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抢救与挖掘：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江南文化研究论丛”代序
田晓明
世间诸事，多因缘分而起，我与“大学文科”也不例外。正如当年（2007年）我未曾料想到一介“百无一用”的书生还能机缘巧合地担任一所百年名校的副校长，也从未想到过一名“不解风情”的理科生还会阴差阳错地分管“大学文科”，而且这份工作一直伴随着我近二十年时间，几乎占据了我职业生涯之一半和大学校长生涯之全部。我理解，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承应着这份命运的安排，我很快从既往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一种业余爱好式“生活样法”（梁漱溟语：文化是人的生活样法）中理性地走了出来，开始系统、持续地关注起“文化”这一话题或命题了。尽管“文化”与“大学文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我的潜意识之中，“大学文科”与“文化”彼此间的关联似乎应该比其他学科更加直接和密切。于是，素日里我对“文化”的关切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偏好、一种习惯，抑或说是一种责任！
回眸既往，我对“文化”的关注大体分为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一是起初仅仅作为一名普通读书人浸润于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碎片式“体悟”；二是2007年之后作为一名大学学术管理者理性、系统且具针对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被当时的人们羡称为“天之骄子”“时代宠儿”，但我们自个儿内心十分清楚，我们就如同一群刚刚从沙漠之中艰难跌打滚爬出来的孩子，对知识和文化的追求近乎如饥似渴！有人说：在没有文学的年代里做着文学的梦，其灵魂是苍白的；在没有书籍的环境中爱上了读书，其精神是饥渴的。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饥渴而苍白的年代中度过的，平时除了翻了又翻的几本连环画和看了又看的几部老电影，实在没有太多的文化新奇。走进大学校园之后，图书馆这一被誉为“知识海洋”的建筑物便成为我们这代人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而且那段生活和学习的时光也永远定格为美好的记忆！即便是现在，偶尔翻及当初留下的数千张读书卡片，我内心深处仍没有丝毫的艰辛和苦楚，而唯有一种浓浓的自豪与甜蜜的回忆！
如果说大学图书馆（更准确地说是数以万计的藏书）是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代读书人汲取“知识”和涵养“文化”的物态载体，那么，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华夏大地上曾经涌起的一股强劲的“文化热”，则是我们这代人成长经历中无法抹去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以李泽厚、庞朴、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展开了批评研究，另一方面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进行学习借鉴，从而引导了文化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如何全面评价20世纪80年代的那股“文化热”，这是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工作。而作为一名大学学术管理者，我特别注意的是这股热潮所引致的一个客观结果，那就是追求精神浪漫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而这种精神浪漫蕴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和价值理性指向。其实，这种对人文主义呼唤或回归的精神追求并不只是当时中国所特有的景致。
放眼世界，由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滥觞，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式微，人文精神也日益淡薄。而这种人文学科日渐式微、人文精神日益淡薄现象最早表现为大学人文学科的边缘化甚至衰落。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界就由内而外、自发地涌起了“回归人文、振兴文科”的浪潮。英国学者普勒姆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人文学科的危机》，引发了欧美学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美国学者罗伯特·维斯巴赫针对美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困境发表感慨：“如今的人文学科，境遇不佳，每况愈下，令人束手无策”，“我们已经失去其他领域同事们的尊敬以及知识大众的关注”；乔·古尔迪曾指出，“最近的半个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危机在每个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康利认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拥有的自信心，到了80年代已变为绝望”；利奥塔甚至宣称“死掉的文科”；等等。尽管学者们仅仅从大学学科发展之视角来探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式微与振兴，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出人类社会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缺失和文化危机的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作为一名大学学术管理者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从未“走出”过大学校门，对大学人文精神愈益淡薄的现状也有极为深切的体会，这也促使我反复思考大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数年之前，我曾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对大学本质功能的思索，也是对大学人文精神日益淡薄原因的追问，这一追问的结果还是回到了文化关怀、文化研究上来。由于在地的原因，我对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化研究有着较长时间的关注。提及江南文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忽听春雨忆江南”，“杏花春雨江南”等清辞丽句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我们的心头，而很多人关于江南的文化印象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些清辞丽句所定义。事实上，江南文化是在“江南”这一自然地理空间中层累发展起来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称。
从历史上看，经过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导致的移民南迁、南宋定都临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江南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日益巩固，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文化更是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近代以来，江南文化也并未随着封建王朝的崩解而衰落，而是仍以其强健的生命力，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江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江南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既是凝定的，也是鲜活的，而其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深深融入江南社会发展的肌体当中。如果再将审视的视野聚焦到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苏州，我们便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苏州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江南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域，苏州诗词、戏曲、小说、园林、绘画、书法、教育、经学考据等所取得的丰厚成就，已经载入并光耀了中华传统文化史册；在当今，苏州也仍然是最能体现江南文化特质、江南文化精神的名城重镇。
我们今天研究江南文化，不但是要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还原其历史面貌，还要经由价值探讨的方法剔理其中蕴涵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与意义，更要将这些思考、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运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从而真正达成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
其实，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在天涯海角之间，也不是马里亚纳海沟底到珠穆朗玛峰巅，而在于人们意识层面的“知道”与行为表达的“做到”之间。所幸无论在海外还是在本土，学界有关“回归人文、振兴文科”的研讨一直没有中断，政府的实践探索活动也已开启并赓续。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概念，强调通过“跨学科”“联系现实”等手段或路径摆脱日渐式微的人文社会科学困境。如果说希拉姆学院所言之“新文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内生型的学界主张，那么我国新近提出的“新文科”建设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科管理的大学办学者，我也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留点念想”的使命感！十多年以来，无论是在苏州大学还是在苏州科技大学，我都是以一种“出膏自煮”的态度致力于大学文科、文化校园和区域文化建设的：本人牵头创办的苏州大学博物馆，现已成为学校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本人策划、制作的苏州大学系列人物雕塑，也成为学校一道耀眼的风景线；本人策划和主编的大型文化抢救项目“东吴名家”系列丛书和专题片也已启动，“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名医系列、人文学者系列等）相继出版发行，也试图给后人“留点念想”；本人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创办的“苏州大学东吴智库”（2013年）和“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2018年）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且跻身“中国智库索引”（CTTI），本人也被同行誉为“中国高校智库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先行者”……
素日里，我也时常回眸来时路，不断检视、反思和总结这些既有的工作业绩。我惊喜地发现，除了自身的兴趣和能力，苏州这座洋溢着“古韵今风”的魅力城市无疑是这些业绩或成就的主要支撑。随着文化自信被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提出、强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勤劳而智慧的苏州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响应素来非常迅速而务实，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不仅以古典园林的艺术精心打造出苏州现代经济板块，而且以“双面绣”的绝活儿巧妙实现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和谐对接。对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国家发展战略，苏州人也未例外。2021年苏州市发布了《“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目的即在传承并创造性转化江南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苏州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拟实施“十大工程”，以构建比较完整的江南文化体系，而“江南文化研究工程”就是其中的第一“工程”。该“工程”旨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江南文化，加快江南历史文化发掘整理研究，阐释江南文化历史渊源、流变脉络、要素特质、当代价值，推动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为传承弘扬江南文化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为助力苏州市落实《“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我与拥有同样情怀和思考的好友路海洋教授经过数次研讨、充分酝酿，决定共同策划和编撰一套有关江南文化研究的系列图书。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大力支持下，我们以“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为阵地，领衔策划了“江南文化研究论丛”（以下简称“论丛”）。首辑“论丛”由9部专著构成，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较大，上起隋唐，下讫当代，当然最能代表苏州文化发展辉煌成就的明清时期以及体现苏州文化新时代创新性传承发展的当代，是本丛书的主要观照时段。丛书研究主题涉及苏州审美文化、科举文化、大运河文化、民俗文化、出版文化、语言文学、工业文化、博物馆文化、苏州文化形象建构等，其涵括了一系列能够代表苏州文化特色和成就的重要论题。
具体而言，李正春所著《苏州科举史》纵向展示了苏州教育文化发达史上很具辨识度的科举文化；刘勇所著《清代苏州出版文化研究》横向呈现了有清一代颇为兴盛的出版文化；朱全福所著《“三言二拍”中的大运河文化论稿》以明代拟话本代表之作“三言二拍”为着力点，论述了其中涵纳的颇具特色的大运河城市文化与舟船文化；杨洋、廖雨声所著《明清苏州审美风尚研究》和李斌所著《江南文化视域下的周瘦鹃生活美学研究》，分别从断代整体与典型个案角度切入，论述了地域特性鲜明的“苏式”审美风尚和生活美学；唐丽珍等所著《苏州方言语汇与民俗文化》，从作为吴方言典型的苏州方言入手，分门别类地揭示方言语汇中包蕴的民俗文化内涵；沈骅所著《苏州工业记忆：续篇》基于口述史研究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苏州工业历史作了点面结合的探研；艾志杰所著《影像传播视野下的苏州文化形象建构研究》和戴西伦所著《百馆之城：苏州博物馆文化品牌传播研究》，从文化传播维度切入，前者着眼于苏州文化形象建构的丰富路径及其特点的探研，后者则着力于苏州博物馆文化品牌传播内蕴的挖掘。
据上所述，本丛书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兼涉古今、突出典型、紧扣苏州、辐射江南。亦即选取自古以来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系列苏州文化论题，各有侧重地展开较为系统的探研：既研究苏州文化的“过去时”，也研究苏州文化的“进行时”；研究的主体固然是苏州文化，但不少研究的辐射面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江南文化。丛书这一策划思路的宗旨正在于《“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所说的使苏州“最江南”的文化特质更加凸显、人文内涵更加厚重、精神品格更加突出，从而提升苏州在江南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首位度和辐射力。
诚然，策划这套丛书背后的深意仍要归结到我对大学本质性功能的体认，我们希望通过这套可能还不够厚重的丛书，至少引起在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对苏州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视，希望他们由此进一步强化对自己传承、创新文化这一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的认识，并进而从内心深处唤回曾经被中国社会一定时期疏远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即便这套丛书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