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全面划清界限”的好处

（1909年）

有人说，反动时期总要引起革命者之间的分裂。的确是这样。布尔什维克阵营最近发生的分裂可以说是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的又一个例证。分裂当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的同时，又发生了许多小事，毕竟很令人遗憾。例如，在那份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新分裂的报告（《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被撤职人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对目前布尔什维克派所宣布的分裂的理由，我们已经做了说明。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要再描绘在国外同事中所发生的这种准备了一年多的分裂了。你们可以想象：这幅画相当难看，尽是无谓的斗争、排挤、争嘴斗舌。”我知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是“不屈不挠的”，我也能想象到，这件事做得并不很顺利，使做这件事的人在心里留下了许多苦恼。我总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分裂当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可是，有时分裂也是必要的，那就不必计较那些不愉快的方面了。此外，一件坏事有时往往也能防止另一件更大的坏事。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可能促进（我不说必然促进）我们党的队伍的巩固。这倒很有益处。因此我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分裂。

是的，有人会说，您赞成分裂，因为它会削弱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我说：不对。我赞成分裂，尽管分裂会增强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力量。

读者自然还记得在《钦差大臣》中，奥西普兴奋地喊道：“把糖块和口袋都拿过来！全都交给我！一切都有用。那是什么？是绳子吗？绳子也给我，在路上有用，车子坏了，可以用它绑一绑。”[2]老实说，据我看，列宁同志最近几年就很像这位奥西普。大家知道，他一踏上同孟什维克斗争的道路，便认为在这条路上一切都是有用的。“把明斯基[3]及其神秘主义拿过来，把波格丹诺夫[4]及其经验批判主义拿过来！全都交给我！一切都有用。那里是什么？是有福的阿纳托利[5]和新宗教吗？有福的阿纳托利在路上也有用，可以指责孟什维克为‘立宪民主主义’，可以写一篇小文章谈谈工会应该由党领导。”于是列宁同志的周围逐渐堆积了许多这样的绳子、蒲包、糖块，这一大堆东西把他本人和他狭隘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都遮没了。他以为，这一大堆东西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其实，这一大堆东西是他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的根源。不仅如此。这堆东西使我们全党面临很大的危险。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造神派和超人很可能要把党内（因为党也许已经受了他们的影响）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痕迹都毁掉。应该料到，荒谬的实践很快就会适应荒谬的理论。在经验批判主义和造神说的理论基础上（以明斯基先生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早就放弃了承蒙列宁同志在那堆对付孟什维主义的东西中让给它的位置），很快就产生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这些“主义”真不少，正像我们在以上援引的那份报告中所看到的，我们这位开始在身边——用乌斯宾斯基[6]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的话来说——扩展地盘的布尔什维克奥西普不得不认真考虑了。我衷心地同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以上列举出的这些主义，只能给我们社会民主党带来危害，早就该对它们“斩草除根”了。

我希望波格丹诺夫能帮助列宁同志铲除这些有害的主义。我本人从来也没有认为这位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弗·伊林[7]在不久前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我记得大意是：如果忘掉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好吧，也许我弄错了！我始终相信，这位可好可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一位在各方面都不讨人喜欢的笨如鸭子的女舞伴）在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整顿方面虽大力支持过列宁同志，我还希望事实不会动摇我的这个信念。

玩笑究竟是玩笑，可是列宁同志和他的那些亲密战友实际上做得很好，他们已经同恩·马克西莫夫[8]们、尼古拉耶夫[9]们（见上述报告后面的签名）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缺点“划清界限”了。大家知道，如果从一个代数式的总值中去掉一些负值，那么其正数的作用就会增大。所以我才会说，布尔什维克的分裂一定会增强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列宁同志采取的“划清界限”的良好结果应该迫使孟什维克同志们认真考虑，划清界限的行动有时是多么有益啊。布尔什维克虽曾受到各种分子的威胁，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现在威胁着孟什维克的人，准确地说来就是“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已经同那些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现在我们也该同“取消派”划清界限了。这样一来就会发生“全面分化”，这会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更容易在共同的党的工作的基础上接近起来。我说的恰恰是相互接近，而不是孟什维克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转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那些“已被清除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现在正为此而奔走呼号。这种转变真是胡说八道，使那些天真幼稚的人更加糊涂。“全面划清界限”既不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消灭孟什维主义，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两派人，一旦各自清除了多余的、不合适的反对派，反而都会更加有力量。我在宣布我们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开幕时曾说过，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实现统一是可能的，因为党内没有“修正主义”。那时这样说是对的，至于我们的党，现在仍然可以这样说，大家知道，我们党已经摆脱了它最讨厌的那些寄生虫，既清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中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又清除了孟什维克派中的“取消主义”。这两派中的寄生虫都是“修正主义”的变种。只有把这两派中的寄生虫全都消灭，我们的党才能立足于马克思学说的坚实基础之上。这样做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到那时，分歧也不会消失，争论也不会停止。这有什么关系呢？一位以弗所的伟大思想家说过：“争论是万物之父”。我们将要争论，但是尽管争论，我们还要力求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巩固我们的党并加强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影响。只要那些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还像在家里一样，只要那些“取消派分子”在我们这里还继续受到公认，那么就绝不可能开诚布公地谈论两派所共有的党的目的。其实，一个为秘密组织的最大荣誉只会“召回”和“抵制”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一个准备同意一切就是不同意“地下工作”的取消主义者，怎么会有共同的目的呢？在他们之间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可能有别的什么，而且这场斗争不管最终是谁胜谁负，是“取消主义者”还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必将威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存亡。社会民主党听到他们争论，也只能像一出法国喜剧中的那位看到女儿写的婚约草稿的父亲那样说：“Mais dans tout cela il ne s'asit que de ma morti！”〔这里处处说的是我的死！〕

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划清界限”的工作为摆脱这种可悲可笑的状况敞开了一扇门，我们孟什维克为了同我们的“取消派分子”“划清界限”，也应该敞开另一扇门。

“全面划清界限”万岁！

（高敬增译，孙家衡校，选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