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鹃式生活
1924年，北京大学“审美学社”成立，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张竞生等人提出“生活艺术化”观点。美学家朱光潜专门论述过“人生艺术化”问题：“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23]周作人不仅把唯美主义当作艺术理想，更付之于“生活之艺术”的实践：“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24]当前对民国时期生活百态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农民”“车夫”“市民”“教师”“煤矿工人”等群体上，对文人生活的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借助现代传媒机制谋生求存的生活状态，谢力哲、王鸣剑讨论了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的“接轨”现象[25]和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写稿生活[26]。李肆分析了职业作家鲁迅的市民化现象。[27]王中忱认为作家间的交往成为推动文学思潮、写作风气变化的生产性因素。[28]这些研究提示了作家个人生活与作家文学创作的互文关系。研究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五四作家”、精英艺术家的生活，黄群英、刘毓恒分析了“五四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引领时代、勇于尝试、坚持斗争、坚持自由的精神。[29]定居、生活与工作于江南一地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衔接现代和传统的“文学价值”已成共识，但他们贯串明清江南士子生活美学传统与当代市民市井生活的“生活价值”却未获足够关注。其中，周瘦鹃的生活美学当属遗珠之列。
周瘦鹃生活美学不仅外在表现为生活实践，而且内在表现为与其文学创作理念相通的美学思想观念与审美实践活动，“是感觉、感情、感想的系统化、理性化、形式化、外化、物化的产物而已，是这个生活流程生命体验的部分结晶而已”[30]。如果用一词概括周瘦鹃生活美学，笔者觉得是诗性。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说过：“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基础、温床和基本表现；唯有把生活本身当成艺术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过程，才能彻底领悟生活的意义。”[31]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是江南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中最独特的内容。[32]
江南文化诗性表现为精细雅致、温婉多情、细腻浪漫的文化气质。这种特质折射于诸如园林、民居、饮食、陶瓷、刺绣、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33]，因此又与把玩闲赏、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江南经济环境舒适，文人玩赏无所不用其极，体现出“刻意疏离、抗拒‘世俗世界’的士人的生命情调”[34]。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道：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这种骨子里的悠闲把玩心态是江南以外地区文人难以感同身受的，是江南生活之雅的体现。
明朝以来有“物的崛起”的传统，“物的崛起”在日常生活层面呈现为物质性的凸显与蔓延，即从日用物品的数量上而言表现为“挥霍”，从其质量而言，体现为精致；而此种挥霍与精致交互作用下的物质生活，则将人们的才情、思致与机巧导向如何营构赏心悦目的日常生活情境上来，由此引发了情感、审美和精神体验从传统艺术领域向日常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领域的拓展与迁移。[35]“物的崛起”是雅文化的折射，明清间文人所建构起来的“雅”的社会文化，可以说就是在闲隐的生活理念上，架构出离异于世俗的生活意境，进而在其中填充各种“长物”，再以此“长物”为感官对象，与之展开亲密的互动，由此开展出丰富的生活内涵。[36]江南士子对古董彝器、文房清玩、法书名画、古琴旧砚的热情和服饰、家居、日常器用等的审美化、优雅化，体现了生活艺术化，也就是诗性。[37]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序言中这样安排“诗性”生活的要素：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38]周瘦鹃对“长物”的收藏癖好体现的正是江南文人诗性的生活美学。他喜欢收藏陶盆，抗战时期在上海搜罗了不少古花盆，以致在当地古董市场“薄负微名”，如1943年5月19日去护龙街的兴古斋，从老板华仲琪处购得古盆若干，其中六角形小瓷盆、海棠形小瓷盆若干，“无足奇”，只是上面的彩绘松菊图案比较好看，他更喜欢“豆青瓷五福杯”。[39]周瘦鹃手头约有不下百数的古盆，其中有明代的铁砂盆，清代萧韶明、杨彭年、陈文卿、陈用卿、爱闲老人、钱炳文、陈文居、子林诸名家的作品，均被视为“传家之宝”。[40]周瘦鹃恋壶如子，每得佳品，常常喜不自胜，舞之蹈之。他为收藏的宜兴茶壶写诗：“英台遗迹认依稀，莫管他人说是非。难得情痴痴到死，化为蝴蝶也双飞。碧鲜庵里诗书堂，佳话争传祝与梁。遮莫相思红泪落，年年岩壁发秋棠。”当代小说家陆文夫受到周瘦鹃影响，“对紫砂盆和紫砂茶壶特有兴趣”[41]。周瘦鹃还收藏了不少其他物件，如檀香扇。他请梅兰芳在上面画芭蕉碧桃图，袁寒云题七绝，陈定山题28字庆祝抗战胜利。
周瘦鹃喝茶也追求优雅、宁静、舒适的诗性享受。入夏时分，他喜欢喝碧螺春。彼时天气微热，正好喝新碧螺春消热，“每年入夏以后，总得尝新一下；沸水一泡，就有白色的茸毛浮起，叶多蜷曲，作嫩碧色，上口时清香扑鼻，回味也十分隽永，如嚼橄榄”[42]。周瘦鹃喜欢以茶待友，有一次请了五位客，连自己一共六人。一只小圆桌上放着六只像酒盅般大的小茶杯和一把小茶壶，每人正好一只茶杯，壶中满满的放了茶叶，据说就是水仙，茶之清香喻友情之淡雅绵长，泡茶者气定神闲，喝茶者心领神会。白地青花瓷质的茶具将缥缈不可捉摸的茶香实体化了，“瓦铛水沸之后，就斟在茶壶里，随即在六只小茶杯里各斟一些些，如此轮流的斟了几遍，才斟满了一杯”[43]，众人仿佛将虚幻的至美之境牢牢掌握在手里，饮茶生活成了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味觉及想象力共同参与的审美享受。茶具之用与礼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茶杯和茶壶的质地及沸烫杯壶都成为品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热壶有助挥发茶香，水仙茶茶叶愈嫩绿，冲泡水温愈低，这样茶汤才会保持滋味爽口，否则就会把茶叶“烫熟”了。在小茶杯里来回斟酌几遍，就能降低水温，保证茶的活性。周瘦鹃继承“以器启道”的中国古代器物美学思想，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准则，以求美的心灵、智慧的大脑与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平凡与精美兼具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晚明以来文人就奉行的类似快乐主义的“贵舒意”生活观，“核心是偏向自我的生命价值观取向以及寻求符合心意欲求的自足感”[44]。
图4 周瘦鹃手迹
周瘦鹃不仅是小说家，而且是书画收藏家。苏州博物馆曾展出周瘦鹃捐赠的名人书画。美国拍卖网Artnet上查到从2010年到2021年周瘦鹃的书画作品（图4）一直在进行拍卖（表1）。其中2010年1件（次），2011年3件（次），2012年5件（次），2013年1件（次），2014年3件（次），2015年9件（次），2016年3件（次），2017年4件（次），2018年1件（次），2021年2件（次）。用件（次）来计量的原因是有些作品流拍和重拍。其中1副行书在2010年12月16日拍卖流拍，后在2011年4月29日拍卖成功。这些凸显了文人情趣和书卷气的书画作品得到了海外市场的认可。
表1 Artnet上拍卖的周瘦鹃书画作品
续表
周瘦鹃的诗性继承了江南文人“重性情、尚自适、喜奇趣、好浅俗”[45]的传统，然而他的诗性绝非迂腐浅陋的，而是变通圆融的。他不拘泥于固定事物，而是求新求变。在职业状态上，他积极适应新的媒介形式，开展市民大众文学的探索；在交往状态上，他对人宽容，不斤斤计较，“老好人”一个；在生活状态上，他对高雅生活情有独钟，却也乐意接受西式生活。在生活上慕求雅致，在创作上走向大众，用世俗文学支撑风雅生活，如此贯通雅俗的特质尽显江南文化之圆融魅力。