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敬业的工作态度
年轻时的周瘦鹃相貌俊秀，“貌韶秀，殊勿称其年”[4] ，着装也比较时髦，在一张画家丁悚所作的素描中（图9），周瘦鹃穿上西装，打上领结，墨镜也换上了带长链子的时髦眼镜，说明他按照报人职业形象要求调整了自己的着装习惯。职业形象是职业信念、职业认知、职业态度的外化显现[5]，20世纪20、30年代处于职场上升期的周瘦鹃通过西装革履的服饰语言表达出对报人职业的尊重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
图9 摩登周瘦鹃
面对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各种观念层见叠出、各色人等纷至沓来的工作场景，周瘦鹃以大胆尝试、巧于借鉴、主动适应的态度拓展职业上升所需的人脉资源，获取写作所需的时新素材。如他将“摄影”视角用在《对邻的小楼》的写作中，创造了一种“现代”笔法：“对邻有一宅一上一下的屋子……于是把他们那个小楼，像陈平分肉一般，平平均均地划分为二，自己住了后半楼，把前半楼出租。至于那前半楼的面积，虽不致像豆腐干那么小，却也只够放一张床铺、一张桌子和一二把椅子了。我瞧着那半角小楼，总说这是半壁江山的小朝廷。”[6]李欧梵认为此有希区柯克电影《后窗》的风格，和当时看电影有关系[7]。周瘦鹃还将时新货——留声机写进了《留声机片零话》：
百代有英曲“迢遥铁柏来”一片，在西方甚普通，妇孺多能上口。吾子小鹃，颇喜听此曲，每好学舌唱“哈罗哈罗”焉……去岁置一留声机，偶有感触，遂草一短篇小说曰《留声机》，回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中言一青年，失意情场……临死，以遗言制为留声机片，寄其情人于故国……吾友丁悚……子丁聪……系留声机迷，一日不听，即悒悒不乐，日必奔走于百代之门，多所尽力。予每置新片，亦必请教于悚，以定去取，尝戏称之为“留声机片顾问”云。[8]
这种将现代生活方式融入写作职业的做法符合福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解释：艺术的源泉来自生活实践，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本源。生活主动与艺术对话，艺术也变为对生活排解的出口。[9]
周瘦鹃在职业写作中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敬业乐群、业以济世的奉献精神和社会理想。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十几年中是周瘦鹃工作极为繁忙之时，几乎撑起了上海市民大众文坛的半天[10]。他为各大报刊写稿，做主编、编剧甚至公司董事，事业风生水起。从1911年到1931年间，小说周刊《礼拜六》和《小说画报》每期皆登载他一篇小说。他在《礼拜六》《申报·自由谈》《游戏世界》《半月》《良友》等报刊担任主要编辑，主编《紫罗兰》杂志，编辑十多种书籍。许廑父在《周瘦鹃》中写得十分详细：
瘦鹃吴门人，六岁丧父，家贫甚，壁立如洗。母以贤孝著于一乡，尤善女红，赖十指所入，支持家用，亦殆矣。然瘦鹃卒赖以成立，先后毕业养正、储实、民立各学校，为苦学生焉。年十七，始为小说家言。会当新剧萌芽时代，而瘦鹃出其新意，假暑期成爱之花剧本，售之商务小说月报，得十六金以补家用，数虽微，自母氏视之，虽巨富不啻矣。自此瘦鹃益信小说之文，可售以谋生，遂竭其心血才力，专注于稗文野史。性奇慧，富理想，其所为文，清灵秀丽，不见些少窒滞。状社会人事，能刻画入微，每一编出，不崇朝而万人争购，数月之后，版且再三矣。”[11]
周瘦鹃在申报馆的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上5点就来到报馆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主要负责《申报》自由谈副刊的编辑工作，每天有数十封投稿信在那里等着他一封封剪开来审阅，“先就有几十封信，在那里等著我，一阵子剪刀声中，一封封的把来开膛破肚”，“自由谈每天约需四五千字，但是投到的稿件，竟有超过十倍以上的”，尽管审稿工作量很大，但周瘦鹃认真审阅每篇来稿，他审稿有两个标准，一是“有意味”，也就是具有一定思想性和趣味性的文字，二是“字句通顺”，他的做法是“把有意味而斐然可诵的采用了，把意味较少而字句通顺的暂留。此外字句次通而又毫无意味的，那对不起，只索请它们到字纸篓中去了”[12]，可见他编辑的作品并不像有些“五四作家”批评的那样的“艳词滥调”“低俗不堪”，反而是具有一定品味与质量的。尽管周瘦鹃深感疲倦，屡露退隐之意，但他仍兢兢业业做好手头文字工作。
这种热爱写作、勤勉敬业的作风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人们。新中国成立后，周瘦鹃曾应香港《文汇报》约稿写了不少文章，都被女儿周瑛细心搜集下来寄给父亲。周瑛在附信中说：“一连读了父亲的几篇文章，心中非常高兴，又觉得万分光荣，因为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周瘦鹃拆开这封鼓鼓的信件之前都还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在《姑苏书简》里回忆道：“这封信饱鼓鼓沉甸甸的，可是什么玩意儿啊？也许是给你小妹妹们寄包糖的花纸来了吧！忙不迭地拆开一看；呀，不是不是！原来是把我最近登在报上的几篇文章全都剪下寄回来了。我先前曾经说过：如果自己写的文章寄到外地去而不再见面，那就好像是嫁出的女儿断了娘家路，不由不牵肠挂肚地惦记着。难为你这份好心眼儿，今天让我爹儿们重又见面了。”[13]女儿周全（图10）对父亲勤勉伏案、笔耕不辍的景象印象深刻：“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每到晚上总在灯下不停地写。”[14]她为了整理周瘦鹃的著作资料，走访了与父亲或者母亲有过交往的许多人，坚持努力地去收集一切跟父亲有关的东西，她在《周瘦鹃文集》出版的后记说道：“我作为父亲最小的女儿……我要告慰于九泉之下的父亲和母亲，在女儿的努力下已经完成了此项‘工程’。记得父亲在他一篇文章中曾套用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示儿》一诗，我也就将它抄在这里作为此文的结束：‘他年大业完成后，家祭无忘告乃翁。’”[15]周瘦鹃勤奋认真的职业精神对家庭成员带来的深广影响不言而喻。
图10 周瘦鹃与女儿周全
周瘦鹃本着勤奋认真的职业态度创作的文学作品，却被一些“五四作家”冠以“恶趣味”的评价。《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左翼文人期刊都加入狠批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战团。1914年程公达在《学生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撰文《论艳情小说》，对当时风行的鸳蝴言情小说予以指责：“近来中国之文士，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以放荡为风流，以佻达为名士”，“纤巧之语、淫秽之词，虽锦章耀目，华文悦耳，有蔑礼仪伤廉耻而已”[16]。梁启超则在《中华小说界》上发文《告小说家》一篇，表达了他对以鸳蝴为主潮的小说界的不满和失望，以为整个文坛人惨不忍睹，作品遗祸青年：“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诐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一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窬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翁，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17]
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提出：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他认为鸳蝴小说与新民的国家理想完全背道而驰。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1919）的文章《“黑幕”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鸳鸯蝴蝶派”的名称，认为这些文类之所以甚嚣尘上，是与袁世凯的专政、复辟潮流脱不了干系的：“清未亡时，国人尚有革新之思想，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18]胡适冷言冷语道：“《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刻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19]
1935年10月，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里明确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时盛行着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事，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样子，恰和林琴南辈的道貌岸然是相反。有人谥之曰“文丐”，实在不是委屈了他们。[20]
这些批评对鸳鸯蝴蝶派“声声紧逼”，身为代表的周瘦鹃自然难避其锋。
周瘦鹃的文字不但不俗，甚至可说渗透雅致之气。蒋霄就指出：“尽管周瘦鹃的部分文学创作在内容上与昆曲的联系不大，但它们的传情达意都与昆曲艺术一脉相承，并不断地渗透进他的创作中。”[21]周瘦鹃的文学语言十分优美，骈四俪六，刻翠雕红，哀感顽艳，形成了辞章华美、堆砌辞藻、多愁善感的特征，将言情小说对形式美的追求推向极端。陈建华指出周瘦鹃的文字体现了“回归抒情传统”的努力，这种抒情的传统和戏曲有类似之处，即外物经过情感的熔铸，在“情景逼真”中再现，旨在唤起情绪的反应。[22]周瘦鹃曾在《说觚》一文中谈过“做小说”的艺术：
小说之足以动人，世之人咸公认之矣。予生而多感，好为哀情小说，笔到泪随，凄入心脾。以是每造孽于无形之中，今虽欲忏之，已苦不及矣……作小说非难事也，多看中西名家之作，即登堂入室之阶梯。一得好材料，便可著笔矣。吾人欲得资料，事亦非难，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23]
由此可见他严谨用心的写作态度。范伯群提到在当时文坛有一个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的问题[24]，显而易见，他的小说属于“良性”海派。这个“良性”源于他的重勤勉、求质量的职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