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续名士生活
周瘦鹃的生活美学不仅外在地表现为生活实践，而且内在地表现为包容人生阅历、文学经历、思想源流的精神实践。他延续了江南生活美学的传统，利用文学声望、创作智慧与交往网络推动了这种传统从文人阶层到市民阶层的响应，完成了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到苏州的江南名士的转化。鸳鸯蝴蝶派概念是由“五四作家”提出的。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范围是不同的，以致所有新文学家创作之外的各类通俗文学作品都统称为“鸳鸯蝴蝶派”。大多数成员都拒绝将自己划分到“鸳鸯蝴蝶派”作家范畴之中，并通过“通俗文学”概念的提出以探寻文学合法空间，“通俗文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从“鸳蝴”中生成的鸳鸯蝴蝶派的自我命名。[64]“通俗文学”是文学上的变称，那么用到生活领域，我觉得用“江南名士”更为妥帖。它继承了“江南才子”的传统，又与“生活美学”相对接，适合用来指代生活中的“鸳鸯蝴蝶派”。汤哲声也是用了“名士”来称呼鸳鸯蝴蝶派作家，“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传统的还是当下的，只要能够为我所用，而且用得很顺手，就拿过来使用，这是名士风格极具个性的展现，换言之，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开放心态”[65]。
如果说“上海周瘦鹃”引领的市民大众文学传统的影响力是辐射全国的，那么，“苏州周瘦鹃”开启的“江南名士生活传统”却是归属苏州——这一江南文化核心区域的。明清以来江南名士更是如星辰璀璨般蔚为大观，名士交往活动频繁，名士作品汗牛充栋。晚清以来，不少江南名士避乱迁入上海，“江南特性”遂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融铸交织，“江南名士”变作“海派潮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周瘦鹃回到苏州，在苏州洗去浮华形相，回归“江南名士”之列。他的迁居、成名与转身的轨迹显现出“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不息不灭的潜流。江南名士“第一代”包括以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图24）。周瘦鹃虽非生于苏州，但对苏州有着深厚感情，女儿周全说：在一些人印象中，周瘦鹃是上海人。其实父亲祖上就是苏州的，祖宅哪里已经弄不清，只知道祖坟在七子山。因为父亲的父亲在上海工作，所以父亲才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了。[66]范烟桥和程小青则生于苏州，纵横上海文坛，后也早早回到苏州。他们被称为“苏州三老”。“苏州三老”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代言人，他们将诗文酬唱的交游传统引入新社会的文人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当代江南名士生活的新范式。
图24 1964年5月，周瘦鹃（中戴墨镜者）与严独鹤等老友们合影
钟情于江南饮食的周瘦鹃在小说中多次描写过美食。小说《冷与热》开篇就写到了家庭主妇胡静珠与身为西医的丈夫王仲平之间的无趣少意的婚姻生活。家庭主妇胡静珠每天在家里等着丈夫回来，谦卑恭顺唯恐惹丈夫不高兴，结果丈夫认为胡静珠了无趣味，嘲笑她说无论自己怎么犯错，她始终脾气都这么好。而且丈夫还当着妻子的面夸赞一个叫“湘云”的女孩。后来胡静珠觉醒了，表现出对丈夫的行为的不关注和漠视的状态，结果丈夫反而吃不消她这份冷淡，开始早回家了。有一天，丈夫比平时更早地回到家里，没有在舞场歌场里混，结果胡静珠反而质问他怎么会回来这么早，而且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吃的。这里的饮食的描写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人物感情的转变：
静珠徐仰其首，微睨仲平，即低头阅其书如故。曰，予初弗惊，惟子以后须稍稍谨慎，勿作尔许莽夫态。顷者，子不言今晚或不归耶，今九时方过，如何便匆匆归也。仲平复佯笑曰，餐馆歌场中殊令人麻烦欲死，故匆匆归来，拟一尝山鸡风味耳。静珠冷然曰，其味殊不及川冬菜。且子来太晏，晚餐已于一小时前撤去矣。[67]
女主角对男主角的感情转变通过关于晚餐的对话表现了出来。女主人公从以前每天等男主人公回家吃晚饭，到现在男主人公回来了也没有晚饭吃，展现了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薄情的厌恶。在这里，饮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和女性的觉醒这种现代性话语联系了起来。
《最后的铜元》以一位上海滩的穷人为主人公。上海是各种食物都有的富人的世界，但是小说中的“我”肚子还是十分饥饿，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靠给一位老人运送行李赚了一枚“银四”，开开心心地去吃饭，那饭倒是家常饭，但在忍饥挨饿的“我”眼里真是美味珍馐，“一碗是又香又白的白米饭，一碗是半清半红的咸菜肉丝汤，青的是咸菜，红的是肉丝，瞧去好不美丽！”吃完这顿后，“我”一路行去，碰见了一位朋友，于是请他去吃面，由于钱不够，又要面子，所以只点了一碗面。两人一碗面，一个看一个吃的这个过程被周瘦鹃描写得绘声绘色，穷人的对于一碗面的无比向往和大快朵颐的状态从侧面展现了那个社会的贫富不公：
这时那一碗面已端上来了。我那朋友早就瞪着两眼，一路迎它到桌上，接着就刷地举起筷来，急忙半吞半嚼地吃着。霎时间那碗咧、筷咧、牙齿咧、喉咙咧，仿佛奏着八音琴似的，一起响了起来。我在旁瞧着，见他吃得十分有味。那葱香面香肉香，又不住地送进我鼻子，引得我喉咙里痒痒的，一连咽了好几回馋涎。很想向他分些儿吃，只又开不得口。没法儿想，便掩着鼻子背过脸儿，去向那当中一幅半黄半黑的关帝像瞧着，想借那周仓手中一把青龙偃月刀，杀死那一条条的馋虫。叵耐我眼儿一斜，偏又射在下边长台上一面半明半暗的镜儿中，瞧见我那朋友捧着碗儿吃得益发高兴，几乎把个头儿也送到了碗里去。到此我再也忍不住了，便想鼓着勇气向他说情，和他做个哈夫，分而食之。谁知我口儿没开，他的碗中早已空了。别说面儿不剩一条，连那汤儿也不留一滴。[68]
吃完面后，要面子的“我”带了朋友去喝茶，两碗茶请不起，只有喝一碗茶，“泡上一碗茶来，我们各自把小碗分了喝着”，“我”还用剩下的铜元买了“两包西瓜子”，“两枝纸烟”，结果只剩下一个铜元。最后买了一份“新闻纸”，在新闻纸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69]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关于吃，从家常饭吃到了面、喝到了茶，然而这种上海穷人“瘪三”的吃饭问题正是当时上海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综合体现，展现出的当时贫富悬殊社会场景下的穷人对温饱生活的向往，透露了生活的艰辛。再细细一看，这些饮食和周瘦鹃的日常饮食很像，周瘦鹃自己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吃面、喝茶、吸烟的人，将熟悉的饮食写进小说中是很自然的事情。周瘦鹃的饮食生活也是他信手拈来的写作素材。
另一篇小说《西市辇尸记》讲述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一名少妇在家里做好了菜等待丈夫回来吃，没有想到丈夫外出进货时被外国巡捕抓捕示威学生用的流弹打死了。上海租界的表面繁华后面的动荡时局对普通市民的影响可见一斑。周瘦鹃笔下的少妇做的菜是这样的：
少妇即忙站起身来，助着老王妈把盘中四样菜端在桌上，含笑说道：“今天这四样菜，冬瓜火腿汤，黄瓜炒虾，咸蛋燉肉，卷心菜，都是他爱吃的。今晚回来，又得多吃一碗饭了。”说时，从一个小抽斗中，取出一双银镶象牙箸来，抹了又抹安放在空座前面，又放了一只银匙，心中一壁很恳切的等伊丈夫回来。可是伊们新婚以来，不过半月，正在甜蜜蜜的蜜月之中。一块儿用晚餐，原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只为新婚燕尔，倒也瞧作日常的一种幸福。[70]
这几道菜是家常菜，此时菜肴的温馨与后来丈夫被打死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对比。菜肴成了衬托叙事的工具。这种写法在周瘦鹃的小说中常常见到。而且这几道菜从周瘦鹃的日常喜好来看，分明也就是周瘦鹃自己喜欢吃的菜。他对菜的喜好就融入他的文字中的主人公的生活中，这是周瘦鹃饮食生活的投射。
在周瘦鹃的小说中，饮食也成了反衬人物性格的方式，如在《千钧一发》中，在南洋经商的傅家驹回国找到了初恋情人——嫁给了一个小职员、生活清贫的黄静一，希望再续前缘。周瘦鹃用食物来表现黄静一的清贫，就是她去八仙桥小菜场，“买了些肉和菜，化了一角多钱”，钱不多，非常节省，从中可以见得黄静一的家境并不富裕。所以傅家驹请黄静一去上海有名的卡尔登西菜馆吃饭，对黄静一来说几乎是从来没有吃过的，傅家驹还嘲笑黄静一买的菜，说太寒酸了：
傅家驹道：“同吾去吃一顿饭，看一回戏，打甚么紧，吾可不会拉了你逃之夭夭呢。今天中膳你预备了甚么菜？”静一道：“买了一角钱的肉，和四铜圆的白菜。”傅家驹摇头道：“这个如何能下饭？何不同吾去尝尝上海第一西菜馆里的东西！”[71]
西菜馆在这里比喻傅家驹富裕的生活，也比喻这个有钱人的傲慢的性格。后来黄静一虽然受到了金钱和富裕生活的诱惑，还是没有违背道德，而是和自己刚刚失业的丈夫一起走完余生。节省的中餐被用来比喻传统家庭伦理下的清贫却正当的婚姻生活，豪华的西菜被用来比喻充满诱惑却违背伦理的浮华都市生活。小说中主人公的饮食可在周瘦鹃现实的饮食生活中找到原型。《千钧一发》里的“卡尔登西菜馆”就是上海有名的西菜馆，当时和“卡尔登”一起的还有这样一些响当当的名称：孟海登、客利、南洋、中央、派利、远东、太平洋、亨生、美生、来兴等番菜馆。小说中提到的“八仙桥菜场”也是真实存在的菜场。这些饮食的生活和饮食的场所既成为小说叙事的一部分，也勾画出周瘦鹃在上海的饮食地图。
周瘦鹃之后，陆文夫接起了江南名士的大旗。陆文夫是一位颇具“士大夫”气质的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在当代虽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却丝缕不断地在当代文人身上复现，并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72]陆文夫有资格接“江南名士”大旗的理由是，他在文学造诣上完全可以承接周瘦鹃之衣钵，不但继承了周瘦鹃的作协事业，在创作风格上也颇有周瘦鹃之影。陆文夫虽非苏州人，但对苏州一往情深。与周瘦鹃一样，他的“苏州书写”是其创作中的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文夫便开始了“说苏州故事”的历程，他毫不疲倦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行，诠释着苏州文化。在他心中，苏州是一个文化贮藏宝库，应当许以全部生命的力量探寻其精华，揭示其特征，彰显其文化张力。[73]苏州文化潜移默化地浸润，渗透了小说主题、文化空间、结构方式、叙述话语等内在血脉，为陆文夫的创作注入了地域资源，成为小说的文化标识；同样，这位“陆苏州”也通过个性化的小说叙事，对吴文化进行了选择、剪裁和建构，予以文化再造。[74]陆文夫用文学的语言构建了一个纸上苏州。[75]陆文夫也因此被称为“苏州地方文化”的追慕者、探求者和新的创造者。陆文夫受到的正是周瘦鹃美食创作和美食理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周瘦鹃领衔的苏州文人小组中，除了程小青、范烟桥、滕凤章外，还有一位年龄最小的青年——陆文夫。这时周瘦鹃已过知天命之年，常带着陆文夫在网师园、沧浪亭、狮子林谈古论今、饮茶酬唱。陆文夫跟着周瘦鹃常常与程小青以及同在苏州的鸳鸯蝴蝶派旧人范烟桥等人会餐，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些鸳鸯蝴蝶派文人趣味和思想的感染。[76]陆文夫去世后，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文集《永远的陆文夫》，其中滕凤章写的《琐忆往事悼文夫》曾说陆文夫参加的这些聚会有点神仙聚会的样子。陆文夫在《吃喝之道》中写道：周先生每月要召集两次小组会议，名为学习，实际上是聚餐，到松鹤楼去吃一顿。在《姑苏菜艺》中写道：我们常常相约去松鹤楼尝尝味道。说明周瘦鹃经常带着他品尝美食，是以他格外了解周瘦鹃的饮食习性：
炒头刀韭菜、炒青蚕豆、荠菜肉丝豆腐、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这些都是苏州的家常菜，很少有人不喜欢吃的。可是日日吃家常菜的人也想到菜馆里去弄一顿，换换口味。已故的苏州老作家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先生，算得上是苏州的美食家，他们的家常菜也是不马虎的。可在当年我们常常相约去松鹤楼“尝尝味道”。如果碰上连续几天宴请，他们又要高喊吃不消，要回家吃青菜了。[77]
为了保存苏州美食文化，陆文夫开了一间“老苏州”饭店。除贴补《苏州杂志》的办刊经费外，他还有一个延续地道苏州味道的设想：“现在苏州一些有名的老饭店已不是地道的苏州风味，一批高明的老师傅退休之后，下一辈人没学到他们的本领，眼看技术将失传，我把退休的老师傅请来，希望他们的技艺能保留下来。老苏州茶酒楼请的是苏州著名的松鹤楼饭店、南林饭店、萃华园饭店的退休特一级厨师作指导，现在从事具体操作的四个中年厨师也是特一、二级的。[78]陆文夫成了江南名士的新代言人。究其原因，除内在文学质素的共鸣和江南文化内涵的引力之外，和周瘦鹃的生活引领与示范不无关系。陆文夫对周瘦鹃美食生活方式的延续，显形出江南名士传统延续的脉络。
陆文夫之后是陶文瑜。陶文瑜与陆文夫、周瘦鹃都是苏州作协成员。苏州作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叫苏州文人小组，乃周瘦鹃亲自筹建而起，陆文夫是这个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陶文瑜又是后来成为苏州作协主席的陆文夫的下属，在陆文夫编的《苏州杂志》里工作，受到了陆文夫创作、工作与生活方面的影响。周瘦鹃影响了陆文夫，陆文夫也影响了陶文瑜。周瘦鹃与陶文瑜之间虽未谋面，但他们在饮食美学上仍有息息相通的联系。陶文瑜对外号称“三不食”：盒饭不食、火锅不食、农家菜不食。老朋友这样回忆陶文瑜：为了时令美食，他每年也会约上几个朋友远到各处，春来他会亲自驾车去张家港寻味他最爱的刀鱼，入秋去阳澄湖美人腿吃红烧老鹅、品吃阳澄湖大闸蟹，有时会到吴江吃菜饭、红烧肉、酱蹄，还要去常熟吃正宗的常熟蒸菜、蕈油面。[79]周瘦鹃早年远走上海，中年回归故乡苏州，在作品实践与生活关怀上体现了强烈的“苏州性”。陶文瑜比周瘦鹃更有“苏州性”，他是从出生、生活到工作都未离开苏州的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他的散文与定居苏州后的周瘦鹃的散文十分类似，如他的乐居散文与周瘦鹃的花草散文具有相仿的精神旨归，他对苏州风物的刻绘显现了周瘦鹃的痕迹。周瘦鹃一生从事了电影、作家、编辑、记者、诗人、园艺家等多种职业，陶文瑜和周瘦鹃一样多才多艺，从事着文学、编辑、编剧等跨界工作，在文学与大众文化领域取得了令人翘首的成就。陶文瑜绝非执迷写作，而只是视写作为生活之辅助，他称自己写文章和学习书法，都是爱好[80]。他的兴趣显然在“玩”上面，毕飞宇说：没有见过比苏州人——这里也就是文瑜兄了——更好玩的人了。[81]“逍遥落拓”正是陶文瑜的生活态度，而这与周瘦鹃骨子里的纵脱浪漫极为相似。如周瘦鹃爱吸烟人人皆知，但他并不认为吸烟会影响寿命，反而认为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
若将江南名士分代的话，周瘦鹃为“第一代”，陆文夫为“第二代”，陶文瑜为“第三代”，他们各有特点。周瘦鹃是理想化的江南名士。陆文夫是有历史感的江南名士。陶文瑜是市井化的江南名士。周瘦鹃是于百废待兴的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江南名士，这一时期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丰足，因此周瘦鹃的名士之风表现出更加精神性、理想化的色彩。陆文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江南名士，这一时期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比较先进。陆文夫对历史、文化独特审视使其对苏州生活的观察和描绘更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学的优美感，他的审视的立足点虽然在苏州，但具有放眼全国的视野，“高卧隆中，历史地纵览了我们曲折的道路；回顾过去，咀嚼我们的经验教训。他有所彻悟，同时也变得更为深沉”[82]。陶文瑜作为接续陆文夫衣钵的江南名士更明显地继承了从周瘦鹃到陆文夫都未曾中断的娴雅生活的特质，并凭借他的多才多艺为这种生活的特质增添了更加浓郁、热烈的诗情画意，其文学创作更加散淡、松弛，“散淡又清雅，最有性情，很自在，像茶馆里说话，随便聊聊，正是这种漫不经心，让字里行间多了冲淡。他下笔坦腹相见，总带些俏皮的韵味，让人忍俊不禁，让人笑骂，又有两分服气”[83]，“幽默风趣，别具一格，仿佛走进苏州园林，看似山穷水尽，常有曲径通幽之妙”[84]。而他在生活美学上更加冲淡、率真：“若干年里，至少有三五次的饭局，是有陶文瑜的。”[85]周瘦鹃身上披着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影痕，陆文夫身上晕染着家国历史的沉郁风格，陶文瑜则抖落着从苏州传统里绵延的“市井本真”气质。三代江南名士既有上承的传统意蕴，也凸显独特的时代风格，显示了市民大众文学传统内蕴的丰富性与适应性。周瘦鹃、陆文夫、陶文瑜之间虽未有明确的衣钵传承关系，但他们无疑是文脉相通与灵魂契合的。他们共同汲取了江南文化的营养，在写作和生活上表现出风雅散淡的共性化趋向，我们借取吴海伦对古代文人生活美学的分析来概括这种共性化取向的具体内涵：第一，“寓意于物”，在衣、食、住、游、娱之物中发现性理之趣，表现为人对生活之物的追求；第二，“心充体逸则乐生”，表现为对生活之事的追求；第三，“我适物自闲”，表现为对生活环境、生活情境、生活意境的追求。从根本来说，追求内在心性的修养与自我沉潜，由此可获得超然物外的生活审美境界，这也即自在生命的本真生活境界。[86]周瘦鹃、陆文夫、陶文瑜显影了当代江南名士的主要特征，即：婉约蕴蓄、妙趣横生的散文创作，情趣相投的交往传统，多才多艺的文艺爱好，贴近世俗的审美生活。他们精于食经、酒趣、茶道、曲理、花事等，不求闻达显贵，但求生活雅趣。他们以文学优势、气质亮点与交往魅力推动了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与美好生活方式的合流，成为新时代苏州的“名士生活”代言人。
始终依据人们的不同时期的美学心理和市场环境加以调适和改变，是市民大众文学留下的传统。此种变化不仅指文学形态的转变，而且指从文学到生活的形态的转变。市民大众文学传统并非只是文学传统，而且是由文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形成的生活美学传统，既包括文人创造出的文学世界，又包括文人真实的生活世界。当代江南名士的形成就是这种伴随着政治、经济、媒介环境的变化，市民大众文学自身内部雅俗关系变化的产物，是市民大众文学的“雅”之传统的明显激活，使文学和生活之雅占据雅俗关系的主导的过程。苏州成为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中“生活美学传统”延续的重要空间。明朝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冯梦龙最早在苏州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和编辑，开启了深厚的通俗文学传统。[87]苏州也是明清江南士人风雅生活的宜居之地，积淀了丰富的生活美学。当代苏州之所以未能出现有影响的通俗文学创作者和作品，既有市场环境的因素，也有江南生活美学传统充分彰显的因素。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与景观环境、人文传统是有“文学景观学”意义上的交感的，当它在中西北部城市时会成为一种形态，当它在苏州时就会显现另一种状态。周瘦鹃在上海开启了市民大众文学的潮流，在苏州又引导了市民大众文学的转身。从文学和生活的共存关系来看，周瘦鹃不仅引领了市民大众文学的发展，是文坛的领袖，而且带动丰富多彩的名士生活，是生活的良伴。从他身上可看出，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不止于文学，而是包括文学与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不仅“文学转向”，在文学意义上从内地（大陆）移到港、澳、台，而且“生活转向”，在生活意义上从上海移到了苏州。苏州既为周瘦鹃提供了散文写作的足够题材，也为给他提供了收藏、花草、饮食、书画等美好生活的诸多可能，使之真正实现了从文学到生活的转身，将日常生活渗透于当代苏州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中，塑造出活态的江南生活新典范。
现代城市本质上是“经济型城市”，与古代“政治型城市”相比，尽管它充分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因而在人类历史上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出于经济型城市的本质，其进步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增长，而作为物质力量增长的代价则是人性的普遍异化。在有消费社会之称的当代都市中，部分现代资本家对物质财富不择手段的追逐正在演变为都市人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普遍狂热，这在直接损害城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及城市人精神生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度解构了“城市提供美好生活”这一城市的本质。[88]当下特别需要有人提供适合中国文化审美特点和社会发展情势的生活美学范式，以应答“当代人如何生活”之问。陈雪虎指出当代中国有三种传统的生活美学。其一，基于前现代宗法社会、残留于当代，而为人们所追忆和利用的传统生活美学。其二，基于百年现代中国民众革命斗争的革命生活美学。其三，基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整体语境而在当代中国迅速发育的、基于市场和消费的“经验的生活”及其生活美学。这三种主要传统在当代都会倡言发声，长期竞争和并存。但是，未来走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经过斗争而融合和杂交已成为大的趋势。[89]周瘦鹃生活美学中既有传统生活美学的痕迹，又有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下的消费生活美学的痕迹，是连接传统与当下的比较典型的美好生活的范式。他在苏州展示了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新范式，显现出市民大众文学从上海分流后的“生活路径”。这种周瘦鹃式的风雅生活在苏州形成影响后向江南更广大的地域传承，因而周瘦鹃既是上海的市民文学领袖，也是苏州的小巷生活模范。在妙笔书写、生活游历与人际交往的推动下，他将雅聚诗酬的交游传统化为当代江南名士的生活范式，使苏州成为承继上海“市民大众文学”传统的重要场域。身为“江南名士”传统的承传者，他在生活范式、文化宣扬与艺术传承等方面的实践为江南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绵延不绝的活性精神遗产。
【注释】
[1]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时代·作家·城市》，杨振同译，《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2]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18-19页。
[3]熊月之：《上海历史文脉与海派文化》，《上海艺术评论》2018年第1期。
[4]王战：《解码江南文化》，《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8日，第6版。
[5]王国平、李峰：《苏州历史与江南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20，第5页。
[6]葛剑雄：《江南文化的历史地理启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1期。
[7]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104页。
[8]刘士林：《追寻江南诗性文化》，《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4日，第13版。
[9]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104-105页。
[10]陈建华：《周瘦鹃与〈半月〉杂志——“消闲”文学与摩登海派文化（1921—1925）》，《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11]瘦鹃：《梅花片片》，《上海画报》1926年12月27日，第3版。
[12]瘦鹃：《吾友轶事》，《上海画报》1926年12月15日，第3版。
[13]瘦鹃：《雄健壮烈之球战》，《上海画报》1928年3月6日，第3版。
[14]瘦鹃：《梅宴记趣》，《上海画报》1927年1月10日，第3版。
[15]鹃：《明星失明星》，《申报》1925年4月17日，第12版。
[16]严芙孙：《园外星光录》，《明星特刊》1926年第13期“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号。
[17]瘦鹃：《郑寿琐记》，《明星特刊》1926年第13期“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号。
[18]鹃：《记海誓》，《申报》1922年2月4日，第8版。
[19]鹃：《志新影片〈重返故乡〉》，《申报》1925年5月15日，第17版。
[20]鹃：《〈圆颅英雄〉与〈觉悟〉》，《申报》1925年4月12日，第12版。
[21]鹃：《党人魂与湖边春梦》，《申报》1927年10月13日，第16版。
[22]求是公：《周瘦鹃有假的》，《申报》1926年6月2日，第17版。
[23]鹃：《志新影片〈钟楼怪人〉》，《申报》1924年12月7日，增刊第1版。
[24]鹃：《志明星之〈最后之良心〉》，《申报》1925年5月6日，第12版。
[25]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6-117页。
[26]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六）》，《紫罗兰》1943年第5期。
[27]焦雪菁、黄丹：《张爱玲的“上海眼光”》，《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8]叶周：《张爱玲在上海的惊艳和渐隐》，《上海文学》2021年09期。
[29]周瘦鹃：《血》，《礼拜六》1921年第102期。
[30]郑正秋：《摄空谷兰影片的动机（下）》，《明星特刊》1926年第7期“新人的家庭”号。
[31]郑文惠：《身体政治与日常现代性：周瘦鹃社会讽喻小说的都市叙事》，《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32]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139-140页。
[33]同上。
[34]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三）》，《紫罗兰》1943年第2期。
[35]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134页。
[36]陈明远：《晒晒民国作家们的生活收支》，《文史博览》2010年第1期。
[37]王晶晶：《新旧之间：包天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第27页。
[38]包天笑1906年从苏州来到上海，要找一处房子住下，他在马路上找了很久，最后看到一条里弄的大门进口处贴了一张有房出租的广告，他与二房东交谈后租下了那套房子，租金颇为不菲，“近几年来上海日趋繁盛，因此空屋子也就不多。直到了第三天，已经跑到了爱文义路一条河浜边（这条浜，原名陈家浜），有条衙堂，唤做胜业里，是个新造房子，里口贴了招租，说是一间厢房楼要出租，实在那地方已经出了我目的地的范围了。我便不管什么，便跑进去看那房子。我叩门进去，有一十八九岁的姑娘，静悄悄的在客堂里做鞋子，容貌甚为美丽（就心理学家说：这个印象就好了）。我便说明要看房子，便有一位老太太出迎，领我到楼上看房子，本来是两楼两底，现在只把楼上一个厢房间出租，因为房子是新造不久，墙壁很干净，厢房朝东，后轩有窗，在夏天也很风凉。一切印象都好，我觉得很为满意。我问她租金若干，那位二房东老太太先不说价，详询我家中多少人？是何职业？何处地方人氏？我一一告诉她，她似乎很为合意。她自己告诉我：他们家里一共是五人，老夫妇两人外，一个女儿，便是刚才所见的，还有一子一媳。他们是南京人，但是说得一口苏州话，因为她的儿媳是苏州人。她说：‘我们是喜欢清清爽爽的，如果人多嘈杂，我们便谢绝了。你先生是读书人，又是苏州人，我们不讨虚价，房租每月是七元。’我立刻便答应了，付了两元定金，请她们把所贴招租，即行扯去。”（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314-315页）
[39]瘦鹃、丁悚：《九华帐里》，《小说画报》1917年第6期。
[40]瘦鹃：《瘦鹃启事》，《礼拜六》1921年124期。
[41]刘铁群：《〈礼拜六〉作家群的生态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2]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32页。
[43]张念瑜：《民国时期城市地价、房价和房租问题》，https：//net.blogchina.com/blog/article/536901260，访问日期：2019年8月18日。
[44]周瘦鹃：《还乡记痛》，《旅行杂志》1946年第1期。
[45]刘铁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苏州情结》，《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46]朱敬恩：《花草遗恨：慢读周瘦鹃》，《民主》2020年第11期。
[47]陈建华：《“诗的小说”与抒情传统的回归：周瘦鹃在〈紫罗兰〉中的小说创作》，《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48]蒋霄：《试谈昆曲艺术对苏州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周瘦鹃创作作为考察中心》，《文教资料》2016年第3期。
[49]子程：《金阊行见卡尔登》，《大光明》1932年1月10日，第3版。
[50]尢玉淇：《三生花草梦苏州》，苏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145-146页。
[51]武彝：《美丽牌玻璃杯有迁入城内永安说》，《吴县晶报》1935年9月3日，第4版。
[52]茉莉：《屋顶花园关门 将由商场开茶馆》，《吴县晶报》1935年9月3日，第4版。
[53]天马：《国货茶馆开幕》，《吴县晶报》1935年9月5日，第5版。
[54]六安：《永安乐园开幕期》，《吴县晶报》1935年9月26日，第5版。
[55]佚名：《朱菁陶醉了程金冠》，《吴县晶报》1932年6月26日，第4版。
[56]刘铁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苏州情结》，《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57]周瘦鹃：《记狼虎会》，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杂俎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70页。
[58]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77-228页。
[59]瘦鹃：《还乡记痛》，《旅行杂志》1946年第1期。
[60]周瘦鹃：《梦》，载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散文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35-36页。
[61]周瘦鹃：《忆故园梅花》，《乐观》1942年第12期。
[62]李超德：《江南文化精神的积淀与穿越》，《中国艺术报》2021年4月16日，第6版。
[63]周瘦鹃：《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第257-258页。
[64]张玲玉：《“鸳鸯蝴蝶派”命名及概念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1，第49页。
[65]汤哲声：《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66]施晓平：《周瘦鹃之女：父亲贡献不仅在文学、盆景》，《苏州日报》2015年7月1日，第14版。
[67]瘦鹃：《冷与热》，《礼拜六》1914年第13期。
[68]周瘦鹃：《最后的铜元》，《小说画报》1917年第3期。
[69]同上。
[70]周瘦鹃：《西市辇尸记》，《半月》1925年第15期。
[71]周瘦鹃：《千钧一发》，《礼拜六》1914年第24期。
[72]阳欣月：《江南市井中的“士大夫”：陆文夫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第30页。
[73]范嵘：《论陆文夫小说的“苏州文化诠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74]王传习：《论陆文夫小说的吴文化书写与想象》，《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75]宋桂友：《古城小巷的文化意蕴：论陆文夫小说的苏州书写》，《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
[76]许江：《革命文艺、新文艺和通俗文艺：重读陆文夫的小说》，《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2期。
[77]陆文夫：《姑苏菜艺》，载《美食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第217-218页。
[78]王之平：《陆文夫和老苏州茶酒楼》，《上海戏剧》1997年第1期。
[79]华永根：《吃食里的陶文瑜》，《姑苏晚报》2019年12月24日，第B03版。
[80]陶文瑜：《磨墨写字记》，《新民晚报》2014年11月5日，第A30版。
[81]毕飞宇：《苏州的“文瑜门”》，《文学报》2006年11月2日，第6版。
[82]范伯群：《再论陆文夫》，《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83]胡竹峰：《骑手走远了：追忆陶文瑜》，《雨花》2020年第1期。
[84]曹正文：《苏州才子陶文瑜》，《新民晚报》2019年12月13日，第21版。
[85]王慧骐：《也说文瑜》，《姑苏晚报》2020年3月29日，第8版。
[86]吴海伦：《重返生命的本真：北宋文人生活审美特质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87]范伯群：《市民大众文学——“乡民市民化”形象启蒙教科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88]刘士林：《江南文化的当代内涵及价值阐释》，《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89]陈雪虎：《生活美学：三种传统及其当代汇通》，《艺术评论》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