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形象的转化
伴随着对周瘦鹃文学价值的重估，以“人”的视角而不是“政治”视角来做文学评价的趋势悄然出现。以范伯群为代表的“苏州学派”通过梳理和研究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得出“俗文学和雅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双翼”的结论，“新文学的主流作家以‘为人生’与‘中国向何处去’等探求为己任；而通俗作家则侧重于为‘乡民市民化’等现代化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6]。基于美学需求而非政治需求、基于文艺规律而非政治规律的文学评价标准转化是改革开放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人”的发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动力，“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是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写，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7]，“人的文学”标准重建后，“文学周瘦鹃”的形象浮出地表。“文学周瘦鹃”的形象主要包括小说家形象、编辑家形象、翻译家形象与散文家形象，笔者对此逐一略为梳理一下。
首先，小说家形象。这是周瘦鹃广为人知与一致认同的经典形象。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同人就已视他为杰出的小说家了，如王钝根这样评价周瘦鹃：
君之小说，最初投于时报，为包天笑先生所赏识，然见于时报者极少，后乃改投申报，余爱其情致缠绵，字迹娟秀，决为多情人，亟与缔交，邀为自由谈常任撰述，兼作游戏杂志《礼拜六》之台柱，于 是君言情小说专家之名大振。[8]
当时还有一位叫王锦南的作者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家别传——周瘦鹃先生》，将周瘦鹃称作有“至高地位”的小说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文坛，周瘦鹃的文学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个形象也获得了当代学者的认同。刘延玲、李红东、范伯群等人认为周瘦鹃的小说“至情至纯”，跨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重要一步，为“五四”现代小说的成型与发展做了重要铺垫，是从冯梦龙们的木刻雕版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机械化媒体，再到网络文学的去纸张、去油墨化的当今市民大众文学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从海外影响来看，周瘦鹃的杂文《祖国之徽》曾被日本作家桃川氏译成日文，刊载在上海出版的《上海公论》。[9]海外学者多将目光集中于他的小说与翻译，主要成果如Short Stories by Bao Tianxiao and Zhou Shoujua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10]，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Writings on Literature，1893-1945[11]，Rethinki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Cannibalizations of the Canon[12]等。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周瘦鹃的小说译成英文，如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翻译的《对邻的小楼》（The Little Apartment across the Way），安德鲁·F.琼斯（Andrew F.Jones）翻译的《留声机片》（The Phonograph Record），西奥多·胡特斯（Theodore Huters）翻译的《上海潮（节选）》（The Shanghai Tide：excerpts），帕瑞·林克（Perry Link）翻译的《行再相见》（We Shall Meet Again）等。其中《行再相见》的译者，著名汉学家帕瑞·林克（Perry Link）这么评价周瘦鹃：他是当时中国20多岁作家中最多产的作家，《行再相见》在很多方面可被视为典型的充满悲伤的少年爱情故事，是一个以悲剧结尾的故事，不啻一门展示孝道文化的实物课程。但是它在一个主要方面没有代表性，即男情人是外国人。不过，正是这个因素，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几乎贯穿所有流行的都市青少年小说的主题。这个主题是抵抗西方文化。在这篇小说的许多地方，握手、说英语等被认为是时髦但肤浅的，在婚姻和孝道等更关键的地方，西化的方式是被坚决否决的，由此，译者相当深入地洞悉了周瘦鹃坚守传统文化的特性。
其次，编辑家形象。这也是周瘦鹃被公认的主要形象。他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独办或与他人合办《半月》《上海画报》《紫罗兰》《游戏世界》《中华》《紫葡萄》《良友》《新家庭》等刊，他在编辑方面的成就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范伯群的《周瘦鹃和〈礼拜六〉》、刘铁群的《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郭建飞的《周瘦鹃的“礼拜六”》、贾金利的《〈礼拜六〉杂志编辑思想评析》、李频的《都市休闲期刊从〈礼拜六〉开始——中国期刊史札记之八》等研究了《礼拜六》杂志的编辑思想。周渡、张向凤的《周瘦鹃在〈上海画报〉中的编辑实践》研究了《上海画报》的编辑实践。陈建华的《〈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以《申报》自由谈副刊为视角，探讨民国时期的都市通俗文学与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政治关系，强调“通俗”（“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在大众启蒙及打造时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切入都市的发展趋势。宋媛的《新旧共存雅俗易位——从〈良友〉画报看民国二十年代文学时尚》、吕新雨的《国事 家事天下事——〈良友〉画刊与现代启蒙主义》、陈敏杰《转型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1927至1930年上海文学期刊研究》讨论了转型时期的《良友》对时尚消费文化的响应。石娟的《“个人杂志”的投降——周瘦鹃与〈半月〉〈紫兰花片〉〈紫罗兰〉》综合性地探究了20世纪20—40年代周瘦鹃的出版活动，其中涉及的刊物包括《礼拜六》《半月》《紫罗兰》（前）《紫兰花片》《良友》《乐观》《紫罗兰》（后）等。
再次，翻译家形象。他翻译过《欧美名家短篇小说》《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百合魔》《孤星怨》《爱之花》等小说与剧本，20世纪20、30年代就已在翻译领域获得了专家的赞誉。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纷纷投眸于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其中王丽云的《现代思想视域下回顾翻译家周瘦鹃的历史贡献》、王雅玲的《周瘦鹃翻译研究》、季淑凤的《周瘦鹃外国小说译介活动的生态翻译学考察》《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王敏玲的《周瘦鹃翻译研究新阐释》、张惠的《反古、雅化与催化——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取材、译风与影响》、孙超的《专业眼光·才子笔墨·哀为主调——论周瘦鹃的翻译小说》等文章围绕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思想开展了详细且周密的探析。
最后，散文家形象。他的散文创作颇丰。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了《园艺杂谈》（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盆栽趣味》（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花前琐记》《花前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图2）、《花花草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行云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花弄影集》（上海书局，1964）；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花木丛中》《苏州游踪》（金陵书画社，1981）、《拈花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20世纪90年代至今出版了《花语》（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姑苏书简》（新华出版社，1995）、《周瘦鹃·苏州》（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周瘦鹃自编精品集》（广陵书社，2019）含《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花弄影集》《花花草草》《行云集》等作品。近年来，学者发现了他的一些未被编入以上文集的新文。宫立在周瘦鹃老友赵君豪编《旅行杂志》上新发现周瘦鹃《黄山纪游》《我所爱游的名山》《我的苦学史》三篇，及周瘦鹃为赵君豪《游尘琐记》作的序，还有《我与报纸副刊》《无人知是御霜簃》《还乡记痛》《看了〈蜕变〉》《〈大戏考〉序》等。
图2 《花前琐记》《花前续记》
较早研究周瘦鹃散文艺术的著作是毛乐耕、陈朝华的《论周瘦鹃散文小品的艺术风格》，于此基础上，不少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他的散文艺术的多维度的探视。肖玉华认为周瘦鹃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花木题材散文整体上表现出婉约情致、闲适旨趣和收放自如的文人笔法等特点。王晖认为周瘦鹃的花木散文传达出其融诗词为一体、知感交融、虚实结合之艺术传达方式的鲜明个性。胡明刚认为周瘦鹃的散文《拈花集》价值不在《全芳备祖》和《花镜》之下。陈建华认为周瘦鹃在《上海画报》发表的散文如万花筒般的都市风情、文化动脉，一波又一波的，正映照出上海人的兴头。范伯群评价周瘦鹃的散文价值高于小说。
周瘦鹃的小说家、编辑家、翻译家和散文家的形象都是从作品视角观察得来的，而基于生活视角的观察还比较少见。陈建华认为周瘦鹃打造出了文学商品的都市传奇，指出：文学和现代的都市意识关系密切，与其从纯文学的角度评价得失，不如将其文学内容放到都市日常生活与民国的意识形态的境遇中加以观察。他通过海派文化日常生态的视角对周瘦鹃的文学创作、编辑活动的社会影响进行了重新评价，但他的基点仍是文学作品、刊物，所谈论的“生活”也是抽象意义的别人的生活，而不是周瘦鹃的生活。好友郑逸梅的《周瘦鹃事略》《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描绘了“说坛耆宿”周瘦鹃文学创作之外的生活景象。当代学者王之平的《周瘦鹃迹踪寻访记》、朱安平的《苏州有个周瘦鹃》、陈子善的《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段慧群的《文雅澹定周瘦鹃》等以实地寻踪和文献钩沉的方式阐释周瘦鹃于日常生活中散溢出的精神风采和人格特质。黄恽的《周瘦鹃三题》通过对周瘦鹃为人处世的大度与淡泊的性格的剖析回答了周瘦鹃“到底是怎样的人”的问题。何媛媛的《紫兰小筑——周瘦鹃的人际花园》则以周瘦鹃的紫兰小筑为中心讨论了他的充满美学意义的社会交往生活。刘莉的《通俗文学创作群体公共交往网络研究——从周瘦鹃任主编时的〈申报·自由谈〉谈起》和孙姝的《在“新”与“旧”之间走自己的路——论周瘦鹃其人》认为周瘦鹃以传媒、社团等公共交往网络相互联结成为他编辑与创作事业获得成功的基石。崔晋余的《愿君休薄闲花草——追怀周瘦鹃先生的盆景艺术》、谢孝思的《周瘦鹃和他的盆景艺术》、高德举的《回忆盆景艺师周瘦鹃》探求了他的花木与艺术生命合二为一的特质，认为周瘦鹃是“中国文人盆景第一人”。笔者在《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鸳鸯蝴蝶派与中国现代电影发生》《周瘦鹃〈影戏话〉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生成》中讨论了周瘦鹃的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他喜欢观影，“笑风泪雨，起落于电光幕影中。而吾中心之喜怒哀乐，亦授之于影片中而不自觉”[13]。观影不但拓展了他的日常娱乐空间，而且也是他从事影评、编剧等“电影工作”的前提。从观影生活到“电影工作”再到“文学工作”之间，形成一条隐形的连接脉络，隐现出“文学艺术家”和“生活艺术家”的复合型形象。
归纳上述，研究者们达成的共识在于：若要从“文学艺术价值”与“生活艺术价值”的复合视角来重新评价周瘦鹃，就需要从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单一性梳理中抬起头来，看到他蕴含于日常生活中的对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继承、对儒家文化自尊和自信的坚守、与世不争的平和性格、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勇挑家庭重担的责任心、投入园艺建设的劳动意识等。他的“生活主义”与“五四作家”宣扬的“革命主义”并非不可调和，而是统一于近现代复杂的社会转型图景中的“另一种世界经验与中国想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