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开导替自己请来沙皇的蛤蟆的新尝试）

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1]（开导替自己请来沙皇的蛤蟆[2]的新尝试）

（1904年）

嘿，这是怎样一种尖刻性啊？！当说话的不是舌头，而是人的灵魂时，难道可以安宁吗？不能！谁都有一个地方怕人碰。

契里科夫先生的《犹太人》[3]中的纳赫曼

读者自然记得亚·伊·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中用何等幽默的笔调描述30年代我国先进的莫斯科青年界风行一时的对哲学问题的那种热情。“互相热爱的人们整整几个星期由于在‘所把握的精神’的定义上发生分歧而紧张起来，他们抱怨关于‘绝对个性和它的自我存在’的意见。所有在柏林以及其他省城和县城出版的最不足道的有关德国哲学的小册子，只要其中提到了黑格尔，就都被摘录下来，入迷地读着，几天之内就破了，脏了，页子也掉了。”整个生活，甚至最不足道的事物，都是通过哲学的眼镜来看待的。“有人在索科里尼克来回散步，意在专心体验自己与宇宙合而为一的泛神论情感。要是他在路上偶然碰见一个略带醉意的士兵，或者同人交谈的妇女，哲学家就不单同他们说话，而且就其直接的和偶然的现象规定人民的实体。各个时代所流的眼泪本身，都严格地被归属于自己的一个系列，归属于‘情感’，或者归属于‘心灵中悲痛的东西’。艺术中的情况也是一样……音乐的哲学被提到了首位。”等等。

现在我们党内（这个党反映着当代先进的意图），也可以看出与这种热情类似的某种现象。不过现在的热情用在完全不同的远离哲学的对象上面。我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现在迷恋着组织问题。但是现在的热情是和当时一样的强烈；正像当时的人入迷地读哲学论文和小册子一样，现在的人也如饥如渴地贪读着谈论组织问题的小册子和论文。正像当时的朋友们在某个哲学概念的定义上发生分歧时紧张起来一样，现在亲密的同志们在确定某一条党章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也彼此争执，甚至互相充满敌意。正像当时一样，现在我们的热情，尽管具有它的全部重要历史意义，还是有某种古怪的性质。如果当时最自然的印象，因为人们通过哲学的眼镜看待它们而失去了任何自然性，那么现在最简单的革命实践问题，由于人们一定要力求使它适合时髦的组织公式，有时就获得一种滑稽可笑的经院主义性质。看来我们注定避免不了可笑的极端性：“俄罗斯式的火炉就是这样烧的”，——波戈金说过。但是有各式各样的极端性。年青的莫斯科黑格尔主义者所产生的那些古怪行为只有在极其特殊的场合下才会造成有害的实际后果。这多半是好心的古怪行为。因此，莫斯科的哲学家们互相争吵为时也就不长：正像亚·伊·赫尔岑所证实的，人们紧张了几个星期。而我们为了组织问题互相进行的争吵，一则时间长得无比，二则由于我们某些“实际工作者”狭窄的眼界和不合理的热心，大有给我们党造成很大损害或许还是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它们甚至还可能导致分裂。所以，它们并不永远简简单单地是可笑的；有时它们甚至比滑稽可笑更加可憎许多。如果我有的地方用尖刻的话批评它们，读者尽可以不觉得奇怪。纳赫曼说得对：“当说话的不是舌头而是人的灵魂时，难道可以安宁吗？”涅克拉索夫用美妙的词句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谁没有忧虑和愤怒的生活，

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

应当意识到叫我们丢脸的是，近来我们这里发生的有害的古怪行为竟然多得这样厉害。看来我不得不经常同它们较量。但是现在我只想看一看可以说已经使得乌发、中部乌拉尔和帕尔姆委员会的“代表们”永垂不朽的那些不可宽恕的古怪行为。我已经答应过同他们详细谈谈，现在我就来实现自己的诺言。

这些有趣的“代表们”无论如何不允许同一个人不自相矛盾就写出《红色国度里的红色代表大会》的文章和《不该这么办？》的文章。他们觉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们知道第二篇文章是我写的，但认为第一篇是列宁写的。他们满腔热情地说：“列宁曾经写道，并且教导说，党内敌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会给党带来怎样的损害。这墨迹还没有干，《火星报》中就有人出来谈论对待这些内部的敌人要讲究策略、温和待人、爱好和平、宽宏大量。”

在第63号《火星报》上[4]我已经告诉“代表们”，《红色代表大会》一文不是列宁的“墨迹”，而是鄙人的“墨迹”。现在我力求向他们说明他们觉得十分不合逻辑的事情的逻辑性。

他们说：“《红色国度里的红色代表大会》这篇社论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不仅修正主义而且修正主义者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的损害；欢迎第二柏林区的主张把伯恩施坦、赫尔和布劳恩开除出党的决议；指出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如果继续留在党内就会给党造成更多麻烦……社论遗憾地指出，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的决议’[5]，用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

正是这样：他们正确地转述了我的观点，不过使用着一种我们在写政治案件的控诉状时所使用的奇怪的语言罢了。但是问题在于我至今仍然极力坚持这些观点，就是写《不该这么办》一文时也同样坚持它们。如果“代表们”痛苦地喊道：“修正主义者可以庆贺自己光辉的胜利，因为他们终于欺骗了和降服了最不可和解的和最有能力的（自己的？——格·普·）敌人中的一个”，那么这是一个“误会”，像格·伊·乌斯宾斯基的遭到宪兵痛打的商人所说的一样。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我主张“讲究策略、温和待人、爱好和平、宽宏大量”完全不是对伯恩施坦、赫尔之流的先生们说的，也不是对无疑为考茨基的决议所分析的那些政客们（橡皮性一词即因我而得名），这些政客在“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把德国无产阶级推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怀抱。这些先生和这些政客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敌人。谁要是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谁要是想同他们和解，他就会因此表明自己是在同背叛我们整个事业的行为和解。但是我过去所说的那些人同他们完全不一样。第一，我说的是这样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某个时候曾经沉溺于修正主义，没有认识到它的反无产阶级的本质，后来，从他们看到和认清了它的这种本质的时候起，他们就放弃了它，而承认修正主义者所“批判”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现在只是由于思想上的某种惰性才保存了一些不好的（我的意思是说：形而上学的）思想习惯。第二，我说的是我们一些所谓少数派同志，他们不仅任何时候都不曾沉溺于修正主义，而且相反，始终都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最有能力的人物之列。我说过，我们事业的利益——即同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要求我们既不要排斥过去的经济主义者，也不要排斥我们现在的“少数派”。我要继续不断地说明这个道理，一直到不合理地热心于维护“正统思想”的人们责备他们有异端思想并且叫嚷要“钉死他们！钉死他们！”的呼号销声敛迹时为止。

事实上，请看看“少数派”吧。在纲领问题上，他们站在同我们一样的理论立场上。更有甚者：他们的首领——斯塔罗韦尔、巴·阿克雪里罗得、维·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等同志——都最积极最有成效地参加了我们的纲领的制订和保卫工作。在基本策略问题上，他们甚至是我们党（想必是正统的吧？）的观点的主要表达者，因为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甚至未经讨论即予通过的那些决议的极大部分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虽然，轮到讨论策略问题的时候恰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这时已经没有工夫就它们进行争论了。但如果我们不是被迫地草率了事，那么我们仍然会毫不迟延地通过少数派提出的决议草案，只是也许要对它们作某些完全次要的、主要是修辞性质的改动，因为这些草案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在《曙光》和《火星报》上叙述过的和保卫过的策略观点。有些人指出，我关于自由派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不像斯塔罗韦尔同志提出的草案。[6]但是，第一，代表大会上几乎所有的“多数派”都曾投票赞成过斯塔罗韦尔的草案，因此，如果它本身包含了什么异端思想，那么许多“强硬的”火星报分子也有异端的罪过；第二，用任何试剂也丝毫不能在其中发现什么异端思想。我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对它提了几点个别的意见。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把我这些个别的意见解释成责备斯塔罗韦尔同志有修正主义倾向。在这种解释中，我们早已领教过的不合理的热心又过于多了一些。[7]

既然谈到“少数派”，我认为在这里说明一下应当怎样理解我在我们党章第一条问题上对他们提出的那个责备是有益的。我在代表大会上说过：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并且得到通过的那一条党章条文为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混进我们党内开了门。为了消除这个危险，我说过，应当接受列宁同志所主张的那个条文。我现在仍然认为列宁的条文更得体些。但是要知道，这是细节问题，如果据此把我们的同志分为山羊和绵羊[8]，分为不可和解的人和温良柔顺的人，则是绝顶荒谬的。最妙的是许多现在不仅可以称为“强硬派”、简直可以称为“顽固派”、并且准备消灭所有他们认为过分“温和的”“少数派”的同志，自己就曾经投票赞成马尔托夫的条文。可以想象得到，连他们自己也不怀疑自己这样做会有任何“温和性”，任何机会主义。

“对月亮说来光荣是一回事，对太阳说来光荣又是一回事。”关于党章这一条或那一条的个别问题是一回事，而因此使得文明世界一切国家里的修正主义者同正统派进行争论和互相斗争的那个一般问题又是一回事。根据我鼎力赞成从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中把否定革命社会主义一切基本原理的伯恩施坦先生开除出去的事实，还完全得不出我应当敌视提出自己的第一条条文的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伯恩施坦先生是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同他斗争到底；马尔托夫同志却是修正主义的不可和解的敌人，地地道道的正统派，为了同一个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同他携手并肩前进。对待伯恩施坦先生应当尽量不作让步，对待马尔托夫同志则应当尽量多作让步。难道这一切不都是简单的么？难道这一切不都是明白的么？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不言而喻的么？

这一切，既简单，又明白，而且不言而喻。可惜的只是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为了普遍的和整体的利益，就要善于在个别问题上让步。然而只有思想不固执于个别问题而能够提高到理解运动的普遍利益的人，才善于在个别问题上让步。如果谁的整个视野不比直径为半俄寸的地方更大，则在他看来，小节就是一切，为了小节，他可以毫不顾惜地什么都干。谢德林在某个地方提到一个叫伊万诺夫的谋士，他身材十分短小，所以根本“容不下任何广大的东西”。可惜我们这里也有这样一些伊万诺夫。这种身材短小的人物有时给我们党造成恶劣的影响。并不是说他们有因循习惯和保守思想。恰恰相反，他们很是机警灵活，变化无常，“像田野里的微风一样”。今天他们同“经济主义者”一起走，明天“一股脑儿”搬到“政治派”方面去；今天他们不愿意听那些向他们说明组织的必要性的人的话，明天除了组织问题他们什么也不愿意听；今天他们根据“民主制”原则解决组织问题，明天他们就变成顽固的集中主义者。但他们没有同任何人一起走过，他们没有保卫过任何原则，他们没有向往过任何理想，——在自己的精神发展中，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前进一步，而他们的头脑永远总是根本不理解任何“广大的东西”。他们希望引导工人阶级，而自己如果没有引路的人，甚至没有能力从自己的一个可笑的极端过渡到另一个可笑的极端。他们摆脱不开对这种无能的痛苦的意识。他们这些力求尽快向任何“一”靠拢的“零”，像克雷洛夫的替自己请来沙皇的蛤蟆一样，力求为自己寻找“领袖”。而当他们终于找到这样一个人时（有时总是找到一个不愧来引导这些天生瞎子的独眼人），他们就以为，救世主降临了。于是乎用这个或那个方法，拿出这个或那个借口，在这个或那个名义下要求让他来专政。我已经有幸看到不止一个这样的救世主，我担心将来我还要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愉快心情。

分裂我们的党，对于我们的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说来，是分文不值的。原因简单：关于党的统一的概念也就是“广大的”概念，而他们的头脑，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是绝对容不下任何“广大的”东西的。

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不可救药的呆公子，那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严重的社会力量。但是幸而其中还有许多有觉悟的分子；否则它就不会是当代最先进的意图的表达者。这些有觉悟的分子是不会欢迎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的；他们捍卫着我们党的统一和荣誉。

然而且回头谈谈“代表们”吧。除了我对待“少数派”的态度以外，我对待我们过去的“经济主义者”的态度也使他们不安。

当“经济主义者”在我们党内占了优势，当所有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这是不言而喻的）都站在他们方面的时候，我曾经同他们进行过剧烈的斗争。当时他们不怀疑他们将是胜利者。结果并不如此。他们成了战败者。而现在我有时还得保卫他们不受伊万诺夫之辈的那些谋士们的攻击。这些伊万诺夫之辈从前与他们为伍，因为我对“经济主义”持否定态度而责备我有异端思想，拼命地叫喊我是布朗基主义者、“民意党人”。现在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改变了方针，无论如何开始要“撤销”自己过去的导师和同盟者，责备我有“经济主义”。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替自己辩护。但是对于我们过去的“经济主义者”，我要说明，既然他们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放弃了他们一个时候由于误会而同情过的修正主义，那么，如果我们继续把他们叫做修正主义者，我们就会是诽谤者。既然他们承认了我们的纲领，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志。如果谁忽然想拿他们当做没有全部权利的党员看待，他的做法就极不公平了，而且是万分没有好处的。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许许多多真正的、不可和解的和改变不了的敌人。所以，如果我们人为地给自己树立敌人，把同我们并肩维护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那些人排斥出去，那是很不理智的。排斥了他们，我们就削弱了自己本身的力量，从而相对地增加我们的敌人的力量，这些敌人并非出自误解，而是由于正确无误的阶级本能的指使，一直在同我们进行斗争。我们排斥过去的“经济主义者”，这实际上就是损害我们希望加以保卫的革命社会民主党，而帮助我们希望与之战斗的那个机会主义：我们本来想走进一间房子，结果却走进了另一间房子。难道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失算么？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境况么？

我不愿意让现在大肆攻击过去的“经济主义者”的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有任何一个借口来错误地解释我的话，因此我预先说明几句。

我坚决地断言：现在，我们那些不大聪明地热心于“强硬性”的人毫不顾惜地决心使我们党的一类同志像小叶子一片一片地离开朝鲜蓟一样离开另一类同志，这种做法是在为机会主义效劳，甚至于是替保守的资产阶级和警察分局效劳。但是请注意：我根本不是说他们自觉地这样做。他们简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当我们同“经济主义”的斗争继续进行的时候，他们背会了一些名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现在他们牛头不对马嘴地乱用这些字眼，不管这些字眼用在谁身上以及根据何在。他们不了解情况已经变了，甚至还要责备任何一个告诉他们情况变化的人是机会主义。这好比你们那里吊着一只关着鹦鹉的笼子，当你们看见在下雨，就当着鹦鹉喊道：“恶劣的天气！”阴雨的天气连续不断，一天，两天，三天，这样长此以往，于是鹦鹉终于记住了你们的喊声，并且每天早晨同你们一起重复说：“恶劣的天气！”后来阴雨的天气结束了，天朗气清，阳光灿烂，你们说：“好日子到底来了！”而你们的羽族同居者仍然喊道：“恶劣的天气！”并且睁着圆圆的眼睛，带着责备的神色瞅着你们，好像是在指责你们的机会主义。怎么对付它呢？自然，将来它会学会说“好日子到底来了！”但是也许只有阴雨天气再次到来的时候它才学会这样说。而且要知道，直到现在它仍然继续不断地用不合时宜的喊声“恶劣的天气！”来打扰你们，并且荒谬地怀疑你们是机会主义。吁，同鹦鹉有什么可争论的！

拉丁谚语说：“丘必特可做的，牯牛不可做”[9]。我则认为：鹦鹉可做的，“火星报分子”不可做，即使他具有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那样的“强硬性”也罢。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胜利。恐怕只有某个阿基莫夫才会在代表大会上说出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但是谁也不怕阿基莫夫。现在他连菜园里的麻雀都吓不走。我们应当利用自己的胜利。而有人却叫我们遵循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即“正统派”的队伍中，发生了和增加了种种分歧和争执，而且我们的“建党”意图大有终遭惨败之虞，就像把塔起到天上去的著名的尝试终遭惨败一样。这不是战胜者的胜利。这是通常只有在战败者队伍中才会大量出现的混乱现象。酿成这种荒唐的混乱现象的祸首自以为是组织者！不。如果他们那里也有什么才智之士，则这个人所具有的乃是完全否定的、破坏者的品质。

乌发、中部乌拉尔等等的“代表们”把事情说成好像“经济主义者”至今还没有放弃对修正主义的同情，而且希望尽力损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好像他们影响了“少数派”的著作界代表，如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维·查苏利奇等人，这些人反对来又使我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使我陷入某个时候我所痛恨的机会主义的深重灾难中。而最有趣的是，这个极端诡谲的阴谋竟然发生在我进行的众所周知的自行补选以前，因为《不该这么办》一文在我单独编辑《火星报》的时候就已经出世了。利用这种说明，“代表们”不难恰当地解释自行补选这个事实：它本身就是“代表们”如此具体刻画的阴谋的产物。这真是天巧良缘，恰如其数。可惜的只是这样的说明太使人想起《莫斯科新闻》所谓到处都看到“波兰人的阴谋”的著名说明。凡是善于用怀疑的态度对待“波兰人的阴谋”的人，自然也会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好像“经济主义”的阴谋使我大受损害的废话。他简直会嘲笑这个“疯狂的”废话。

在第63号《火星报》上刊载的一篇短评中，我请“代表们”注意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关于西欧各种革命运动的议论说明他们对这些运动的历史惊人的无知。我不打算在此地去触动他们世界观的痛处（如果在这里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我只想谈一谈他们的组织观点。因为现时这是主要的问题。

“无论是党的委员会或者个别党员都可以得到很广泛的全权，但是这应该取决于中央委员会。反之，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和有好处，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解散委员会或另一个组织，它可以剥夺这个或那个党员的权利。不这样就不能成功地组织无产阶级斗争的事业。”

“代表们”的这番话表达了他们的组织观点的全部本质。并且不仅是他们的组织观点而已。我深信，几乎所有拥护“多数派”的人都同意他们的观点。连中央委员会本身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自己深信：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应当享有“遣散”家仆的无限权利。

我们党的“少数派”正是拒绝承认它有这个权利。中央委员会的主张是否有根据呢？我们现在且来看看。

假定我们大家暂时承认中央委员会有“解散”的绝对权利，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到代表大会临近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到处“解散”所有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培植亲信。而一旦这些亲信把持了所有的委员会以后，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有绝对多数。由中央委员会的亲信组成的代表大会齐声向中央委员会高呼“万岁！”，赞成它的全部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行动，鼓掌欢迎它的计划和倡议。那时我们这里的确不会有党内的多数或少数，因为那时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波斯国王的理想。谢德林说，当马克—马洪沙问早就享有“解散”权利的“强硬的”伊斯兰教徒的这位统治者，在欧洲的国家中间他最喜欢哪一个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俄国”，并且马上简单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jamais politique，toujours hourrah！et puis фюить！”[10]我们的情况也恰恰是这样：“jamais politique，toujours hourrah！et puis.…раскассирование…”[11]

“代表们”把这称为集中主义。算了吧，谋士们！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你们以为这个所谓的“集中主义”是无产阶级奋斗的事业所必需的。我要告诉你们，它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思想产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头脑中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我们党可惜还没有脱离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样的集中主义，已故的谢尔盖·涅恰也夫大概会喜欢，但是它任何时候也不会得到继续保有自己的智力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赞同。

“代表们”继续说：“无产阶级进行专政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组织任务，其他一切都应当服从它。主要的准备工作在于创造一种有利于强大的、有权力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情绪，在于说明它的全部意义。有人可能反驳说，专政者从来都是东家本人。但是这并不会永远如斯，也不是天然的，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不应当有机会主义的想法。在这里应当把高度觉悟同绝对服从结合起来；其一应当引起其他。”（他们在注释中补充说：认识必然性就是自由意志。）

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性的注释乃是纯粹的胡说八道。这只是表明：伊万诺夫之流的谋士们根本不可以议论哲学。至于专政，我要向“代表们”指出，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不，甚至这样说也还不确切。在他们的“集中主义”组织的波拿巴主义计划中，一般说来是没有无产阶级事业的地位的：它是按照前无产阶级时期“知识分子”阴谋家矮小的身材剪裁下来的；它不过是涅恰也夫专政的新版本罢了。[12]

代表们继续说：“自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最有经验、最有能力、久经锻炼的战士的集体，应当是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最聪明的和经过考验的继承者的集体；因此，可以让他们过问，也应当让他们过问事务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给予他们也应当给予他们最广泛的全权。”

最有经验和最聪明的战士的集体啊！你们、谋士们，你们究竟在嘲笑谁呢？如果一个集体，按照你们的计划，本身不过是谋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生命的罪犯，哪一个有经验的和聪明的人会愿意参加这样的集体呢？！只有胸无点墨的沽名钓誉之徒才会愿意参加这样的集体。其所以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因为他们决心要牺牲党的利益来满足自己个人的虚荣心理。其所以说是胸无点墨，因为他们不理解，这种做法是十分低级的、脆弱的和卑鄙的。不行。如果我们党当真让自己成为这样一种组织，那么聪明的人和久经锻炼的战士很快在它的队伍中就不会有立足之地：那时留在党内的就只会是终于得到心爱的沙皇的蛤蟆们和畅行无阻地一个一个吃掉这些蛤蟆的中央的鹤。Jamais politique，toujours hourrah！et puis…再见了，可怜的、不聪明的蛤蟆们！

“代表们”深信，经济主义者使我受了恶劣的影响，以至我因此作了过多的让步。人们常常总是责备我寸步不让，所以，能够得到让步者的荣誉倒很叫我高兴。但是为了保持我刚刚获得的这个荣誉，我要告诉“代表们”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不会让步[13]。我是集中主义者，但不是波拿巴主义者。我主张建立强大的集中制的组织，但我不希望，我们的党中央吃掉整个的党，好像法老瘦弱的母牛吃掉肥胖的母牛一样[14]。我深信审慎明理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谁也没有任何权利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因为这个问题关系我们党的存在本身，关系这个有觉悟的、正在成长和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本身。

在这里能够让步而且应当让步的只是那些提出和保卫刚才考虑过的这类主张的人。这些人早就该作出让步了，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整个运动，对整个俄国解放斗争事业已经造成了多到太多的损失！

我暂且同“代表们”告别吧。我很愿意相信，他们不会拒绝好好地考虑一下我说过的话。理解这些话其实是根本不困难的。只要做一点点努力，像狄更斯的唐比小姐所说的那样。

但愿各式各样的“代表们”好好地记住这点：我指出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组织问题上一切争论的焦点。只要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其余一切有争论的问题几乎都会迎刃而解。要知道中央委员会之所以不愿意把“少数派”的同志们自行补选到自己的队伍里去，是因为它担心他们会反对它现在的这些古怪的和“可笑的”主张。它清楚地知道，“少数派”之所以希望把自己的代表们派到它那里去，是在为时还不算晚的时候制止它和开导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呼吁过去有个不得善终的皇帝如此喜欢加以号召的那个“Monsieur le plebiscite”[15]起来反对“少数派”！

（选自虚容译《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