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风雅苏州
按中国人买屋置地的传统，周瘦鹃在上海一直没有买房，因此上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周瘦鹃工作后为何不在上海买房呢？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比较有名的“头等文人”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四百元。“二等文人”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三至五元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二十多元，生活费至少一百六十元左右；月收入必须二百元。“三等文人”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二至三元；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十五元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二十元以上，生活费一百二十元左右。最低的四等文人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一至二元。[36]周瘦鹃的收入应不能与鲁迅这样的“头等文人”相比，他较少像鲁迅那样出版小说和杂文集，只是零星有一些游记出版，而且游记的市场影响力和小说、杂文比还是较弱。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编辑杂志的固定工资与发表文章的稿费，还有电影编剧的酬劳等。那么，周瘦鹃的收入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和他的收入模式比较类似的包天笑的薪水。1906年在《时报》馆，狄楚青每月送他薪水八十元，工作是每月写“论说”六篇（大致三十元），其余为《时报》写小说（五十元），包天笑在《时报》编“本埠新闻”，故上午半天空闲，他又接受了《小说林》的事：去“小说林编译所”看小说稿子和编稿子。这份工作从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星期休假（报馆星期也不休假），每月四十元。这样包天笑每月的固定收入达到了一百二十元。明星公司邀请他长期合作，暂时定了一年合同，每月写一个电影故事，每月奉送酬资一百元。后来，《时报》的“顶梁柱”陈景韩被《申报》以每月三百元——两倍于《时报》的薪水挖去，包天笑担任了陈景韩的工作，他在《时报》馆的工资也涨到一百五十元。这时，包天笑的收入达到了每月三百元以上。[37]这样，包天笑可以在上海租相对好一些的房子。[38]
周瘦鹃的工资应不会低于这个数字。他曾在自传体小说《九华帐里》对妻子凤君说，自己“每日伸纸走笔，很有兴致，一切用度还觉充足”。其实，用度“充足”之外还颇有盈余，他很快就搬出了每月一千六百文的三间小屋，住到法租界恺自迩路大安里口每月二十三元的小洋房里去了，[39]后来又迁居到租金三十五元的黄家阙。1921年，再次改善住房条件，在《礼拜六》上登求租启事：瘦鹃现拟迁居，需两幢屋一宅，以阳历九月初一起租，租价每月约二十元至三十元，满意者可酌加，读者诸君中如有自置之产出租，或有余屋分租者，请投函西门黄家阙瘦鹃寄庐。[40]据相关资料统计，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般市民家庭（五口之家）的月收入为六十六元，其中用于住房的月租金平均为五元。周瘦鹃每月租房支出相当于当时上海一般市民半年房租，况且他还表示“可酌加”，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收入颇丰。[41]
虽然他的收入不低，但还是不足以在上海买房。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和小刀会起义相继发生时，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到了太平天国末期，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已有超过11000的中国人，租界当局和资本家建房租给中国人牟利，于是上海最早的房地产市场正式产生了。[42]这一时期的房地产开发商规模都比较小，业务庞杂，专门从事住宅建筑的不多。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建好住宅之后并不是全部销售，而是用于租赁。其根本原因在于住宅销售或住宅过户，中间的税收、规费和手续费过高。有关方面调查统计，这种中间税费占购房款的23%。如果是二手房交易，还要交土地增值税（累进税）。房地产开发商不愿卖房，城市居民不愿买房，因而住宅租赁市场才特别红火，[43]周瘦鹃在1919年至1932年编了近13年的《申报》自由谈副刊，后来又主编《申报》春秋副刊约6年，直到抗战爆发时终止。《申报》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与汉口路的西南转角，周边住宅房价很高。相对而言，租房比较划算。当时租房是上海不少文艺家的常态。张爱玲、徐凌云（周瘦鹃好友）都是租房居住的，只不过他们租的是高级别墅。
与租房生活相对应的是，周瘦鹃在内心始终将上海视为谋生场域，而非理想家园。客居上海的生活充满挑战，但也如同浮萍般滋生出内心的不安定感。所租房子也十分局促，没有达到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由于上海房屋紧缺，几乎每家里弄房子都增加了房间和楼层，用以租给多户人家居住。根据上海市政府的1936—1937年的居住情况的调查显示，几乎每一户接受调查的房屋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居住于此的周瘦鹃可以按照自己的美学要求设计内部环境，但却无法改变拥挤嘈杂的外部环境。他当然想拥有一套真正让自己住得舒心的住宅。苏州成为他寻找符合他的购买能力和美学要求的住宅的首选之地。他毫不掩饰对苏州的喜爱，他说：“我生长上海，上海原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我总也忘不了山明水媚的苏州。”[44]刘铁群将之解释为苏州情结：“这批以苏州人为主的江浙文人毕竟不是真正由近代上海都市文明培养起来的都市儿女，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由那个‘苏州’式的江南古城所塑造成的气质、情趣、爱好以及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他们表面上似乎融入了上海的市民社会，但内心深处却有着挥不去的苏州情结。”[45]在这种“苏州情结”的影响下，周瘦鹃将“理想之家”的形象设计成了苏州园林的模样：
我若有一栋房子，床榻应该紧靠着窗户，窗户不用密封性过好，木框玻璃的便可。窗外则要讲究些，需有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一棵西府或者垂丝海棠、一丛芭蕉和一株金桂。如此便可以夜晚熄灯之后，躺在床上，春弄海棠花影、秋醉桂香阵阵、夏日里听雨打芭蕉如仙乐齐奏、寒冬中闻风打石心似别时呜咽。岂不美哉？至于翠竹，虽清雅但实在招惹蚊子，还是不要太靠近得好。屋内倒无需什么，一盆国兰摆在床头便可。日日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提醒自己应做个君子。[46]
周瘦鹃后来在苏州买下的、前身为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裔孙何维构的“默园”的紫兰小筑满足了他对风雅安居的理想，成为他散养身心、逃避浮华的终极家园。从他在1943年5月在紫兰小筑中小住几天的生活中，完全能够看出他对清闲安逸、悠游自在的风雅生活的满意状态（表2）。
表2 1943年5月周瘦鹃在紫兰小筑里的友朋往来
续表
苏州是周瘦鹃写作中常常使用到的背景。他以编辑身份编发了不少苏州作者以苏州为背景的文字。如《紫罗兰》中刊发的不少“电影小说”就以苏州为背景。《惊变》是这样写的：紫云与芷芳在苏州电影青年会里约会，观看吴光影片公司第一次所出的新片《情海波》，会场中早已人头济济拥挤万分了，但那后来的观众却仍潮水一般，拥挤而来。这类文字不断地向全国读者宣传着苏州的风物人情。此外，他的早期小说、散文在主题、情节、修辞上都隐露着苏州文化的唯美气质的影响，如他的小说，语言辞章华美而多愁善感，被陈建华称为“回归抒情传统”[47]。蒋霄则认为周瘦鹃的文字与昆曲有相通之妙：尽管周瘦鹃的部分文学创作在内容上与昆曲的联系不大，它们的传情达意都与昆曲艺术一脉相承，并不断地渗透进他的创作中。[48]苏州文化成为周瘦鹃文学事业的底色。
苏州相对上海而言是一个小城，但并不意味着苏州是落后的。民国时期的苏州反而可说是颇有现代感的，出现了不少现代色彩鲜明的戏院、影院、照相馆、百货公司、银行等建筑。观西一带更是出现了一定规模的银行街。现代意义上的广告牌也常现身于苏州。1946年8月，苏州小公园（北局）就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准备与当局洽商，在小公园四周，竖起铅皮牌。广告牌成为占据街道和天空一角的现代景观。1932年，阊门地区新建卡尔登影院，“悉仿照海上电影院建筑”[49]。苏州女性喜欢看电影。《空谷兰》至苏州放映之际，就吸引很多女性，她们对片中人物遭遇感同身受，很多女学生借用电影院和男生谈情说爱，把电影院当成了日常交际的场所。苏州的现代演艺业也十分发达。苏州阊门、观前地区的文化娱乐集中趋势越发明显，不仅美食街与戏院、书场、商场环伺[50]，而且现代演艺机构层出不穷。当时苏州很多商场、旅舍的屋顶都被开辟成花园，吸引了无数顾客，增添了苏州城市的现代景观。例如，阊门外大东旅舍的屋顶花园，老板十数天就会更换一批女招待，绰约多姿，旗袍革履，非常吸引顾客[51]；北局国货商场屋顶花园于1935年8月6日开放，纳凉游客，曾沓来纷至[52]，每日可收门票一千六七百张[53]；同年10月，又有永安国货商场屋顶建成永安乐园，不仅招待人员均为妙龄女性，而且聘请弹词名家徐云志前来驻唱，成为综合型演艺场所[54]。一些综合性的商业机构，在高楼的每层都另辟新用，容纳不同的演艺形式，从而提高了建筑与演艺业的结合效益。例如，苏州北局国货商场，一楼销售货物，二楼用来说书，三楼用来喝茶，兼有一些演艺形式。在这座现代小城中，不少时髦女性涂脂抹粉，穿着高跟鞋，走路风情万种，香风过处，倩影袅袅，橐橐革履[55]，用摩登身姿勾勒了苏州的现代轮廓。在上海摩登的推动下，苏州成了可以满足周瘦鹃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和休养身心的精神需求的现代城市（图23）。
周瘦鹃的不少文友们虽然在上海的市民社会中谋生存，但仍然过着苏州式的生活。进入书局报馆，他们是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回到家中，他们仍然是优雅的士大夫。刘铁群称他们是生活在上海的苏州文人，是具有了新的身份、角色和谋生方式的传统文人。[56]他们不但给周瘦鹃提供了稿源，而且给他带来了温暖的乡情。与他们相处，周瘦鹃感到无比轻松舒畅。1921年他与这帮“苏州乡人”——天虚我生、王钝根、严独鹤、陈小蝶、丁悚等人组成了有名的“狼虎会”：
于休沐之日每一小集酌，惟玄酒朋，皆素心。而常与斯集者，有钝根，独鹤之冷隽，常觉、瘦鹃之诙谐，丁、姚二子工于丹青，江、杨两君乃善丝竹；往往一言脱吻，众座捧腹，一簋甫陈，众箸已举，坐无不笑之人，案少生还之馔。高吟喌喌，宗郎之神采珊然；击筑呜呜，酒兵之旌旗可想。诚开竹林之生面，亦兰亭之别裁也。[57]
和周瘦鹃一样生于上海小职员家庭的程小青，与周瘦鹃相交数十年，他1923年在苏州天赐庄附近的望星桥畔购地营造房屋十多间，比周瘦鹃早了20多年定居苏州，这对周瘦鹃肯定是有影响的。果不其然，周瘦鹃8年后就买了紫兰小筑定居苏州。此后他在苏州度过了一段宁静甜美的生活，女儿周瑛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生并成长的，多年后他在写给周瑛的信中不无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在苏州和家人们一起度过的甜美时光：
我所要对你说的，就是我家巷外的那条甫桥西街，距离我们的门口只有二三十步路，可说是近在咫尺，我们不出门便罢，一出门就要接触到它。瑛儿，你可记得吗，你脱离了襁褓自己学会走路之后，你的脚所踩上的第一条街就是这条甫桥西街。后来你上学读书，由小学而中学，天天背着书包早晚经过的，也就是这条甫桥西街。总之你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和这条甫桥西街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天天要跟它相见，跟它接触的。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敌机开始来苏州轰炸的第二天，我们一家九口扶老携幼的逃离苏州，才抛下了我那朝夕居处的紫兰小筑和日常往来的甫桥西街。[58]
图23 民国时期的观前街
1937年抗战爆发，避乱逃难的路途上，周瘦鹃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苏州。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敌机十余架飞来轰炸苏州，把我的老母稚子吓得魂飞魄散，于是在十七日午后，抛撇了心爱的故园，心爱的苏州，随同东吴大学诸教授避往南浔，安居了三个月，也曾回苏二三次，并和园丁张世锦约定，重阳节边，定要回来赏菊。[59]
他不停地苦念苏州，称苏州为“我的故园”，怀念那里的万花如海。[60]他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里写下充满悲思的《忆故园梅花》，诗中所提“故园”就是苏州：
寒梅一树两树，远岫三重四重，枝定冻禽睡熟，淡云和月朦胧，疏枝老干影横斜，百树寒梅绕屋遮，苦忆银屏珠箔下，一丸冷月照幽花。杖藜日日走山隈，每见苍松便忆梅，愿似罗浮能入梦，月明林下一归来。雪晴想见梅花哭，何日言归难自卜，痴心愿化翠禽来，长共梅花一处宿。[61]
苏州是传统江南的经济中心，亦是文化中心。一座城市的感性体会往往是由它的文化基因决定的，其中既有物质空间的载体，更有精神内核的凝练。它既来自于特定场域的感性认知，又得益于历史内涵的精神积淀，更着眼于自身视觉形式喜好的文化素养，体现出城市文脉和个人气质的融通。[62]周瘦鹃在苏州过上了乡邻关爱、朋友酬唱的风雅生活，身边集聚了追求生活之美的同道。卢彬士是“培植碗莲的专家”，张松身“好学深思，老而弥笃”，“为了题我的《花花草草》集子，因此特在词中用了九个花字九个草字，足见灵心巧思”[63]。还有陈涓隐、谢孝思、顾公硕、蒋吟秋、柳君然等都是文采卓然、心有灵犀的名士。一回到苏州，周瘦鹃变得悠然放松，前后如同换了一个人。“上海周瘦鹃”的写作动力是养家糊口，加之时局动荡，难以侈谈生活美学。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周瘦鹃”成为开启“生活美学”传统的领头人。他借助自己的文学和生活的双重影响力，将市民大众文学传统中“生活美学”的一脉在苏州落地生根，生长出清新的“苏式生活”之花。上海的“摩登生活美学”和苏州的“风雅生活美学”融合成周瘦鹃的生活美学，显现出市民大众文学的创作与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统一性。“上海周瘦鹃”与摩登生活、市民大众文学写作相联，“苏州周瘦鹃”与风雅生活、社会主义散文创作相联系。“上海周瘦鹃”解决的是个人的谋生吃饭问题，同时推动了市民大众文学的发展；“苏州周瘦鹃”解决的是个人的身份转向问题，同时推动了美好生活范式的建构。“上海周瘦鹃”的写作映射与投影“别人的生活”，“苏州周瘦鹃”的写作展现与表露“自己的生活”。周瘦鹃从海派的顾影自怜走入苏式的风雅散淡，既表达了自己成为“新人”、过上“新生活”的欢欣情绪，也导建起尊重美、呵护美、追求美的文化新风尚。由此，上海和苏州共同塑造出了完整的周瘦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