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伯恩施坦事件对于一切愿意想一想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大有教益的，——而且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愿意同您，最敬爱的同志，一起说，伯恩施坦值得我们感谢。他由社会民主党变为“社会政策家”的历史，永久应当唤起我们的党的一切深思熟虑的人的注意。李卜克内西同志曾以英国条件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转变。他说：“只有像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才可以住在英国写自己的《资本论》。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却使得伯恩施坦起崇敬佩服之感。”[10]但是，难道真的必须像马克思那样的人才可以住在英国而不受英国资产阶级的影响吗？我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可以找到不少的同志虽然住在英国，却还是继续忠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的社会主义”）。不是的，原因不在于伯恩施坦住在英国，而在于他没有很好地懂得必须“科学地研究”的那一科学社会主义。我知道，许多人会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事实正是这样的。

我发表在《新时代》上面的论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曾经指出这人的哲学知识如何少得可惊，他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一般地说，是如何错误。在我现在正为《新时代》写的论文[11]中，我要指出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是如何欠缺。现在我请您注意，他关于他所“批判地”反对的灾变论的理解也是少得惊人的。

他曾经这样向我们叙述“目前在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的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看法”：

“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着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之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收拾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12]

最敬爱的同志，您是不是这样地认识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迟早一定要到来的社会“灾变”呢？难道您也以为，这样的“灾变”只能是巨大而普遍的经济危机之结果吗？我以为不会是这样的。我以为，在您看来，无产阶级的未来胜利未必要跟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您从来不是这样公式主义地看问题的。而且，就我的记忆所及，也没有一个别的人是这样地理解问题的。固然在1848年的革命以前曾经有过1847年的危机。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危机就不可能有“灾变”。

的确，在工业十分繁荣的时候，很难指望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但是谁能向我们保证工业的繁荣将来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呢？伯恩施坦以为，鉴于现代国际交通的便利，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变得不可能了。假定真是如此，假定商业中的停滞真像法国经济学家巴特比在1865年所说的只是局部的（“I'engagement des produits ne Sera que partiel”）。但是谁也不否认我们刚经历不久的那一可怕的工业萧条有再度出现的可能。难道这些萧条不是最明显而可惊地证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已超出了它的生产关系吗？难道工人阶级真地那样难于理解这一现象的意义吗？说工业萧条时期在引起失业、贫困和痛苦以后，将促进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这是美国很明显地对我们表明的。

伯恩施坦不考虑这些看法。他把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只寄托在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上。他认为这样的危机将来很难发生，所以他以为整个的“灾变论”已被推翻了。他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死板公式，接着又证明这些公式确是完全死板的。而以后他就因这些易得的胜利而狂喜。这从他教训“教条主义者”所用的那种腔调就可以看出来。

最敬爱的同志，您当然记得，有许多同志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责备帕尔乌斯和伯恩施坦争论时的那种腔调。我也认为，如果帕尔乌斯在争论时的腔调不同一些，伯恩施坦或不致有不吭一声的借口。那时候全世界就会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的思想的可惊的贫乏。所以我对于帕尔乌斯之不能自制是很惋惜的。但同时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慨。依我的浅见，他的愤慨完全为环境所激成。此外，责备帕尔乌斯的人却没有一个注意到伯恩施坦自己的不愉快的腔调。这是一种自信、自满的学究气十足的腔调。当我读到伯恩施坦对于“德国的以及一部分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主义者”的教训时，我就对自己说，假使不把桑乔·潘萨[13]任命为省长而任命为社会科学的教授，假使他的天赋的健全理智突被蒙蔽，那么他的发言恐怕正是伯恩施坦的那种腔调。我知道：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胃口往往是不同的），但是我以为，许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腔调比热烈而带情感的腔调讨厌得多。

最敬爱的同志，您自己也承认，伯恩施坦的连载论文的标题《社会主义问题》令人喜欢，而内容却是可惊的贫乏。然而您还说，这些内容贫乏的论文启发我们思考。您预先就对伯恩施坦怀有好感，所以您是很不对的。

您在斯图加特说：“有人责备伯恩施坦，说他的文章削弱了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们的信念不很牢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弃我们。如果他们现在就背弃我们，而不是在一场灾变（那时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中背弃我们，那我们是可以感到高兴的。”[14]

伯恩施坦的文章能使哪些人丧失信心呢？显然，只是那些赞成（即使是暂时的）伯恩施坦的新观点的人。只要接受这一观点，就必然会使任何一个具有逻辑思想的人与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完全决裂。但是这样的思想转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能不产生恶果；这一转变必然地，即使只是临时地，要减弱他的力量；而且，那些拥护伯恩施坦观点的人的力量和相信社会民主党胜利的人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于斗争的理解必然和我们不同，因此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念也与我们大有区别。所以必须说，我们的党的力量的削弱是和拥护伯恩施坦的人的增加（虽说是暂时地）成正比例的。和您一样，我也认为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理由特别重视这些人的效忠，我们的党毋宁说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们在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辰到来之前离开党的队伍。依我看来，您对这些人的严厉斥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似乎觉得您不彻底，因为如果您是彻底的话，就一定会更严厉地斥责那一直接影响这些人的人，即伯恩施坦本人。

我绝不想干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务，不想决定您在《新时代》上登载伯恩施坦的文章是否应该。在我自己的心里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最敬爱的同志，您自己也知道，在斯图加特所争论的问题是对于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有巨大意义的问题。只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写这一封信给您。您说，和伯恩施坦的论争，实在说，只是现在才开始。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因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问题在帕尔乌斯的论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决了。这是帕尔乌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立的一个大功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在和伯恩施坦重新开始论争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我所引用过的李卜克内西的话：如果伯恩施坦是对的，我们就只有把我们的纲领和自己的整个过去都埋葬掉。我们必须坚持这点并向我们的读者们公开解释，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我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但是，最敬爱的同志，在我的信的结尾，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真应该感谢这样一个给了社会民主党理论以沉重打击并力图（不管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埋葬这一理论以博得勾结在一起的“反动的一帮”的欢心的人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我们感谢的。

您的忠实的　格·普列汉诺夫

（刘若水译，选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并根据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