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而顾家的“暖男”
家庭生活美学离不开一个“情”字。只是这个“情”不是反抗社会、家庭压抑的“情欲”，而是适应、顺从家庭生活的“亲情”。不少“五四作家”主张解放情欲，并以此为武器向旧家庭猛烈开火，“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以其家族之有专制也”[4]，他们抨击包办、买卖和强迫性质的婚姻，主张婚姻自由；猛烈批判封建贞烈、出妻与一夫多妻等观念和制度；主张婚姻家庭革命，更有激进者主张废婚毁家，提倡独身主义。[5]与“五四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周瘦鹃怀有浓厚的家本意识，他在《新家庭》中如是表达他的家庭观：“家庭是人们身心寄托的所在。能给予人们一切的慰安，一切的幸福。你无论走到天尽头地角里去，你总会牵肠挂肚地想念着它。心中跃跃地兀自想回到这家庭里来。这种意味，凡是不曾远离过家门的人，是不会知道的。”[6] [7]
周瘦鹃与周吟萍之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忽视的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情传奇中，无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文坛虚构的，就复杂、奇特的程度而言，都比不上周瘦鹃与紫罗兰[4-5]。依据周瘦鹃的恋情自白，他对周吟萍“情比金坚”，然而周吟萍的家庭十分富裕，1998年周吟萍的侄女婿接受学者陈建华的采访时这样介绍周吟萍的家世：“周吟萍原籍上海市东郊引翔港镇（解放后已改隶杨浦区）。周姓为该镇首富。祖遗住宅规模之大犹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厅堂房舍不计其数。宅后有池养鱼，有地种菜。”[8]是以周吟萍的父母坚决反对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恋爱，这给周瘦鹃造成极大的痛苦，“失恋史作为人生经验中的缺失性体验，长久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和人生”[9]。《小说月报》最早的主编王西神为他写了一首长诗《紫罗兰曲》，其中有“周郎二十何堂堂”“三生自是多情种”等句。张恨水以周瘦鹃为原型撰写长篇小说《换巢鸾凤》[10]。吴梅以周瘦鹃的情伤为主题创作一首词：“沟水各西东，莫问芳踪，斜阳苍陌笑桃红，早识如今容易别。何事相逢。花草又春风。枉怨吴侬。断肠多在少年中。拼取伤心留影事。泪墨题封。”[11]这都反映出这场挫败的恋情对周瘦鹃的深刻打击。1944年，周瘦鹃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爱的供状》，向社会完整公开了他与周吟萍的感情。这篇文章谈及了较为详细的心路历程，也附上了周瘦鹃为这段恋情写下的《记得词》，连续5期才刊载完毕。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文本。一方面它是周瘦鹃对周吟萍的私密化的情感倾诉，另一方面却以连载5期的方式宣告天下，成为大众化文本。从20世纪20年代二人相恋到20世纪40年代写《爱的供状》，周瘦鹃之所以持久而高调地向社会表露他对这个女子动的真情，是与当时情感解放、崇尚真爱的世风有关的。在报章公开私情并非可耻之事，反而成为文人的一种习惯，如徐枕亚就曾将自己的爱情公之于众，所以周瘦鹃大方向世人公开自己的感情，并且也未向亲人隐藏自己对周吟萍的深爱。
图6 看似柔弱的周瘦鹃
情场失意后，周瘦鹃曾穿过女装（图6），就笔者所知，很少有文人如此。七尺男儿，为何要扮作女相？这当然不是忸怩作态，或有易性癖。笔者的理解是，一方面可能为了配合杂志的广告宣传。当时不少人认为周瘦鹃就是女性，他姑且穿着女装，错上加错，可以借助大众关注提高杂志销量和个人知名度。但另一方面与他内心对失败的人生首次恋情的伤怀有关。他始终难以忘怀初恋周吟萍，因为女装扮相仿佛是将周吟萍永远地融在了自己身体里，通过使自己变作另一个周吟萍的方式永久地保留住这份爱情。与他男扮女装相对应的是，他曾自比黛玉，原因有三，一因感情波折之类似，二因早年丧亲之类似，三因所作哀婉文字之类似：“我虽是一个男子，而我的性情和身世也和她（林黛玉）有相似之处：她孤僻，我也孤僻；她早年丧母，我早年丧父；她失意于恋爱，我也失意于恋爱；她工愁善感而惯作悲哀的诗词，我也工愁善感惯作悲哀的小说。因此当我年轻的时候，朋友们往往称我为小说界的林黛玉，我也直受不辞。”[12]周瘦鹃女装扮相的源头可能正是无果情爱造成的心灵悲郁。当然，这也绝非说明周瘦鹃真的软弱得和女孩儿一般，实际上，他远比他自以为的更加坚强和现实。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指出人有“主我”和“客我”两种状态。“主我”的周瘦鹃激烈热恋着周吟萍，“客我”的周瘦鹃冷静地盘算着柴米油盐的家计。在贫穷小市民家庭里长大的周瘦鹃深知自己的家境不可能像小说男主角那样有能力支付起一场脱离柴米油盐的云端恋情。出身富户的周吟萍也不具有周瘦鹃母亲那样操持家庭的能力。1946年，周瘦鹃原配胡凤君逝世，当时周吟萍已守寡，但二人并未结合。一种说法是瘦鹃颇有结合意，奈吟萍却以年华迟暮，不欲重堕绮障。更有说服力的意见是范伯群给出的：“她是那样动情，曾对周瘦鹃说，将她看作是永远的‘未婚妻’吧；她又是那样理智，两人都已年过半百，而周瘦鹃这样一个具体的家庭，中馈需人，她又非持家能手，她难以胜任。”[13]依照范伯群的说法，周瘦鹃虽然“中馈需人”，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周吟萍在持家方面的局限性，因此他对周吟萍的情爱既有浓烈感性的一面，也有冷静理性的一面。跨阶层的爱情正因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才会成为文学的想象。他对周吟萍的重重思念并非说明他后悔未与周吟萍结合，而只是表达青春已逝的伤怀。发之于情、止乎于礼的意志推动他摆脱情欲走向家庭。恋情遇挫后，周瘦鹃并未如小说男主角般临风流泪、对月长吁的长久积郁，而是迅速调解悲伤适应现实，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展示出“心怀诗意以谋爱，手执烟火以谋生”的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周瘦鹃一生未忘周吟萍，但却未沉湎于情感悲剧中，而是化悲为力，以哀情小说创作化解悲郁。个人哀情融入字里行间，情深雨蒙蔚成新风。秦伯未形容周瘦鹃“对花如人”的情事：“春归庭园泪阑干，细拾残香续坠欢。不尽幽思难解脱，一生低首紫罗兰。湖海飘零酒一巵，偶无聊赖动相思。□均底事悲香草，情种应属维纳斯。离别心怀未易销，红牙愁□蕾娇娆。年来欢爱劳追忆，赢得词人瘦损腰。缠绵悱恻想依稀，轻暖轻寒萼自肥。正似江南断肠草，杜鹃又唱不如归。”[14]程后姚作诗：“世态如花入笔端，娇情恰似紫罗兰。佛家色相诗家画，都向江郎梦里看。”[15]从儒家根基上生长出一种情本哲学，也许这种以情为本的哲学，才是中国生活美学更为坚实的基石之一。[16]周瘦鹃的哀情小说继承的正是这种古典情本美学，“多情人也，平生所为文，言情之作居十九，然多哀艳不可卒读……辞旨顽艳，花月为愁，益觉令人于邑不欢”[17]。
周瘦鹃在《辛先生的心》一文中，说到了年过六十岁的“辛先生”早年丧父母，一生无妻儿。早年爱上自己的女学生，属于不伦之恋，不敢启齿，后来女学生嫁人了，但婚姻并不幸福。每念及此，“辛先生”皆痛断肝肠。爱而不得的情感经历及女学生的纯情模样和女学生写给辛先生的信，分明是周瘦鹃向读者复述自己的伤心过往：
心跳手颤的疾忙拆开来看时，只见信笺上潦潦草草的写着几十个字道：“遇人不淑，生不如死，湘今死矣。先生之心，湘固知之，湘之心，先生亦知之否？呜呼……”以下戛然而止，似乎正在病危之际，写不下去了。伊死后，这封信不知如何会寄给我的，至今还是一个疑问咧。
我得了这封信，心已碎了。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整日整夜的躺在床上，不知如何是好。手中执着那信，将那几十个字不知读了几千遍几万遍，两眼无论着在窗上墙上帐顶上，总是虚拟着湘文的声音笑貌。同事们和朋友们来探望我时，忙把那信藏过，始终不敢给他们知道，生怕妨碍了湘文死后的清名，我是对不起伊的。[18]
周瘦鹃通过出版物向青年读者们呈现了符合伦理传统的感情的正确打开方式，因此读者们把他主编的《半月》当作恋人、良伴或亲人，如一位读者来信写道：“半月是我的良好的伴侣，香甜的情人，我很爱他，并且很佩君的天才。”[19]时人之所以视周瘦鹃为“知心人”[20]，不仅因为他的文字提供了读者所求的共情化体验，而且也在于他提供了摆脱情感悲郁的审美化途径，他在文字工作中创造出的紫罗兰意象，为人们提供了宣泄情感的美学化渠道，“少年男女，几奉之为爱神，女学生怀中，尤多君之小影”[21]。范伯群说鸳鸯蝴蝶派文学推动了“乡民市民化”[22]，“市民化”不能只是理解为谋生求存、安身立命的“生计知识”，也包括脱离蛊惑、坚持纯真的“情感知识”。周瘦鹃的自我代入式写作为读者（市民）传授了适应现代都市的情绪情感常识，其在20年代的关键角色就是为市民大众提供了“感情教育”[23]。
传统家庭观追求夫妇之道恒久，强调夫为妻纲，夫对妻的权力控制，将夫妻关系神化。现代家庭则注重个人，从而使家庭关系日渐以夫妻轴心代替亲子轴心，婚姻当事人更看重夫妻双方的横向互动和感情交流，更崇尚平等自由、开放的两性关系[24]。因为需要共同劳动和谋生才能维系家庭生存，各成员之间的劳动能力、劳动机会都是相对均等的，因此家人们虽然辛苦，但各自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都在增加，对自己生活方式、情感的决定权也在增加。在周瘦鹃的家庭中，这种变化就表现为互相尊重和敬爱的现代的夫妻关系。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控制型”的，不存在男性中心的“夫主妇从”的模式。[25]胡凤君尽心尽力料理周家内部事务。她贤淑勤劳，烧得一手好菜，外形秀雅，处事得体，与周瘦鹃琴瑟和谐。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的创办者陈蝶仙制出蝶霜香粉、紫罗兰粉、花露水。紫罗兰粉专为胡凤君特制，因周瘦鹃有紫兰小筑得名。[26]上海申园主人邀周瘦鹃看赛狗，他也会带上胡凤君，胡凤君“畏犬如虎，出行见犬，必绕道以避之”，但看得“意兴飚举”，说“从此将不畏犬”，[27]可见胡凤君与周瘦鹃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相比“紫罗兰之恋”，周瘦鹃对胡凤君的爱更加务实。1944年发表于《紫罗兰》月刊中的《爱的供状》中，他作诗词回忆自己与周吟萍的“紫罗兰之恋”，在诗词前他加增了一段深情赞美胡凤君的长序：
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母慈，妻贤，儿女孝顺，我就在他们的温情之下，过了二十多年安定的生活，我很感激他们给予我无限的温情，才得延长了我的生命，不然，这烦恼的世界上早就没有我了。尤其是我的妻！凤君，真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委曲求全的体贴备至；我最初就没有瞒过她，在她过门后的第三天上，很坦白地把我的恋史和盘托出，她虽不免因爱生妒，可是对于我也渐渐地表示同情；而我对于她呢，早年在亲戚家遇见她时本已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单凭媒妁之言的结合，所以我是始终爱重她的。[28]
图7 周瘦鹃与俞文英
胡凤君去世后，周瘦鹃娶了俞文英。夫妇二人的情深意笃可从周瘦鹃写给旅居海外的女儿周瑛的信中得到证实：“我兴冲冲地带着你继母赶到了苏州书场”，“到了元宵节边，我总是要到上海去走一遭的。这一次你继母有兴，伴着我同去”[29]，“月明星稀，人天欢喜；我和你的继母（俞文英）（图7）急匆匆地赶往开明剧院”[30]。在周瘦鹃心中，紫罗兰无疑是浪漫爱情的象征。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紫罗兰：“花谱相传为恋女神，若遇园丁能爱护，春秋佳日好缀繁英。都说是娓娜丝不忍与夫离别，因此上红泪斑斑染血痕。”[31]果如其言，周瘦鹃夫妇就像一丛开在庭院里的紫罗兰，既散溢着浪漫的色彩，也深怀着亲密的依恋。
徐仲佳论及鸳鸯蝴蝶派对性爱的复杂态度时指出，他们既不满于旧道统对个性的极端压抑，又对现代性爱所造成的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破坏感到忧虑，“在性爱问题中，是个人立法还是外在权威立法。鸳鸯蝴蝶派显然倾向于后者”[32]。黑格尔说过，真正的爱情都不应该以家庭、伦理和生理作为基本形式，而应该以恋爱的双方各向对方抛出“主体亲热情感”，作为它的基本形式。只有双方所抛出的“主体亲体热情感”相互碰撞，发生爱的火苗，才会形成真正的爱情，由此才可能导出家庭形式、伦理形式和情爱形式。[33]周瘦鹃的“以家为本”“家庭至上”的理念并非一开始建立于爱情基础上的，而是在长相厮守与扶持中形成的。他既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接受了西方的家庭观念，也遵从传统家文化的影响没有表现出对旧家庭观念的批判与反抗，显现出柔顺而不执拗、重情而顾家的“暖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