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社会背景与国际背景
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们不妨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奋斗的历程、我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等方面来认识。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拯救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民主革命和三大改造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苏联的帮助下，历经几年的建设，新中国“一五”计划的目标基本全部实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苏联模式所存在的弊端，认为中国不能照搬照抄苏联。于是，中国共产党人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召开为契机，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相结合的任务，以探寻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发生“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但使智慧的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40多年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主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实践正式开始。改革开放的实践孕育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这是对毛泽东思想解答和未解答完的课题和任务的继承和发展。假如说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那么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使中国人富了起来[2]。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国的发展充其量也仅仅是总体小康，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状态，中国共产党强国富民的任务还需要持续奋斗。如何继续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1世纪初提出了创新的重要性：“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开拓进取，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3]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世纪率先进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指引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进一步变革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引。
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其中的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表现。一方面是国际因素，冷战格局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结束，但美国为了实现其“单极世界”目的，相继对俄罗斯、中国等实施系列的威胁性地缘战略行动。而我国的西部地区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与俄罗斯、蒙古以及中亚、南亚国家接壤，又加上这一广大地区少数民族集聚，其中许多少数民族为跨国界民族，因而势必成为美国对我国实施地缘战略控制的必争要地之一。另一方面，作为我国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生态屏障和主要资源保障基地之一，如果西部地区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势必可以直接维护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西部地区在我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态的安全屏障。
从“十五”计划时期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首先，到了服从“拿出更大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一大局的时候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是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1985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6] 1988年12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7]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8]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到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因而党和国家能够拿出更大力量帮助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大发展。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许多自然灾害，严重威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时任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曾通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年均洪涝灾害损失约占同期全国GDP的1.8%，而在严重干旱年（以2000年为例）的旱灾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2.5%，一般干旱年（20世纪90年代平均）的旱灾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1.1%。[9]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因地质构造特殊，地理地形差异大，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各种灾害更是频发，灾害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仍然处于落后与贫困状态的一个深刻原因。少数民族聚居相对集中的西北地区，以高原、山地、沙漠、戈壁为主，干旱与水资源短缺是基本的环境特征，其河流亦多为季节性河流，除陕西省降雨量较多外，其他省区的降雨量都在400毫米以下，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特别是兰州、包头以西的广大地区，除伊犁河谷外，年降雨量多在200毫米以下，属严重干旱地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区的干旱化还在增强，新疆南疆地区的沙尘暴持续不断，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更是成了当今风沙天气、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北疆地区的大雪与冰川融化还会生成水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大陆构造变形的主要动力来自印度板块对青藏高原的推挤，全国的地震分布具有明显的西强东弱特征，新疆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川滇地区、内蒙古河套盆地、宁夏银川盆地和六盘山区等都是强震集中发生区。[10]这表明，中国要完成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必须对西部地区发展与环境关系的格局进行重大调整。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诸因素，共同构成了我国在21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可以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