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地下工作”

赞“地下工作”[1]

（1910年）

地上的反动派对地下的革命派总是深恶痛绝的。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地上的反动派之所以敌视地下的革命派是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以往多少具有自由思想方式的人遇到地下的英雄们时总是习惯地露出亲切的微笑；然而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喜欢过他们。更正确些说刚好相反：这些人一向就不大喜欢地下的英雄们，对他们的感情就像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对待叔叔基尔沙诺夫一样。[2]当在我国两代人（“父与子”）的斗争已变为多少明显、多少自觉的阶级斗争时，自由主义的基尔沙诺夫们非常迅速地离开了革命者巴扎洛夫们，不再掩饰自己对这些革命者的“地下”习气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最珍惜合法性的形形色色的半社会主义者便马上向基尔沙诺夫们靠拢。这里也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无论自由主义的基尔沙诺夫们还是半社会主义者，按其本性都不具备从事地下工作所必需的革命情绪，并且忍受不了地下工作所固有的有时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革命情绪在他们看来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同任何一个特列波夫[3]举行外交谈判，或同任何一个德斯土尔内耳·德·瓦斯汤[4]交换“议会上”的祝词，在他们心目中较之革命者的“地下”工作，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政治自由取得胜利的无比可靠的保证。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我们这里甚至本身就是或者至少不久前还是“地下”成员的那些人，也开始嘲弄“地下”工作。《无题》[5]派政治家的一家机关刊物有一次指出，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地下”出版物，宗旨就在要证明不需要任何“地下”工作。不仅如此，认为连革命者都可以和应当嘲笑革命的“地下”工作这样一种想法也开始在我们这里成为顽固的偏见。我这样讲是希望说明，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甚至扩及到这样一些人身上，看来他们不作任何批判就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考虑过它的非常消极的作用。让我举个小小的、然而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不久前我收到一本题为《潦倒的人们》的“专辑”。它的编者对我国“地下”的内部关系了如指掌。专辑讥笑了我们党内所有的思想倾向、所有的派别和半派别。而且不仅是我们党，社会革命党人也受到了它的指责。这一点根本没有什么不好。那些不喜欢笑的人作了不像样的自我介绍。难怪费尔巴哈说过，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会笑。埃拉兹姆·罗捷尔达姆斯基、伏尔泰和60年代我们的“空谈家”用自己的笑给予了进步事业以永志难忘的帮助。不过毕竟应当记住，笑和笑不一样。维护信教自由的伏尔泰狠狠地嘲笑了牧师的宗教狂热；但他没有想到要嘲笑信教自由。如果他除了嘲笑牧师野蛮的宗教狂热之外还嘲笑信教自由，他就会从一个进步的活动家变成纯粹的爱嘲笑别人的人了。当然，我们的“空谈家”就是这号人。赫尔岑认为，他们似乎主张应当嘲笑世间的一切，这个看法是很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嘲笑那些已经落伍于自己的时代还要阻挡时代前进的人。对一切都要嘲笑的人，会失去任何积极的内容，他本身因此也就应当受到狠狠的嘲笑。只有在捍卫人所珍视的信念的斗争中充当人的武器的那种笑，才值得尊重。

专辑《潦倒的人们》的出版者是否珍惜什么信念呢？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了解出版者。然而，我很遗憾的是他们对地下的革命者抱定极其错误的观点。他们出版过《摇篮曲》，曲作者拍着正在“长大的无产者”说：这个无产者长大以后将很快懂得地下活动。例如歌词中是这样描绘地下活动的：

从乌拉尔得到一张

代表大会的委托状，

所有的将军都向你

投来注视的目光。

你坚强得像羊羔，

额头硬梆梆，

为了找差事，像游蛇一样

爬向编辑部这个地方。

等等。

你们看，诗糟糕透了。像“编辑部的”之类的缩语证明曲作者不会写诗，而把“坚强”这个笨拙的形容词用在“羊羔”身上则表明，这位蹩脚诗人就是在逻辑方面也很不在行。从什么时候起羊羔变得“坚强”了呢？问题倒不在于这些诗糟糕透顶，而在于这首蹩脚的诗彻底歪曲了“地下”的工作者。至于说他们中间是有些人“像游蛇一样爬向”编辑部找差事，很遗憾，这确实是无可怀疑的真实情况。说在那里可以遇到那样一些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是额头硬梆梆的人，这句话并不错。但是在什么地方不会遇到这样的人呢？要知道，在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军队中，除了阿喀琉斯和“伟大的帕特洛克罗斯”，还有“可鄙的忒耳西忒斯”。全部问题在于革命的“地下工作”所遇到的是否仅仅是忒耳西忒斯们。他们是否代表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们？

此外，还应该注意这样一点。假如一个人想方设法像“游蛇一样爬向”比如说警察段长那里找差事，那么他显然是出于贪暴的本能。而如果他“爬”向“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部找差事，那么他身上的贪暴本能显然是很弱的：这个差事发不了大财。退一步说，假如真有人“像游蛇一样爬”着找差事，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很清楚，主要是由于虚荣心。虚荣心——不用说——是一个大缺点。但是这种人在这个场合下有什么可虚荣的呢？虚荣的是他在为革命思想服务的事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见，忒耳西忒斯们也是各式各样的：地上的追逐暴利；地下的则以自己造福于伟大运动而虚荣。忒耳西忒斯并不是这种人，——费多特常有，他也不是这种人。马克思虽然曾经同德国革命派活动家的缺点作过斗争，然而他公正地指出，德国革命派毕竟站得比所谓社会高得无法比拟。这一点，我国许多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忘记了。

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天生只会看到缺点一面”的评论家。[6]我读罢《摇篮曲》，不由得想起这位评论家。曲作者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们的革命的“地下工作”有着极其光明的方面。

我们的后娘——历史，很久以来就把大多数——用雷列耶夫[7]很有表现力的话说——不愿“玷污公民尊号”的正人君子赶入“地下”。正是因为历史把大多数这样的人赶入“地下”，很久以来这些人就在俄国思想发展史上起着极其良好的作用。而在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种良好影响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不妨拿60年代这个时期来说吧。那时在革命的“地下工作”也自然可以遇到人类中很不体面的代表。凡是在有人群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摆脱不了人的弱点。偶然降临革命的“地下”的有米·拉·米哈伊洛夫[8]；从革命的“地下”发出过赫尔岑《钟声》[9]的洪亮的声音。谁在谈到60年代革命的“地下工作”时忘记这一点，就应当承认他是“天生只会看到缺点一面”的评论家，这是很公正的。

不过60年代的“地下”报刊还有这样的特点：一般说来，它还没有超出合法报刊的左翼，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后者。尽管人们十分尊重这位《钟声》出版者的巨大的才干和出色的政论活动，但不能不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夫在自己的合法的《同时代人》[10]上远远超过了他。70年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法的刊物超过了合法的刊物。如果您想确信这一点，请把当时合法的民粹主义同非法的民粹主义比较一下。您不难看出，勇敢性、彻底性和思想的明确性方面前者不比后者大。当生活的批判把我国的非法的民粹主义化为乌有的时候，我国合法的民粹派已陷入最可怜最平庸的矛盾之中，他们中间某些人——例如现在已故、不过那时托上帝的福仍然健在的沃·沃[11]先生——就变成了真正的、尽管是不彻底的反动分子。这一点，任何不愿意效法克雷洛夫笔下的评论家的批评家也都应当记住。

那么，80年代和90年代呢？在80年代前五年，当时刚刚出现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俄国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民粹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地下”刊物上进行的。它只是十年以后才传播到合法刊物上。这就是说，合法刊物当时比非法刊物整整落后了十年。换句话说，这表明“地下工作者”当时为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开辟了道路。凡是想了解地下工作者的人，一定要知道这种情况。

最后，请回想一下1905—1906年革命爆发以前的十年。在思想方面，这十年可以称为当时彻底战胜了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加剧分化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两派：一派“批判”马克思，另一派捍卫“正统思想”。前者倾向于合法主义，尽管不可能完全避免“非法活动”（彼·司徒卢威的《解放》杂志和“解放社”）；后者很快被迫几乎全部转入“地下”。这两派当中哪一派表现了更为先进的社会要求呢？不难回答。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倾向于合法主义的马克思“批评家”很快就变成了或多或少——不过与其说更多、不如说更少——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非法的“正统派”则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家。

整个欧洲，除波兰外，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地下工作”，像俄国那样起过如此重要的思想作用。我们应当忘记这一点吗？我们可以把地下工作描绘成类似新的黑暗王国的某种新东西，描绘成一种除了“额头硬梆梆”的羊羔和爬向“编辑部”找差事的“游蛇”以外不能把任何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眼界狭窄和升官发财的环境吗？不，这不是革命者应当做的！让那些“天生只会看到缺点一面”的评论家去这样干吧。

别林斯基曾经问那些无知地诽谤哲学的人：“可敬的老兄，为什么这样仇视哲学？莫非葡萄虽好，但未成熟，吃了发涩吗？请不要再刨橡树根，抬起头来往上边看吧，只要你们能抬起头来，你们就会看出，这棵橡树上长着你们吃的橡子……”[12]

同样现在可以问：“为什么这样仇视革命的‘地下工作’呢？莫非葡萄虽好，但未成熟，吃了发涩吗？”其实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时常攻击革命“地下工作”的正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他们感到疲劳，想休息一下，再也忍受不了奋不顾身的“地下”工作者的那种令人难熬而又没有止境的艰苦生活，他们急于要做一个和平居民，于是他们要刨掉自己曾经靠其果实为生的橡树的根；他们逃避“地下工作”，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所以逃避“地下工作”并不是对事业的背叛，而只是使事业获得更加广阔的基础。然而，这些不幸的人在嘲笑革命的“地下工作”时，实际上只是嘲笑他们自己罢了。

请允许我指出，我决不是把上面所说的《摇篮曲》的作者算做这些不幸的人。看来，这位作者的过错仅仅在于不明真相就热衷于现时广为传播的情绪。同时他的《摇篮曲》毫无价值，假如对它来说对地下工作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不是“当前时期”的可悲的征兆的话，根本不值得一谈。在某些人士当中，现在把攻击“地下工作”看成是良好政治风度的表现。这就说明为什么现在是反对这种情绪的时候了，是指出这种风度里没有任何好东西，向那些嘲笑革命者现在努力恢复“地下”组织的先生们大喝一声的时候了：

蠢人们想要嘲笑什么！

把感情庸俗成什么样子！

在我刚才收到的《言论报》[13]第53号上，读到一篇短讯《枢密院谈人民社会党》，这篇短讯表明——其实这也是应该预料得到的——，甚至这个最温和的政党也不可能争得在现存制度下的合法地位。社会民主党即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取得合法地位的希望就更渺茫了。齐赫泽在国家杜马（2月20日会议）说得好：我们正在经历着黑暗的反动势力空前猖獗地组织和动员起来的时刻。这些黑暗势力正在剥夺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如果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想给它一点打击，他们就应该转入“地下”。

有人说，地下的活动范围十分狭窄，这里没有地方开展活动，有出色的政治天才找不到用武之地。我当然很懂得，和俄国相比，法国、英国、比利时，甚至德国和奥地利开展社会民主主义宣传鼓动要方便些。但是必须记住，在这里也像在我国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问题上一样，极端限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践活动的那些政治条件极大地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从而使得它获得了巨大的意义。这里决不应该忘记，在文明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的“地下工作”都没有起过它在俄国所起的这种极为巨大的实际作用（甚至在纯粹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能够说出“在它面前展示未来形象的神奇的话”；它引导劳动群众摆脱长期的昏睡状态；[14]它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说——这里用彼得·阿列克谢耶夫[15]的一句有预见性的话说，工人强健有力的手已经不止一次地沉重打击了我国现存的秩序，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革命“地下工作”的结果。难怪每当工人们跟企业主发生冲突时，几乎都要同“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难怪就连农民打算同地主作斗争时也来找革命的“口才”（即演说家）。

黑格尔用自己的唯心主义者语言说，世界精神在自己的历史运动中常常降到大地上（这个大地就是世界精神的历史的“地下”！），在那里完成着细小的和不易觉察的工作，然而这工作往往取得巨大的成果。面对这些成果，可以像哈姆雷特对自己父亲的鬼魂那样对世界精神喊道：“掘得好，老田鼠！”[16]最后，可爱的先生们，你们将会懂得，我国的地下工作者也值得我们对他高声喊道：“掘得好，老田鼠！”

俄国谚语说，骑着马绕不过未婚夫。在现时条件下，任何一个不愿意陷进最腐败的机会主义泥潭的社会民主党人，骑着马绕不过我国实际的“地下活动”。

我们的“地下的老田鼠”万岁！愿我们的“地下”组织成长和巩固！我们可以作证，在国家杜马中幸灾乐祸地宣扬“我国革命政党内部已经普遍瓦解”的古契可夫先生们是错了！

（高敬增译　王荫庭校，选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1—2辑合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