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繁华　心灵故园：城市生活美学

“城市一直是小说家们的领地。”^[1]与周瘦鹃的写作和生活有关的两座城市就是上海和苏州。1843年开埠的上海迅速发展为中国与东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都会，并形成了现代的海派文化。张仲礼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指出，上海是最具影响力，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是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也是文化中心，是精英文化、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文化中心。^[2]近代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为底蕴、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缺失传统士绅功能，融合近代西方文化元素，以追逐实利为目的，彰显个性，立足大众，灵活多变的上海城市文化。具体表现为四个特点，即商业性、世俗性、灵活性、开放性。^[3]王战将海派文化认为是江南文化的代表和主要形式。^[4]从历史上看，苏州是江南乃至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早在一万多年前，太湖的三山岛就已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旧石器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商代末年，泰伯奔吴，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此后，吴国在此立国。吴王阖闾时期，兴建了吴大城，吴国也渐臻强盛，最终北上称霸。秦汉时期，今苏州地区纳入统一王朝的治理，经过孙吴政权的经营和东晋南朝的发展，到唐代中叶，苏州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范成大《吴郡志》说：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宋元时期，苏州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到明清时期，苏州的发展水平臻于巅峰，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影响直至今日。^[5]明朝时苏州就已有发达的商业和服务业，带动了周围一带的发展，如松江就是当时全国的衣服纺织品基地。^[6]明清时期的苏州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处于引领全国发展的中心地位。张仲礼说：上海在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城市史上，远不能比西安、开封、洛阳，近不能比苏州、杭州。^[7]苏州不仅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江南文化中心城市。

学界提到的“双城”一般指上海和北京或上海和香港，很少提及上海和苏州。上海和苏州，与上海和北京、上海和香港不同。它们之间虽然有文化差异，但却是同一景观、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是大同中的小异，其文化形态的差异是江南文化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在不同城市中的转化。上海和苏州都处于江南文化圈内，具有江南文化的共性，但内部还是有差异的，尽管这种差异只是同一文化圈层内部的情调、格致方面的差异，而不同于文化形态的根本差异。刘士林认为，苏州文化的核心特点就是“诗性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使物质对象不仅实现它最直接的实用功能，同时也实现它更高的“审美价值”。^[8]诗性显然不是海派文化的主导特征。上海和苏州紧密毗邻，处于对海外联系比较便利的位置，依托的都是广阔的江南腹地。两者之间，此起彼伏、一脉相承的关系相当清晰。^[9]上海和苏州的差异其实是江南文化中的不同分支——海派文化和苏州文化的较量与融合。这样来看，游走于上海和苏州“双城”之中的周瘦鹃，他的城市生活显现的正是江南文化内部的诗性的苏州与“欲望”的上海的交流互动。周瘦鹃生于上海，但居于苏州。他与包天笑、范烟桥、徐碧波等文人一样，在上海谋生，在苏州安家。身体在上海，心灵在苏州。周瘦鹃并不因出生于上海就对上海产生认同。在生活、工作于上海的期间，周瘦鹃的内心常常荡起对诗性苏州的向往。这种诗性来自前上海时代的和谐、平稳、祥和的传统江南文化。近现代的上海的繁荣外表下涌动着饥渴、战乱、恐慌的暗流，这使“海派文化”在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同时少了诗性，我们现在重温江南文化时，尤其是要注重这种诗性对当代人的精神牵引和灵魂抚慰的功能。本章立足于江南文化内部海派文化和苏州文化的差异，以周瘦鹃“双城生活”为研究对象，描述两种文化的转化在他的生活美学上的烙印，以及经由他绵续的名士生活传统的当代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