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主义者
发言中提到的说法几乎逐字逐句引自《共产党宣言》。并且我们认为我们的纲领中重复这种说法是有益的。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希望强调自己的观点同民粹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的区别。民粹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发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言论，他们确信政治自由的胜利会巩固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我们准备支持这一运动，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自己同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然而我们是按照同一本《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原则来支持这一运动的，我们一刻也不停止在工人头脑中提高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敌对的对立性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它的支持本身不包含任何有害于我们的东西的缘故。（第226—227页）
我不懂我们究竟在争论什么。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我们应该支持的只是民主主义运动。喏，怎么处理种种自由主义运动？出来反对它们？我们不能这样，不要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辛辣地嘲笑的那些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我们不应该支持自由主义者，并对此作了解释。我们应该批判他们，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我们也应当这样对待所谓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狭隘性、他们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告诉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现在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然而在揭露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外一切其他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我们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相比，甚至不给普选权的立宪制度也是前进了一步，因此无产阶级不应当认为现存制度比这种立宪制度好。再说一遍，支持旨在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说，这个运动是足够宽广的，我们的纲领决不说这个话。（第228页）
我可以简短，因为最后的反对意见没有给我们很多新东西。马尔丁诺夫同志提到可能处在革命和事物现有秩序之间的那些反政府阶层的存在。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应当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揭露这些阶层。我要问，值不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讲如此众所周知的事情？代表大会应该珍惜自己的时间。向无产阶级说明我们党必须存在的那种宣传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对其他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党和反对党的批判。拒绝这种批判对我们说来意味着签署死刑判决书。如果1793年的山岳派现在从棺材里站起来，那我们也一定会从我们的原则立场批判他们。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在他们同现存制度作斗争时支持他们。马尔丁诺夫同志说，我们应当使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对立起来，——这是无可争论的。整个问题在于我们将怎样做这件事。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所谓“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就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对立起来了。他们向无产阶级证明说，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样说就意味着把自己跟自由资产阶级对立起来，但不是支持它，而是支持警察国家。而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就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跟自由资产阶级对立起来。我们把自己跟它对立起来的方式则不同。我们在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时要向无产阶级证明，自由资产阶级给予无产阶级的那种政治自由，对无产阶级虽然不无益处，但不是充分的，因此，无产阶级自己应当武装起来争取它所需要的权利。举例来说明我的意思。设想一个街区的、具体化的警察国家，同时设想一个跟城市警察分局局长进行斗争并希望从他那里为自己而不是为工人阶级夺回权利的资产者，最后设想一个注视着资产者同城市警察分局局长的斗争并问自己“我该怎么办？”的无产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回答说：“不要干预这场斗争，这是你的敌人们的家庭纠纷，——他们中间无论谁获胜，你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或者甚至会失掉许多东西。”我们站在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对无产阶级说：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你并非无关痛痒的，城市警察分局局长从资产者那里遭到的每一个打击都是进步道路上向前迈进的一步。因此它会给你带来好处。不过资产者在同城市警察分局局长作斗争时考虑的不是你，而是他自己，况且它也对付不了警察分局局长，因此你应当自己参加斗争，武装——用法国人的说法——到牙齿，以便不仅推翻城市警察分局局长，而且在资产者想夺走你的胜利果实时有能力给他以还击。这就是一切。如果（用李伯尔同志的话说）在我们党的传单中对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性强调得不够，那么在谈到我们党的刊物时，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这一指责同纲领没有丝毫关系。可以怀疑对我们和其他政党之间存在区别企图避而不谈的在任何场合下毕竟不是起草纲领草案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人们如此经常地在报刊上，在通信中，在会议上责备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太爱好辩论。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这样爱好辩论呢？因为我们给自己许下了诺言，按照拉萨尔的说法，要用智慧之棒敲击任何一个站在无产阶级和鲜明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之间的人。因此没有理由担心我们对妥协的所谓爱好。我们的纲领草案从头到尾都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的真正革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通过它的缘故。（第230—231页）
我们的决议指的不是《解放》杂志[17]，而是特定的自由主义流派，它的机关刊物就是《解放》杂志，——没有别的流派。工人对待这个派别的态度应该是鲜明的和确定的。在顽固保守分子的决议中恰恰没有一般原则，而是主要把注意力转向可能的协议，似乎这样的协议成了当前还没有的要务。（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