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

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1]

（致中央委员会的信）

（1905年）

亲爱的同志们！

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保卫《火星报》鉴于现在发生的地方自治派的运动而加以宣传的那个策略。

当这个运动开始时，我们的队伍中就开始发出了一些强烈的抱怨声（我本人曾经就得听一听这些抱怨）：以这个运动为前奏的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这是毫无根据的抱怨。它们只有出自害怕资本主义胜利的我国民粹派之口，或者只有出自《共产党宣言》如此尖刻地嘲笑过的、40年代的那些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之口，才是适合的。你们记得《宣言》上当然与此相关的一段尖刻的话么？这段话如下：“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曾经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的那一套可怜的经院式的臆造，现在却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学究气的天真无邪。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的运动，已经采取了更加庞大的规模，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政体、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它（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侣、学监、地主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涌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它是同一些政府用鞭子和树条给工人起义吃吃苦头时所加的一种甜味。”[2]

谁要是自命为马克思的继承人，同时却像我国民粹派或者永垂不朽的“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谁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

资产阶级革命将第一次在我国创造一些社会政治条件，只有利用这些条件，才能认真考虑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在自己的“Revolution und Kontre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3]一书中说道：“人数众多、强大、集中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强大、集中和有势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4]如果为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哭鼻子是可笑的，而为这种发展在政治方面并非无益且终将造成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而伤心，那就更其可笑了。我们应该高兴的是，俄国正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它力求使这次革命具有尽可能广泛的规模，力求使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地参加这次革命具有尽可能自觉的性质。这就是、也应当是我们党当前策略的基本问题的主要内容。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甚至连许多懂得必须提出它的人都解决得很不正确。例如列宁就对《火星报》“新”编辑部提出了一系列的指责，说它仿佛是用机会主义的观点来解决上述问题的。而其实，新编辑部所提出的答案连一点机会主义的气味都没有。

列宁很喜欢把《火星报》“新”编辑部同旧编辑部加以对比。旧编辑部是按照正确的路线走的，而新编辑部则堕落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同旧编辑部有什么不同呢？仅仅是其中没有列宁。由此可见，唯有列宁才能拯救《火星报》不受机会主义的有害影响。而哪里没有他，哪里就一团糟。这对列宁说来自然是很荣耀的。但是……且看看“何事起喧哗”。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试把“旧”列宁和“新”列宁比较一下，把小册子《怎么办？》同传单《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比较一下。

在前一本小册子的第51页和52页上，我们发现下面几行有趣的文字：“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5]

总之，工人阶级需要政治生活的经验，才会使自己弄清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谁妨碍工人获得这种经验，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对的，不过说法非常笨拙。但是这种经验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难道在于读一些“政治上的揭露”么？为了坚持进行这样的揭露，列宁曾经同马尔丁诺夫进行过争论，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有时还陷入了的确相当可笑的极端。难道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同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只有在它成为全民斗争的情况下才会取得胜利）不能使这个阶级得到比读（即使读得最勤奋）揭露性的著作更有力量得多和从经验的观点看来更令人信服得多的某种东西么？马克思说，德国工人参加1848—1849年各种事变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制感到失望。我个人觉得，这种失望远不是普遍的，后来拉萨尔开始进行宣传时工人们或则采取多少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或则采取多少是将信将疑的态度的事实就可资证明。但是只要这种失望存在过，它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也的确是德国无产阶级一个最珍贵的政治收获。如果“新”《火星报》编辑部现在向工人阶级宣传的那种行动方式使工人阶级得到的只是一个取得这种收获的可能性（然而我深信，它使工人阶级得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这样的可能性），那就必须用充分赞同的态度对待这种行动方式，因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的标度就是它自身政治上成熟的标度。我们现在向俄国无产阶级宣传怎样的行动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用下面一段话所指出的那个方式：“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6]我们没有宣传过任何其他的方式，谁像新列宁一样力求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离开这条道路，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往下讲。在列宁的同一本小册子的第59页上说道：“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7]

大家知道，列宁所谓阶级政治意识“只有从外面”才能灌输给工人的看法引起了多大的误解。我在第71、72两号的《火星报》上用整整两篇小品文评述过这个看法，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分析它了。我只要指出一点：旧列宁曾经劝告社会民主党人“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而新列宁则残酷地反对他，攻击“新”《火星报》编辑部，因为它劝告我们的党把“工人的队伍”例如分派到对沙皇制度多少有所不满的地方自治会会议中去。

新列宁自己感觉到，他在这里同旧列宁相矛盾，于是努力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

他说：“当自由派有了独立的机关刊物，提出了单独政纲的时候，无产阶级影响‘社会人士’的任务自然也就改变了：这时，工人民主派就不能只限于‘震动’自由民主派，激发他们的反政府精神，而主要是应该对自由派在政治立场上明显暴露出来的不彻底性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影响自由派的方式，就是经常指出自由派先生们的政治抗议是不彻底的和远远不够的（只要援引一下《曙光》对司徒卢威先生为维特记事写的序言的批判以及《火星报》的许多文章就够了）。”[8]

这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不是很糟糕的话。列宁批评司徒卢威先生的序言的文章[9]发表在1901年12月出版的第二、三期合刊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在该杂志出版前四个月内写成的。[10]而提出自己所谓到一切阶级中去云云的全部劝告的小册子《怎么办？》则只在1902年才问世。它的序言标明是这一年的2月。由是观之，司徒卢威先生的无疑的“不彻底性”不曾妨碍“旧”列宁坚持谁如何如何“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个信念。由是观之，这个无疑的“不彻底性”根本不会使“新”列宁和“旧”列宁调和起来。由是观之，引证批判司徒卢威先生为《维特回忆录》写的序言的《曙光》杂志是完全不够的。以及诸如此类。

引证《火星报》的许多文章同样也是不“够”的：比方列宁在自己的登载在我们的机关报第16号上的文章中说道：“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11]这一号的《火星报》也是在1902年2月出版的，就是说，毕竟还在列宁攻击“不彻底的”彼·司徒卢威先生以后。因此，这篇很能说明旧列宁的特点的文章清楚地表明：根本不能用彼·司徒卢威先生的不彻底性来解释传单《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打（像德国人所说的一样）小册子《怎么办？》的耳光这个事实。

不用说，以彼·司徒卢威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的“不彻底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感到意外。所以我们对“社会人士”的态度以及对我们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向他们“呼吁”和究竟应该怎样“呼吁”的意见也不会因此受到多少决定性的影响。我国未来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的“不彻底性”，根据同一个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出现于政治舞台以前很久所从事的那种“批判活动”，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或许在“旧”列宁看来，这些“批判的”把戏不“足”以对我国政治上的反政府派可能是什么构成一个明白的概念么？大概如此。我记得，还在1900年夏天，即当彼·司徒卢威先生已经十分出色地显露了自己的“批判”才能时，列宁一定要邀请这个“批判者”来做《曙光》杂志的撰稿人。我不得不竭力同他争论，迫使他放弃这个令我非常惊讶和苦恼的希望。

列宁在这里也是依照自己一成不变的习惯，根据恩格斯在同杜林争论时当作形而上学思维的标本而提出来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尽是鬼话”的那个公式进行推论的。在列宁看来：我们要么就推开资产阶级反政府派，要么就暴露它的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他们的策略善于把推开和揭露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早就写道，虽然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时同它一起走，但同时他们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间敌对情形的意识。”[12]显然（甚至从上面引自《怎么办？》中的一段话的意义看来），不揭露自由派的不彻底性就不可能培养这种意识，因为这种不彻底性正是决定于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正是决定于它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不可调和的那个情况。

再往下谈。请仔细想想下面这段话吧：“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怎么办？》第62页）[13]

“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僚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碰到整个政治制度的不中用的问题。我们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第64—65页）[14]

现在请你们把这段话同列宁在传单《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中所写的话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先进的民主主义者，那我们就应当“推动”本来只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满的人产生整个政治制度都毫不中用的思想；但是当这些被我们“推动”的不满的人们忽然想到“同整个政治制度”斗争时，如果我们忽然想到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推动”他们产生更民主的要求，我们就会成为机会主义。真是惊人的逻辑！真是深刻的政略！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全面的政治斗争的任务，并且力求迫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帮助我们；但是当地方自治派“反政府阶层”采取行动时，如果我们希望迫使这种分子在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帮助无产阶级的话，我们竟成了机会主义者，而且险些儿成了叛徒。再说一遍，真是惊人的逻辑！……真是不可捉摸的正统思想！

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当从我们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培养出这样一些政治领袖，他们要善于在必要的时刻强迫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接受积极行动纲领；而当我们劝告我们的实际工作者要关心于用声势浩大的示威队伍使“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注意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却有人出来责备我们是机会主义，以致列宁拼命地喊道：“不得了哇！”“叛变啦！”怪事，真是怪事！

自然，我并无意于捍卫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所发表的一切原理；我也根本没有保护我摘引的文句中包含的那一切原理的想法。但是既然所有这些原理都是根据《共产党宣言》早就说过的那个根本原则来的，这原则说，我们必须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5]，——所以我同意旧列宁的意见，所以我对于新列宁几乎推翻他崇拜过的一切东西，而崇拜几乎一切他推翻过的东西感到遗憾。

新《火星报》编辑部提出自己的“计划”时是以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基本策略原理为指导的，这些原理早在我们以及列宁和彼·司徒卢威先生还没有降生人间即已制定，而且弗·恩格斯在谈到它们时说过，他整整一生中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可以怀疑它们的正确性。同一个恩格斯根据这些原理于1894年1月——当时可以期待意大利爆发革命——给屠拉梯写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所以，这种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16]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而且把我们对各“亲戚”党的态度局限于消极的批判，那么我们将犯最大的错误。”[17]

但是列宁以恩格斯的名义，以马克思的名义，以列宁自己的名义，以及一般说来以一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劝告我们犯的正是一切错误中这个最大的错误。究竟谁对呢：恩格斯还是列宁？难道还不是怀疑《反杜林论》的著名作者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么？

新列宁嘲笑新《火星报》编辑部不愿意恫吓任何一个反对沙皇制度的反政府派，他的这种似乎革命的嘲笑在他发起的反对这个编辑部的“运动”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因此弄清同他这句话有联系的概念和驱散我们的“新”论敌制造出来的种种误解的迷雾是有益的。

列宁写道：“害怕街头传单、害怕一切超出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措施的自由派先生们，永远都会怕‘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全民武装起义的号召。但觉悟的无产阶级会愤怒地驳斥这样一种想法，即以为我们可以抛弃这个口号和这个号召，以为我们总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的惊慌和恐惧来支配自己的活动。”[18]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惊人的和最有煽动性的概念混乱。

第一，让列宁告诉我们，在他写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那个时候，“自由派先生们”是怎样对待所有超出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范围的人的。他们是不是害怕“所有”这些人呢？如果他回答说：“不是”，——那么我就要问他，究竟为什么现在这样急剧地改变了他们的本性呢？如果他回答说：“是”，——那么我就要恭恭敬敬地请他向我解释一下，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认为此时必须强迫他们接受“积极的行动纲领”。

第二，难道在《火星报》编辑部的信[19]中谈到了放弃“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放弃武装起义的口号么？让列宁费心把他在信中发现有这个意思的地方给我指点出来。他指不出这样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也不会有。《火星报》编辑部所叙述的思想截然相反。它是这样说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醒开始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反政府的自由资产阶级注意，现在我国的局势已经不像以前那个可悲的和可耻的局势，那时人民对待知识分子一切要求解放的意图仍然漠不关心（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在《没有地址的信》中痛苦地确认过的一样），而且那时只要几个贵族就足以使所有起义反对专制制度的人‘屈服在饭碗之下’；它应当提醒自由资产阶级注意，新的和再大不过的‘人民’力量已经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历史舞台，这种力量善于评价政治自由的意义，能够牢固地捍卫这个自由，并且决心为它而斗争，必要时甚至举行武装起义；最后，它应当提醒自由资产阶级注意，只要它不把政治上背叛民主事业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只要它不站出来反对有觉悟的工人的政治要求，它就完全可以指靠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新”《火星报》编辑部说过的话。这同列宁强派给它的那种观点是不是有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哪怕是最牵强的相同性呢？

一般说来，我们的活动不能以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和恐惧为转移。自然如此！当然不能！这是公理。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应该以关于我们没有必要就不应当吓退在这个时候可以对我们有利的那些人的那个考虑为指导的那个思想，也就是这样一种公理。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至今还在否认这个公理，那么我希望一切“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不再对它有所疑惑了。

顺便谈一谈惊慌失措。不久以前的唐波夫事件也许能够使某些反对专制制度的人得出这样的看法：《莫斯科新闻》用反对立宪主义的全民起义威胁自由派是正确的。我要问，世间是否有哪个人会不懂得这种思想所引起的“惊慌失措”对于俄国的政治自由事业说来是极其有害的，而我们的义务在于举行工人示威以具体地、切实地告诉自由资产阶级：《莫斯科新闻》在诽谤“人民”，工人阶级之准备起义不是为了支持沙皇制度，而是为了同它作斗争呢？要知道《火星报》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所指出的主要也就是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

的确，它所指的不止是这种“惊慌失措”情绪。的确，一般说来它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企图使资产阶级相信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革命任务不在于推翻我国的“旧制度”，而在于社会主义的胜利的那个策略是有害的。但是难道旧《火星报》编辑部什么时候赞成过这种策略么？难道它不是曾经认为这种策略违反现代社会主义的全部精神么？下面就是我这个旧《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在《曙光》上写过的话，列宁就是在同一期杂志上跟“司徒卢威先生的序言”进行了战斗。

“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变革是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的空谈都是完全和绝对没有根据的。

“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推翻了专制制度就可以保证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使他们有广泛的机会生长、成熟、发展和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溃同时并举。这两个时刻之间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互相分离开来。而正是因为它们在时间上是互相分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同专制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就有充分的权利而且毫不反对自己地可以向所有应当知道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指出，他们的利益现在同俄国社会中主张自由思想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20]

如果在我写这段话（1901年）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人说社会主义变革的时刻是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刻吻合的，那么旧《火星报》编辑部就会认为自己有义务驳斥这个思想。第一，因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它本来是不正确的。第二，因为这种主张在实践方面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自由资产阶级人士产生一种对我们不利的担心。总之，我们的旧委员会宣布了这个思想是有害的，这主要是由于它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吓跑自由派。当时也许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才会因此而责备我们的编辑委员会。这些社会革命党人的心灵深处越是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意向，他们就越是坚决地给我们许诺社会主义变革。现在“正统的”和“急进的”列宁却因为这种对不必要的恐吓行为的否定态度而谴责我们。我们在我们的政治思想发展道路上已经走得多么远啊！

列宁一心想着攻击新《火星报》编辑部，看来完全忘记了每一个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知道的和应当记住的”道理，也就是说，完全忘记了恫吓策略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是每时每刻尽量制造一片喧闹、叫嚷、恐怖、慌乱和乌烟瘴气的气氛。西方的无产阶级早已很好地懂得，这种荒谬的策略给他们的解放运动造成多大的损害。

俄国工人早就该知道这个道理了。如果准备一起这样或那样地反抗专制制度的所谓“社会人士”硬说我们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则我们只要出现在他们中间，即或只是出现在他们附近，都只会把他们吓跑，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什么名堂都干得出来！我们应当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自身就谴责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这是符合我们事业的明显的利益的。但是要知道，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也就意味着采取各种不去恫吓“自由派”的措施。

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列宁这样为我们不主张进行恫吓所恫吓呢？

列宁叫道：“如果我们考虑他们（指自由派——格·普·）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21]对。若是要考虑这种情绪，我们可真是傻瓜。但是我们不是考虑它，而是考虑工人运动的利益。如果我们立意要代表这些利益，却不善于理解坚持恫吓策略就无异于不支持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人，而支持保卫沙皇制度的人，那我们就是三倍的傻瓜。

列宁以为，只有“新时报分子”才能考虑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才好。如果他不被自己那种无论如何要揭穿新《火星报》编辑部的机会主义的愿望弄得晕头转向，他就会明白任何初出茅庐的政治自由的拥护者都必须考虑这点。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定者们清楚地懂得恫吓行为的有害意义。恩格斯在同特卡乔夫辩论时写道（在70年代中期），俄国具有革命的一切条件，并且补充说：“只有两个事件才能使革命迁延下去：或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但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是过早的起义尝试又会把有产阶级驱赶到政府的怀抱中去。”[22]恩格斯之所以坚决谴责这种为时过早的企图，正是因为它会吓退有产阶级，换言之，正是因为它会为反动派所利用。早就该宣布恩格斯这个“新时报分子”是机会主义者了，也早就该请“正统的”和“急进的”邦契-布鲁也维奇这个始终不变的新列宁的alter ego[23]监视他了。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自己的信中表达的那些思想无疑是绝对正确的，连奚落、指斥和叫嚷它的机会主义的列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言自明的”。他说：“无视这个同盟者（即自由资产阶级——格·普·），是愚蠢的，一味想要威胁和恫吓他们，是荒唐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再来谈论这一点，就会使人感到奇怪了。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鼓动的中心点和主导线，不应该是影响这个同盟者，而应该是准备同敌人进行决战。”[24]但是如果这是“不言自明的”，然则“雄辩家因何大发宏论呢”[25]？如果这是“不言自明的”，然则列宁凭什么叫喊我们有机会主义呢？敢情他的全部喧嚷和叫喊完全没有任何理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么？

不，还是请等一等。列宁之所以喧嚷和叫喊，是因为在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并不包括例如下列之“不言自明性”列宁“不言自明地”认为还不是完全“不言自明的”原理：“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力量的状况（原来这样！我们竟没想到我们应当考虑它！我们才头一次听列宁这样说。——格·普·），是人民的激愤和不满情绪的增长（焕然一新的列宁的新真理！——格·普·），是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直接进攻同一个自发的和自然发展的运动相结合的时机。”[26]是呀！说得对，极可尊敬的先生！但可惜的只是你们本身不会“考虑”。你们说：

“为了讨好地方自治机关，政府向他们作了些微小的（而且几乎仅仅是口头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向人民做任何让步，它还完全可能重新采取反动手段（确切些说：继续采取反动手段），就像过去在俄国，在某个专制君主作出的自由主义姿态转瞬即逝之后所发生过的几十次几百次的情形那样。”[27]

这是对的。但是正因为政府可能重新采取反动手段，“不仅对人民”不作重大的让步，而且甚至对地方自治机关本身也不作重大的让步，我们就可以不无根据地希望我们可以成功地推动例如地方自治人士同专制制度进行比较坚决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当竭力迫使——像旧列宁所说过的一样——心怀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接受“积极的行动纲领”。

新列宁继续说：“正是在政府讨好地方自治机关，转移人民的视线和用空话安抚他们的时候，应当特别提防狐狸尾巴[28]，特别坚决地提醒人们注意敌人还没有打垮，特别坚决地号召人们继续同敌人斗争，并且百倍加强这个斗争。”[29]

又说对了！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应当特别提防沙皇政府的狐狸尾巴，并且提醒大家注意敌人还没有打垮。

但是新《火星报》编辑部是怎样说的呢？它说，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在迫使——按照旧列宁的劝告——心怀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接受“积极的行动纲领”时，应当提醒他们注意有这个尾巴的正是狐狸，而不是任何其他不那么凶猛的野兽，并且邀请他们共同来捕捉这只凶猛的和有害的野兽。

新列宁发现，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把重心从同政府打交道转到同地方自治机关打交道是一种罪行。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会说“对！”了，因为这里若无有意制造的堪称为老奸巨猾的狐狸的混乱，定系无心的“误解”，但是这种误解，用恩格斯在反驳特卡乔夫时的说法，只有对于不晓世事的中学生才是可以原谅的。有各式各样的交道，我们同政府“打交道”，是力求推翻它，而我们同社会“打交道”，则力求鼓励它更坚决地同政府作斗争，并且……并且，——像旧列宁所说的，——强迫它接受“积极的行动纲领”。可见，问题本来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而攻击它的同志们，自认为是极端的革命者，但是，他们所宣传的那个策略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因之也就是从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有害的。他们本来想走进一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当年民粹派经常犯这种错误，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犯这种错误却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攻击《火星报》的信的同志们究竟犯的是什么错误呢？只要他们肯稍微花一些气力用几分钟时间想想争论的问题，他们立即就会明白的。

事实上，向我们提出责难的同志们同我们一样认为俄国现在所面临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我们劝无产阶级（它注定要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及时地关心使唯一能参加斗争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都参加这个正在进行的斗争，我国假急进派的同志们则希望资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的力量来独立完成。好一个急进主义，这还用说！如果无产阶级听信了我们这些同志向他们提出的“急进的”劝告，那么我们的牵动衷情的眼睛也许很快就得领受下面令人高兴的情景：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惜自己的性命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而让“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袖手旁观，说这是对它的“半途而废”的惩罚；而当专制制度崩溃时，这个无产阶级则要退到后台（因为它所完成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却让“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完全享受它所完成的革命的成果。多么杰出的急进主义啊！说采取这个立场的人们正在力求“急进地”为“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那是定而无疑的。

向我们提出责难的同志同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归纳：

我们——“机会主义者”——希望把临来的政治斗争的重担哪怕是部分地从无产阶级肩上转移到资产阶级肩上。

他们——“急进主义者”——希望这个重担全部由无产阶级挑起来。

这里的分歧是很大的，但是它对假“急进派”并不是有利的。

马克思当年说过，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一种权利：即同专制制度进行篡位斗争的权利。但是在40年代末期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具有的这种权利，正是无产阶级那些没有觉悟的朋友现在强要他们接受的权利。我们坚决不让自己沾染上任何觊觎这些没有觉悟的朋友的“急进主义”的情绪。

如果任何一个至死不改的经济主义者表现出这种“急进主义”，那是自然的，因为经济主义者不理解我们党的政治任务。但是新列宁也暴露出这种“急进主义”，从而同旧列宁这位小册子《怎么办？》的作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却是一个闷葫芦，要揭开它唯有凭仗下面两个假设中的一个。

第一个假设。以前列宁之责备新《火星报》编辑部有机会主义，唯一的根据是在组织问题上自己同它的意见分歧。现在他看到，甚至在他自己的阵营内，过去的这些指责已经令人非常厌烦，而不再产生应有的印象了。因此他决定利用任何“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来证实这些指责，并且想出了对地方自治运动的策略分歧。

我以为，这个假设远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以为，所谓原因就是如此。在列宁的传单出世以后，不久我就见到了一位属于“强硬派”的同志。我同他谈到我们党内的混乱现象。我主要是责备他的同道们政治上不成熟：他们对自己同志们完全合乎情理的要求不愿意作出让步。同我交谈的人反驳我说：“好吧，就算我们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现在又暴露出策略分歧。”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满意地承认有这些新分歧的“暴露”啊！似乎由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暴露”，他就如释重负了。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要是列宁没有猜想到去谴责“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策略问题上有机会主义的话，同我谈话的这个人继续做“强硬派”是不会长久的。我错了，这位同志的心理在“强硬派”中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第二个假设如下。新列宁其实并不像初看时可能显得的那样同旧列宁不相一致。大家知道，旧列宁从来没有对无产阶级采取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那所谓无产阶级单凭自身绝对不会越出工联主义的臭名远扬的原理，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乃是名副其实的对工人阶级的诽谤。只有根据列宁还不善于全面掌握马克思的理论才能部分地说明这种观点的来由。同志们，为了使你们不致认为我在夸大其词，我请你们仔细想想下面这段话的意思：

“这样的人（即职业革命家，他们对资产阶级制度恨入骨髓，并且摈弃了它。——格·普·），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因此他们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自然只是当他们敌视整个资产阶级追求统治地位的意图，在自己的心灵中根除了个人虚荣的最后残余时才是如此。我要再说一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真正是难能可贵的。人民给了他们生命、最初的力量和立足点；他们反过来使人民得到有用的知识、抽象和解析的习惯以及组织和建立联合会的本领，这些联合会又造成一种自觉的战斗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写这段话的人是谁呢？是列宁吗？不，不是列宁。从哪里看出来不是列宁呢？就根据下面这一点：列宁不会用“人民”而是用“工人阶级”，不会用“抽象和解析的习惯”而会用“社会主义意识”；列宁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套名词。至于说到职业革命家同群众的真正关系，那么旧列宁绝对没有同我刚才所引用的这段话的作者的看法发生过分歧。关于这位作者，马克思说过，在他看来职业革命家是一个圣灵，唯有他才能使僵死的群众过着革命的生活。列宁头脑里的职业革命家完全是这样一位可以使僵死的无产阶级群众复活的圣灵。同我刚才引用过的这一段话的作者一模一样，列宁也认为，职业革命家可以建立“联合会”，随心所欲地摆布整个工人运动的命运。因此无怪乎列宁的这个应当建立职业革命家“联合会”的“计划”，同列宁的《给一位同志的信》[30]出版前30年由使我们感到兴趣的这段话的作者所想出和实现的那个“计划”就像两滴水珠一样相似。然则赞扬“正统的”和“急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观点和计划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这就是急进的和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作者，我引用的关于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的关系那段话就在该书的第7页上。在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发表前30年，巴枯宁就用这封信的精神组织了“强硬的”联合会，即所谓“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请看，甚至没有忘记社会主义民主哩！——格·普·）。当时马克思不得不在国际内部同它进行十分残酷的斗争。好一幕滑稽戏！[31]

具有巴枯宁式的思想的、“正统的”和“急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坚决地捍卫了职业革命家“联合会”的成员应当影响社会的“一切阶级”（在巴枯宁看来，他们也应当竭力取得这种影响）的思想。但是具有巴枯宁式的思想的、“正统的”和“急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政治眼界永远局限在一小撮职业革命家“联合会”的狭隘范围内。列宁和巴枯宁一样也不能站在工人阶级的观点上。因此，当我国历史向这个阶级提出了严重的政治任务的时候，列宁就显出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能力，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能力，他才决心谴责那些用科学社会主义精神解决了这个任务的那些人为机会主义。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假设。您要是认为这里和第一个假设一样并不是列宁的光荣，那我就奉告阁下，我在此处并无过错。过错在于列宁自己和他的考虑欠周全的理论，阴谋家的计划和毫无根据的指责。您若问这两个假设中我本人接受哪一个，我便答曰：兼而有之。

我想，列宁在策略问题上对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不策略的攻击，其原因第一是，在他现在这个处境不妙和困难的情况下，正如人们所说，他是极其迫切地需要想出一个同新编辑部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的；第二还在于：当旧日黄金时代，他自己还属于《火星报》编辑部，并且如此坚决地劝我们（“否则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云云”）到社会的一切阶级中去和强迫心怀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接受积极的行动纲领时，他对这些劝告的看法就是狭隘的、片面的、空想的，即是巴枯宁式的，也就是说，他把这些行为看成是个别的（虽然也是严格服从中央的“拳头”的）职业革命家一系列多少“秘密”的措施。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历史已经向我们提出不是某个个别的阴谋家而是全体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究竟应当和可能用什么方式同正在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自由资产阶级“并肩行进”的问题时，开始谈论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在列宁那种不完全觉悟的头脑中必然要想到这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这种必然性丝毫没有妨碍，也丝毫不会妨碍他利用它们来进行其反对新《火星报》编辑部的蛊惑宣传。刚好相反，他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麦秸一样抓住了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和一般规则相反，麦秸对于快要淹死的人原来并非没有用处。由此可见，我提出的两个假设不但没有抵触，反而互相补充、彼此证实。

但是如果列宁现在的处境使得他自己政治思想的不明确性对他甚为有利的话，那么我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义务不在于使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混乱和在他们所建立的“联合会”内部制造纠纷，而在于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指明现在有觉悟的俄国工人一定要走上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一般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向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指出过了。这个义务我们会很好地执行的，尽管存在着各式各样荒谬的指责和猜疑。现在，忘记这个义务就无异于玷污公民的称号[32]（就这句有力的话的充分意义上讲）！

紧紧地握手

您的格·普列汉诺夫

（选自虚容译《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