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至今，在叙述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主要地考察了那些从理论的观点上向他提出的非难。现在对于我们有益的是再认识一下至少是他的某部分敌人的“实践理性”。在这里我们将采用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先考察一下，德国的空想主义者的“实践理性”怎样迎接马克思的思想，然后再来考察我们的亲爱的和敬爱的同胞们的理性。
在40年代之末，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著名的卡尔·海因岑发生了有趣的论战。论战立刻具有很激烈的性质。海因岑竭力企图嘲笑自己论敌的思想，而且在这上面他表现了绝对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巧妙。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责任上亦不能缄默。而且亦不能不用极尖刻之辞句。海因岑称恩格斯为“轻浮的，粗野的孩子”；马克思称海因岑为der grobianischen Literatur（鄙野的作家）的代表，而恩格斯则称之为“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137]论争以什么为中心呢？海因岑以什么样的观点加诸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呢？就是下述这些观点。
海因岑力言：由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任何怀有善良意愿的人，在当时的德国丝毫无可作为。海因岑说，按马克思的意见，“先应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应该制造工厂无产阶级”，后者只在那之后，才能从自己方面开始行动。[138]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考虑到那个由34个德国吸血鬼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即，换言之，除工厂工人外的整个德国人民（“无产阶级”一词，在海因岑那里只是指这些人民的贫困状况）。依马克思的意见，这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似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更好的将来，因为它只带有“自己的压迫的图记，而不是工厂的烙印；在德国成为英国以前，它应该忍耐地挨饿和饿死（hungern und verhungern）。工厂是学校，为着有权来从事改善自己的地位，人民应该预先经过这个学校”[139]。
任何一个对德国历史稍稍熟悉的人，现在都知道，海因岑的这些非难是何等荒谬。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闭目无视德国人民的贫困状况。谁都理解，把在德国未变成英国以前，德国的善良人物无事可做的思想加诸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是否公允；似乎，这些人物并未等待祖国的这类变化就已经做了一些事。可是为什么海因岑把这些胡言加在他们头上呢？难道因为他心术不正吗？不，我们又要说，这里并非他的罪恶，勿宁是他的不幸。他简直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此他觉得这些观点是有害的，而既然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便和这些似乎对祖国有害的观点搏斗了。可是不懂——这是争论中的不好的顾问和极不可靠的助手。正因此海因岑陷于荒谬的境地。他曾是很聪明的人，可是如果没有理解而单靠聪明，是走不远的，而现在“les rieurs”（笑者）不在他那边了。
读者可以看到，由于完全相类的争论，对于海因岑，我们不得不用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目光去看他。可是只是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吗？所有一切把矢志为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140]——这些名字是无数的——服务的意图加于“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都属于此类，因为他们都重复海因岑的错误，因为他们之中，谁都没有想出一个在差不多50年前在海因岑的论据中所没有的反对“经济”唯物主义者的论据。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新颖的东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即他们对于他们的不新颖到什么程度这点的幼稚无知。他们都想替俄国找寻“新道路”，而由于他们的愚蠢，“贫乏的俄国思想”却只堕入了充满坎坷的、早已被抛弃的欧洲思想的老路。这是可惊的，可是，如果用“必然性的范畴”来解释这个显然是奇怪的现象，那么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特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在它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必然地”产生一定的胡说。
下述的例子指明，海因岑在和马克思争论中陷于何等可笑的地位。他穷追自己的论敌，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关于将来的详尽的“理想”，他问他们道，请你们说一说，财产关系将应怎样建立？一方面私有财产的界限，另一方面社会财产的界限应该怎样？他们回答他说，在每一特定时机，社会的财产关系是由它的生产力的状态决定的，因此，只能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可是不能预先制定任何确切的一定的立法草案。现在就可以说，由现代工业创造的劳动社会化应该引导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可是不能说在什么界限中——例如十年后——将实现这个国有：这将决定于那时小工业与大工业、大土地占有与农民土地所有等等处于什么样的互相关系中。——海因岑推论道，那么，你们就没有任何理想，只有以后将由机器造成的理想才是好的。
海因岑是站在空想主义的观点上的。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总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例如，人性的概念，或某种抽象的原则，例如，某种人权的原则或是某种“个性”的原则及诸如此类出发的。既然有了这种原则，那就不难从它出发而最完全确切地、详尽无遗地规定，例如，人们的财产关系应该怎样（当然，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形下是不知道的）。并且，当人们向空想主义者说，不能有那种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无关而本身是好的财产关系，而空想主义者以惊奇的目光看着他，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以为，这种人完全没有任何“理想”。假如读者稍稍注意考虑我们的叙述，就可知道，在这儿，空想主义者非常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理想而且是很确定的理想：使必然性服从自由，盲目的经济力服从人的理性力。就从这个理想出发，他们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活动显然不是在替资产阶级效劳，而是在发展那些将来应该成为自己生产物的主人的生产者的自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丝毫也用不着“关心”变德国为英国，或者如俄国现在人们所说的替资产阶级效劳：即使没有他们的努力，资产阶级亦发展起来了，而且要停止这个发展是不可能的，即没有能够做这一点的社会力量。而且做这一点也是多余的，因为旧的经济秩序，归根结底并不比资产阶级秩序好，并且在40年代已经陈旧到对一切人都有害的了。可是停止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可能，却并未取消德国的有思想的人们替他的国民的幸福服务的可能。资产阶级有着自己的不可避免的伴随者：一切由于经济必然性真正替它的钱袋服务的人。这些不自由的奴仆的觉悟愈发展，则他们的地位愈佳，他们对一切国度和一切人民的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的抵抗亦愈烈。马克思和恩格斯亦就把发展这个自觉作为自己的任务：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他们一开始就在自己面前提出完全的绝对理想的任务。
经济现实是理想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根据这点人们疑惑他是某种经济的莫尔恰林派（莫尔恰林是《聪明误》一剧中的人物，是一个权势的阿谀者。——译者），准备将经济上的弱者沉之污泥而趋奉经济上的强者。这种疑惑的来源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经济现实一语的意义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当形而上学者听到说：社会活动家应该依靠现实，他以为是劝告他和现实妥协。他不知道，在任何经济现实中有对立的因素，和现实妥协乃是和它的因素之一妥协，和在当时统治着的因素妥协。辩证唯物主义者曾经指出并且现在还指出现实的另一个敌视这个因素的因素，其中成熟着将来的那个因素。现在我们请问：依靠这个因素，以它为自己理想的标准——是否是趋奉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呢？
可是，如果理想的标准应该是经济现实，那么，就可以理解：理想的道德标准之不能令人满意不是因人们的道德感受到蔑视和厌恶，而是因为这些感觉并未给我们指出替我们的亲近的人们服务的正确的道路。同情自己的病人，这对医生是不够的：医生要认识人的机体的生理现实，依靠它和它的疾病奋斗。假如医生设想道德愤懑就足以抗拒疾病，那么，他会受到最恶毒的讥笑。马克思就讥笑了自己的论敌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而论敌们以为他嘲笑了“道德”。“在那自己既无道德，又无意志的人的目光中，人的道德和意志是没有价值的。”——海因岑惊喜地叫道。[141]
可是，应该指出，如果“经济”唯物主义的俄国的论敌们一般地只是重复——sans le savoir（不知不觉地）——其德国先辈的论证，那么，他们总还是在某些部分上使自己的论据更为花样复杂了。例如，德国的空想主义者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并不发长篇大论的议论。而在我们这里这类议论实在是多得骇人。读者还记得，沃·沃·先生在80年代之初就答应了要发现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142]是的，沃·沃·先生后来害怕这样的规律了，可是，他自己就说明，他的害怕只是暂时的，只在俄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发现很好的和很善良的规律之前。一般地，沃·沃·先生是乐于参加俄国应否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无限的争论的。从70年代起，马克思的学说就被牵入于这个争论中了。
在我们这里这类争论是如何进行的，可以克里文柯先生的最近的话为证。这位作家在和司徒卢威先生争论时，劝告自己的论敌，更好地想一想关于“资本主义的当然性及其良好后果”的问题。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命定的、必然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经过的发展阶段，如果在这个历史必然性面前只有低头，那么应否采用那些只能阻滞资本主义秩序来到的办法，或者相反，应否促进过渡到它并用一切努力促其迅速到来即力求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手工业的资本化，发展富农……破坏公社，使人民失去土地，并一般地把多余的农民从农村驱逐到工厂中去呢？”[143]
塞·尼·克里文柯先生在这儿，实在说来提出了两个问题：（一）资本主义是否是命定的必然的阶段？（二）如果是的，那么，从这儿产生出什么样的实际任务？我们且说第一个。
塞·尼·克里文柯先生在这个意义上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即一部分而且是一大部分我们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形态中提问题：资本主义是否是命定的、必然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经过的阶段？有一个时候以为，马克思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此大为失望。当马克思似乎是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著名的信[144]公开了的时候，惊奇地看到，马克思不承认这一阶段的“必然性”，这时候人们恶意地欣喜起来，以为，好呵，他丢了自己的俄国的学生的丑呵！可是恶意欣喜的人忘了法国的谚语：bien rira qui rira le dernier（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论敌的这个争论，从头到尾都是最“不自然的废话”。
事情是在：当说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否应用于俄国时，他们忘掉了一件小事：忘掉了弄清楚，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而因此，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我们的主观主义者堕入了真正的巨大的陷阱。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了（如果读了的话）“Zur Kritik”（《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在这序言上叙述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而断定这不过是黑格尔主义。在象确实所在之处没有看见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开始左顾右盼，最后，他以为他在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章上看到这个找寻着的象了，而这一章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却并非全人类的历史。
任何过程在它存在的地方是无条件地“必然的”。例如，火柴的燃烧，在它燃烧时是“必然的”；当燃烧过程完结时火柴“必然”要熄灭的。在《资本论》中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在对于那些有这个发展的国家是“必然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设想了在这一章中有着整个历史哲学之后，就断定：按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生产对于一切国度和一切人民是必然的。[145]这时候，他对于那些俄国人民的困难地位就烦恼起来了，并且——好一个丑角！——在按照自己对烦恼的主观要求适当活动以后，他就庄重地转向茹柯夫斯基先生说：你看，我们也会批评马克思，我们并非盲目地追随magister dixit（导师说过的话）。显然，这丝毫也没有使得“必然性”的问题前进一步，可是在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烦恼辞之后，马克思就想来帮助他。他以给《祖国纪事》的编者的信的形式写了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文的意见的草稿。当马克思死后，这信的草稿出现于我们的报章上时，就给了俄国人至少一个正确解决“必然性”问题的可能了。
关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马克思能说什么呢？这个人陷于不幸的境况中，把马克思的理论中完全没有的东西，当做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应该首先从不幸中救出那有希望的青年的俄国作家。此外，俄国的青年作家（指米海洛夫斯基。——译者）又不平于马克思之判决俄国走向资本主义。应该告诉俄国的作家，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判决任何国家走任何道路，他不指出对于任何民族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共同的和“必然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往后发展永远是决定于其内部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任何郑重的人，无须推测和烦恼于任何幻想的“必然性”，而首先应该研究这个互相关系；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指明，对于特定的社会，什么是“必然的”和什么“不是必然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都做了。首先，他发现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误会”：“在论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我想描写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走出来的道路。因之，在其中，追踪着那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历史进程，在这进程中，生产者变成了雇佣工人（现代意义的无产者），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在这个历史中，每一变革成为一个时代，成为资本家阶级发展的杠杆；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剥夺土地占有者。在本章之末，我说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断言，它的最后一语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些结语中，我未曾举出任何拥护上述断言的证据，其原因是，这断言本身不过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冗长的多次的议论的一般结论。”[146]
为着更好地说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没有而且不能有历史理论的地方当做历史理论起见，马克思指出古罗马的例子。非常令人信服的例子！真的，如果一切人民都“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那么对罗马人、对斯巴达人、对印加人的国家，对于其他许多民族怎么办呢，这些民族并未完成这些臆想的必然性就离开了历史舞台？对于马克思，这些民族的命运并不是不知道的；因此，他不能说到资本主义过程的到处的“必然性”。
“把我的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概述变为一切民族历史道路的整个历史哲学的理论，——马克思说，——对于每个民族不论其历史存在的条件怎样，都是宿命地给他们预定着的；这对于我的批评者是很方便的。可是我请大家原谅：这种解释对于我，同时既是不胜荣幸，又是不胜羞辱。”[147]
是的，岂不正是如此！因为这种解释把马克思变为一个“带公式的人”，而马克思在和蒲鲁东论战中早就嘲笑过这种人了。[148]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进步公式”加诸马克思，而马克思回答道：不胜感谢之至，可是，我并不需要这好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对于历史发展规律是怎么看的（请读者回想我们关于圣西门所说过的话）。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在他们那里有着神秘的面貌；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类所走的道路，似乎是早已预定了的，任何历史事变都不能改变这个道路的方向。多么有趣的变态心理呵！在空想主义者那里，“人的天性”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天性的发展规律，在他们那里立即带有神秘的性质，移植于人之外及人们关系之外的某处去了，移植到某个“超历史”的领域中去了。
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也是把问题移到完全不同的基地上，因而亦便给它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辩证唯物主义者“一切归于经济”。我们已经解释了应该怎样了解这点。可是什么是经济呢？这是组成特定社会的人们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实在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不是不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物。它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同样亦在包围特定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永久地变化着。既然有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在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就宿命地产生出一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而且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好地解释过这个规律性。可是每个社会的经济运动有其“独自”的面貌，因为它在其中进行的条件是有“独自性”的，所以，不能有包括过去和预言将来一切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进步公式”。进步公式——这是抽象的真理，按《果戈理时代俄国文学概述》的作者的话，抽象真理曾为形而上学者所深爱。可是，按他的公允的论断，抽象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决定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如果一切决定于这些情况，那么人们便应该研究它们。[149]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150]
俄国的马克思的信徒在这上面是忠实于他的。当然，经济认识的广狭可有不同，可是这里事情不在个别人物认识的范围如何，而在观点本身。俄国的马克思的信徒并不以主观理想和某种“进步公式”为指导，而是注意自己祖国的经济现实。
关于俄国，马克思得到什么结论呢？“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就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稍后马克思补充道：近几年来在按上述道路行进上俄国已经“做了不少”。从这封信写就之后（我们注一句：即从1877年后），俄国日益更甚和日益更快地按这道路行进着。
从马克思的信中得出什么结论来呢？——三个结论：
（一）他用自己的信不是丢了自己的俄国学生的丑，而是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的丑，这些先生们关于他的科学观点毫无任何概念，企图按照自己的式样和类型改造他，把他变为形而上学者和空想主义者。
（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所以不对这封信感到羞耻，只是因为忠实于自己的“理想”的他们连信也没有看懂。
（三）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愿意和我们谈论关于俄国向哪里去和怎样去的问题，那么，他们在每一特定的时刻应该从分析经济现实出发。
这个现实的研究使得马克思在70年代得出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按照它从农民解放时起走上的道路前进，那么，它将造成完全资本主义的制度，然后，它既已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羁绊下，就不得不和其他人民——普通人一样服从资本主义的不可动摇的规律。这就是一切！”[151]
这就是一切。可是希望为自己祖国的幸福效力的俄国人不能满足于这种有条件的答案：他必然产生这么一个问题：俄国是否将继续按照这一道路前进？是否有能使人希望俄国将不走这一道路的根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又应该研究国家的实在状况，分析它的现代的内部生活。马克思的俄国学生，根据这种分析，断言：是的，将继续！没有根据可以使人希望俄国将迅速离开其在1861年后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一切。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学生们”错了。他们应当以同一俄国的现实所提供的根据来证明这点。“学生们”说，俄国将继续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不是因为有某种外部的力量、某种神秘规律推动它走上这一道路，而是因为没有能够使它离开这个道路的实在的内部力量。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这样的力量是有的，那么，请他们说出来，它在哪里，请他们证明它的存在。我们将很高兴地倾听他们。至今关于这点我们从他们那里什么确定的东西也没有听到。
——怎么没有力量，我们的理想算什么？——我们的亲爱的论敌们惊叫道。
唉，先生！先生！真的，你们幼稚到了可怜的程度！因为问题是在如何实现你们的理想，虽然你们的理想是颇为支离破碎的！这样提出来的问题当然是有着干燥无味的性质，可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理想便只有“理想的”意义。
把一个善良的青年投之狱中，锁上铁栅，放上严密的警戒。善良的青年人付之一笑。他拿起早就预备好的黑炭，在墙上画一只船，坐上这船……告别了牢狱，告别了森严的警戒，这善良的青年重又遨游于化日光天之下。
很好的故事！可是……只是故事。实际上壁上的画船，从来没有把任何人渡到任何地方。
从农奴法取消之后，俄国就已经显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清楚地看到这点，他们自己也肯定：旧的经济关系在我们这里以惊人的而且日益增加的速度瓦解着。可是这不要紧——他们彼此互相说道——我们把俄国放上我们的理想的小舟，它便会离开这一道路，便会到辽远的王国去。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是很好的故事家，可是……“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然而这是非常之少啊，故事从来也不曾改变过人民的历史运动，其原因是非常枯燥无味的，正如从来没有一只夜莺曾经靠寓言养活过一样。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采用着把“那些……的俄国人”分为两类的奇怪的划分法：那些相信坐着主观主义理想之船划得开去的人们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人民的善人；而那些说这种信心是毫无根据的人们被描写为抱着某种非自然的恶意，企图使俄国农民饿死的人。在任何戏剧中亦不曾出现过如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所设想的彻底的俄国“经济”唯物主义者那样的恶人。这个惊人的见解之根据薄弱，正就如读者们所熟悉的海因岑的意见之根据薄弱一样，后者曾把有意使德国人民“hungern und verhungern”（“饥饿与饿死”）加诸马克思。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正是现在出现这样的先生呢，这些人“泰然自若地使千百万人们陷于饿死与贫困”？塞·尼·克里文柯先生以为：既然彻底的人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必然的，那么他只有“力求……手工业的资本化，发展富农……破坏公社，使人民失去土地，并一般地把多余的农民从农村驱逐出去”。塞·尼·克里文柯先生之所以这样想，其唯一的原因是，他自己不能作“彻底的”思维。
海因岑至少承认马克思对带有工厂烙印的劳动者之偏爱。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显然，在“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身上，甚至连这个小小的弱点也不承认：呵，他们彻底地毫无例外地仇恨一切人类子孙。他想使他们都饿死，也许除掉买卖人阶层的代表。真的，如果克里文柯先生承认在“学生们”身上，对于工厂工人有某些好意的话，那么，他便不会写上面所引的词句了。
“力求……一般地把多余的农民从农村驱逐出去。”上帝在此！为什么力求呢？新的工作人手之加入工厂居民的队伍将引起工资的低落。可是连克里文柯先生也知道：工资的低落对于工人不会有好处亦不会觉得好过的。而彻底的“学生们”为什么要力求加害工人，使他难受呢？显然，这些人的彻底只在他们的仇视人类上，他们连工厂工人也不爱！也许是爱的，但却是他们自己特殊情调的爱：爱他——因之力求害他：“爱之深，恨之切”嘛。怪人！惊人的彻底性！
“力求……发展富农，破坏公社，使人民失去土地。”何等可怕！可是为什么要力求这些呢？试想富农的发展和人民失去土地将影响其购买力的下降，而购买力的下降将引起工厂制品需求之下降，降低劳动力的需求，即降低工资。不，彻底的“学生们”不爱工人！可是只是不爱工人吗？人民购买力的减少甚至影响到雇主的利益，后者依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的高见乃是学生们温柔地保护的对象。不，无论你怎样说，这些学生是怪人！
“力求……手工业的资本化”……“毫无顾忌地进行收买农民的土地，或开小铺子和小酒店，或别的龌龊活动……。”可是彻底的人们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事情呢？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过程的必然性；因而，如果某种设施，例如小酒店是这个过程的重要部分，那么小酒店就一定会出现（应该设想小酒店在现在是不存在的）。克里文柯先生以为：龌龊的活动加速资本主义过程的运动。可是，我们重复说一次，假如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龌龊事”自然会出现。为什么马克思的彻底的学生们要“力求”这个呢？
——这里，在他们那里，理论已经在道德感的要求面前沉默了：他们看到了龌龊事是必然的，热爱它当作这个必然性并且赶快从各方面去促进它，否则，可怜的必然的龌龊事，没有我们就不会很快地占上风。
克里文柯先生，是不是这样？如果——不，那么一切你的关于“彻底的学生们”的议论，都是不行的。而如果——是，你的个人的彻底性，你本身的“认识力”是不行的。
随便你举出什么来都好，就举出手工业的资本化也罢！它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表现在，第一，在自己手中积累着生产资料的人们；而第二，为了取得一定的报酬而使用这生产资料使之作用的人们。假定，龌龊是前一类人的特点，那么，那些受雇佣而为他们劳动的人们似乎可以避免这个道德发展的“阶段”了吧？如果如此，那么，假使我把我的活动用以为这些人服务，如果我将发展他们的自觉和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则在我的活动中有什么龌龊的呢？克里文柯先生也许会说，这种活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绝不如此。英国、法国、德国的例子告诉他，这种活动不仅不阻滞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加速了它，而且使那里的某些讨厌的问题的实际解决更加接近了。
或者以公社的破坏为例吧。这也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农民的份地集中在富农手中；过去独立的田主日益增大的部分变为无产者。显然，所有这些是伴随着利益的冲突、斗争的。“俄国的学生们”来到这喧扰之地，唱着短的然而是真心同情的“必然性范畴”的赞美歌并且……开设小酒店！最“彻底的”这样干；较温和的限制于开小铺子。是这样吗？克里文柯先生！可是为什么“学生们”不站在农村贫民方面呢？
——可是假如他想站在他们方面，他便应该力图阻止他们的失去土地？——好，就假定应该这样。——而这便阻滞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丝毫也不阻滞。相反，甚至加速它。所有主观主义者先生们都以为公社“自身”倾向于转到某种“更高的形态”。他们是迷误了。公社的唯一真实的倾向，就是走向瓦解的倾向，而且农民的情况愈好，公社便瓦解得愈快。此外，瓦解能够发生于或多或少对人民有利的条件下。“学生们”应该“力求”使它在对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完成。
——那么，为什么不防止其瓦解呢？
——那么，为什么你们不防止1891年的灾荒呢？不能够吗？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不以逻辑的论据来驳倒你们的观点，而只能把这类与你们无关的事变归罪你们的道德，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的事情是输掉了。可是为什么你们用别的尺度来报答我们呢？为什么你们在和我们争论中，把人民的贫困描写为似乎是我们干的事呢？因为在拿不出逻辑的地方，有时就拿出空话，特别是可怜的空话来了。你们没有能防止1891年的灾荒吗？谁能保证，你们能够防止公社的瓦解、农民的失却土地呢？就以折衷论者如此喜欢的中间道路说吧：假定你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防止了这一切。可是，在那些你们的努力无所成就的情况下，在那违背你们的努力公社还是瓦解的地方，农民还是失去土地的地方，你们对于这些命定的过程的牺牲品怎样办呢？卡戎[152]只是把那能够出得起渡资的人渡过斯梯克斯。你们是否只接受公社的真正社员到你的船上以渡到主观理想的王国去呢？你们是否将举起船桨赶走农村无产者呢？你们自己也会同意，先生们，这是很“龌龊”的吧。既然你们同意这点，那么，对于他们，你们便不得不依我们的意见行事，像所有正派人应做的那样，不是开设使他们滥醉的小酒店，而是扩大他们反对酒店、反抗酒店主人，反对任何酗酒的力量，扩大到历史所给予或将给予他们的程度。
或者，也许，现在我们在开始说故事吧？也许，公社并不是在瓦解着？也许，人民在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土地？也许，我们为着使至今过得很幸福的农民陷入贫困这唯一的目的而想出这个来的吧？可是翻开任何一本你们同一思想的人们的作品，它将告诉你们，今天以前，即在甚至还没有一个“学生”开设小酒店或小铺子以前，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当你们和我们争论的时候，你们把情形描写成这样，似乎人民已经生活在你们主观理想的王国中，而我们由于我们所固有的仇视人类的思想，而抓住他的脚，扯他向下，使之堕入资本主义的陷阱。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陷阱存在着，而我们则问自己，怎样和这个陷阱斗争，怎样把人民安置在即使多少接近“理想的”境地？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对的，可是，你们为什么曲解我们的意图呢？[153]真的，这是龌龊的；真的，这种“批判”连“苏兹达尔人”[154]也不愿干的。
可是，怎样和资本主义陷阱斗争呢？我们重复一遍，这资本主义的陷阱不管我们的和你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存在着。你们有一个回答：“巩固公社”，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而我们则回答你们说：这只是空想主义者才会有的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抽象的回答。按你们的意见，农村公社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点都是好的；而按我们的意见，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候，当时公社能够是对全体人民都有利的；也许，现在亦有些地方，它对农民是有好处的。我们并不起来反对这类公社。可是在许多场合下，公社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我们起来反对这类公社，正如反对一切于人民有害的东西一样。请记起乌斯宾斯基所写的那个“白白”付款的农民。[155]按你们的意见，对他应该怎么办？把他渡到理想之国去——你们回答道。很好，和上帝一起渡去吧。可是当他还没有渡过去时，当他还没有坐上理想之舟时，当船还没有来而他还不知道船什么时候会来时，使他不“白白”付款岂不更好些？使他不做公社社员（公社给他的好处，只是完全不生产的花费，另外也许是到区公所去受定期的鞭笞），岂不更好些？我们以为——这要更好些，而你们则因此责备我们想使人民饿死。这是否公允呢？这里是否有些“龌龊”呢？或者，也许你们真的不能理解我们吗？难道真是这样吗？恰达耶夫在什么时候曾说过，俄国人甚至不知道西方的三段论法。[156]难道这正是Votre cas（你们的立场）吗？我们假定，塞·尼·克里文柯先生完全真正地不理解我们；假定这对卡列耶夫先生也是一样，对尤沙柯夫先生亦是一样。可是我们始终以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头脑要“清楚”得多的人呵。
先生，为着改善千百万实际上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命运，你们想出了些什么来呢？当说到“白白”付了款的人时，你们只能给一个回答：虽然他“白白”出了钱，但是这总还是应该的，为的是不破坏他和公社的联系，因为，公社破坏之后，你就不能恢复它了。自然，这会使“白白”出钱的人有一时的不便，可是……“农夫容忍一下，也非坏事”[157]。
这样，我们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把人民的最迫切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理想的牺牲品。这样，他们的说教实际上日益成为对人民有害的了。
“社会地位要她成为热情的女人”——关于安娜·巴芙洛夫娜·涉来尔，托尔斯泰曾经这么说。[158]对资本主义的仇视成了我们的主观主义者们的社会地位了。老处女的热情能给俄国贡献一些什么好处呢？丝毫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主观的”仇视能给俄国生产者一些什么好处呢？同样丝毫也没有。
可是，安娜·巴芙洛夫娜的热情至少是无害的。而对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仇视则开始肯定地有害于俄国的生产者，因为它使我们的知识分子对于巩固公社非常之不择手段。只要一说到巩固公社就来了一阵阴暗，在这阴暗中所有的猫儿都成了灰色的了（即不分青红皂白之意。——译者），而主观主义者先生则准备着亲热地和《莫斯科新闻》[159]接吻。所有这些“主观的”精神错乱正是引导到有利于那似乎是“学生们”想栽培的小酒店。说出来是可耻的，而藏在心里是罪恶：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的敌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帮凶，而且是它的最粗野、最讨厌、最有害的帮凶。
以上我们说的是过去曾经企图或者现在还在企图想出某种反对马克思的意见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倾向于引用马克思的空想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办的。
海因岑——现在俄国的主观主义者们在与“俄国的学生们”斗争中以如此惊人的确切性重复着他——曾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想主义者。可是在40年代的德国曾有许多对抗这派的空想主义者的流派。[160]
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一般特点是这样的。
一方面，资产阶级迅速地发展着，它经常地要求政府的各种援助与支持。著名的Zollverein（关税同盟）曾完全是它的事情，并且拥护关税同盟的宣传鼓动不仅借助于“请愿”，而且借助于多少算是科学的研究：我们还记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61]另一方面，旧的经济“基础”的破坏使得德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是处于毫无保护的地位。农民与手工业者已经被充分地吸收于资本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他们身受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不利的方面，这在过渡时期是特别有力地使人感觉到的。可是，劳动群众在那时候还很少能够抵抗。它还不能给资本的代表以多少有力的回击。在60年代时马克思曾说过：德国同时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发展不足之苦。在40年代，它所受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之苦还更厉害。资本主义破坏了农民生活的旧基础；过去在德国欣欣向荣的手工业现在不得不经受它力所不及的机器工业的竞争。手工业者贫困了，一年年地更加严重地依赖于收购商人了。而同时，农民对于地主和国家应该担负许多这样的赋役，这些赋役也许在以前是不甚沉重的，而在40年代则日益沉重起来，日益更不符合农民生活的实际条件了。农民的贫困到了惊人的程度；富农成了农村的完全的主人；他们常常买农民的青苗；乞食成了谋生之道。当时的研究者曾指出在公社中，几千户之内不乞食的只有数百。在有些地方——事情几乎完全不可设想，可是为当时的德国报纸指出过——农民以食尸肉为生.。他们在离开了乡村之后，在工业中心找不到足够的工作，报纸曾指出日益增长的失业及由它引起的移民。
下面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报纸之一对劳动群众情况的描写：“拉芬斯堡及德国其他省区的几万纺织工人已经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了，他们不能销售自己的制成品（主要地是指手艺工人），他们找寻工作与面包，两者均无所得，因为除了纺织之外，他们要找到工作，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困难。为着微薄的工资，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竞争。”[162]
国民道德无疑地堕落了。旧的道德概念的动摇适合着旧的经济关系的破坏。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充满着对于工人的酗酒、淫乱、奢侈、浪费（这些是和工资减少一起在他们的队伍中发展起来的）的怨言。在德国工人中还没有看到新道德——即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唤起的新的解放运动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道德——的标志。群众的解放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它的愤愤不平只是不时表现为无希望的罢工，无目的的骚动，无意义的破坏机器。可是在德国工人的头脑中已经开始有了觉悟的火花。在旧秩序下是不需要的奢侈品的书籍，在新秩序下已经成了必需品。读书欲已经抓住工人了。
这便是德国知识分子中思想健全的人（der Gebildeten〔有教养的人〕——如当时所说的）应该加以考虑的情况。怎么办，如何帮助人民？排除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回答道。这时候问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所欣喜地欢迎，作为拥护必须排除资本主义的若干新的科学的论据。“同时自由主义的论客先生们以新的力量鼓吹着李斯特的保护关税的喇叭，力图使人信服……他们之关心工业的高涨，主要地是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的反对者，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则力图证明使英国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典型国家的并非保护关税——在这时候，非常适时地出现了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卓越的书，它破坏了最后的幻想。[163]大家公认，这书是现代的杰出的著作之一……它用若干不可驳斥的论据指明：以私有企业者（对于这些人，金钱就是神）的个人的贪婪、自由竞争为其推动原则的社会将落入怎样的陷阱。”[164]
这样，应该排除资本主义，否则德国将陷于英国已陷于其底层中的深渊里去。这是为恩格斯所证明了的。谁来排除资本主义呢？知识分子，die Gebildeten（有教养的人）。依这样的Gebildeten之一的话，德国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在德国排除资本主义乃是德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而“在西方（in den westlichen Ländern）与资本主义斗争更多的是工人”[165]。德国知识分子怎样排除资本主义呢？经过生产的组织（Organisation der Arbeit——劳动的组织）。为着组织生产，知识分子应做些什么呢？在1845年在科隆出版的《Allgemeines Volksblatt》提出下列的办法：
（一）促进国民教育，组织民众阅读室、民众演奏会等等。
（二）建立大工场，其中工人、手工业者与手艺匠可以为自己工作，而不替雇主或定货者工作。《Allgemeines Volksblatt》希望将来这些手工业者—手艺匠能够自己团结为联合会。
（三）创立出卖制成品的货栈，这些制成品是由手工业者和手艺匠以及国民工场供给的。
这些办法可以把德国从资本主义的毒疮中拯救起来。而采取这些方法是更容易的，——这一传单补充道，——因为“这里和那里已经开始建立经常的货栈——所谓工业市场，手工业者可把自己的商品送去陈列以供销售”，并可即刻以这商品为抵押而得到一些贷款……紧接着就描写从所有这一切中产生的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排除资本主义，人们似乎以为在它还发展得薄弱的地方来得最容易。因此，德国空想主义者常常喜欢描写德国还不是英国这一情况；海因岑甚至直接准备否认工厂无产阶级在德国的存在。可是因为对于空想主义者主要的事情是在证明组织生产对于“社会”的必需，那么，他们便不费力地和不知不觉地、慢慢地转到这样一种人的观点上，这些人断言：德国资本主义由于它所固有的矛盾已经不能再发展了，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人民的购买力下降着，夺取国外市场是不大靠得住的。因此，在制造工业做工的工人必然地将日益减少。在路·布尔的有趣的书：“Andeutungen über die Noth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über die Aufgabe der Vereine zum Wohl derselben”，Berlin 1845.（《劳动阶级的贫困及改善劳动阶级状况协会之任务》，柏林，1845年）出版之后，我们在上面屡次引用的“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明镜》）杂志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了。它是当时德国空想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之一。
布尔自己问自己道：提高工人阶级幸福状况的协会能否担任得起自己的任务呢？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现时工人阶级的贫穷从哪里来的呢？
穷人和无产者不是一个东西，——布尔说。穷人不愿或不能工作；无产者找寻工作；他能工作，但没有工作，而无产者便陷于贫困。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是完全不知道的，虽然永远有着穷人和永远有着被压迫者——例如农奴。
无产者从哪里来的呢？竞争创造了它。竞争破坏了联结生产的旧网结，唤起了工业的空前繁荣。可是亦就是竞争逼迫雇主们压低自己生产品的价格。因此，他们企图减少工资或工作人手的数目。后一目的由机器的改进而达到，它把无数工人赶到街头。此外，手工业者受不住机器生产的竞争，同样亦变为无产者。工资日益降低。布尔举出在20年代在德国繁荣的花布印染业为例。工资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很好的工人每周能有18至20塔勒工资。可是机器及跟随它而来的妇女及儿童劳动出现了——工资便惊人地惨跌。自由竞争的原则，在它得到统治的地位的地方，它便到处和永久作用着。竞争引导到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则引导到失业。并且大工业愈完善，失业愈增长，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数目愈少。情况真是这样，这可用下列一点来证明，即上述的不幸只有工业国家中才有，而农业国家则不知道。可是自由竞争所造成的情况，对于社会（für die Gesellschaft）是非常危险的，因之，社会便不能毫不关心地对待它。社会干什么呢？这里布尔转到那个放在他的著作的所谓尖角上的问题：一般地任何协会能否根绝工人阶级的贫困？
柏林地方协会帮助工人阶级提出了“与其消除现存的贫困，毋宁阻止贫困在将来的产生”的宗旨。现在布尔向这个协会讲话了。他问：你们怎样预防将来贫困的产生呢？为着这点你们将怎样干呢？现代工人的贫困产生于对劳动的需求不足。工人不需要布施，而需要工作。协会从哪里取得工作呢？为着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就要扩大对劳动生产品的需求。而这个对于劳动生产品的需求却因劳动群众的工资的减少而减少着。或者，也许协会会发现新市场吧？布尔认为这亦是不可能的。他得出结论说，柏林协会所提出的任务只是“温和的幻想”。
布尔劝告柏林协会在和工人阶级的贫困进行斗争之前好好地深思一下其原因。他对弥补政策不以为是有意义的。“劳动交易所、储蓄和救济所等等，当然，能够改善少数个别人的状况，但不能拔除罪恶之根”。联合会（association）亦不能拔除它：“就是联合会亦不能避免竞争的沉重的必然性（dura necessitas）”。
布尔本人认为什么是清除罪恶的手段呢——这从他的小册子中很难确切地看得出来。他似乎暗示，为救治灾难需要国家的干涉，可是，又补充说，这种干涉的结果是可疑的。无论怎样，他的小册子对当时德国知识分子引起有力的印象，并且绝非在失望的意义上。相反，人们在他的小册子上看到了组织劳动的必要的新证据。
下面就是“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明镜》）杂志对于布尔的小册子所说的话：
“著名的柏林作家布尔出版了以《劳动阶级贫困》等等为题的著作。他以为——而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工人阶级的不幸产生于生产力之余剩；这个余剩是自由竞争及物理学与机械学上的新发现和新发明的结果；回到行会和组合去是有害的，正如阻碍发现和发明一样；因此，在现存社会条件下（黑体字是书评作者加的。——普注）没有可以帮助工人的有效的手段。如设想现代的自私自利的私有雇主的关系依然不变，则应该同意布尔，任何协会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贫困。可是这样的设想是绝非必需的；相反，可以产生而且已经产生着那些以用和平的方法排除上述我们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基础为目的的协会。需要的只是政府不要妨碍协会的这种活动。”
显然，批评家没有理解亦不想理解布尔的思想，可是对于我们这不是重要的。我们之提到德国，只是为了借助于它的历史所给的教训，以便更好地研究现代俄国的某些思潮。可是，在这个意义上，4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的运动本身有着许多对于我们足资借鉴的东西。
第一，布尔的论据使我们想起尼-逊[166]先生的论据。他俩都指明生产力的发展为劳动需求低落的原因，因之，是工人数量相对减少的原因。他俩都说到国内市场的饱和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劳动力需求继续降低的必然性。布尔似乎不承认德国人夺取国外市场的可能；尼-逊先生对于俄国工业家坚决不承认这个可能。最后，他俩关于这个国外市场问题都是完全没有加以研究的，他俩谁都没有举出一个郑重的论据来维护自己的意见。[167]
布尔从自己的研究之中，除了在帮助工人阶级之前应该好好地深思一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外，没有做别的鲜明的结论，尼—逊先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在我们的社会面前放着一个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解决的组织我们民族生产的任务。可是如果以我们上引的“Der Gesellschaftsspiegel”杂志的意见来补充布尔的观点，那么得出的，正是尼-逊先生的结论。尼-逊先生等于布尔加上批评者。这个公式引导我们到如下的思想。
尼-逊先生在我们这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可否说，布尔和批评者对40年代德国状况的观点的总和等于马克思对同一状况的观点呢？换言之，布尔——由批评者补充了的——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par excellence（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当然，不是。从布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而陷入的矛盾，还不能得出他站在马克思的观点上。他从极抽象的观点观察了这些矛盾，就单单由于这一点，他的研究，按其精神说来，与马克思的观点毫无相同之处。听了布尔的话，可以以为，德国资本主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要在自己发展的重压下窒息而死，资本主义已无路可走了，手工业已经最后地资本化了，德国工人的数目迅速地走向降落。马克思并未说过这样的观点。相反，当他在40年代之末，特别50年代之初要说到德国资本主义的最近命运时，他说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有完全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才能承认德国的尼-逊们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68]
德国的尼-逊们的议论之抽象，正如我们目前的布尔和福里格拉夫一样。抽象地议论就是意味着，即使你从完全正确的原则出发，也会错误。读者们，你们知道，什么是达朗贝尔的反物理学吗？达朗贝尔说，他根据最无可争论的物理学规律可以证明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现象的必然性。只要注意每个特定规律的作用而一时忘记了别的使其作用变化的规律的存在，就可办到这点。这样的结果，大概就会得到完全荒谬的东西。为了证明这点，达朗贝尔举出了几个真正鲜明的例证并且甚至准备在空闲的时间写出整本反物理学。福里格拉夫先生和尼-逊先生已经不是开玩笑而是严正地写着反经济学。他们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采用著名的无可争论的经济规律，他们正确地指明其趋向；然后，他们忘掉了这个规律在生活中的实现是整个历史过程，而把事情描写为这样，似乎在他们从事写作自己的研究时，特定规律的趋向已经完全在生活中实现了。而且，似乎某个福里格拉夫、布尔或尼—逊将不曾好好消化的统计材料如山一般地堆积起来，并恰当地或不恰当地引证马克思，那么，他的“概论”就带上《资本论》作者的精神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研究的面貌了。可是，这是视错觉，而且不过是视错觉。
例如，福里格拉夫在分析他所处时代的德国经济生活时忽略了许多东西，这就证明了那个无可争辩的事情，即他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机体的解体”的预言完全未中鹄的。而尼—逊先生之徒然无益地引用马克思的名字，正如茹柯夫斯基先生之有时徒然无益地乞援于积分学一样。这点甚至最可尊敬的克里文柯先生亦不费力地懂得了。
和那些责备马克思为片面性的先生们的意见相反，马克思在考察特定国家的经济运动时，从来也不撇开它同产生在经济运动基础上并影响其往后发展的社会力量的联系（克里文柯先生，这对于你，暂时还不是完全明白的，可是——请忍耐一下！）。既然有了一定的经济状况——这便亦就给予了一定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的作用必然地反映在这个状况的往后的发展上（克里文柯先生，你已经不耐烦了吧！下面就有鲜明的例子）。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代的英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这亦便给予了那在当时集议于英国议会中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行动是这个经济状况往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他们行动的方向是为这个状况的性质所制约的。具备了现代英国的经济状况，这亦便给予了现代英国的社会力量，他们的行动将影响英国的将来的经济发展。当马克思从事于某些人所乐于称之为推测的时候，他曾把这些社会力量加入于考虑之中，并不以为这些社会力量的作用可以由这个或那个只是以自己良好意图为能事的人们集团的自由意志来加以阻止。（“Mit der Grtindlichkeit der geschichtlichen Action wird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deren Action sie ist.”）（“随着历史运动的深入，群众的规模将扩大，因为历史运动是群众的事业。”）
40年代的德国空想主义者是不同地议论的。当他们在自己面前提出一定的任务时，他们只注意本国经济状况的不方便，而忘记了研究从这些状况中生长起来的社会力量。上面提到过的批评家议论道：我们人民的经济状况是悲惨的，所以在我们面前有着困难的、可是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组织生产的任务。可是，那些产生于这个悲惨的经济状况基础上的社会力量是否会妨碍这个组织呢？关于这点，善意的批评家并未问过自己。空想主义者从来没有在足够程度上估计自己当时的社会力量，其原因很简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永远把自己放在社会之上。而由于这同一的原因，用同一个马克思的话来说，空想主义者的一切计算是“ohne Wirth gemacht”（“不经主人参加而造成的”），而他的全部批评不过是完全没有批评，不能批判地观察他的周围现实。
在特定的国家中，生产组织的出现只能是这个国家中存在着的社会力量的作用的结果。为着生产的组织需要些什么呢？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在其全部复杂性和整体上）的自觉的态度。在那还没有这种自觉态度的地方，只有那终身是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尽管他们五亿次以最大的尊敬提起马克思的名字）才能把生产的组织提出作为迫切的社会任务。尼—逊先生在自己的臭名远扬的著作中关于生产者的觉悟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瞩望于“社会”的觉悟。如果在这之后，还可以和应该承认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承认克里文柯先生是现代唯一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par excellence（主要是）黑格尔主义者。
可是，是结束的时候了。我们的比较—历史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我们不错的话，是下述这些：
（一）海因岑及其同道关于马克思用他本身的观点判定了在德国毫无作为这种说法是一种胡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那些现在在俄国持有马克思的观点的人们不能对俄国人民有所贡献，反而对他们有害的说法也是一种胡说。
（二）布尔和福里格拉夫对当时德国经济状况的观点，由于其抽象性而成为狭隘的、片面的和错误的。可以担心，俄国今后的经济历史将暴露出尼—逊先生的观点中的同样的缺点。
（三）在40年代的德国提出生产的组织为自己迫切任务的人是空想主义者。在目前俄国高谈生产的组织的人同样是空想主义者。
（四）历史粉碎了40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有一切根据设想，我们俄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亦将遭受类似的命运。资本主义已经嘲笑了前者，我们痛心地预见，它亦将嘲笑后者。
可是，难道这些幻想对德国人民竟毫无贡献吗？在经济关系上等于零，或者，你们要求用更确切的词句，则差不多等于零。所有这些出卖手艺制品的市场及所有这些创立生产者协会的企图，几乎连几百个德国生产者的状况也未改进。可是他们促进了这些生产者的自觉的觉醒，因此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好处。德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学校、民众阅览室等亦给予了同样的好处，可是是直接地而非迂回地。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德国人民有害的后果，只有跟着德国生产者自觉发展的程度才能在每一特定时期被削弱或消除。马克思对于这点比空想主义者理解得更好；因此，他的活动对于德国人民就更有好处。
无疑地，在俄国情形亦会是同样的。不久前，在《俄国财富》1894年10月号上，克里文柯“张罗”——像我国人们所说的一样——组织俄国的生产。[169]克里文柯先生用这些“张罗”并不曾消除什么，并没使任何人幸福些。他的“张罗”是拙劣的、不巧妙的和无结果的；可是，假如这些“张罗”，尽管有所有这些消极性质，而激发了即使一个生产者的自觉的觉醒，那么，它们就是有益的，这时候，克里文柯先生就不会只是为着做出逻辑的错误和误译他所“不同情的”、用外国文写的论文片断而度此一生了。在我们这里，亦只有跟着生产者自觉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和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害的后果作斗争。而从我们的这些话中，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可以看到：我们并非“粗野的唯物主义者”。假如我们“狭隘”，那么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即我们首先提在面前的是完全理想主义的任务。
现在再见了，我们的论敌先生们！我们预先体味着你们的反对论调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最大的愉快。不过，你们，先生们，好好地看住克里文柯先生。他也许写得并不坏，至少是有感情的，可是，“哪儿跟哪儿”[170]，他是不懂的！
（博古译，选自《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单行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重印本）
[1]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书《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起初书名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以便秘密发表。但是由于公开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已经出现，《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个书名也就被抽换掉了，因为这个书名会立刻暴露出作者是谁。《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本书，用别尔托夫的笔名出版于1895年1月。根据保存于普列汉诺夫档案中的原稿片断，根据已经在国外收集到的被发现的校样，以及根据其他一些至今尚少为人所知的资料，在不久以前，这本书的历史开始搞清楚了（见《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
指出下面这点情况是不无益处的，即普列汉诺夫最先写成的一章，是结论这一章，这章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适用性问题以及马克思本人在其著名的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已经表述过的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整理普列汉诺夫档案时，曾经发现这一章的两份原稿，根据所有的材料判断，这两份原稿是写于1892年年底，并且是为在合法刊物上登载准备的。普列汉诺夫想把它登载在《北方通报》上，但是他没有做到。一份原稿上题名为《奇怪的误会》，另一份原稿上题名为《不大的误会》，这两份原稿当时都未见知于世，而且只是在他死后，在1937年，才第一次刊印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中。
本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部著作是按照《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1925年）的原文刊印的，并根据1895年的第1版和1905年的第2版校正过。——原编者注
我们只选了此书的第五章和“结论”。——编者注
[2]“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von Edgar Bauer，Bern 1844，S.184.（埃德加·鲍威尔：《批判同教会和国家之争论》，伯尔尼，1844年，第184页。）
[3]《批判同教会和国家之争论》，伯尔尼，1844年，第185页。
[4]《历史信札》的作者是拉甫罗夫。《历史信札》以米尔托夫的笔名于1870年出版于彼得堡。——原编者注
[5]就是绝对理念。
[6]读者没有忘记早些时候引用过的黑格尔的话：“密纳发的猫头鹰只在夜间才开始飞翔。”
[7]布鲁诺·鲍威尔是上面提到的埃德加·鲍威尔的哥哥，是当时著名的“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对观福音书作者的批判》）的著者。
[8]“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von F.Engels und K.Marx.Frankfurt.a.Main 1845，SS.126—128.（《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年，第126—128页。）此书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批判的批判”的各种观点的论文集。本段引自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一文。上章所引的一段话，亦出自马克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9]同上书，第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文第1版，第13页。——编者注）
[10]《〈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编者注
[11]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3篇第5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2版，第208页。——编者注
[12]“使用工具到处是人的仅有的特点，所以只要在堆积物或穴窟之内发现一个人工的烧石，就足以充分证明，这里有过人。”（但尼也里·威尔逊：《史前的人》第1卷，第151—152页，伦敦，1876年）
[13]“Lohnarbeit und Kapital”（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编者注）
[14]“Lohnarbeit und Kapital”（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345页。——编者注）
[15]“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etc”，Paris 1881，p.51.（《人的起源等等》，巴黎，1881年，第51页。）
[16]在马尔茨乌斯的关于巴西的原始居民的著名的书中可以找到几个有趣的例子，指明，表面上最小的地形的特点在其居民之间的互相接触的发展上是如何重要〔普列汉诺夫指的是马尔茨乌斯的“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München 1832.（《巴西原始居民的法律状况》，1832年慕尼黑版）。——原编者注〕。
[17]附带地说，关于海，应该指出，它不是永远使人们接近的。拉采尔（“Antropo-Geographie”，Stuttgart，1882，S.92.）（《人类一地理学》，斯图加特，1882年，第92页。）正确地指出：在发展的一定的低级的阶段上，海是绝对的界限，即使得为它所隔开的民族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相互接触，起初它完全为地理环境的属性所制约的，在原始种族的面貌上印上自己的烙印，岛民与大陆居民大有区别。“居住于岛上的人民在个别情况下和附近大陆或附近大岛的居民完全不同；甚至他们在起初是属于同一人种或民族集团的，而他们永远是与这个集团非常厉害地不同的；我们更加上说：作为规律，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大于住在大陆上的这个种族或集团的各分派之差别。”（拉采尔：上引书，第96页）这里重复着那在形成动物种和亚种中起作用的同一规律。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版，第524—5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2版，第587—588页。——编者注）马克思在注中添加说：“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印度的互不联系的小生产有机体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拿以上引的马克思的意见和最新的研究来比较一下：“在活的自然给予人的全部贡献之中，最宝贵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力的富，或者更好地说：是力的发展的唤起。”（拉采尔：上引书，第343页）
[19]“我们应该当心——路·海格尔说——不要过高地估计思考在工具产生中的作用。最初的一些极端重要的工具的发现，当然是偶然地发生的，正如许多现代的发明一样。它们当然与其说是发明的，无宁说是碰到的。我之达到这个观点，特别是由于下面的情形，即工具的名称永远不是从它们的制造中发生的，它们（即名称）永远没有元生的性质，而永远是在工具所提供的应用中产生出来的。例如在德语中Scheere（剪刀）、Säge（锯）、Hacke（鹤嘴锄）实质上是剪着的（scheeren）、锯着（sägen）、锄着（hacken）的对象。这个语言的规律由于下面这一点特别应该引起注意，即不是工具的日常应用品的名称是元生地、受动地由他们所由或所因而产生的材料或工作而组成的。例如，盛酒的皮囊，在许多语言中就是剥取的兽皮：德语的Schlauch适合于英语的Slough——蛇皮。希腊语的ascós同时是皮囊和兽皮的意思。所以，语言完全明显地告诉我们：称为皮囊的应用品是如何和由什么造成的。关于工具便不是这样；如果根据语言的话，工具在开始时完全不是制好了的东西。例如偶然地碰到的，我将说，在游戏中使用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初的小刀。”（L.Geiger，“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m Lichte der Sprache.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Entstehung des Werkzeugs”，SS.36—37.）（《从语言来看人类原始史，特别注意劳动工具的产生》，第36—37页。），见论文集“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Stuttgart，1878.（《关于人类发展史》，斯图加特，1878年。）
[20]“（这个机械学的）创始者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给了几何学以更多样的和有趣的内容，而为着这个科学的直接可触知的和技术上重要的应用忽略了它的抽象的和不能绘图的问题……而当柏拉图愤然地向他们指出说，他们消灭了几何学的伟大，几何学在他们手里离开了无形体的和抽象的对象而转到可感知的、需要手艺制造的对象，这时候机械学被从数学中赶出来了，和数学分离了，并且在长时期中没有从哲学方面受到任何注意，成了军事艺术的辅助科学之一。”（Plutarchi，“Vita Marcelli”，edit.Teubneriana，C.Sintenis，Lipsiae 1883，Cap.ⅩⅣ，pp.135—136.）（普卢塔克：《马尔采尔之生涯》，1883年，第14章，第135—136页。）读者们可以看到，普卢塔克的观点在当时绝不是新的观点。
[21]大家知道：在长时期中俄国农民自己曾能够有而且亦常常有过农奴。农奴的状况对于农民说来是不会愉快的。可是，在俄国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下，没有一个农民能够在这个状态中看到不正常之处。积蓄了一些钱的“田夫”自然而然地想到购买农奴，正如罗马的自由民企图获得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之起义的奴隶曾与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可是没有和奴隶制进行战争，假如他们能够得到胜利，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会泰然自若地成为奴隶占有者。在这里不禁记起谢林的话：自由应该是必然的。这话在这里有着新的意义。历史指明：任何一种自由只在它成了经济的必然性时，它才出现。
[22]普列汉诺夫在第2版没有收进去的增补里面，更充分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参阅《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1937年俄文版，第209页）。——原编者注
[23]普列汉诺夫死后发表的反对马克思的早期“批评者”之一魏正格伦的文章，参阅《普列汉诺夫遗著》第5集，第10—17页。——原编者注
[24]智人。——编者注
[25]《家族之起源》——原编者注
[26]我们引的是1847年的法文版。
[27]“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Primitive Marriage”，by John Ferg.Mac-Lennan.p.75.（《古代史研究——原始婚姻》，麦克伦南，第75页。）
[28]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期德国法学界中的一个反动派别。它维护农奴制和封建君主制而反对法国革命的国家思想和法权思想。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是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原编者注
[29]《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12页。
[30]“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von D.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Dritte Auflage，Heidelberg 1840，SS.14.（萨维尼：《论我们时代对立法和法学的使命》，第3版，海德堡，1840年，第14页。）
[31]“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Erster Band，SS.14-15.（萨维尼：《现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14—15页。）（1840年柏林版）
[32]同上书，第22页。
[33]“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Erster Band，SS.14-15.（萨维尼：《现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16页。）（1840年柏林版）
[34]“Cursus der Institutionen”，Erster Band，Leipzig 1841，S.31.《法制概论》，第1卷，莱比锡，1841年，第31页。）——在附注中普赫塔很有力地反对企图调和法的起源的对立的观点的折衷论者，一看他的反对语调，不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他难道已经预见了卡列耶夫先生的出现了吗？可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在普赫塔时代，在德国本国的折衷论也够多的了，不论怎样，这类聪明人是到处和永远多得很的。
[35]“Cursus der Institutionen”，Erster Band，Leipzig 1841，S.28.《法制概论》，第1卷，莱比锡，1841年，第28页。）
[36]“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by Dr.Henry Rink，p.9 and 30.《爱斯基摩人的传说和传统》，林克博士，第9和30页。）
[37]M.Kovalevsky，“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Stockholm 1890，pp.52—53.（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发生和进化的图画》，斯德哥尔摩，1890年，第52—53页。）在已故的季别尔《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最清楚地指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
[38]M.Kovalevsky，“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Stockholm 1890，p.95.（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发生和进化的图画》，斯德哥尔摩，1890年，第95页。）
[39]同上书，第57页。
[40]M.Kovalevsky，“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Stockholm 1890，p.93.（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发生和进化的图画》，斯德哥尔摩，1890年，第93页。）
[41]大家知道：在一切原始部族内，在猎人和武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Der Jäger darf sich keiner fremden Waffen bedienen”（“猎人不应使用任何别人的武器”）——马尔茨乌斯关于巴西的原始居民曾这样说，并且马上就解释这些未开化人是从什么地方得来这个“信念”的：“Besonders behaupten diejenigen Wilden，die mit dem Blasrohr schiessen，dass dieses Geschoss durch den Gebrauch eines Fremden verdorben werde，und geben es nicht aus ihren Händen”.（“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m Brasiliens”，München 1832，S.50.）“特别那些以吹管射击野兽的未开化人确信，如果这武器为别的地方的人一用就会损坏的，所以他们不让它离开自己的手。”（《在巴西土人中的法权关系》，慕尼黑，1832年，第50页）
“Die Führung dieser Waffen erfordert eine grosse Geschicklichkeit und beständige Uebung.Wo sie bei Wilden Völkern im Gebrauche sind，berichten uns die Reisenden，dass schon die Knaben sich mit Kindergeräten im Schiessen üben”.（Oskar Peschel，“Völkerkunde”，Leipzig 1875，S.190.）“使用这些武器（弓与箭）需要很好的技巧和经常的练习。旅行家告诉我们，在武器为未开化人使用的地方，小孩子已经用儿童的武器练习射击。”（佩舍尔：《民族学》，莱比锡，1875年，第190页。）
[42]是指H.Rink，“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with a Sketch of Their Habits，Religion，Language and Other Peculiarities”，Edinbourgh and London 1875.（林克：《爱斯基摩人的传说和传统以及关于他们的风习、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的概述》，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编者注
[43]“Der Ursprung des Rechts.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Rechtswissenschaft”，von Dr.Alb.Herm.Post.Oldenburg 1876.（波斯特：《法的起源。普通比较法学引言》，奥登堡，1876年。）
[44]波斯特正是属于还远没有和唯心主义绝缘的人们之中的。例如，在他那里，氏族联合适合于狩猎和游牧生活；而跟着农业和与此相联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氏族联合就让位于“Gaugenossenschaft”（我们可说：“邻居公社”）。显然，他不是在别的任何东西上，而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找寻解释社会关系发展史的钥匙。在各个个别情况下波斯特差不多是永远忠实于这个方向的。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把“im Menschen schaffend ewigen Geist”（“生活于人身上的永远的创造精神”）看做是法的历史的基本原因。这个人好像是为了使得卡列耶夫先生欢喜而特意地被创造出来的。
[45]L.c.，p.139.（前引《民族学》，第139页）——当我们摘引这段时，我们想象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他的座位上很快地站了起来，叫道：“我可以争辩这点：中国人可以用英国的枪械武装着。是否可以根据这些步枪来论断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呢？”很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英国的枪械来论断中国的文明是不合逻辑的；而它却正应该用以论断英国的文明。
[46]L.c.，pp.252-253.（前引《民族学》，第252—25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编者注
[48]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3篇第5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2版，第208页。——编者注
[49]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该信写于1833年）。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的附注：这不是那宣传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毕希纳；这是他的早死的哥哥，是著名的悲剧《丹东之死》的作者。〔参阅格奥尔格·毕希纳：《给未婚妻的信（1834年春）》，载《全集》，Academia版，1935年，第295页。——原编者注〕
[50]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编者注
[51]《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6页。
[52]《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
[53]参阅去世的梅契尼柯夫的关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实在说来只不过总结了最有权威的历史专家例如列诺尔曼所已经得出的结论。爱丽查·莱克留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梅契尼柯夫的观点在科学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在下述的意义上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即这个观点不是新的观点：黑格尔就已最肯定地说过这种观点。可是无疑地，如果科学能够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则获益甚多。（普列汉诺夫指的是梅契尼柯夫的著作《La civilisation et Les grands fleuves historiques》.Aves une preface de M.Elisée Reclus，Paris 1889.《文明和伟大的历史河流》，附爱丽查·莱克留的序，巴黎，1889年。载于苏联版《劳动之声》，1924年。——原编者注）
[54]参阅摩尔根的书：《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5]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保尔·巴尔特在以下书中所做的责难：《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Leipzig 1890，SS.49—50.（《黑格尔及马克思和哈特曼以前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莱比锡，1890年，第49—50页。）——原编者注
[56]《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ingenperiode》，Leipzig.1889，Band I.SS.233-234.（《加洛林时代末期之前的德国经济》，莱比锡，1889年，第1卷，第233—234页。）
[57]〔世间最漂亮的姑娘也只能以其所有给予人。——编者注〕
[58]马克思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巴尔特议论道——按你的意见，政治完全不影响经济，而同时你又引用许多事实来指明……等等。——好啊！——卡列耶夫先生叫道，——这正是我称为应该怎样和马克思争论的模范啊！卡列耶夫先生的“模范人物”一般地表现着可惊的思想的力量。“卢梭——模范人物说，——生活于等级差别和特权盛行到极点的社会中，在这社会中一切都服从于全能的专制政治；可是，从古代窃取来的合理的建设国家的方法——这方法亦同样为霍布斯和洛克利用过的——使卢梭创立了根据于普遍平等和民权之上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和当时法国存在着的制度是完全矛盾的。卢梭的理论后来为国民议会所实现了；所以，哲学影响了政治，而经过政治亦影响了经济。”
你们喜欢这光辉的论据吗？为着这个论据的利益，卢梭——贫困的日内瓦的共和主义者之子变成了贵族社会的产物。和巴尔特先生争辩，意味着陷于重复别人的话。可是对于推崇巴尔特的卡列耶夫先生说些什么好呢？啊！沃·沃·先生，真是不大好啊！天啊，你的“历史教授”是不大好啊！我们毫无自私之心地劝告你：找一个新的“教授”吧！
[59]“言谈和公事”是18世纪时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治侦探的一个暗语。“说话和办公事”就指的是对叛国罪的告密行为。——原编者注
[60]不要以为我们在污蔑可敬的教授。他赞不绝口地引用巴尔特的话：“法维持着独立的、虽不是非依赖的生存。”而这个“独立性，虽然不是非依赖性”就妨害了卡列耶夫先生去认识“历史过程的本质”。怎样妨害，我们在正文中马上就有一节来说明。
[61]引自卡列耶夫的文章《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原编者注
[62]实质上，现在欧洲的无产阶级正经历着这同一的心理过程：它的心理已经适应着新的、将来的生产关系。
[63]“当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中开始萌芽以前，某些民族仅靠自己的实践经验已经繁荣了好几个世纪了。这个经验以后为科学利用为自己的定理”——（《意大利之政治经济学史》，洛加诺，1892年，第11页）。
穆勒重复道：“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实践是老早就先于科学而存在着……所以，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科学的一个部门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可是它的研究的对象必然地是在一切时代中人类的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伦敦，1843年，第1卷，第1页）
[64]“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Innsbruck 1881.SS.124—125.（《法权国家与社会主义》，因斯布鲁克，1881年，第124—125页。）
[65]〔人只有感觉性〕。
[66]〔很好的奴隶〕。
[67]这不妨碍有时候他害怕强有力者。例如，康德关于自己曾说过：“谁也不能强迫我说与我所想的相反的话，可是，我不敢说出我想的一切。”
[68]当证明生活条件（les circonstances）影响于动物的机体时，拉马克做过一个注解，这注解值得提一提，以避免误会。“谁停止在我所说话的字面的意义上——他写道——他便会将错误的观点加在我的头上。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它们都不会在动物的形态和组织引起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的变动，在动物那里出现了新的与以前不同的需要。假如这些新的需要在很长久的时期中保持不变，那么，他们便引导到新的习惯的出现。“而既然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的新的习惯，即刺激它们做已经成了习惯的新动作——结果一些器官常常得到较多的锻炼，而有时那失去了用处的另一些器官则完全没有锻炼。”锻炼的加紧或没有锻炼对于器官的结构以及整个机体不是没有影响的。（Lamarque，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nouvelle édition par Charles Martin，1873，t.Ⅰ，pp.223—224.）（拉马克：《动物学的哲学等等》，查礼·马尔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页。）经济的及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其他需要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亦应该这样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锻炼和不锻炼的结果而生的缓慢的适应的过程；而我们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敌人们以为：似乎照马克思的意见，人们在出现新的需要时，马上便有意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显然，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件蠢事。但是这种蠢事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绝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一般地说，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见，使我们想起一个神父反对达尔文的胜利的论据：“达尔文说把鸡抛到水里去，它便生出蹼来，而我则断言，鸡简简单单地会淹死。”
[69]〔政变〕。
[70]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614页。——编者注
[71]“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ticher”，Paris，1844，“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德法年鉴》，巴黎，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8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编者注）
[72]《Philosophie de l'art》，12-me édit.，Paris 1872，pp.13—17.（《艺术哲学》，第12版，巴黎，1872年，第13—17页。）
[73]《Philosophie de l'art dans les Pays-Bas》，Paris，1869，p.96.《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巴黎，1869年，第96页。）
[74]“我们受到政治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同样亦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如果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样有着抵抗它的作用的可能，而且你们亦无疑地知道许多证实这事实的显著的例子……如果我们受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亦有不受其影响的能力，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使环境本身适应、适合我们本身的要求。”（斐·布吕内蒂埃：《自文艺复兴时代起至现代止的批判的进化》，巴黎，1890年，第260—261页。）
[75]“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S.10，Anmerkung.（《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文第2版，第426页脚注①。——编者注
[76]指苏马罗科夫、科尼亚日宁、赫拉斯科夫以及18世纪的其他戏剧作家所写的悲剧。——原编者注
[77]“光荣革命”指英国在1688—1689年间所发生的政变；“大反叛”是指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原编者注
[78]过去的各种版本都误印成“拟古典主义的英国文学”。——原编者注
[79]该句只在第一版上有。——原编者注
[80]L.c.，pp.262—263.（《自文艺复兴时代起至现代止的批判的进化》，第262—263页。）
[81]《新基督教》的作者是圣西门。——原编者注
[82]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编者注
[83]大家知道，在德国，文学观点的斗争进行得远为有力，可是，在这里革新者的注意没有为政治斗争所吸引。
[84]表面上看来，阶级斗争与这类艺术史例如建筑史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就是建筑亦是和这个斗争密切联系着的。参阅柯罗爱依《L'architecture gothique》《哥特式建筑学》），特别是其第四部分：《L'architecture civile》，《市民建筑》）。
[85]“Il introduit dans le monde des idées et des sentiments，des types nouveaux”——（“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Paris 1889.p.31.）“他把新的典型引进观念和感觉的世界。”）——（《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巴黎，1889年，第31页。）
[86]附带地说，这里影响的双重性只是形式地存在着。任何特定的知识的积贮正是因为社会的需要推动人们去积聚它，并引导他们的注意力朝向适当的方面。
[87]任何特定的阶级的审美的倾向和判断是如何地从属于它的经济地位这一点，《艺术和现实的美学关系》的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译者注）是很好地理解了的。美便是生活——他说——并且以如下的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好的生活，‘应有的生活’，在普通的人民看来就在于吃得饱，住在好的草房内，睡得足；但是同时在乡民的‘生活’概念中永远包括着劳动的概念：没有劳动便不能生活，而且将会烦闷。由于有满足的生活，由于勤奋劳动而不致筋疲力尽，青年农民和乡下姑娘有着异常光鲜的脸色和双颊红润——这是普通的人民概念中的美的第一个条件。因劳动得很多的缘故，乡下姑娘身体结实，相当的丰满——这同样是乡村美人的必要条件。上流社会的‘弱不禁风的美人’在农民看来决然是‘奇丑的’，而且会引起他的不快之感，因为他习惯于把瘦弱看做是疾病或‘悲惨命运’之结果。可是劳动不会使人发胖，假如乡下姑娘是肥胖的，那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而人民以过分肥胖为缺点；因为劳动得很多的缘故，乡下美人不会手足纤细的——关于手足纤细这种美的特点在我们的歌谣中是没有提起过的。总之，在民歌中的美人描写上没有一种美的标志不是饱满的健康和体格上力的均衡的表现——这是在经常的和不轻松的而又非过度的劳动下的、满足生活的永远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她的祖先好几代就不从事手足的劳动了；在无所事事的生活式样中血液流到手足上去的就少了；手足上的筋肉一代一代地弱下去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手足纤细——它是这样一种生活，即上流社会看来这才是生活的生活——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如果上流社会的妇女有大手大足，那么这或者是她的体格丑陋的标志，或者是她不是从世家大族出身的标志……当然，健康永远不会在人的目光中失去其价值的，因为即使在富足和奢侈中，没有健康亦是不好过活的——结果两颊红润和健康的光鲜对于上流社会的人物仍然是诱人的；可是病态、瘦弱、萎缩、慵懒在他们目光中同样有美的价值，虽然这无宁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式样的结果。苍白、慵懒、病态对于上流社会人物还有另一种意义：假如农民找寻休息、安静，那么有教养社会的人物就没有物质的困窘和体力的疲劳，而因此常常为了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的忧虑而感觉到寂寞，他们便寻找‘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使上流社会的生活有声有色，复杂多致和有诱人的魅力，否则就太单调无味了。而由于强烈的感觉，由于过度的热情，人便很快地憔悴了；如果憔悴和苍白是她阅历颇多的标志的话，那么如何还不倾倒于美人的憔悴和苍白之前呢？”（参阅论文集《美学与诗歌》，第6—8页）（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和现实的美学关系》，载《全集》，第2卷，1949年俄文版，第10—11页。——原编者注）
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8页。——编者注
[88]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89]“Di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der Menschheit und die Kunst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Schlosser's，Gevinus's.Dahlmann's und Bruno Bauer's”，von Szeliga.Charlottenburg 1846，S.6.（《人类劳动组织和施洛塞尔、赫尔文尼斯、达里曼及布鲁诺·鲍威尔的史料编纂艺术》，施里加，夏洛滕堡，1846年，第6页。）
[90]“Die Helden der Masse.Charakteristiken”.Herausgegeben von Theodor opitz.Grünberg 1848，SS.6—7.（《群众的英雄，性格描写》，特奥多尔·奥皮茨出版，绿山城，1848年，第6—7页。）我们奉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一读这本书。在这书上，他可以碰到许多自己的原版的思想。
[91]附带地说，并不是所有他们：谁也没有想过以“人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这种说法来攻打马克思。卡列耶夫先生是具有双重的创见的：（一）在他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地和马克思争论过；（二）大概在他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这样地和马克思争论。从这个注释中，沃·沃·先生可以看到，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教授”以应有的尊重。
[9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编者注
[93]普列汉诺夫曾准备在新版中把为逃避书报检查而故意弄得模糊不清的这个地点加以说明。在保存在档案中的他的未被利用的增补中，关于这个地点有如下一个注解：“斯卡洛茹布就是书报检查。用同一个别尔托夫以及《选集》、《新语》和《创始》的历史来加以说明”。这个清单包括了曾经受到书报检查迫害的各种出版物：普列汉诺夫（别尔托夫）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出版就迅速销光，图书馆又没有收藏，可是在十年中间，直到1905年，一直没有能再版；马克思主义著作选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材料》刊印于1895年，在书报检查机关积压了一年半，后来除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几本以外全部被焚；杂志《新语》早在1897年12月就被查封；杂志《创始》继《新语》之后创刊于1897年，出版了五期就被查封。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合法的讲坛，而民粹派分子却能够完全自由地享有合法的讲坛。——原编者注
[94]乔治·亨利·刘易斯（1817—1878），英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编者注
[95]在未发表的增补中，普列汉诺夫关于这个地方曾经这样写道：“人们不懂得，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而否认他的历史观点是不行的，因为《资本论》同时也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但是甚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很好地理解《资本论》。第3卷的命运，以及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都歪曲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见《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原编者注
[96]指马克思于1877年10—11月因《祖国纪事》杂志编辑之一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载1877年第10期《祖国纪事》）而写给该杂志编辑部的著名信件。这封信没有发出去，是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发现的。它曾发表在1886年第5期《民意导报》和1888年第10期合法的《司法通报》上。通常都把这封信错误地说成写给米海洛夫斯基的，虽然马克思在信里提到米海洛夫斯基的时候用的是第三人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载《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马克思在信里驳斥了对他的观点的歪曲，反对把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民粹派分子抓住了信里面的这个地方，认为这是肯定了他们所指望的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参阅《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1909年俄文版，第327页）。——原编者注
[97]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章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8—170页）中，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中，均曾说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原编者注
[98]“所有这些发展史的不同的支脉，至今还是部分地非常分歧并从最不同的经验的认识源泉出发，到目前由于日益意味到那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联系而得到了更高的发展。虽然它们沿着极不相同的经验的道路前进并且依靠着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总还是走向同一的目的，走向包罗万象的一元论发展史的伟大的最后目的。”（海克尔：《现代发展史的目的与道路》，耶拿，1875年，第96页）
[99]《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05—106页。
[100]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在《俄罗斯思想》第6期第90页上写道：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在《资本论》第6章的一个朴素的标题《所谓原始积累》下面有所阐述”（参阅《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1909年俄文版，第321页）。——原编者注
[101]〔艺术是悠久的，而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
[102]普列汉诺夫想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增补：“关于‘没有功夫’。用阶级斗争来说明”（参阅《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原编者注
[103]有趣的是：达尔文的敌手长期以来都硬说，甚至到现在还是硬说，他的理论正是缺乏“堆积如山”的实际证据。大家都知道，微耳和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者和医学者代表大会上也说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海克尔在回答他时正确地指出，要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都不能证实达尔文的理论的话，那么任何新的事实也都不能说明什么了。
[104]《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15—116页。
[105]此处应当是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编者注
[106]出自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士兵嘲笑将军们无能的一首歌，歌的作者是列夫·托尔斯泰，当时他是一名战地军官。——编者注
[107]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19章。——编者注
[108]参阅他的《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à Sparts》（《论斯巴达的财权》）。对于我们来说，这书中附带提及的对原始财产的观点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109]“Il est assez visible pour quiconque a observé le détail，et le textes，que se sont les intérêsts matériels du plus grand nombre qui en ont été le vrai mobile”等等。（“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Les origines du systèm féodal”.Paris，1890，p.94.）“对于每一个从其具体的详情（正是具体的详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原文件上研究事实的人充分明显的是：正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乃是真正的动因”等等（《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巴黎，1890年，第94页）。
[110]指布洛斯的《1848年德国革命史》一书。1922年版题为：《德国革命。1848—1849年德国运动史》。——原编者注
[111]《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17页。
[112]在乌斯宾斯基的短篇《波德卡》中有一个靠供应小型流浪乐团弦线为生的老人。他曾骄傲地说，他的弦线是珍贵的，“不是那种烂货”，因为他只能这样：“只要我是靠弦线度命的，那么我就必须使弦线发出洪亮的声音来”。——原编者注
[113]1888年4月初，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里提到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写道：“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05—40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42页。〉）
普列汉诺夫在这个地方有如下一个备注：“乌斯宾斯基在这一点上可以大胆地与巴尔扎克并列。他的《大地的统治》，参看我的《社会民主党人》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乌斯宾斯基》”（见《普列汉诺夫的遗著》，第4集，第224页）。关于乌斯宾斯基的文章载《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原编者注
[114]至于应用生物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最新词句”，按其“类型”说来，就提高到了本世纪的20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最新词句”是很可敬的老者！其中“俄国的智慧和俄国的精神”真正是“反复背诵着并且二重地说谎着”。
[115]摩尔根的书出版于1877年。——原编者注
[116]指恩格斯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者注
[117]《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08页。
[118]卡西莫多是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119]《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13—114页。
[120]事出克雷洛夫寓言《山雀》。——编者注
[121]孟德斯鸠说：知道了地理环境，亦就知道了社会联合的性质：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主义，在另一种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的共和的社会等等。伏尔泰反对道：不，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随着时代之不同出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历史命运没有影响：全部的事情是在人们的意见中。——孟德斯鸠看到二律背反的一方面，伏尔泰及其同道看到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借助于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我们已经看见，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互相作用，可是同时它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相互作用。启蒙学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藏之袋中的二律背反，解决得异常简单：就在这里，辩证的理性较之启蒙学者的健全思想（悟性）亦是无限地更有力。
[122]我们希望，在上述一切之后，对于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学说的关系，也明白了。达尔文解决了怎样在生存斗争中发生了动植物种的问题。马克思解决了怎样在人们的生存斗争中产生了社会组织的不同形态的问题。逻辑上，马克思的研究正开始于达尔文研究终结的地方。动物和植物处于物理的环境的影响下。对于社会人，物理环境经过社会关系作用于他，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后者在起初时发展的迟速，依物理环境的属性而定。达尔文不以动物机体先天固有的发展趋势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如拉马克所做的那样），而以机体之适应其外界条件来解释：即不是以机体的天性，而是以外界自然的影响来解释。马克思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不是以人的天性，而是以那些在社会人作用于外界自然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这两位思想家的研究精神决然地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主义之应用于社会学（虽然，在年代上并不是这样，可是这是不重要的）。而且这是它的唯一的科学的应用，因为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从达尔文主义中所做的结论并不是它在研究社会人的发展方面的科学的应用，而是简单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有很不美丽的内容的道德的说教，正如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之从事于美丽内容的说教一样。资产阶级著作家引用达尔文，在实际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读者的并非达尔文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达尔文所论及的动物的兽性。马克思和达尔文相一致，资产阶级作家和达尔文所研究的野兽和家畜相一致。
[123]〔我知道多少，就能够做多少〕。
[124]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他们曾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斗争过。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于辩证唯心主义，而后者则为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
[125]“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编者注〕
[126]语出歌德。——编者注
[127]“Mit der Gründlichkeit der geschichtlichen Action wird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deren Action sie ist”.Marx，Die heilige Familie，S.120.“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群众的规模将扩大，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神圣家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文第1版，第104页。——编者注）
[128]茹柯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中评论了《资本论》（载《欧洲通报》，1877年，第9卷）。——原编者注
[129]尼·季别尔：《对茹柯夫斯基先生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之若干意见》（《祖国纪事》，1877年11月号，第6页）。
[130]《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65页。
[131]这里马克思叙述着他的唯物史观。
[132]《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3—354页。
[133]《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页。
[134]同上书，第357—358页。
[135]《俄国财富》，1894年2月号，第2部，第150—151页。
[136]《果戈理时代俄国文学概述》，第24—25页。
[137]恩格斯的这句话的原文是：“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03页。）——原编者注
[138]“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Bern，1848，S.21.《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伯尔尼，1848年，第21页。）
[139]“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Bern，1848，S.22.（《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伯尔尼，1848年，第22页。）
[140]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责难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喜欢农村的资本主义化，欢迎那伴随着苦难的农民失地现象，并且勾结农村的富农、吸血鬼、“原始积累”的英雄们，如萨尔蒂柯夫一谢德林在他的讽刺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所描绘的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之流，千方百计地想促进这个过程。——原编者注
[141]《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Bern，1848，S.22.《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伯尔尼，1848年，第22页。）
[142]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的是沃·沃·（即沃龙佐夫）给他1882年出版的论文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写的序。沃龙佐夫在这篇序里说明再版自己的旧论文的理由时说，他希望“唤起我国的学者以及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公认的政论家去研究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其余一切国家生活现象的基础。不懂得这个规律就不可能有系统地顺利进行社会活动”（第1页）。——原编者注
[143]《俄国财富》，1893年12月号，第2部，第189页（引自克里文柯的文章《论文明的单干户》，参阅《俄国财富》，1893年，12月号，第2部，第189页。——原编者注）
[144]马克思的这封初稿的尚未校正的信是写给《祖国纪事》的编者的，而不是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关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以第三者称之。（指1877年10—11月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该信最初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民意导报》第5期。——编者注）
[145]参阅《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祖国纪事》，1877年10月号：“在《资本论》第六章中，有一节标题是：《所谓原始积累》。这里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开始时的历史概述，可是他给予了一种更多的东西——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我们再说一遍，这完全是胡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叙述在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完全不了解的“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采取着“几个综合的，彼此密切联结着的概念”的形态。可是，这是附带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在有关于资本主义过程对西方的“当然性”上亦是狡猾地不理解马克思。他在工厂立法上看到历史过程的宿命的不可曲折性的“修正”。他以为，按照马克思，“经济的东西”不用人们的参加，本身便作用着。他是这么彻底，以致在人们对自己生产过程的每一个干涉上都看到修正。他不知道的，只是按照马克思，这个干涉在其每一特定形态上本身便是特定的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请和这样经常地不理解马克思的人们去进行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吧！
[146]参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编者注
[147]按问题的实质来说，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村社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就曾这样提出过。更早以前，恩格斯在1875年发表于《人民国家报》上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答复特卡乔夫的《公开信》的文章中，也曾表述过这个思想（参阅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编者注）。
但是在90年代时，恩格斯已经知道，俄国的村社正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迅速解体。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曾提到这一点，如：《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0年）、《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欧洲能否裁军？》（1893年）等等。最后，在1894年，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写道：“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页。）——原编者注
[148]参阅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71—198页。——编者注）
[149]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真理的具体性问题的观点在他的《果戈理时代俄国文学概述》中有所发挥（《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1947年俄文版；载《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编者注
[150]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编者注
[1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编者注
[152]希腊神话中的冥府渡神。——编者注
[153]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曾打算做如下的增补：“在这里，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消灭衰朽的生产方式，例如家庭工业的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社会民主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用倍倍尔在布勒斯劳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如下的话来简单地加以说明：‘我随时自问，这种办法会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会，我就反对它……’”（《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9页）。——原编者注
[154]“苏兹达尔人”是个比喻的词，用来象征粗糙、拙笨。这个词导源于苏兹达尔地方手工圣像画家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这种画家中有许多人画法拙劣，但他们所做的圣像价钱便宜，因此有很大销路。——原编者注
[155]在《生动的数字》丛书本乌斯宾斯基的短篇《整数的零》中，“白白”付了款的、也就是没有种地就付了款的农民们坚信，“白白”付款远比种份地划算。——原编者注
[156]恰达耶夫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说过这个话（参阅恰达耶夫：《哲学书简集》，1906年俄文版，第11页）。——原编者注
[157]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门庭旁的遐想》。——原编者注
[158]载小说《战争与和平》。——原编者注
[159]一家反动的维护专制君主制的报纸。——编者注
[160]普列汉诺夫曾想在这里加以说明：“也就是我想说：社会主义者的流派”（《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页）。——原编者注
[161]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资本主义在德国尚未充分发展时期的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曾把个别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提到首要的地位。他认为国家的协助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例如，对工业品的保护关税制）。——原编者注
[162]“Der Gesellschaftsspiegel”，Band I，S.78.《社会明镜》第1卷，第78页。）威斯特伐里亚通讯。
[163]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于1845年出版于莱比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587页）。——原编者注
[164]“Der Gesellschaftsspiegel”，Band I，S.86.Notizen und Nachrichten.（《社会明镜》，第1卷，第86页，纪事与新闻。）
[165]参阅同一卷厚厚的杂志上的赫斯的文章，第1页及以下各页。同时参阅“Neue Anekdoten”，herausgegeben von Carl Grün，Darmstadt，1845，S.220.《新笑话》，卡尔·格律恩印，达姆施塔特，1845年，第220页）在德国与法国迥异，与资本主义战斗是由有教养的少数人来进行并“保证战胜它的”。
[166]尼-逊——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44—1918）的笔名。——编者注
[167]对这个地点，普列汉诺夫曾写过如下的备注：“关于尼—逊。他的基本错误是什么。没有弄懂‘价值规律’。不是用动态的眼光，而是用静态的眼光去看它…… 恩格斯关于司徒卢威和尼-逊的错误的可能性说了些什么……”（《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231页）。
恩格斯在1895年2月26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里写道：“至于说到丹尼尔逊〔尼-逊〕，恐怕对他是没有办法的…… 他所属的那一伙俄国人仍然相信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有着与其他不信教的民族不同的自发共产主义的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俄文版，第341页）——原编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394页。——编者注）
[168]尼-逊们在当时德国是很多的，并且有极不同的派别。也许最令人注目的是保守派。例如卡尔·福里格拉夫博士，ordentlicher Professor der Rechte（法学正教授），在一本有很长的题目的小册子（“Von der über und unter ihr natumothwendiges Mass erweiterten und herabgedrückten Concurrenz in allen Nahrungsund Erwerbszweigen des bürgerlichen Lebens，als der nachsten Ursache des allgemeinen，alle Klassen mehr oder weniger drückenden Nothstandes in Deutschland，insonderheit dés Getreidewuchers，sowie von den Mitteln zu ihrer Abstellung”，Darmstadt，1848.）《论市民社会中一切食品生产领域内及工业领域内之竞争，逸出自然的必然范围或未达到此范围之竞争乃是或多或少涉及一切阶级的德国之普遍贫困的亲近原因，特别是论粮食高利贷之原因以及消除它的办法》，达姆施塔特，1848年）中，描述“德意志祖国”的经济状况。它惊人地类似于在《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论》中所描述的俄国经济状况。福里格拉夫同样将事情描写为，似乎生产力的发展，“在自由竞争的影响下”，已经引导到在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数目之相对减少。在他那里，较之在布尔那里更详细地描写着失业对于国内市场状况的影响。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者同时是其他部门的生产品的消费者，可是，既然失业夺去了生产者的购买力，那么需求就减少了，因此，失业成了普遍的，就产生了完全贫困（völliger Pauperismus）……“而且既然农民亦由于过度的竞争而破产，那么，实业上的完全停滞就到来了。社会机体瓦解着，它的生理过程使粗野的群众出现，而饥饿在这个群众中引起发酵，国家的惩罚，甚至武器对它亦毫无效力。”自由竞争在农村中使农民失去其土地。在任何一家农户中，劳动力在整年内都没有找到充分的使用。“这样，在几万农村中，特别在土地贫瘠之区，正像在爱尔兰一样，差不多完全贫乏的农民在自己的门户之前既无工作又无所事事。他们中间谁亦不能帮助别人，因为，所有他们有的都非常之少，大家都需要有工钱，大家都找寻而又找不到工作。”福里格拉夫自己亦想出了若干与“自由竞争”的破坏影响斗争的“办法”，虽然，这些办法是和“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明镜》——译者注）这个社会主义杂志的精神完全不同的。
[169]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克里文柯的《论民族工业的需要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曾刊载在1894年第10期《俄国财富》上。——原编者注
[170]俄文原文为“что к чем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