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

（1917年4月9—12日《统一报》第9—11号）[1]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真理报》第26号）里叙述了自己的后来的著名的提纲，末尾他认为必须对我抨击一番。为什么他要这样作，我不知道。不过且看一看他是怎样气势汹汹地向我发起自己的骑兵式的攻击的：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演说叫做‘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多么愚蠢、笨拙和迟钝。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叙述这些‘梦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2]

我根本不想要在政论方面打笔墨官司。现在我正急着办别的事。而且如果用体现在我引证的列宁的这段话里的精神进行辩论，这个辩论一定会变为公鸡打架，只有在政治寂静和社会消沉的时代人们才会对它产生某种兴趣，而且也唯有嗜好这种娱乐的人才会如此。然而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高涨的时代，所以参加文坛上的斗鸡活动的人一定会引起读者群众的厌恶。但我也不能默不作声。一则因为列宁的天真无邪的信徒们会以为，仿佛我根本无法打退他的勇敢的袭击，二则因为这次袭击只是为了保卫列宁的提纲所驻守的主要阵地而采取的一种军事示威行动。因此我也从袭击开始。

列宁硬说，我在论战的时候愚蠢和笨拙。如果这是真的，那对他倒是有利的。然而，我们来分析一下。我的愚蠢和笨拙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我的放肆的论敌问道，几百个听众怎么能听上整整两个钟头的梦话呢？其次，他不明白为什么《统一报》竟用整栏篇幅来评论梦话。

首先我要指出，我从未评论过列宁的演说，也不在他的听众之列。把列宁的长篇演说叫做“梦话”的是《统一报》的一位记者同志。当然，他的评论可能有错。但是我可以说，他的错误总不会成为我论战时的愚蠢和笨拙的证据。其次，列宁的演说是给绝大多数听众，而不是只给《统一报》的记者同志造成了梦话的印象。假使列宁发现后一种情况是我缺乏文学才能的新证据，那么我担心就连《真理报》的天真无邪的读者恐怕也会觉得有愚蠢和笨拙的特征的恰好就是他这个列宁。再说，我的论敌以为“梦话”不可能吸引听众的注意达整整两小时之久，甚至两小时以上，这是没有根据的。他同样没有根据地硬说，仿佛报纸不可能腾出篇幅来评论这样的梦话。梦话在精神病学上或政治上有时是颇有教益的。所以研究精神病学或政治的人情愿为它拿出许多时间和篇幅来。试以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为例。它是小小一本书。书里讲的是断然无疑的梦话。然而致力于描写这个梦话的却是一位大艺术家，一位很大的艺术家。而且当我们阅读这位大艺术家的这部作品时，我们并不会去看表，也丝毫不会抱怨它占用了好几个印刷页。我们反而会惋惜太快就看到了它的最后一页。这个例子有力地证实梦话尽管是梦话，可是从许多方面来说却可能是值得注意的。

或者我们拿《狂人日记》来说吧。果戈理的这篇东西就艺术方面说比《第六号病室》要差一些。但是它读起来也蛮有味道，谁也不惋惜它占了好几“栏”。列宁的提纲亦复如是。我们读完提纲以后只可惜作者没有把它叙述得更详细一些。这当然不是说我把列宁同果戈理或契诃夫相提并论。不，——请他原谅我的坦率。这种坦率是他自己引得我如此的。我只是把他的提纲和这两位大作家的精神失常的主人公的言论比较比较，并略予欣赏。同时我认为，这份提纲恰恰是在这位狂人写他的一页日记时的那种状态下写成的。这种状态的特点可以用下面的记述来说明：

“日期不记得。也没有月份。鬼才知道什么日子。”[3]

我们认为，列宁的提纲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即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然而这就是说《统一报》的记者把列宁的演讲叫做梦话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