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给卡尔·考茨基的公开信
（1898年）
敬爱的同志：
请允许我首先向您表示自己的感谢，因为听了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几次发言，是很愉快的。这些发言，由于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向您表示热烈拥护，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如果说，从前德国党的某些党员如伯恩施坦、康拉德·施米特、海涅诸先生的言论能够使我们的敌人怀着希望，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放弃阶级斗争的革命立场而落入机会主义的泥坑，那么现在这种希望是云消雾散了。现在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现在任何人都相信，伯恩施坦、康拉德·施米特和海涅诸先生所表示的绝不是党的观点，而且相信辛格尔同志完全有权在自己的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是同过去一样，而且将来还会是这样的。不错，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是我们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忠实旗手！
可惜，在您的一次发言中，有一些地方能相当减弱它所引起的深刻的和愉快的印象，而且将来还会引起很大的误会。我这里所指的是您反对伯恩施坦的发言，因为其中可争论之点无疑地不仅使我而且使其他许多人感到震惊，所以我想不在和您的私人谈话中，而在给您的公开信中加以讨论。
您在您的发言中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这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对。确实，伯恩施坦一点也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勇气。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说到他促使我们深思熟虑，这是可能的吗？我以为很难这样说。
为了启发人去思考，必须举出新的事实，或者就已知的事实作新的发挥。伯恩施坦两样都没有做到，所以他不能启发任何人去思考。
或者，我对于伯恩施坦的著作的评价是错误的吧？好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不消说，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他的那些引起某些同志一定的责难的著作。最近几年他所写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关于他从前的著作，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谈这一点。
总之，伯恩施坦最近几年来一般是在进行反对他所说的革命空谈的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反对“灾变论”的斗争。他反对这一理论的中心论据，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发表的许多见解无疑地没有为后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证实。他说：“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像《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2]如果我们把伯恩施坦的这些议论跟他所说的某些工业部门资本集中进行得很慢，而今后商业危机不会像从前那样尖锐和普遍这种意见合起来看，那么就可以完全有权利说，他反对“灾变论”的全部论据不过尔尔。而现在，敬爱的同志，您注意地看一下这种论据您自己就会相信：这里面没有一点东西，绝对没有一点东西不是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的论敌们已对我们说过多少次的。那时候您也就必然会承认，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感谢伯恩施坦。
无疑地，您是知道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的著作的。请拿他所著的《论社会和平》[3]一书从第2卷第487页起读一读。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想在那里驳斥“灾变论”。他把这一理论表述成这样：“大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人日益没落为未分化的无产阶级队伍，财富积聚于少数人之手，中等阶层消灭，社会革命党出现。”依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事实是和这一理论不符合的：“商业部的详细统计表明，英国的现象是恰恰相反的；因而社会革命派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一方面，工人的经济状况最近50年来有了不断的改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财产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里的流行的观念”，原是错误的。最后，股份公司的广布，吸引越来越多的小积蓄所有者分沾大工业企业的利润。这一切情形加在一起，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就为和平解决社会问题开辟了道路。
他在自己的另外一部著作《大生产——经济和社会的一项进步》[4]中，也发挥过诸如此类的见解。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说法，是远不正确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在英国已有统计证明。当工业的雇主们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上争到首要地位时，在他们后面有新的中等阶级开始兴起，它们先在经济上后来又在政治上巩固起来。”（第225页）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议论和结论都是谈的英国。他承认，别的国家的情形要不同一些，例如在德国，“中等阶级还在大大减少”。但是他只以德国的落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并借此表明，他认为自己关于英国是说得正确的那种情形，将来在德国也将得到自己的全部意义。
这里不预备指出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议论和结论是何等地片面和偏颇。敬爱的同志，关于这点，您当然比我清楚得多。果森就是一个想证明现在的英国正处于新中等阶级形成时期的研究工作者。他在1887年12月在伦敦统计家协会宣读的讲稿中指出：“说‘数字能证明一切’的侮辱统计家的说法，只能表明从来不说假话的数字可以被用作说假话的佐证。数字本身从不说谎，但是谁都必须承认，无论什么精确可靠的材料都不及统计材料那样容易用来适合于一个引用者的特殊的目的。”当我一翻阅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上述著作时，每次我都记起果森的这几句话。但是我现在不想详论这一著作。我在此只想对您指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他以前几年所说过的话。
但是连舒尔采-格弗尼茨也绝对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还在他以前，就有几个英国的统计学家关于这一问题有所发挥，例如，上述的果森；同样，还有几个法国经济学家，例如，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在他的1881年巴黎出版的《论财富的分配及社会不平等的趋于缓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引的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不过是保尔·勒卢阿-博利约曾特别加以详细研究的旧题之新说法。这样，伯恩施坦所反复咀嚼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为什么我们应该只感谢他而不感谢那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断定，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是他，伯恩施坦，启发了我们去思考呢？不是这样的，最可敬爱的同志。假使真要说到我们应当感谢某人，那么我们应当公道些，不应当感谢错了人。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一切“经济协调论”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们，首先，当然是感谢不朽的巴师夏。
伯恩施坦不止一次惋惜地说：“认真打算科学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而当他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问题》中对于“早已被证明了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要求作挑剔的批评”时，他得意地说：“任何一种理论工作都是对于以前为人承认的原理的‘挑剔的’批评”，而“假使《新时代》想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它就不能逃避这一‘挑剔的’批评”。他接着说：“而且哪一个错误不是从前某一个时候的‘早被证明了的真理’呢？”而他的“理论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小市民的想法，如强调“经济上自我负责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后来……坚决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们的理论观点的转变。伯恩施坦把最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理”端来给我们，而且还自以为是在把马克思的理论从伟大思想家所业已达到的地方向前“发展”。这是多么奇怪的妄想！关于伯恩施坦，我们可以重复一下浮士德关于瓦格纳所说的话：
贪婪的两手向着宝藏深挖，
挖着一条蚯蚓也快活无量。[5]
在斯图加特的党代表大会闭幕时，格雷利希同志曾替伯恩施坦说了这样几句辩护的话：“我深信，我们的事业只能从批评得到益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自己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伟大的遗产。但是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最后的真理，而只有永久需要重新向事实看齐的科学。”这是最正确不过的话。但是难道格雷利希同志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折中地混合起来就能得益吗？难道他能把对这些学说的完全无批判的咀嚼称为批评吗？而在伯恩施坦的文字中除了这一无批判的咀嚼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只是由于这一无批判的咀嚼的结果，他才把自己的蚯蚓端给我们。
我顺带指出，伯恩施坦不是唯一错误地对我们的敌人的学说采取这样的无批判的态度的人，不过这一态度以伯恩施坦表现得特别鲜明罢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些博学的同志也一时兴高采烈地出来证明，甚至对于马克思，他们也可以采取“批判的”态度。于是，他们抓住资产阶级的敌人对马克思的理论所作的一些歪曲，后来并借助于从这些敌人那里抄袭来的论据，得意地进行自己的“批评”。
最敬爱的同志，您当然理解，社会主义理论从这样一种“批评”里绝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那些“批评家”先生们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圈子内所得到的同情。
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最后的永恒的真理。这是对的。但是它是我们时代最高的社会真理，我们既没有理由把这一理论变为新出现的巴师夏和萨伊的“经济协调论”，也不应该把带着这种倾向的批评恭维成严肃的批评而予以称许。
最敬爱的同志，请原谅我离开了本题。我现在回到伯恩施坦，谈谈现已成为著名插曲的“最终目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