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背景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背景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始终把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作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战略设想。1977年8月,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 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2]。“复出”不久,他即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在这个伟大的变革过程中,围绕着科学技术发展、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等问题,邓小平以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和坚韧不拔的伟大的政治家气概,带领人民逐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从而为中国迎接新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他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首先,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使我们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培养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整顿工作时就肯定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1977年,在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他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首先从科学教育战线上打开了拨乱反正的局面。他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3]他肯定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自己培养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两个估计’[4]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5] 1978年3月和4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依赖于教育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意义。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观点。他满怀信心地宣告:“‘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6]

其次,邓小平关注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提出力争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性要求。1982年,他在论述20年内中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7] 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8]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讲的次数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提醒全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他认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9]。同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高科技呈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美国开始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欧洲实施“尤里卡”计划,日本实施“人体新领域研究”计划。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追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如果抓晚了,等于自甘落后,而且难以再起。3月5日,邓小平在建议上作了重要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11]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批准实施了《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由国家拨款100亿元,启动了七个领域(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制造过程自动化、能源、航天、激光)的15个主题项目的攻关研究。从此,“863”计划作为我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在生物、航天、信息等高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提高我国科技整体实力和综合国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人们广泛熟知的“神舟”载人航天实验、“神威”高性能计算机、6000米水下机器人实验、杂交水稻研究等,都是“863”计划的标志性成果。如果说“两弹一星”维护了我国几十年的大国地位,那么“863”计划的成功实施也为我国有能力参与今天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88年,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划时代的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揭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必然性。邓小平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它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结合起来,赋予它很强的时代感。他深有感触地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13]毫无疑问,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起着真正的核心和关键作用,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其洞见和远见都已为后来的事实所印证。它充分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所具有的那种先决性、动力性的本质,深刻阐明了其广为应用的价值、无所不在的渗透作用和极富冲击性的力量。

邓小平用“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来形容21世纪,表明他把科学技术发展作为概括时代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要求我们必须看到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高科技在世界竞争中地位日益突出这个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形势。他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4]

再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全面的界定,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解决了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一轮世界科学技术的竞争激烈异常。1990年10月,拉美国家提出了旨在加强本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的“玻利瓦尔计划”;1992年俄罗斯发布了《关于保护俄罗斯科学技术潜力的紧急措施》的总统令,英国重新设立了科学部长、内阁中设立科学技术办公室,澳大利亚公布了联邦政府第一份科学技术白皮书;1993年在美国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之后的短短一年内,日本、欧洲、加拿大、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宣布将要或有意向兴建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停建了超导超级对撞机,缩减了“自由”号空间站的规模,加大发展将科学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项目。欧洲则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发展要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为目标。邓小平密切注视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又一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且作了精辟的说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15]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依靠科学和教育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战略思想,党中央在1985年先后发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分别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不久,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在会上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16]十四大在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中明确提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7]。并且提出了落实教育战略地位的重大举措。199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社会,从而为我们指明,一个民族求得发展和强盛的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提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赢得主动,赢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