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们在暴动”

“农夫们在暴动”[1]

（1905年）

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写信对我说过：“如果说革命抓住着谁的衣领，那么这个人就是你们小小的尼古拉。”[2]的确，革命不但不承认宫廷礼节，而且一般说来有时还要极端严厉地惩治阻挡它的道路的那些人，它对最渺小的皇上“最崇高的”衣领是不讲客气的。今天，地方自治机关的人士言语粗暴；明天，无产阶级魁梧的身躯几乎整个挺立起来了；后天，最近以前还是专制制度可靠的同盟者的工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曾经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良好工具）开始谈论起政治上的自由，——总之，每天皇上都要听到他的“忠顺的臣民”中间越来越多的阶层开始沉醉于“荒谬的幻想”的消息。这类新闻中最新颖的就是已经在若干省份内顺利地流传开来的、关于农民骚动的消息。自然，为了绥靖“暴动分子”派去了一些所向无敌的军事长官，这些长官正在用他们……在同手无寸铁的“内部敌人”的斗争时素有的那种英勇气概和机变才能恢复秩序。很可能，“敌人”这一次又会被征服，无所畏惧的和机智善变的军事长官这一次又会把永垂不朽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但是沙皇制度从这个胜利中会得到什么利益呢？这个胜利是不是会巩固它的地位呢？绝对不会！塔列朗[3]说过，可以利用刺刀做出许多事业，但是不能有恃无恐。尼古拉第二很快就会相信这一箴言的正确性。一切都使人认为，现在被绥靖的农民“暴动”，和“圣主”由于“内部敌人”的阴谋诡计而经历过的所有那些无数不愉快事件完全一样，不过是行将到临的全民风暴暂时还比较微弱、但是将会极其迅速加强起来的第一次讯号而已。我国的“旧制度”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世纪，任何火枪、任何马刀、任何大炮、任何步卒、任何骑兵、任何炮队都挽救不了垂死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我国农民所处的境况是大家都知道的。用几个字来概括它的特点就是：农奴制的依附关系。甚至当政府在塞瓦斯托波尔大破坏[4]的影响下认识到必须为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某种广阔的场所的时候，当它大吹大擂地着手所谓解放农民的时候，它仍然没有打算取消农奴制的权利，也绝对没有取消过这种权利。当时在我国“有势力的上层社会”发生的意见冲突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属于地主的农民今后将由谁来控制：由自己的老爷来控制还是由国家来控制。国家占了上风，而从那时以后无论过去属地主的农民或者所有其他名称的农民都同样处于对国家的农奴制依附关系中。对“解放”[5]的这种观点自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存在的时候起就在其中说明过了，现在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加以反驳。巴拉朔夫县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委员会很确切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它说：“在农民的体制中保存了解放前存在着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几乎全部特点，不同的只是从前是农民对地主的个人从属，现在则是同政府的义务关系”[6]。农民自然很明白这些关系对他们是多么不利。在我刚才引证过的关于农村需要的那本书里从各地委员会的农民来信中摘录了一句很有趣味的话（B·罗森贝先生用这句话作为《地政官们》一文的题词）。“主要原因和我们的过错在于我们农民在权利方面受到种种限制，而始终处在别人的保护下，换言之，我们这些活着的动物名义上自认为是主人，但是没有权利自己支配自己。”因此农民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需要一次革命，以便把我国旧式的、或多或少为时代的进程改变了形式的国家制度从俄国彻底消灭掉，因为这样的革命会第一次打碎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使他变成“人和公民”。无怪乎农民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把自己从世世代代的睡梦中唤醒以后[7]就开始充满着对这个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同情。他的健全的理智现在十分明显地告诉他，只有从革命中他才能指望改善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不止同情革命而已。正在抬头的农民骚动证明，他自己就准备以革命最重要的一分子的姿态出现。他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究竟写着怎样的要求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又不陷入过去民粹派的幻想，应当记住，农民不是阶级，而是阶层，一个卑贱的、无权的阶层，不过它包括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极不相同的分子。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生活旧有的经济“基础”，使生活中出现了我们在城市中所看到的同一些阶级（不过彼此之间的界线不那么显明罢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里必须把所有那些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的人都算作无产者，而把所有那些主要靠剥削这种劳动力来取得收入的人都算作资产者。在这两大阶级之间存在着由许多几乎看不出来的过渡梯级把他们联结起来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中等“殷实农夫”，他们主要是“靠自己双手的劳动”生活，但是不放过可以靠自己邻人的双手过活的机会。这种农夫的革命情绪《革命俄国报》的通信者（第21号，《在农民中间做什么》一文）用很同情的笔调作过说明，而根据同一位宽宏的通信者宽宏的意见，这种农夫只是间或利用雇佣劳动，同时在冬天他的剥削对象是“少年”。[8]

至于无产者，他们中间最大部分不是把自己的双手出卖给农业企业主，而是出卖给工业企业主。这些农村市民同土地的联系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也没有根据认为土地会怂恿他们除了使他们同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的那种要求以外，即除了使他们摆脱难以忍受的做农民的快乐的那种要求以外，还会提出任何特别的“农民的”要求。他们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里用不着详细谈论它们。仍然靠“土地的出产”过活而且永远准备贪婪地抓住每一个使自己成为“殷实农夫”的方便机会的农村雇农和半雇农则是另一回事。而这个“农夫”本身则更是另一回事，他有时会为了一奥西米那[9]的东西而同自己的农民兄弟“真刀真枪地打起架来”，而且早就抱着嫉妒的眼神看着地主的土地。当农村中发生大规模的起义的时候，这两个阶层不会局限于自由派地主的“荒唐的幻想”（因为他们第一个提出这种甚至在很讲究自由的地主的沙龙中也要被宣布是“荒唐的”“幻想”）：他们要求土地“平分”。

这一点无论读者觉得多么奇怪，但我还是要说，农民的这种“荒唐的幻想”将得到很大一部分农村资产者的支持。为了说明和证实我的看法，请让我引证一下十分了解农村情况的恩格尔加尔特的话。

他说道：“有钱的富农，这是农村中最极端的自由派、老爷们[10]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不但痛恨这些老爷，而且鄙视他们，认为他们是一无所能、毫不中用的人。有钱的富农在农村中虽然有时也受人痛恨，但是作为自由派，他们说的话总是有人听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作用是巨大的。除了关于分配、关于平等的一切高谈阔论以外，有钱的富农比所有的人更多地谈论什么什么地方老爷们的土地荒芜着，而农夫们则无地可耕，要是把土地交到农夫手上，它就不会荒芜，粮食也不会这么贵。”[11]请注意，根据恩格尔加尔特的观察，农村中的有钱人完全不相信一般的剥夺土地私有者的可能性。恩格尔加尔特继续叙述他们的观点说：“现在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许多土地都被农夫和商人买去了。”他们（看来其余的农民也是如此）把问题了解为仅仅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这种能够使某个天真的“知识分子”感到惊讶的区别说明对下面一点有本能的认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适应于社会政治关系已经过时的制度，而土地之转交到商人和“农夫”手中则标志着事物新秩序的到来，这种新秩序同旧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只是“殷实农夫”坚决支持而农村无产的“庄稼人”在适当条件下也准备接受的那同一个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已。简言之，这种区别说明旧的、前资产阶级的俄国同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对立。

可以拿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Les paysans》[12]中说明法国农村内部关系时所描绘的图画同恩格尔加尔特的这个见解对比一下。在那里领导农民同地主斗争的正是农村资产者。诚然，巴尔扎克所描绘的法国农村内部关系的卓越图画是复辟时代的事情，但是这改变不了问题的性质：农村资产者正是在革命时代获得了自己对农民的影响。也许还有人说，法国农民起义本来只反对封建的贡赋，而没有触犯过地主的土地。但这是不对的。他们也触犯过土地。只要读一读丹纳的书就容易相信这一点。丹纳在自己的名著《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13]第一卷中引用了许多证据确凿的、起义的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事例。顺便指出，同一位作者报道了如下的一个有趣的情况：农民在夺取了地主的磨坊[14]以后，把它变成了自己乡村的公有财产。如果民粹派生活在法国革命时代的话，他们会对法国农民的“法律观点”作出多少壮丽的结论啊！但是他们那时还不存在，这种情况也没有给关于“社会化”等等的任何幻想提供过借口。必须使俄国发生的各种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为不引起类似的幻想。至少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去支持这些幻想，也不在任何情况下散播这些幻想。我们应当清醒地观察种种事件，从它们全部客观历史面貌来把握它们。我们应当记住，如果俄国农民早就在谈论、而70年代很大一部分俄国革命者也曾梦想过的那个“土地平分”的确实行了，那么在这个事实里根本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它会给早已开始了的和我在上文所指出的农村分化现象一个新的、极其强大的推动力。我在这里还要引证一下恩格尔加尔特：我之所以乐于引证他的话是因为他同已故的米海洛夫斯基、沃·沃·先生[15]以及农村旧“基础”的其他保卫者一起在一家杂志社中工作过。

他指出：“丝毫不能怀疑，一旦农民分得足够数量的土地，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国家就会变得非常富裕。但我还是认为，如果农民不过渡到劳动组合制经济，而继续单独地经营自己的一户，那么即使有大量的土地在耕田的农民中间仍然会有无土地的人和雇农。更进一步，我认为将来农民在财产方面的差别还要比现在大得多。尽管土地由公社占有，除了有钱的人以外将有很多事实上没有土地的雇农。如果我既没有任何耕耘资本，又没有任何耕耘工具，我有土地所有权对我或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无异于把土地给瞎子，叫他以此为生。”[16]

恩格尔加尔特相信，农民中间不平等现象的增长可以通过发展农业劳动组合的道路来防止。这里表现了民粹主义的空想对这位一般说来很清醒的作家的影响。可是，我们已经永远抛弃了这些空想，把它们完全让给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知道，农业合作社只有在通过资本主义以后才会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到，地主的土地转交到农民手上会更多地加强农村的“分化”。

由是观之，民粹派过去当作一定要使我们国家避免“资本主义瘟疫”的弥赛亚来期待、而此时社会革命党人又这样来期待的“土地平分”，实际上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个看法自然要使在自己革命热情的圣火上加热旧民粹派偏见的社会革命党人莫名其妙，但它一点也不会使我们困惑不解。

众所周知，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

况且“土地平分”一方面加剧农村固有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大大促进它的经济繁荣，这无论对最贫困的农民或者经常由来自农村的人补充自己队伍的工业无产阶级说来都会产生极重要的后果。

因此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仍然漠不关心地对待现在正在农村中抬头的革命运动，我们就会犯可怕的、不可挽回的错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当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我们有义务支持这个运动，正像我们有义务支持一切旨在反对我国现存的事物秩序的进步运动一样。

某些人把我们的土地纲领理解成这样的意思：我们希望拿著名的“割地”来满足农民的心愿，这就妨碍他们在同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时向前迈出任何一步：说什么得到了“割地”，就和和平平地坐着，绝对不要“屠杀”了。这是由于不熟悉我们党的文献而造成的错误。请允许我引用我本人关于这个问题写过和说过的话以资证明。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登载在《曙光》第四期上）一文中，我在解释这个草案时说过，在革命的时代（我当时就在这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点）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可能成为我国革命政党胜利的必要条件。[17]我曾经补充说过，虽然“现在”（即革命时代到来以前）谈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但“正是现在”应当注意到，在一定的情况下将必须提出这个问题（这里的着重点也是我当时所加的）。

我在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保卫了这个思想。有一位同志硬说“土地平分”不会有任何革命意义，我在反驳他的看法的时候就曾这样说过：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在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时应当记住农民比这个要求走得更远。这一点也吓不倒我们。事实上是：我们懂得土地平分的意义。恩格尔加尔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有趣的（接着叙述恩格尔加尔特的观点）。实际上这种有利于平分的运动会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我们自然没有替资产阶级提出纲领的义务，[18]但是如果在反对农奴制关系的残余的斗争中农民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了，那么我们就不要去阻碍这个进步的运动。我们的作用只在于：和我们的论敌社会革命党人不同，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是‘社会化’的开始，我们则要把全部力量用来使无产阶级不对这个运动的结果存任何幻想，并且要竭力揭露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在承认这个运动的可能性时应当对自己说，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试图去阻碍这个过程，不会对它大喊大叫，像当年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喊叫一样：‘停止吧！你在破坏我们的公式！’”[19]

现在，我的《曙光》上的文章当作可能的事情看待的那些情况已经部分地存在着。正是因为这样，我现在要对当时我只能有条件地谈论的同一个题目断然表示：农村正在变成革命的；我们有义务支持革命的农村。

我国许多批评家对归还割地的要求如此竭尽心力地发挥了自己的机智，但是这种要求完全不是如此次要的，像不熟悉我国地主经济状况的人们可能觉得的那样。我记得《民意导报》早就指出过，割地用“铁环”把农民的份地包围起来，从而大大促进农民受地主的奴役。再没有比从最认真地研究我国人民生活的人的著作中摘录一系列的言论来证实它的这个看法更为容易的了。但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是不会有益处的。把割地归还农民的要求在下列场合中可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国旧制度的崩溃是在不大革命的环境下发生的话。现在革命的浪潮甚至在农村中也大大高涨起来。现在农民要求对地主实行剥夺：这对革命的事业就更有利了。

但是如果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过程在农村中开始，那么它就只能在城市中结束，而且正是在召集我国立宪会议的我国两个首都中的那一个首都中结束。只有这个会议才会彻底解决我国现代的土地问题，因为要知道每一个村社是不能单独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参加立宪会议的自然会有许多党派，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党派都会提出自己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试问：

（一）我们该从哪一种观点来批评其他党派的建议呢？

（二）我们自己提出什么建议呢？

这些问题中间的第一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答案早已找到了，它构成我们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理之一。它的内容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背叛我们所代表的那个革命阶级的利益，那么我们应当毫无例外地坚决抵抗一切停止历史车轮的企图，换句话说，也就是坚决抵抗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当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他是相信这一原理的。他说：他在考察社会政治领域的任何措施的时候，首先问自己，它是否会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相信它会成为这种发展的障碍，他总是坚决地否定它。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能拒绝这一标准，因为妨碍资本主义发展意味着支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反动措施：不应该到资本主义的这一方面去找黄金时代，而应该到它的那一方面去找黄金时代。自然，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会牢固地坚持这个标准。它应当坚决起来反对所有那些好作空洞计划的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阵营：“保守派”阵营，还是社会空想派阵营，他们想在确认土地属于农民的幌子下确认农民属于国家。正像我在我上面所引证的拙著《纲领草案》一文中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党应当很小心地对待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因为在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即在我国旧沙皇制度为类似普鲁士半专制制度的某种制度所替代的那种场合下，这种措施就不会是革命的，而会是反动的，因为它会大大地促使半立宪制政府在它同革命党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的利益根本不在于增加小农的财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或者（一）把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上夺来的土地变成“殷实农夫”的私有的——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财产，或者（二）根据导致国家对土地占有者的奴役的条件把它变成国家财产，那么，我们就毫不动摇地选择前者。伊克斯[20]同志批评我们的土地纲领草案时主张把根据该草案应予没收的土地，即把教堂、寺院、皇室的土地转交“民主制国家所有，使得居民最便于使用它们”。但是要知道民主制国家暂时在我国还不存在。因此很明白，伊克斯同志的草案具有完全相对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成为民主国家，那么也就无需乎把没收来的土地转交它所有。

对于伊克斯同志的另一个草案可以更加明确地表示意见。按照这个草案，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应当转交社会自治机关（如地方自治机关）所有。这个草案既可以避免地主土地“国有化”的不利因素，又可以避免把它们转交给小私有者的不利因素。如果立宪会议通过这个草案，“殷实的农夫”就会成功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土地的租佃者，于是问题就会归结为一定的租佃条件。我们党本来应当关心于：第一，使这些条件尽可能更多地保卫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即农业无产者的利益；第二，不会成为剥削租佃者的工具；第三，使它们不会鼓励任何一个阶级损害另一个阶级，比方像现在的地方自治局就在征收土地税时帮助地主而损害农民。

一般说来，支持现在“进行暴动”的“农夫”，绝对不应该具有大卫之流如此热烈地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荐的那个“Bauern schutz”[21]的意义。

如果撇开靠出卖自己的劳力因而按其经济地位而非按其有时还很落后的意识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了十分明显的表现）的乡村贫农，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支持农民：

第一，因为他们是低贱的、受压迫的和受侮辱的等级，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我国的分等级的国家制度的垮台。

第二，因为他们是新的、力求“往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阶级，他们同旧的封建领地的贵族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些贵族是根本不适应于农业生产的新条件的，而且由于自己的“广泛的”、而主要是游手好闲的“老爷派”的习惯，几乎丧失了适应这些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农民现在是作为革命力量出现的，而我们正是应该把他们当作这样的力量来支持。

当小资产阶级生产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开始丧失自己的革命意义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才会消失。从事农耕的小市民现在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如果超出这个界限还支持他们，那是自愿做傻子的人干的事，这种人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也还有，我们不在此数。

（选自虚容译《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