划清了防御战和进攻战两者之间的界线，他们又多么正确地分析了普法战争的各种事件。为什么1870—1871年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可以作出明白的判断，而1914年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却作不出来呢？难道这原因也就是珀涅罗珀的许多求婚者中谁也不能用奥德赛的弓射箭的那个原因吗？[18]最后，在这个场合下，上文一再提到的那个事实大大地促成了对待奥德赛的弓的态度，这个事实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报刊早在去年7月底就已经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破坏和平的全部责任在何种程度上要由德国担负。谁要是知道这一切而继续摊开双手，表示困惑不解，他实际上就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楚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问题。而他就应当去研究化学、神术、音乐、中文文法——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但只是不要研究世界政治（Weltpolitik），因为“Studiate la matematica e lasciate le donne”，[19]像一个威尼斯女人对让一雅克·卢梭说过的那样。

现在人们又在开始重复《共产党宣言》的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0]重复这两句话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宣言的两位作者本人曾经着意地说明过这两句话。

他们说：“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组织为一个民族阶级，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21]

在怎样的意义下无产阶级仍然是民族的呢？这是说，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起来，同时拒绝模仿资产阶级的榜样：即为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准备去吞并其余的全体人类。

宣言说：“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由于贸易自由，由于世界市场，由于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关系的一致化，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现在已经在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个人对个人的剥削消灭到怎样的程度，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会消灭到怎样的程度。”[22]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工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当力求使自己从其他国家孤立开来，不应当使自己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23]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不是消灭民族，而是终止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然而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要求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它就应当用全副力量起来反对现时企图把自己的桎梏放在其他民族身上的那个民族。如果无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想要继续保持中立，那它因此也就会抛弃自己的国际观点。

我只反对对“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所作的一种理解，那就是风度翩翩的古斯塔夫·爱尔威那种慷慨激昂的反军国主义学说。大家知道，按照这个学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没有任何兴趣对敌人的侵犯进行自卫，因为国家是否保持独立在他们说是纯然无所谓的。但是即使爱尔威本人现在用沉默的方式（然而正如您所知道的，却是完全肯定地）放弃这个学说，大概也会有人及时加以鼓吹的。如果现在有谁非要做一个风度翩翩的爱尔威派，那他一定得认清自己，绝对不能冒充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属于爱尔威的东西还给爱尔威吧，不过他也许不会因为您现在提醒他记住他的老错误而感谢您。[24]

宣言的作者们本人对待祖国这个概念的态度和爱尔威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是事实，因为宣言的一位作者（恩格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werden wir angegriffen，so wehren wir uns.”（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现在正在滥用这句话，他们将来也还要滥用这句话。因为他们必定要找一个理由替他们支持贝特曼-霍尔威克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行为作辩护。而且，没有一种真理，也不可能有一种真理不能被人当做这种或那种诡辩的根据。不过我并不想回头来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行为。刚才引用的恩格斯的话的意义，在这里我认为只在于它完全不可辩驳地证明，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地）承认德国民族有进行自卫的权利，而且当然不仅仅是德国一个民族有进行自卫的权利。现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本身的尊严，应当比现代社会中一切其他阶级更大声地反对这样一些国际罪行，例如残酷无情地毁灭比利时和比利时官方现在郑重宣布同德国的“合并”。

“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句话可以充分说明比利时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的行为。同时它们也充分说明盖得、桑巴和王德威尔得之参加内阁。法国和比利时现时正处在一种特殊状态中，而在特殊状态下，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符合国际的决议的。不错，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会削弱阶级斗争，甚至几乎暂时会停止阶级斗争。但是，正如弗兰茨·梅林有一次正确地指出过的，一个民族应该存在下去，以便有可能决定它将来应当怎样存在。[25]我希望，正统的梅林还在17年以前写下的这句话，至少在谈到比利时和法兰西的时候，不会引起您的任何困惑不解。然而就我从您给我的信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使您糊涂的是俄国问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自然，您愿意承认俄罗斯民族也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存在和自决的权利。而且您知道我国国内的政治关系，您看到，现时俄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障碍是旧制度的残余。所以，我想，您在为俄国人民祝福的时候，会希望德国战胜俄国。然而您听到的消息却是我反而把德国可能战胜一事看做整个欧洲最大的不幸；虽然您知道我曾是解放运动的热烈的拥护者，也会不安地问自己：“莫非他开始在同旧制度妥协么？莫非他会转到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队伍里去么？”

否，亲爱的同志，我现在和过去一样，仍然是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不会被人拖到泛斯拉夫主义方面去的。然而，我的确很害怕德国可能战胜俄国所产生的后果。

您是这样判断的：“俄国官方的失败，就是俄国获得自由的机会的增多；因此我希望它失败。”在我国，有一种信念流传得极为广泛，即认为这种判断是最革命的思想方式。不过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有个时候，我国的自由派，甚至还有斯拉夫派也这么判断。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霍米雅可夫（他决不赞成任何急进主义）就指出过，俄国的失败会对它国内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就俄国进行克里木战争和其他一些战争的情况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呢？绝对不可以。

要使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失利成为该国内部发展的良好的动力，至少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是军事失利不致使人民解放意向由以蓬勃发生的泉源涸竭起来。这个道理是明显的，因为这种泉源的涸竭，意味着新的生活制度对之有利的那些社会因素的削弱。而这些社会因素的削弱可能会大得使军事上的失利甚至引起旧制度的巩固。这种情况处处都可能发生，所以也可能例如在俄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国解放运动的源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在30多年前早就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回答说：到俄国经济发展中去找，更确切点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去找。

您过去是知道我这个答复的，您过去也认为它是对的。然而如果它是对的，则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当像正确的数学推论一样绝对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这种失败既然会延缓它的经济发展，所以对人民的自由事业将是有害的，而对旧制度则是有利的。

凡是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我国反动势力的支持者，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是俄国境内经济落后状态的特殊的政治后果。

您看事情究竟是怎样转变的。无怪乎我们永志不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说明辩证思维方法的特征时说道：“一切都依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转移。”我们应当辩证地思考。谁像形而上学者那样思考，谁按照一成不变的框框、按照背得烂熟的公式进行推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恶毒地讽刺马克思主义者。[26]

但是往下谈吧。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担心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对于它往后的经济发展将是有害的呢？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点。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向我们作了这种保证。这个本质就在于战胜的民族把战败的民族变成经济剥削的对象。由于这种剥削的结果，战胜民族的经济发展加速了，而战败民族的经济发展延缓了。

因此，我抱着沉痛的心情注视着至今仍然存在的德国胜利的可能性。我知道，我的这份担心引起一些喜欢作公式推论的同志们对我的攻击。不过即使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一切居民都起来反对我，我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人对我说：“这样一来，您应当到俄国反动派那里去服务。”不过这类反驳过去既没有难倒我，现在也不会难倒我。我能够忍受它们。一个著名的法国画家Eugène Delacroix[27]，一生听到过许多荒唐的教训式的批评，临死前他大声喊道：“Voilà trente ans que je suis livré aux bêtes.”[28]您知道我的著述活动史，您记得我曾经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问题进行怎样的争论，您也会同意，我有一种令人惋惜的权利重申，Delacroix的话对我是适用的。livré aux bêtes[29]是不愉快的，不过谁要是几十年来一直经历着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就会习惯下来，并且嘲笑它。

当我过去说“俄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应当起来反对所有阻碍它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东西”，这时，一些聪明人就竭力想用下面这个他们觉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使我屈服：这样一来，您应当到资本家那里去服务（去开小酒店，像这些聪明人中间一个最会动脑筋的人克里文柯所写的）。为了揭露这个似乎必不可免的结论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和毫无价值的，我就写了两本书（《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很多文章。我想，现在我已经不必花那么大的力量来驳斥这样一个逻辑价值之低劣简直与之不相上下的结论了：即如果我认为德国战胜俄国的经济后果不利于我国的解放运动，那么我就应当去充当俄国反动派的奴仆。过去，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能够指出一条行动的路线，这条路线为后来的事件证明是在当时一切可能的行动路线中最有效的一条。现在，在对待反动派的问题上，指出一条同样的路线，对我说来，并不是难事。

人民的处境是明显的。非常清楚，人民不会愿意做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欲望的牺牲物：他们不是托尔斯泰派。然而，为了打击给这些贪欲效劳的人，必须有力量，而俄国落后的生活制度则削弱着我们的力量。众所周知，德国皇帝是旧制度最可靠的保卫者。他知道保卫旧制度的意义何在。他懂得，这个制度的存在对俄国人民是没有利益的，对德国容克地主和帝国主义者则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德国战胜俄国。这就是所以要一方面对付外敌，同时必须结束俄国生活的停滞状态的理由。

但是，您会说，如果俄国变成当前战争的胜利者，则它的居民会把胜利归之于旧制度。就让它这样吧。即使胜利暂时使反动势力猖獗一下，终归会使它走向消灭，因为俄国获得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在俄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造成的那些障碍。要知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懂得，经济发展是其他任何事物的根本。我始终一贯地肯定认为，使我国经济停滞不前的那种现象，也会有使我国的政治落后状态大大巩固起来的危险。

我重申，不应当认为这个落后的政府之败于外敌，永远会使得它丧失对自己人民的影响。拉萨尔在自己的一封信中非常精确地指出，普鲁士的居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1807年当拿破仑把普鲁士国王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那样强烈地依附于自己的国王。[30]另一方面，拿破仑所进行的各种战争的胜利结局，在俄国当时唯一能够理解解放思想的那个社会阶层中大大地推动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这里也应当注意一点，即在当前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将大大地促进德国本国发生运动。这种局面同时也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失败。试问，怎么能不认为当前战争的不利于德国的结局是极其理想的呢？

再说一遍：一切都依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转移。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俄国进行当前这次战争所处的那些条件，即使结局是它取得了胜利，也不会造成反动势力短时期得到巩固的情况。无论对西方说来，也无论对我国说来，这次战争并非如德国人所谓的是ein Kabinetskrieg[31]。这（也用德国话说）是ein Nationalkrieg[32]，它的危险在于使俄国所有“民族”的生存条件变坏，亦即使我国全体劳动群众的生存条件变坏。我国全体的劳动群众由于某种本能也感觉到这一点。他们顽强地斗争着，而且同外国的敌人的斗争，会大大地激发起他们的首创精神。

Post-Scriptum.[33]当我给您的答复已经写好和誊清并准备付邮的时候，我在“L'Eclaireur de Nice”[34]（11月7日）上看到该报转载自“Neuen Zuricher Zeitung”[35]的一则消息说，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说他们完全不同意休特古姆和费舍的看法，即机会主义者对当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以及对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迟到比不到好。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上面这些急进的同志究竟是怎样观察这一切问题的：因为他们补充说，特别戒严状态不允许他们发表意见。这是尤其令人惋惜的，要知道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当年即使在军事时期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也善于说出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选自王荫庭译：《论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