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背景
回顾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乡村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一）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走过了光辉历程。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开启的，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打破了集体土地只能由集体统一经营的僵化认识和体制。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草案）》时，删除了“不许包产到户”这句话。[1] 1982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启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国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党中央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化和拓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同年底，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农村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农产品市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非农企业发展等方面成为农业改革的重点。在这一时期，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农产品市场体系，乡镇企业得到大发展，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短缺向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9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2000年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改革举措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产品供给日益充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年出台一号文件，重点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习近平同志发表关于“三农”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彰显巨大思想威力。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推动下，诸多“三农”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开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局面，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农村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巩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2]
（二）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不能衰败
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强大动力，这是已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规律。但是，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各不相同，在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城乡分布的格局和变化必然有很大差别，不能简单对别国的经验照抄照搬。提出振兴乡村，绝不是不要城镇化，也不是要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及其变化。
2016年年底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有13个，其中亚洲7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菲律宾；非洲2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北美洲2个：美国、墨西哥；南美洲1个：巴西；欧洲1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中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只有美国和日本。然而，美国总人口才3.2亿，日本总人口才1.2亿。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必然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也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步消失，但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由于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只有城乡之间形成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因此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乡村都不可能被消灭。我国的特殊性则在于人口总规模巨大，即使乡村人口的比重降到30%以下，但总量仍将达到几亿人。必须把这几亿人生活的地方建设好。如果城乡差距过大，就不可能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百分之七十，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为此，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3]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重要讲话时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
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会有很大影响。早在1937年，我国学者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把世界各国分为四大类，一是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低，如西欧国家；二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低，如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三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如苏联；四是人多地少，但农业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国、印度及大多数亚洲国家。他认为，第四类国家要实行现代化，难度最大，必须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此外，在对城镇化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时，还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各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东京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韩国的首尔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国，有60%的人口是居住在两万人以下的小镇上。二是各国城镇化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日本人口城镇化率为92%。但日本认为这是按“市”的行政区域作的人口统计，而日本自身的统计中没有“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总人口超过5000人即为“人口集聚区”。2017年日本全国居住在“人口集聚区”范围内的人口约占70%。三是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如何保持乡村的活力。韩国实行了“新村运动”，日本出台了“乡村重建”计划，我国台湾地区也在2010年制定了“乡村重生条例”，并且目前仍在实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我国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要求乡村必须振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以及“环境超载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不但影响和削弱了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利的全局性影响，危及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性稳定。乡村振兴战略势在必行。
一是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农村空心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因农村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而衍生出的乡村聚落“空心化”和住宅“空心化”等一系列现象的统称。其典型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农村公共服务有效需求显著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同步下降，部分自然村落出现总体性衰败甚至消亡现象。近些年农村人口的外流数量非常庞大。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统计显示，1995年农村人口数峰值达到85947万，2015年农村人口数为60346万，农村人口净减少25601万。据2010年和2015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自然村数由2010年的2729820个减少到2015年的2644620个，平均每年约有1.4万个自然村消失，200人以下自然村从2010年的1311448个减少到2015年的1212396个，平均每年减少约2万个。除了城镇近郊推动的“村改居”工程导致自然村数减少，许多远离城镇的自然村因为人口的大量外流而“自然”消失。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未来几年将有1亿左右农村人口迁移进城，农村空心化现象将更加突出。假如任由空心化无限制地恶性扩展，必然产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流失，将直接导致土地经营粗放化，进而不仅造成农业产业升级受阻，甚至还会产生向自给性农业的倒退。此外，在人口非均衡流动的背景之下，空心化带来的并非单纯只是农民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同时伴随着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失衡矛盾的加剧。老龄化、妇孺化与空心化相互交织，造成农村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社会治理面临较大挑战。
二是农业边缘化问题突出。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长期失衡的城乡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总体上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生产要素大规模由乡村到城市单向流动的态势仍未改变。一方面，粗放的土地城镇化虽有所遏制但矛盾仍然突出，耕地大规模减少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高速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中所吞噬的主要是最肥沃的良田沃土，对农业现实生产能力的损害较为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农民日益兼业化，农村土地出现“抛荒”现象。据统计，1978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到2015年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近年来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维持在4%左右，明显滞后于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从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值比重下降不可避免。这些国家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目前大多维持在1%左右，如日本2011年农业产值占整个GDP比重为1.2%，世界主要农业产品大宗出口国之一美国的农业产值仅占GDP的1%。由此观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仍然选择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就业工作，不均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依然未能逆转，这一发展态势正在损伤现代农业的发展根基。此外，当前农村资金总体短缺，金融抑制的矛盾依然尖锐，农民获得金融服务仍然较为困难。农村稀缺资金仍在大规模流失。
三是农民老龄化问题突出。据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0.5%，远远超过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老龄化衡量标准。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目前大多数农村区域实际务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60岁，有的地方务农劳动力甚至出现从老龄化向高龄化发展的趋势。根据2015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2015年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率为11.52%，城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率为8.88%，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率为8.91%。劳动力老龄化矛盾加剧不仅直接带来因供给不足而不断推高农业人工成本，而且促使老龄化的农村家庭由多种经营向单一经营转变，为自食而种地引致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在许多传统农村腹地，老农民、老品种、老技术、自给自足、粗放经营互为交织，结果是农业的低水平兼业化和粗放化不断发展，“谁来种地”成为普遍性的突出矛盾。还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一步拉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农业技能培训产生不良影响。而自给性的农业生产取向使老龄劳动力缺乏有效技术需求，对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持保守态度，“如何种地”同样成为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让农民老龄化问题迅速凸显，也使传统农村“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现阶段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机制非常薄弱，根本无法满足养老社会化服务的需要，而基层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困难，难以大规模投入公共服务型养老事业。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最后回到家乡，事实上成为农村社会和政府的“负担”，需要农村社会和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他们的就业、医疗以及养老问题。这进一步加重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农村社会保障不堪重负。
四是农村环境超载化问题突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付出了生态代价的，而且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影响同样严重。我国农村不仅水土流失面积仍然在扩大，而且土地荒漠化的矛盾较为尖锐。特别是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最为严重的问题：一是废弃物的污染。我国农膜的回收率和秸秆还田率都较低，农膜不能降解直接危害土壤结构，秸秆大规模焚烧则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同时，目前规模化养殖业的快速扩张使农村面临的面源污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而且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二是生活污染。过去很多农村的生活用水排放后可以自然消解，但是现在大量使用的洗衣粉、消毒液等不加任何处理而进入沟渠、耕地，造成日趋严重的水体和耕地污染。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农村生活垃圾数量激增，其中绝大部分仍未加任何处理，成为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的又一重要根源。三是投入品的污染。我国农业增长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的格局总体上仍未扭转，投入量大、利用率低，大量直接进入水体和土壤，致使农村环境污染矛盾日趋加重。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农民自身的基本生存，而且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矛盾持续加剧，这一现实问题已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