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的高雅派
范伯群从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上提出“雅俗融合”之观点，“新文学的主流作家以‘为人生’与‘中国向何处去’等探求为己任；而通俗作家则侧重于为‘乡民市民化’等现代化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各有自己侧重的读者群体，形成了各得其所的‘互补’局面”[46]。若将此观点引入生活领域，我们亦会得出如此结论：生活之雅俗分界也很难。文学和生活领域都存在雅俗融合的现象。生活之雅俗融合是文学之雅俗融合的前提。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创作上走向通俗，但在日常生活上都追求风雅。因此从生活之雅俗融合来看，鸳鸯蝴蝶派完全可算“高雅派”。风雅生活与家学渊源、地域文化、世家遗存等诸多因素有关。在民国时期风雅文化消退，市井生活接替风雅生活的背景下，鸳鸯蝴蝶派对古代文人的风雅生活美学的继承是有积极意义的。以周瘦鹃（图5）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的志同道合，不仅表现于文学作品的自成一派，而且表现于生活态度、美学经验、生命旨趣的共性化特色上，按照刘悦笛对“生活艺术家”的界定“始终积极地向感性的生活世界开放，善于使用艺术家的技法来应对生活，从而将审美观照、审美参与、审美创生综合起来以完善生活经验”[47]，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生活艺术家。
图5 周瘦鹃素描
周瘦鹃和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生活于共同的江南区域，不少人更是生于苏州，共同的出生环境和文化传统酿就共性化的风雅生活理念。风雅一词源自《诗经》。取《诗经》为文学诗词之源与经典之意，后世多用“风雅”泛指诗文方面的事。鸳鸯蝴蝶派的“生活风雅”指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文雅”“儒雅”使得他们的举止、言谈与交往具有了艺术的特征，形成了从容生活和淡泊处世的价值理念，正如郑逸梅谦虚自称：“虽不敢谈到风雅，但却自认没有俗骨。”[48]文学性深深铸入他们的生活肌理中的明显表现就是写诗作画成为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如有一次，星社社友们在“天来福”菜馆聚餐，美味佳肴，文人兴会，雅兴不浅。于是有人提议拟一“天来福”的嵌字联，化俗为雅。蒋吟秋当场伸纸走笔写了一幅七言：“天然清福诗书画，邈兮高风归去来。”[49]这种吟诗作对的交往是生活常态，他们生活在繁杂琐碎的红尘中，却以风雅为帆划向了超越世俗趣味的精神高地。
他们的花草爱好、器物收藏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学审美的物化表现。周瘦鹃爱花，“‘靡靡之道’全部寄托在了花草之上”[50]。与周瘦鹃类似，郑逸梅也迷恋花木之美，“予为衣食谋，走尘抗俗，幽之不能，何韵之有，然视花若命，闻有名种，则不惮舟车之劳，寒暑之酷，而以一领其色香为乐”[51]。程小青同样对花木情有独钟，曾作七绝咏叹：“栽得名花四季春，嫣红姹紫总多情。小园日涉备成趣，一片才凋一片新。”[52]“时重订看花约，置酒花前共细斟”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他们还不约而同地用诗情画意的设计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从写作用的笔的精巧就能略窥一二。程小青写作专用精美小巧的“小青便笺”。范烟桥用的信笺有红色方框，旁加“鸱夷室用笺”五字。姚赓夔所用之笺上有小锌版制夔形图画及“曼云室主人用笺”等字，为胡亚光画师的手笔，用紫色墨水印成。[53]此外，他们还有着同样的收藏癖好。赵眠云收藏各色扇子数几百柄。1928年83期《联益之友》旬刊，赵眠云写《焚扇记》：自收集至今，约计不下五百罗汉之数。郑逸梅亦有集藏癖，“我有集藏癖：一、名人尺牍，以清末民初为多，间有若干通是明末清初的，我兼收并蓄着，甚至时人的手札，也都搜罗，除掉钢笔写的不留。二、折扇，约一百多柄，都是配着时人书画，装上扇骨的，每岁从用扇子起，至废扇止，每天换一柄，不致重复。三、册叶，有书有画，但画难请教，因此书多画少，书占十分之八，画占十分之二。其他如印章咧，名刺咧，古泉咧，稀币咧，我都贪多务得，实在生活太苦闷，无非借此排遣而已。”[54]刘勰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这些收藏的器物不但以其形色独具的外观美化了生活环境，而且以其凝思激发的特质净化了心灵环境。这些在类型、风格、旨趣上彰显出强烈的“文学性”的器物净化与培育出的自然也是审美旨趣上极为仿似的心灵景观。
与他们的市民大众文学作品追求通俗、拥抱市井的特质相一致，他们对风雅生活的追求与对世俗化生活的投入并不抵牾，诗意与烟火味同时弥散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流连食肆间、感受世俗生活洗礼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在饮食中体现出“随性”和“执意”的双重特质。
“随性”指什么样的饮食都去品尝，不求一律。彼时上海的饮食业极度繁荣，周瘦鹃生活与工作于旅客云集、饭馆林立、酒肆纵横的闹市，餐饮聚会颇多，吃惯、见惯了各式饮食，“人脉广，饭局超多。有的请他，当他是记者，不无公关之意。老饕也当仁不让，无论中菜西餐，对沪上饭馆之林、各路厨艺一一点评。在中国，饭桌是一大公共空间，尽管风卷云残、杯盘狼藉之后各走各路。入席者多为场面上人物，不管新派旧派，也常有圆桌而坐的”[55]。周瘦鹃也自况道：“人生多烦恼，劳劳终日，无可乐者。愚生而多感，几不知天下有乐事，所引以为乐者，吃耳。”[56]他在主编的《紫罗兰》“紫兰花片”专号中刊载了多篇美食散文，并配编者按：“民以食为天，这原是我们生存条件上第一要著。”[57]与周瘦鹃相仿，其他鸳鸯蝴蝶派成员也多为美食家。范烟桥在报刊开过美食专栏，曾借唐代诗人“苏味道”之名为笔名。
“执意”指对某些地方的饮食和饮食的烧法有着偏执的爱好。他们不拒绝尝试任何食物，但内心中仍为某一类食物留下了专属空间。如他们对苏州小吃情有独钟。苏州小吃并不奢华，也不讲究排场，质地新鲜，软糯清香，原汁原味，不时不食。程瞻庐在《吴侬趣谈》有这样的记载：近数年中，苏州风行一种油煎猪肉，名曰排骨。骨多肉少，每块售铜元五六枚，前此所未有也。一入玄妙观，排骨之摊，所在皆是。甚至茶坊酒肆，亦有提篮唤卖排骨，见者辄曰：“阿要买排骨？”包天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中说：苏州城市人家，所云一日三餐者，大都以粥饭分配之。晨餐是吃粥的，从不吃饭，如不煮粥，则吃点心。说到点心，那是多了，有面条、有汤包、有馄饨、有烧卖，有一切糕饼之类。这种一碗一碟一菜的小吃与他们的为人为文都是对应的。小吃之淡雅，与他们淡泊名利，不喜与人较辩的性格对应；小吃之轻松，“请你随意入座，至于下一级的，则有大饼、油条、白粥、糍团等等，各有摊位，听凭取食”[58]，与他们追求生活之情调的美学趣味相对应。范烟桥和周瘦鹃一样喜饮苏州的碧螺春。[59]郑逸梅是一名常去茶楼喝茶的老茶客，他眼里的苏州茶客很好地体现出了苏州人小富即安、乐天知命、安逸享受的性格，“苏州人真会享福，只要有了些小家私，无论什么事都不想做。他们平常的消遣，就是吃茶”，苏州人对事业并无太大野心，但喝茶上却极为讲究，比如喝茶不能随随便便在哪个声浪嘈杂的茶摊上打发了事，而是要在茶楼里定定心心喝。茶楼的设计与名称都要有美学的意味，如茶居分方厅、四面厅，茶楼取名为爱竹居、话雨楼、听雨山房。[60]只有茶景之清雅、茶境之幽静、茶器之精美、茶香之芬馥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要求，才算喝上了地道的茶。郑逸梅笔下的苏州茶客其实也正是他们自己的化身。他们表面是海派的，骨子里仍是苏州的，对苏州饮食的共性化爱好深深嵌入到他们的生活美学中。
长期的文化熏陶和文艺实践最终凝塑成稳定的诗意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会因为世事多艰、环境突变而消失，反而会成为个体抵御动荡环境、制造希望、化解焦虑的调节手段。程小青和周瘦鹃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前往安徽南屏村避难的路上，在大松林中砍柴生火，烧水煮茶。周瘦鹃作诗道：“雪干常栖凤，云根自蛰蛟，腾拿夭矫上层霄。大泽凤来谡谡，万壑起松涛。丹果如丹荔，翠针似翠毛，检来并作一筐挑。好去煎茶，好去当香烧，好去鸭炉添火，玉斝暖芳醪。”[61]程小青作诗道：“滞迹山村壮志无，米盐琐屑苦如荼。添薪为惜闲钱买，自执镰刀学采苏。”[62]荒野煮茶，看似不和谐的反差，却让饮茶有了更为丰富的美学意味。他们以茶为言，表达了自己不让动荡的时局打乱优雅生活的节奏的意志，这是一种文人的风骨之美。本该在书斋里袅娜升腾的茶香现在被荒野的山风吹乱，茶香使山野变得亲近，山野使茶香变得丰富，山气与茶香的混溶产生了更能洗心涤性的品茶之美。匆忙仓促的逃难之路反而成了一条气定神闲的美学之路。
鸳鸯蝴蝶派的生活美学在更广泛的社交圈层中获得了共鸣。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工于书法、长于诗词，与周瘦鹃、包天笑等人在文学观念、艺术见解上声息相通。平日里周瘦鹃喜爱种花莳草，梅兰芳亦嗜好牵牛花，他用科学育种的方法培育出各色牵牛花的掌故最为圈中人所津津乐道。[63]周瘦鹃与包天笑生于传统文化环境，皆钟情传统戏曲，梅兰芳的戏曲表演洒脱出神，令他们心系魂牵。梅兰芳与他们的结识与他们的职业身份有所关联。彼时的报馆既是消息集聚地，也是名流来往处，他们借趁地利之便结识了不少前来拜访的名流。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因曾到包天笑任职的时报馆拜会狄平子而结识。由于报馆与舞台一样都是名流阶层社会交往不可或缺的平台，因此报人与艺人具有身份对等性、旨趣相通性、交往互惠性。1928年12月23日，新建成的大光明大戏院正式开幕，梅兰芳及包天笑、严独鹤等名流参加揭幕，梅先生主持开幕典礼并揭幕，周瘦鹃致开幕辞，可见他们在世人眼中属于同一等级的名流。他们的交往既有私人性，也有公共性。他们利用报人职业特性为梅兰芳广作宣传，也借梅兰芳声名为自己的杂志增彩。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就插入了梅兰芳的照片。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第二卷前期（1926年初出版）封面多由梅兰芳题写，他主编的其他杂志也常以梅兰芳的戏装照片作为插图。包天笑在小说《留芳记》“缘起”中盛赞梅兰芳：会走京师，获交梅畹华君，美艺冠于当时，声闻溢乎世界。冉冉若青云之始翔，蔼蔼如初日之未央。盖自民国以来，名高未有如君者也。他们通过工作交往与私人交往融为一体的交往方式收获了共同的朋友圈，他们的生活美学也在更为广泛的文艺圈和名流圈里形成了共振。
鸳鸯蝴蝶派与“五四作家”在文学主张与人生志向上确有差异，但二者仍有共通之处。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史教授帕瑞·林克认为鸳鸯蝴蝶派与“五四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时代的进步，两者之间距离缩小了一些。有些文人从这一派跨到那一派。叶圣陶和刘半农都是在20世纪最初十几年间在“鸳鸯蝴蝶派”几家杂志上开创了他们的事业，后来变成了“五四派”。在“鸳鸯蝴蝶派”与“五四派”两派之间，跨派的文人比之两派读者的跨派还要厉害。[64]我们现在反思五四新文学，有一种观点是“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这种看法的代表人是牟宗三先生。他认为“五四”的反传统是急功近利、情绪主义的，它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断层，导致现代中国价值失范，由此产生了各种动荡混乱。[65]实际上，“五四作家”并非全面反对传统文化，而只是反对正统文化，“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66]。在生活方式上，“五四作家”与鸳鸯蝴蝶派有着共性化的“雅”之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以近些年来有些研究者已不再争论雅俗，而将“鸳鸯蝴蝶派文学”命名为“市民大众文学”。雅俗不能只是通过文学作品加以评判。正如刘铁群所说，周瘦鹃等人是一群具有新身份和谋生方式的传统文人，“他们虽然身在上海，但实际上常常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自己营造的小世界，一个美而雅的世界，一个逸与闲的世界。他们生活在花木中，生活在诗词典籍中，生活在金石古董中，生活在诗酒风流的文人聚会中。在对优雅、超俗的生活情趣的执著追求中，外在世界的视野退缩了，内在世界的体味更深更细，这样他们就得以逃避俗尘的侵扰，并且与俗人划清了界线。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个俗人。”[67]如果从文学和生活两个角度来看，雅俗存在文雅人俗、文俗人雅、文雅人雅、文俗人俗等多种可能，将“文俗”上纲到“人俗”进而否定整个群体的评判是不合理的。
历史上“五四作家”与鸳鸯蝴蝶派关于传统与现代、文学的“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争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共识建立了意味深长的契合关系。从五四到当代的路上，从晚清小说到当代网络小说的文学脉络[68]与从“明清江南”到“当代江南”的生活脉络交互迭现，周瘦鹃是将文学的世俗化与生活的风雅化结合的最佳代表。在传统美学与艺术精神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全面衰落的场景下，他的诗性生活为江南生活美学传统强健心灵的审美功能写下了有力注脚。
【注释】
[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4页。
[2]刘悦笛：《今日西方“生活美学”的最新思潮：兼论中国美学如何融入全球对话》，《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
[3]薛富兴：《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
[4]仪平策：《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文史哲》2003年第2期。
[5]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学与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1日，第5版。
[6]刘悦笛：《“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观》，《中国文化报》2012年8月21日，第3版。
[7]刘悦笛：《“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艺术评论》2011年第4期。
[8]张静、赵伯飞：《生活美学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析论》，《理论导刊》2018年第5期。
[9]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学与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1日，第5版。
[10]刘悦笛：《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主流线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1]刘士林：《文化江南的当代传承与开发》，《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2]李振纲：《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一）》，《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2期。
[13]陈詠红：《唐前文人田园生活方式形成的四因素》，《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14]周春宇：《禅宗哲学与唐宋心境美学》，《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15]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文汇报》2016年3月18日，第W05版。
[16]宋秋敏：《论宋词与宋代文人的“生活艺术”》，《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7]李泽厚：《美的历程：插图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33页。
[18]袁进东、夏岚：《晚明文人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比较及当代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19]赵洪涛：《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生活美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0]伊维德：《“玩腻了的文人”：吕天成与万历晚期江南精英的生活方式》，杨权译，《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
[21]苏状：《“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22]罗婧：《江南文化与文化江南》，《文汇学人》2014年9月1日，第11版。
[2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91页。
[24]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载钱理群编《周作人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第238页。
[25]谢力哲：《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机制：以1930年代赵家璧的编辑出版活动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6]王鸣剑：《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物质生存状态研究》，《西部学刊》2014年第2期。
[27]李肆：《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兼论职业作家市民化》，《书屋》2001年第5期。
[28]王中忱：《作家生活史与文学史的交集：从几封作家书简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29]黄群英、刘毓恒：《民国文人乱世中的精神追求》，《文学教育》2012年第10期。
[30]杨岚：《从〈闲情偶寄〉看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审美中的文人情趣》，《美与时代》2010年第7期。
[31]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9页。
[32]刘士林：《江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价值》，《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3]庄若江：《凸显江南文化优秀的精神特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1日，第5版。
[34]曾婷婷：《论晚明“闲赏”生活美学意境的营构》，《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5]赵强、王确：《“物”的崛起：晚明社会的生活转型》，《史林》2013年第5期。
[36]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第1期。
[37]赵强、王确：《说“清福”：关于晚明士人生活美学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8]赵希鹄等：《洞天清录（外二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第3页。
[39]瘦鹃：《紫兰小筑九日记》，《紫罗兰》1943年第4期。
[40]周瘦鹃：《杨彭年手制的花盆》，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178页。
[41]高建国：《陆文夫与茶》，《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5期。
[42]周瘦鹃：《洞庭碧螺春》，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360页。
[43]周瘦鹃：《茶话》，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111页。
[44]袁进东、夏岚：《晚明文人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比较及当代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45]杨旭红：《苏州文人的“诗化生活”与诗歌新变：以明中后期唐寅、王稚登、冯梦龙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3。
[46]范伯群：《1921—1923：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47]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学与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1日，第5版。
[48]纸帐铜瓶室主：《自说自话》，《永安月刊》1949年第116期。
[49]郑逸梅：《味灯漫笔》，古吴轩出版社，1999，第45页。
[50]夏虫：《花草的寄托：评周瘦鹃〈莳花志〉》，《河北日报》2020年1月17日，第011版。
[51]郑逸梅：《记静思庐之昙花》，《永安月刊》1942年第40期。
[52]郑逸梅：《味灯漫笔》，古吴轩出版社，1999，第19页。
[53]明道：《香笺琐语》，《红玫瑰》1925年第11期。
[54]纸帐铜瓶室主：《自说自话》，《永安月刊》1949年第116期。
[55]陈建华：《〈礼拜六的晚上〉序》，《书屋》2009年第4期。
[56]瘦鹃：《吃看并记（二）》，《上海画报》1927年11月18日，第3版。
[57]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九）》，《紫罗兰》1944年第17期。
[58]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印，1974，第13-14页。
[59]张永久：《断肠人在天涯：为范烟桥自定年谱〈驹光留影录〉补白》，《书屋》2010年第3期。
[60]郑逸梅：《苏州的茶居》，《金刚钻》1934年第9期。
[61]周瘦鹃：《采薪》，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85页。
[62]同上。
[63]周南：《回忆祖父周瘦鹃》，《新民周刊》2016年第1期。
[64]帕瑞·林克：《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统市民小说与“鸳鸯蝴蝶派”》，阚岳南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年第2期。
[65]秋雨：《“五四”反思》，《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9年3期。
[66]綦晓芹：《与其是反传统，毋宁是反正统：“五四”反思》，《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
[67]刘铁群：《〈礼拜六〉作家群的生态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8]范伯群：《古今市民大众文学的“文学链”》，《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